学文网晏才宏篇1
晏才宏，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3月12日，他因肺癌去世，时年57岁。
传奇教师
在学生的追忆中，晏才宏是一个“传奇”。他喜欢讲课，并讲得“精采绝伦”。据说，他上课只带一杯茶，一支粉笔，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知识早已烂熟于胸，例题信手拈来。再加上一手漂亮的板书和抑扬顿挫的嗓音，他的电路课被学生誉为“魔电”，几乎场场爆满。
如果只是讲课好，还不足以赢得学生如此爱戴。晏才宏对学生、对教学有很高的热情和责任感。他的家离校区很远，晚上常因为学生答疑错过校车，回家还会接到学生的电话，于是他干脆住进校区招待所，以便接待学生，每周只回家一两次。后来，晏才宏索性贷款在校区旁买了新房，专门辟出一室，挂上一块小黑板，作为“答疑房”。
晏才宏天生是一个教师。一次他上街，在家具店看到店主读初中的小女儿正面带难色地做题，为数学不及格而懊恼。他马上坐下来帮孩子讲解，临走还留下联系方式。后来孩子果然找上门，晏才宏为她一补就是两年。诸如此类的答疑补习数不胜数，他从来分文不取。
去年“十一”长假后的第一堂课，晏才宏宣布，自己已患肺癌，这将是最后一堂课。他语气平静，照常开讲，却史无前例地拖堂了。
一周后，他又出现在讲台上。“由于新老师没到，我继续把第一章讲完再告一段落。”据悉，那一课许多学生是含泪听完的。
“不知道天堂里是不是也会有人学习电路呢？如果有，他们真的很幸运。”一位学生在BBS上留言说。
以讲师终老
很多学生说，晏才宏是自己见过的最好的老师；也有很多老师承认，自己讲课远不如他。但晏才宏的才能和心血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任教上海交大已17年的他，直到去世还只是讲师。
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师评副教授的标准是要发表两篇期刊论文，或主编一本教材，或发表三篇教学研究论文。有人说，晏才宏长期只顾教学而与科研脱离，已经“手生”，写不出论文了。但也有人反驳说，他聪慧超群、学识渊博，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根本不在话下。即使不写论文，以晏才宏讲课的水平，把课堂记录整理出来，也很容易出教材。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令许多人难以理解。
晏才宏生前，也有人就此问过他，他的回答是，发表学术论文要十分慎重，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他不忍为。
因此，晏才宏甘于淡泊，过着清贫生活。他很少接项目，把心思全都花在教学上。昔日朋友、同学身居高位者比比皆是，但是没有人听到他抱怨。
有人称赞晏才宏有“古君子之风”，宁肯不要头衔和待遇，也不制造“学术垃圾”，实属难能可贵。但也有人说他“傻”。
在生命最后一刻，晏才宏说：“作为讲师，我问心无愧。”
高校评价体系“一刀切”
尽管晏才宏看破名利，没有怨言，但他的处境引发了人们对于高校现状的强烈质疑。由于没有论文，即使课讲得再好，也不能评职称，那么教学在高校中置于何地？只讲课的教师在大学应该有什么地位？
清华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传道、授业、解惑，原是教师的本职；教学，也应该是大学的第一要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要办成研究型大学，科研的地位越来越高，教学的地位则每况愈下。不少学校急于办成研究型大学，片面强调科研特色，任意抬高科研的地位，教学不仅相形见绌，连基本地位都保不住了。
而在评价科研水平的指标中，最具“操作性”的就是论文数量，这成了提升职称的硬指标。这种对论文的盲目崇拜，使得许多老师急功近利。像晏才宏这样一直讲课而未发表论著的教师，自然只能以讲师终老。
晏才宏篇2
“上课从来都是地上坐满”“愿用其他课挂科再换一节旁听”“比百家讲坛还有意思”……这是学生对周鼎公选课的评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四川大学2014年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这是周鼎近两个月获得的荣誉。这些评价与荣誉足以说明，周鼎是学校和学生公认的优秀教师。
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教师，最终却心生去意，打算退出公选课教学。至于原因，他自己说得清楚：8年来一直以为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上好课，但如今教学似乎成了副业。“校方也更看重数量和科研成果，有些比我年轻的都当上了副教授”。
确实，在大多数高校，论文与科研成果可谓评定职称的“硬件”，缺乏这方面的硬件，就算你课讲得再好也是枉然。比如，上海交大讲师晏才宏的电路课被誉为“魔电”，几乎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但直至2005年晏才宏不幸被肺癌夺去生命，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始终由于几乎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而无法晋升为副教授。
谁都知道，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培养优秀学生是高校的首要职责，因此，教学质量应当成为高校衡量教师的最重要指标。但可悲的是，许多高校对学术、科研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教学，这种畸形的评价体系，使得众多教师“将科研当成主业，将教学当作副业”。教学沦为副业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少教师对教学敷衍了事，使得教学质量十分低下。而教学质量低下，恰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在学生的热情挽留下，促使周鼎改变了想法：“为了这么多学生的热情挽留，我还是要坚守岗位。”这样的改变，是学生的幸运，也是学校的幸运。
晏才宏篇3
三十年前，我十岁出头，做梦都想看看辛店城是个什么样子。大哥进城为生产队送白菜，经不住我的苦苦哀求，答应带我去。他推着小车，我下步跟着，就这样进了城。那时的辛店破破落落：几条窄狭的街道，排排低矮的房屋，楼房简直是稀罕物，就有不过如此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红旗饭店的猪肉白菜蒸包，多少年后，回味起来依然满口生津。
现在，红旗饭店早已走进了历史，旧址上立起了一排气派的商住楼。与今天辛店众多的高档酒店相比，红旗饭店顶多算是小家碧玉。至于楚楚动人的大家闺秀，早已星罗棋布：万豪、齐都、顺达、亚细亚……有些酒店成了辛店的标志性建筑。饮食业的兴旺，见证着一个城市吐纳能力和兴盛的历史。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辛店城区已由11平方公里扩大到60平方公里，成为鲁中大地一颗璀璨的明珠。
说到一个城市，不能不提到她的道路。过去的辛店城，马路不叫马路，叫“街”：辛一街、辛二街、辛三街……街名个个土得掉渣儿，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小家子气。如今，扮靓**城的不仅是规划合理、高楼林立的生活小区，还有纵横交错的城区道路，条条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晏婴路、桓公路、齐城路、齐兴路，遄台路、稷下路、闻韶路、管仲路、雪宫路，现代化的城市与古老的齐文化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过去进辛店城，北有辛（店）河（口）路，东西有王潍路。仿佛才一眨眼的功夫，济青路、309国道从城北经过，辛孤路、博临路、北齐路横贯**南北，淄江路绕**蜿蜒南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土地承载着城市的未来，交通是城市发展的依托。几年间，窄狭的309国道城区段在城区北移的战略中变成了路面宽阔、绿化带配套的城区道路，绿化带上，乔灌花草错落有致，电脑操控的灌溉喷头喷珠溅玉，一道道银链在空中抛出彩虹一般的弧线。宽阔的中轩路直通济青高速路口，恭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与人民路相比，中轩路的绿化为园林格局，山水特色。山峦一般起伏的绿化带，绿草如毡，花美似画，青松翠柏青翠欲滴，一方方山石摆放妥当，让人触目山水之间，在现代园林中怡然自得。
没有文化、只有高楼的城市是苍白的，富含文化底蕴的城市才会魅力四射，折服她的儿女，倾倒远来的客人。**人正是循着渊源深厚的齐文化的血脉，把**城区一点点扮靓。
晏婴公园，就是一个既反映悠悠古齐文化历史，又体现现代园林城市绿化、美化和文体娱乐的综合人文景观。她依托晏婴路建设，全长约4000米，宽50米，绿化面积达20.5万平方米。晏婴公园的前身是绿化长廊，它的上空是两条高压线，园内一组组混凝土电线杆，给城市写下了不和谐的音符。去年，区government将里面的电线杆拆除，投资2000多万元对晏婴公园进行整体改造，增添城市景观和历史文化典故雕塑，满足市民的日常休闲活动需求。晏婴公园园中有园：桑坡健康园、晏子谏君园、大顺花园、雪宫健身园、晏子出使园，根据公园主题，设置青铜、铸铁、石材等各种材料的不同历史文化景观雕塑，以多种手法体现晏婴文化。“晏子出使”雕塑、“和而不同”雕塑、“筑台济民”雕塑、“金壶丹书”雕塑、“晏子谏君”雕塑等，让人仿佛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亲历了晏婴辅佐景公，使齐国中兴的那段历史。晏婴公园以不同植物体现景观效果。一是桃红柳绿——春满园,栽植碧桃、海棠、玉兰、榆叶梅、连翘、丁香等树种，体现桃李纷飞、落英缤纷的繁荣景象。二是国色梅香——晏子情，种植翠竹、梅花、牡丹、石榴、雪松，以植物品格来衬托晏子的高洁品格。三是百日花红——春常在，栽植月季、紫薇等花种。四是青松翠竹——傲冬雪，栽植常绿乔木、亚乔木黑松、雪松、蜀桧、白皮松、龙柏、竹类、胶东卫矛、大叶黄杨、丝兰、石楠等树种，达到冬季常绿。五是银风秋色——层林染：种植彩叶树种银杏、白蜡、元宝枫、洋槐、金枝槐、卫矛、梨树、黄栌等树种，配以常绿树，以秋季叶色变化体现繁荣景象。
晏才宏篇4
自古以来，就有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和史书上记载：晏子使楚，楚王让他从狗门入，意欲羞辱他。但晏子却将计就计，使楚王反而受辱。就这样，晏子即维护了个人的尊严，也保全了国家的尊严，赢得了后人的敬仰。
但是，在当今社会却有一些人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尊严而且也失去了国家的尊严。现在中日关系因***的事件再度紧张，但某些中国人却不顾危险仍然到日本去旅游，结果在日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险些丧失了生命。当时，这一事件在网上也掀起了轩然***，有一些人就评论：既然你们去日本旅游，那你们又在中国旅游过多少地方呢？你们的尊严和国家的颜面都被你们丢尽了。是啊，当一个人活的没有尊严的时候，他的行为将不被人们认可，所以我们不该失去的是尊严。
在街上，有一些年轻力壮的青年，只不过穿着破了些，却也加入了乞讨的行列，但当他们伸出双手时，他们将不会被人们同情，而更多的却是鄙夷，鄙夷他们不被认可的双手与尊严；鄙夷他们的内心与人格。
所以，不该失去的是尊严，一个人没有尊严不能成事，一个民族没有尊严不能兴盛，一个国家没有尊严不能强大。只有当我们自己活得有尊严时，在这个世界上才有立足之地，才有自己的灵魂，才能被别人看得起。
晏才宏篇5
终极Party
走下直接开到墨尔本公园门口的有轨电车，我不得不从下车的那个瞬间便开始排队，因为等待入场的球迷队伍已经从公园门口排到了马路对面的车站上。为了不让路上排队的球迷挡住电车的去路，志愿者们特意守候在马路两侧，慢慢地放行人流。
当我终于“逾越”过那并不宽阔的马路后，彻底震惊了！约为5000 平米的入口广场放眼望去全是密密麻麻的球迷，有的在排队买票，有的在排队入场。当我好不容易才跳出人群走入为记者和工作人员开设的专用通道后，才感觉身边的空间宽敞了许多。此时，罗德・拉沃尔球场前的广场上连个空隙都找不到，周边的草坪上，坐着的，躺着的，球迷们已经开始享受起属于自己的网球Party。我看着近在咫尺的一切，是那样的真实，又是那样的难以置信。
澳网第一周，由于比赛众多，墨尔本公园的22 块球场几乎被全部利用。这也是买外场票的球迷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年轻人，老人，孩子们，甚至残疾人全部融入其中，肤色、语言交融得如此和谐。虽然拥挤，但谁也不会去打扰别人，相反，热闹的场面让大家相互照顾。每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比赛驻足，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甚至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轻松喜悦的味道。
有些球迷就喜欢在外场逗留。他们只买外场票，不是因为中央球场的票价贵，而是因为外场才能感受到无拘无束的自在和骄阳下那火辣辣的热情。“我只买外场票，我喜欢晒着太阳看比赛。”一位澳洲球迷告诉我，“我不管场地中是不是澳洲选手，我只享受网球带给我的乐趣，我可以坐在任何球迷之中，一起为他们的球员呐喊。我可以躺在草坪上观看大屏幕上中央球场的比赛，我也可以拿起一杯啤酒和周围的人们聊世界各地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澳网带给我的生活，这就是外场的乐趣。”
晏紫和澳洲小帅哥
场上的运动员当然是球迷热情的直接受益者。晏紫的混双首轮，有四位澳洲小帅哥在场边为她加油。他们都不知道“晏紫”如何发音，就高声呐喊：“Let's go China,Let's go!Let's go China, Let's go!”最后，他们带动起全场的球迷都为晏紫助威，俨然成了中国队的主场。此前，晏紫和他们并不相识，但小帅哥一见到晏紫就成了她的忠实球迷。
赛后，晏紫特意走过去为他们签名，还把比赛中用的毛巾送给他们。收到礼物的小帅哥就更喜欢晏紫啦！从那之后，无论比赛还是训练，只要晏紫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他们四人的身影，“助威团”的呐喊方式也从最开始的“Let's go China”变成了“Let's goYan zi”。
等到晏紫/ 郑洁与大小威姐妹的女双1/4决赛时，“助威团”已经学会了用中文喊：“中国，加油，晏紫，加油！”那场比赛，晏紫/ 郑洁也在他们的加油声中最终逆转大小威，晋级四强。赛后，晏紫自然也不会亏待“助威团”，每场比赛她都会把毛巾、护腕送给他们，还会一一签名。
我问晏紫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球迷，她非常开心地说：“我之前也不认识他们，从第一场比赛开始他们便给我加油，好像他们中间有人在学习中文。到后来他们每场都来，最后混双半决赛，他们的嗓子都喊哑了还在拼命地为我加油。而我能做的也就是把毛巾送给他们、给他们签名了。这样的球迷真是好可爱。希望我明年来的时候，他们还能过来为我呐喊。我会永远记得他们。”
这就是澳网可爱的球迷，他们热情，他们自我陶醉，他们徜徉在网球带给他们的欢乐中享受这一年一度的大Party。这也是很多球员喜欢澳网的原因所在，晏紫就说过：“四大满贯中，对我而言最喜欢澳网，这里有最热情的球迷，而且他们把各国的文化融入到比赛场上，这也许和墨尔本城市的特点有关系。相较于温网等级森严带来的压抑，相较于美网的没有特色，澳网是大满贯中最热闹的一个，我喜欢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
Hard Work 与Happy Hour
对网球记者而言，采访大满贯是一个美丽的梦。而澳网作为每年的第一项大满贯，也是老记们经过年末休整后蓄势待发的第一站。
澳网新闻中心不是世界上网球比赛最大的新闻中心，但真真正正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藏龙卧虎”。这里不乏已经采访过100 多次大满贯的骨灰级老记，也有给费德勒写过传记的名记，当然也有我这样初来乍到的“菜鸟”。不过，说起工作，无论你的级别怎样，等待你的都是Hard Work ！
由于在网站工作，这就决定了我每天必须早来晚走。但是，我也发现每天我到之前已经有人出现在工作台上；当我合上笔记本收工的时候，他们还在奋笔疾书。这些记者大多来自世界知名通讯社，路透、美联、法新、队报等等。他们从进入新闻中心的那一分钟起，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抬头看面前显示屏上的比赛，写消息，再抬头看显示屏上会的内容，低头再写……周而复始，直到当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和最后一场会结束为止。对于他们的印象，不得不说，我佩服的不仅仅是能力，还有那对工作永远热情的态度。
晏才宏篇6
［关键词］ 临川文化 渗透 爱国主义教育 实效性
爱国主义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火炬，是国家自强不息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教育的主旋律。
关于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各学科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和定义。从***治学角度界定，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包括国家振兴、民族发展昌盛、领土完整。从哲学角度界定，爱国主义是感国情感和理国行动的有机统一体。从价值论角度界定，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主体（人）对国家价值的情感体验。从逻辑学角度界定，爱国主义的内涵应为一定国家或阶级基于对自己祖国、人民、山河及各种优良传统和风俗习惯的认同与热爱，具有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并乐于为祖国的利益、尊严和荣誉献出自己一切甚至生命的系统理论或思想。从伦理学角度界定，爱国主义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个人对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认同，是正确处理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对于如何加强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界也一直在进行不停的探索。但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偏重******伦理道德；二是重形式，工作表面化，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三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性不强，缺乏创新；四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性不强，缺乏系统性、层次性；五是灌输式教育严重；六是爱国主义教育缺乏连续性、长期性和针对性；七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感、现实感不强。
如何让东华学子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有实效性，笔者选择了结合本地特色文化——临川文化和我校所处地理位置与理工院校学生特点，试将临川文化的精神渗透到我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中。
一、临川文化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临川文化，华夏奇葩。”它出现于秦汉，形成于两宋，绵延于明清，影响于当今。它是由武夷山环绕的抚河水系，以临川古邑为汇合中心，涵盖现赣东12县(市)的临川区域性文化现象。它是豫章文化的一个分支，和庐陵文化、浔阳文化一起，共同建构了豫章文化的壮丽大厦。临川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它独特的文化特征：第一，以诗书求闻达，崇务实而达理是临川文化的核心内容；第二，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变革是临川文化的主要内涵；第三，坚贞不屈、清正廉洁是临川文化的优秀精髓；第四，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是临川文化的重要特征。第五，红色文化、核文化精神是临川文化的传承。临川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特征更与当代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事业的爱国主义一脉相承，可以说学习和发扬临川文化精神就是践行当代爱国主义行为的具体化。
东华理工大学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不仅处于临川文化地域的核心位置，其本身的核文化也是临川文化的一部分，我校学生主要以理工科为主，在专业学习中偏重于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的课程，接触较多的是公式、数字、符号。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生动活泼，而且要体现文化的共鸣，临川文化的渗透教育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途径。
二、如何将临川文化渗透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
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仅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是临川文化，更要用临川文化的精神去武装大学生，让东华学子能将临川文化精神践行到爱国主义具体行动中去。
晏才宏篇7
张老师说话可幽默呢！记得她给我们上完第一节课后，就笑着对我说：“小刘，老师放学带你去跑步减肥，好不好？”我愣住了，张老师怎么会这么说呢？我真想不明白。后来，我想了一会儿，说：“请让我考虑一下吧！”张老师哈哈大笑，笑声可大了，甚至连隔壁班都可以听见。我也偷偷地笑了。心想，这老师太幽默了，就因为我的身材和她的相似，就开了这个玩笑。我对眼前的这位新老师的陌生畏惧感，顿时消失了。
张老师对我很好，还选我当了班长呢！记得有一次，张老师在开学初，报名注册，要求我们带一本字典、一本螺旋型笔记本、一本作业本、一支红笔和一把尺子，由于，我没来学校，她交代和她同事的我妈妈告诉我，可是妈妈忙得忘了，没告诉我。我去上课的第一天，同学们都带了这几样东西，而我却感到莫名其妙。我想，这下“屎”定了，这个新老师一定会大发雷霆的，我该怎么办呢？都怪我妈妈。
上课了，张老师来了，我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生怕她怎么处罚我这个教师子女？张老师心平气和地问：“你们谁没带应该带的东西呀？”我和几个同学乖乖地举起了手。张老师的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不敢抬头看她。她和蔼地对我们说：“下次要记得带哦！不要再忘记了！”这时，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才落地，轻松多了。心想，总算不用挨批了，这新还挺不错呢！要是别的老师，肯定是唾沫四溅，把我们臭骂一顿的。
由于，刚开学，还没选班干部。张老师一本正经地宣布：“班长暂时由刘晏宏来当，副班长暂时由张朝亿和李雪莲当，中队长……”我一听，感到很奇怪，想，我从一年级到现在，只当过一次班长，就与班长失之交臂了。现在怎么，这个新老师要委以重任呢？难道是她认识我妈的缘故吗？还是我妈走后门？不不不！不会的，我妈妈才不会那么做的。当就当吧！反正，我也轻车熟路了，也要向新老师展示一下我的领导才能。
从当上班长之后，我认真地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任务，配合老师管理好班级。张老师也对我的进步表示赞赏，还不时鼓励我呢！
晏才宏篇8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关系，或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与汉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发天意”的观点不同，王弼认为纲常名教是从“无”或“道”这样的精神本体之中产生的。他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却肯定了“名”——封建纲常是“朴散为器”的结果，这个“朴”就是“道”、“无”或“自然”，这就为名教寻找到了形上依据。王弼还直接了当地说，“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时移俗异，但是五教之母是不变的。[②]人们只有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才能维护和挽救名教。“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改朝换代、诛杀异己，在玄学理论上则公开诋毁名教，尊崇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如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要求人们摆脱由当权的统治者“造立”出来的名教的束缚。他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当然，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假礼教而言的。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据此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性。如《逍遥游》篇注文就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认为讲究礼教法制的圣人，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逍遥自在的。
以上玄学家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马氏假名教、将名教与自然对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强调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性。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对史学家袁宏的名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反映到他的历史撰述与评论之中。
首先，从《后汉纪》的撰述宗旨来看。袁宏对历史撰述旨趣的认识，与以往史家不尽相同。司马迁撰写《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班固作《汉书》，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汉纪》，则公然宣称：“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③]明确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从这种历史撰述宗旨出发，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史籍宣扬名教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④]
在此，袁宏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等著名史家的历史撰述一一进行点评，肯定《左传》“广大悉备”，《史记》“扶明义教，网罗治体”，《汉书》为“通人之作”，《汉纪》“足为嘉史”。但是，如果从“笃名教”角度而言，袁宏对这些史著都不太满意，指责它们“然未尽之”、“韫而未叙”。而这，也正是袁宏为什么要撰写《后汉纪》的原因所在：“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⑤] 这就是说，《后汉纪》“通古今而笃名教”，根本上还是为了“弘敷王道”。
袁宏关于历史撰述旨趣的论述，与他对名教与***治之关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他说：
治之兴所以道通，群心在乎万物之生也。古之圣人知其如此，故作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宁，万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万物之情大也。当其治隆，则资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则立身以重教。然则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则教亏，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则道存，灭生不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⑥]
袁宏将名教的作用看得很重，认为它是“存亡之所由”，古圣王就是利用它来“平章天下”的，因此，***治兴盛时要“资教”，***治衰败时更要“重教”。在评论历史上王权更替和治乱兴衰问题时，袁宏说：
夫君位，万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则弘济于仁义；至公无私，故变通极于代谢。是以古之圣人，知治乱盛衰，有时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统群生，本诸天人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变则革代之义也。废兴取与，各有其会，因时观民，理尽而动，然后可以经纶丕业，弘贯千载。[⑦]
这里袁宏明确表达了两个思想，其一是肯定历史的治乱兴衰与***权的废兴取与，都是“有时而然”和“各有其会”的，也就是说，这是历史变易的一种必然之理。因此，从历史上***权更替的两种形式而言，无论是禅让还是革代，也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之势。其二是强调“大建名教”与“观民”的重要性，名教是用来“统群生”的，是维系社会与***治的一种礼制，因而也是直接关系到历史治乱兴衰的，必须“大建”；而“观民”是观察民众对所建名教的反映，而名教的本质内涵是“德”，统治者推行德***，就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滥施刑法，***权就必然会被“革代”。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不但重视从“通古今”中论证名教的重要性，体现了史学家的本色，而且重视探寻名教的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从而使他的名教观具有了明显的玄化倾向。在揭示名教的本质时，袁宏作如是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he，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⑧]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名教之本是讲君臣父子关系；二是强调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在此，袁宏以“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来论说名教，强调名教的自然本性，这显然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来解说传统儒家的名教观的，明显打上了玄学家的痕迹。吴怀祺先生认为，“袁宏把儒家的礼制，纳入到道家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体系中去。它既不同于董仲舒的纲常说，也有别于原始的道家的自然无为说。”[⑨]因而是一种玄学名教观。
其次，从《后汉纪》的学术发展观来看。在袁宏以前，西汉初年的史家司马谈撰写《论六家要指》，东汉初年的史家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成《汉书·艺文志》，都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进行过重要总结。从学术分类而言，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涵盖先秦诸子学术；班固则在司马谈学术分类思想基础上，接受了刘歆《七略》提出的“十家九流”说，其中“九流”是在司马谈六家基础上外加纵横、杂、农三家而成，而“十家”则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说家。从学术旨趣而言，司马谈崇尚道家，因而他的学术总结是从道家角度出发的；班固崇尚儒家，他的学术总结当然是从儒家角度出发的。对于司马谈、班固这种“支流区别”、学术归宗的做法，袁宏是给予肯定的，他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散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⑩]
上述数语，袁宏一方面对此前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史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学术归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分辨出了司马谈与班固学术旨趣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以道家为统”，后者则是“以儒家为高”的。
与司马谈、班固相比，袁宏关于学术分类的思想不同于班固，而与司马谈大体一致，也是以道、儒、阴阳、名、法、墨六家划分学术家派的。所不同的是，《论六家要指》旨在评述六家之短长，而袁宏的六家之论旨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他说：“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11]
更为重要的是，袁宏的学术思想旨趣与司马谈、班固皆有所不同，司马谈崇道，班固崇儒，而袁宏论学术宗旨则是从玄学的立场出发的，他说：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12]
从上可知，袁宏与司马谈一样，都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治理念，然而他却更加强调“虚无”、“不为”、“居极玄默”的君王“自处之术”；他与班固崇尚儒家也有相通之处，重视儒家思想在***治实践中的效用，不过在对儒道关系进行表述时，他则明确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思想。“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八个字，堪称为袁宏玄学思想的经典表述，同时也是他从玄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总结，正如吴怀祺先生所说的，“他是以玄学家的眼光认识学术的变化，又反映儒道合流的趋势。”[13]
二、为***“贵在安静”
“有无（动静）”问题，是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重要品题。何晏、王弼是玄学中“贵无”论的创始者，据《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议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这段话概述了何晏、王弼创立的“贵无”哲学及其思想特征。从这种“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何晏、王弼探讨了“无”和“有”的关系。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14]因此，人们应该“崇本以举其末”。[15]王弼还明确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16]何晏、王弼“贵无”思想的提出，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宗旨。与何晏、王弼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鼓吹“崇无”论相反，西晋裴頠著《崇有论》鼓吹“崇有”[17]，则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在裴頠看来，玄学“贵无”而“贱有”，则必然会破坏礼教与***教。《崇有论》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矣。”裴頠也具体探讨了“有无”问题，《崇有论》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頠看来，“无”不能生“有”，万物之生是自生，而以“有”为体，失去“有”也就丧失了“生”，因此“虚无”是不能产生“有”的。应该说，裴頠的本体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到了向秀、郭象作《庄子注》，则提出了“独化论”，主张有无统一说。就“有无（动静）”之辩来说，《庄子注》的观点是与裴頠一致的，认为“无”不能生“有”，所以《知北游篇》注云：“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但是，《庄子注》肯定“有”便是运动变化本身，“有”就是“独化”。在“有”的“独化”过程中，一切事物现象都会即生即灭，“皆在冥中去矣”，也就是《序》文所谓“独化于玄冥之境”。而“玄冥”即是虚无，于是乎，《庄子注》在承认“有”、“化”绝对性的同时，又逻辑地推导出了“有而无之”、“有无”统一的结论，其具有朴素唯物倾向的本体论也就滑向了相对主义。
魏晋玄学关于“有无（动静）”问题的论辩，对于史家袁宏的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袁宏的玄学观主要是受到了何晏、王弼“贵无”论的影响。反映在具体治***理念上，则是强调本着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以“贵在安静”为治***原则。袁宏说：“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之。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18]这是袁宏玄化***治主张的典型表述。在他看来，***治只求静，不务动；只求修己，不求于物；只求治内，不务治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清静无为。从这样一种玄学史观出发，袁宏对过往的***治历史进行了评述。
首先，袁宏主张法先王无为之道。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法先王的，袁宏承继了先儒们崇尚古圣的思想，却赋予其中以玄学的内涵。与先儒一样，袁宏评述历史，也是截然将历史分成三代以前和五霸秦汉两段的，认为三代以前是天下大治，而五霸秦汉时天下却得不到善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对此，袁宏从玄学的角度作了评说：
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无间，故可以观矣。五霸、秦、汉其道参差，君臣之际，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不干其心者，将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虽可以济一时之务，去夫高尚之道，岂不远哉！[19]
在袁宏看来，三代已前与五霸、秦、汉时期统治者的根本区别，是三代已前的君臣“穆然”，而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则“瞿然”。换言之，前者推行的是一种无为之道，而后者则是一种有为之道。因此，尽管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通过积极有为，也能成一时之功，却与高尚的无为之道相去甚远。很显然，袁宏与先儒不同，他是从玄学的立场去评判和肯定三代以前的***治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在制度上的具体表现，便是推行分封制。法先王，就应该要依循先王所推行的分封制度。袁宏结合周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肯定了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分封天下的好处：其一是能“公天下”。袁宏说：“帝王之作，必建万国而树亲贤，置百司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诸己，共乡天下，分其力任，以济民事。”其二是能安天下。袁宏认为，分封制之所以能长期推行，很重要一点是它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他说这种体制“虽***不康，诸侯不为失***；一国之治，天下不为之乱。故时有革代之变，而无土崩之势。”与此相反，“郡县之立，祸乱实多。君无长君之民，尊卑迭而无别，去来似于过客。人务一时之功，家有苟且之计。……一人休明，则王***略班海内；***昏暗，则匹夫拟议神器。” 在袁宏看来，郡县制既缺乏***治推行的连续性，使人贪一时之功；又把国家安危完全维系于君主一人之身，君明则天下治，君昏则天下乱。由此袁宏得出结论：“夫安危之势著于古今，历代之君莫能创改，而欲天下不乱，其可得乎？呜呼，帝王之道可不鉴欤！”上述“公天下”，是从道德层面而言的；而“安天下”，则是从***治效能而言的。除此之外，在袁宏看来，分封制还有一个重要好处，那就是为***“简易”，这显然是从玄学角度而言的。袁宏认为，在分封体制下，天子虽然富有天下，而***事却不出王畿；诸侯虽然为***一方，而***刑却不出封域。因此，这样的***治体制“众务简而才有余，所任轻而事不滞”，简易而有效率。[20] 袁宏还明确指出，为***简易与否，是区分三代圣王***治与五霸、秦、汉***治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三代圣王为***都是“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的，一切本着顺民、实用和简易的原则；相反，后世***治则是“***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于是乎变诈攻夺之事兴，而巧伪奸吏之俗长矣。”[21]因此，效法先王***治，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以简易为治***原则。由此可见，袁宏关于分封制的评述，是蕴含其玄学思想于其中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也表现在具体的安边***策上。袁宏通过对三代以上与秦汉以下所推行的安边***策进行对比，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圣王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是“羁縻而弗有”的***策，让他们“习其故俗”，其结果是圣王们“君臣泰然，不以区宇为狭也”，而“天下乂安，享国长久”。与此相反，秦、汉时期的君王们忙于开疆拓土，尽管他们的疆域数倍于圣王时期，却仍然不满足，还要“西通诸国，东略海外”，其结果则是“地广而威刑不制，境远而风化不同，祸乱荐臻，岂不斯失！”[22]袁宏上述关于历代君王治边的议论，在颂扬三代以前古圣王的同时，对秦汉以来作了全盘否定，他不但反对秦汉的拓边***策，甚至反对“西通诸国”的做法，这就等于将这一时期正当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和正常的与域外的交往都一概否定了。如对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著名外交家班超，袁宏就说：“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国，正足以复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23]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秦汉时期也有不少无谓的战争，是统治者们为了好大喜功、为了能后世留名而发动的，这种战争劳民伤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袁宏说：“当世之主，好为身后之名，有为之人，非能守其贫贱，故域外之事兴，侥幸之人至矣。”[24]袁宏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袁宏在安边***策上推崇三代、反对秦汉，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清静无为玄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其次，袁宏对历史上统治者因其“多欲”而导致“民疲”提出了批评。袁宏并不一味否定人欲，他说：“夫生而乐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势也；爱而效忠，情之用也。”[25]认为这些欲望都是不可废去的天理、天性。他还特别对下层百姓的生存欲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夫饥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资也。”[26]认为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正常而合理的欲望。但是，袁宏反对富有天下的统治者纵欲、多欲，他说：“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弥广，虽方丈黼黻，犹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则神劳于上，民疲于下矣。”[27]认为他们的多欲，其结果只能是既让自己劳神，又使百姓疲惫。袁宏还特别对秦汉以来末世君主生活奢侈、大兴土木提出批评，他说：“末世之主，行其***志，耻基堂之不广，必壮大以开宫；恨衣裳之不丽，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厌其高，玄黄而未尽其饰。于是民力殚尽，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建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28]在袁宏看来，统治者要想取悦于民众，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尊崇先王旧制，除去多欲之私。由上可知，袁宏与宋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不同，他认为正当的人欲本身就是天理的体现，应该给予肯定；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者的多欲、纵欲、广欲，认为这样只能是导致民疲、短祚。很显然，袁宏的人欲论，其中也蕴含了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因而是玄学思想的体现。
三、智者顺势而为
关于人物才性的探讨，是魏晋玄学的又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家王弼从“贵无”本体论出发，来探讨人的才性问题，提出了人性出于自然、应该顺性“莫为”的观点。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29]这就是说，万物都遵循必然规律而各得其性，因此人类也应该要顺应万物之自然（即性），采取“可因而不可为”、“可通而不可执”的态度。王弼还从“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体”和“用”的关系，提出了体用不二的观点。他说：“故虽德盛业大而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30]这就是说，圣人有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都是“以无为本”的结果，即是效法天地、自然的结果，因此不能“舍无以为体”。从这样一种体用不二的观点出发，王弼明确认为，圣人虽然也有常人之情，之所以成“圣”，在于其能自觉地“性其情”。何劭《王弼传》说：王弼“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者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这就是说，圣人虽然同一般人一样“有情”，由于他有高超的智慧，所以能在精神上得以超脱，表现在同样的“应物”上，便有与一般人的“累”与“不累”之分。冯契先生说：“王弼这一‘圣人有情’的学说，贯彻了体（“性”）用（“情”）不二的观点，体现了道家的自然原则与儒家的自觉原则的统一。”[31]与王弼一样，西晋玄学家向秀、郭象也认为物各有性，性本自然。《庄子·养生主》注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既然人性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因此，人们应该“安命”。《庄子·人间世》注说：“治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则无哀无乐，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庄子·秋水》注又说：“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这就是说，既然“性自得”，“命自致”，人们就应该要“冥然以所遇为命”，而这种“安命”，便是逍遥的具体体现。当然，向秀、郭象玄学家的“安命”说与老庄道家的“蔽于天而不知人”之论还是有所不同的。如《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对此，注文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驱步失节，则天理灭矣。”在此，向秀、郭象明确认为所谓落马首、穿牛鼻之“人事”，其实就是“天然”，是合乎自然的必然之性，只是人们在使用牛马时要懂得节制罢了。由此可见，向秀、郭象其实是讲人事的。
综上可知，魏晋玄学家们关于才性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肯定性本自然，人们应该顺性而为，超然应物。玄学家的才性论，对于史学家袁宏也有重要影响。他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强调“顺性”、“顺势”，认为智者顺势而为。
首先，袁宏认为统治者要懂得顺人之性的道理。在谈到统治者用人问题时，袁宏说：
夫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员行方止，器之异也。故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员之用。物诚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独往，不可袭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为用者，庙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隐显之道。[32]
在此，袁宏告诉人们，如同金水之性有刚柔之别、器具形状有园方不同一样，人的性情也存在着差异，所以才有山林之人和庙堂之材的不同。因此，统治者用人就应该要效法先王之道，“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同样的道理，统治者治民，也要懂得顺民之性情。袁宏说：
在溢则激，处平则恬，水之性也。急之则扰，缓之则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无冲激之患；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以民心为治者，下虽不时整，终归敦厚矣。[33]
在此，袁宏以水作比，肯定了使民缓静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顺民性、得民心之***。
其次，袁宏主张人生应该“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从玄学的立场出发，袁宏一方面反对过分有为，一方面也没有放弃传统儒家的入世哲学，“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则成为他的人生哲学的主旨所在。那么，人生在世为什么只能“顺势”而不能“过其才”呢？袁宏提出了几条理由：其一，“势极则受患”。袁宏认为，人与万事万物皆一样，“势极”则必然会遭受祸患而不能全身。他说：“长木之标，其势必颠，势极故也。势极则受患，故无全物焉。然则贵盛之极，倾覆之所有也，外戚则忧甚焉。”[34]在此，袁宏借外戚凭宠作威发议论，却道出了一个人生哲理，那就是势极必颠，万物已然。袁宏认为，君子懂得倾覆由于势极的道理，所以能够做到“无咎”。他说：“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择地而处，君子所以无咎也。”[35]其二，世道有“三患”。袁宏认为，人生在世，要想有番作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既要取决于自身的才气，更要取决于君主的知遇与重用与否。因此，“顺势”而不能“过其才”也是世道艰难所致。他说：“夫世之所患，患时之无才；虽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尽也。彼三患者，古今所同，而御世之所难也。”[36]从袁宏的“三患论”可知，既然人的命运是自己主观所无法掌握的，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明哲保身，顺势而为。其三，“过其才”者往往有毁败之祸。袁宏是史家，以史为鉴是其本色。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凡“过其才”者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如东汉名将马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后汉纪》卷八对此作了论说。袁宏认为马援之所以能成为东汉***著名功臣，既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才气志略，足为风云之器”；也有客观原因，当时恰逢乱世用人之际，马援的才气正“遇其时”。但是马援死后颇遭怨谤，袁宏认为与其继续有为而“过其才”，不懂得“顺势”有关，他说：当时“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犹复垂白，据鞍慷慨，不亦过乎！”袁宏认为，马援以安天下时的作为行于治天下，继续攻伐之事，因而是不智之举。所以他最后说：“善为功者则不然，不遇其主则弗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后处，力止于一战则事易而功全，劳足于一役则虑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毁败之祸哉！马援亲遇明主，动应衔辔，然身死之后，怨谤并兴，岂非过其才为之不已者乎！”在这里，袁宏从玄学家的立场出发，一方面批评了马援不善功、不懂“顺势”，认为他遭怨谤是自己“过其才”的不明智之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借马援之事，以对东汉统治者在立国之初便连年发动战争提出批评。有鉴于上述认识，所以袁宏得出结论：只有“顺势而为”，才是智者所为。
参考文献：
[①]《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2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③]《后汉纪·自序》
[④]《后汉纪·自序》。
[⑤]《后汉纪·自序》。
[⑥]《后汉纪》卷23，《灵帝纪》。
[⑦]《后汉纪》卷30，《献帝纪》。
[⑧]《后汉纪》卷26，《献帝纪》。
[⑨]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⑩]《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1]《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2]《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3]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2页。
[14]《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40章。
[15]《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16]《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17] 存于《晋书·裴頠传》。
[18]《后汉纪》卷14，《和帝纪》。
[19]《后汉纪》卷4，《光武帝纪》。
[20] 均见《后汉纪》卷7，《光武帝纪》。
[21]《后汉纪》卷6，《光武帝纪》。
[22]《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3]《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4]《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5]《后汉纪》卷17，《安帝纪》。
[26]《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7]《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8]《后汉纪》卷19，《明帝纪》。
[29]《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29章。
[30]《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31]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第498—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
[33]《后汉纪》卷25，《灵帝纪》。
[34]《后汉纪》卷17，《安帝纪》。
晏才宏篇9
论文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与当代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的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在对象和宗旨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开展为“三农”服务的现代远程教育需要从这场教育运动中获得借鉴，应该坚持全面、终身教育的理念，强调农民与知识分子的人格平等，注重调查、试验以及教育模式的改革。
远程教育服务“三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新，而从历史上类似实践中获得借鉴也是非常有益的。目前，已有学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与历史上著名的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乡村职业教育实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等几次声势浩大的农村教育运动一样，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将是新世纪的又一次教育实验，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一次中国农村教育的世纪性工程。”’一但这项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次农村综合改革的可贵探索，是把中国农村融人现代化轨道的伟大尝试:这场历时十余年的教育运动，最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内***局的动荡不安以及自身的缺陷而走向沉寂。乡村教育运动与当前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的为“三农”服务的远程教育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这种比较是进行历史借鉴的基本前提。
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象和宗旨上的高度一致，那就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围绕农民、农业等问题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引导农民走上现代化之路。但毕竟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办学性质以及具体方式方法均有不同。乡村教育运动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时***局动荡、战争频仍、外族人侵;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则是发生在***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性质上，前者是“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那就是“改造乡村、再造民族”;而后者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在与***府的关系上，前者总体上倾向于一种“在野”的个人作为，而后者则是当今“科教兴国”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前者是一种面对面的教育，怀着救国救民宏愿的教育家们带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乡间、田头，建立学校，组织民众，开展活动;后者目前主要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远距离地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教育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现代教育先行者的热忱和智慧在令我们钦佩的同时，也给我们良多启迪，其经验和教训足资借鉴。以下从总体的教育理念、从教者与受教者各自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实施教育的具体方法等方面作一展开。
二
乡村改造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家都从教育着手，但是他们并不是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教育上，而是把***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考虑，在教育理念上，他们都坚持“大乡村教育观”。
黄炎培把孔子的“富、庶、教”思想演变为“富教兼施”，且进一步走向“富、***、教合一”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他认为乡村是一个整体，应该进行整体改进。“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从此更进行扩大教育的范围，沟通生活界线种种方法，而理想的教育，或者因之而实现。”纽’〕陶行知推行“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模式，坚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他把整个教育的外延扩大化，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疮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更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等“四大教育”，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从而实现***治、经济、教育、卫生、自卫、礼俗建设的整体进步，达到复兴国家、振兴民族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被破坏而激起的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建立“乡村组织”(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实现“新乡***”，解决农村教育及***治、经济建设三大问题。具体途径是用乡农学校实现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生产劳动及知识教育等，以推进社会，组织农村，达到“***教合一”的目的。
虽然上述几位教育家关于乡村整体改造的阶级性质及具体设想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大乡村教育观”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教育所应具有的先进理念和特色:一是教育地域的扩大，课堂、田间、车间、炕头等都可作教育的场所;二是受教、从教人员的增加，男女老少、农民、教师、官员等既是受教对象，亦都可作施教人员;三是教育内容的拓宽，读书、识字、乡***、自卫、农、工、商、贸等都是教育的内容;四是教育方式的灵活，课堂教学、课后活动、乡规、民约、劳动、陶冶、示范等多重方式灵活运用。可以说，中国20世纪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已初具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
虽然目前已有人认识到:“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教育资本、文化资本，先使农民的脑袋富起来，再使农民的口袋鼓起来，腰杆子挺起来，人格的尊严立起来，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就目前状况而言，“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的宏观决策却相对滞后。一方面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出多门、行***垄断以及行业壁垒等情况的严重存在，构成了远程教育向‘三农’延伸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策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之所以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高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社会体制和教育体制已经相当精细、复杂，电大教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分担其中一部分职能，但无论就社会需要还是自身发展，电大都应当具有这种全面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念。电大除了把自己做大做强，提高自身在农村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外，还要协调与***府各个职能部门及其他高校的关系，协助其他***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与其他高校合作，这样才能拓展自身的教育业务，发展自身，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显身手。由此可见，在远程教育服务“三农”的工作中，***府应当成立相应的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而电大系统则应该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在从教者与受教者关系的处理上，乡村教育运动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晏阳初早年在为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华工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物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知觉……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发扬民力，发扬平民的潜伏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
在具体实践中，梁漱溟、晏阳初都强调“农民自觉”，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二梁漱溟提出:“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晏阳初认为:“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又说:“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就需要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他们都提倡知识分子下乡，与乡村居民结合，指导与帮助乡村居民进行乡村建设。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举家迁往定县，形成一时传为美谈的“博士下乡”壮举。梁漱溟号召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并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
梁漱溟抛弃优越的都市生活来到乡村，以满腔热血和激情“解救众生”，结果却遭到农民的冷遇，甚至反对，心中不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他意识到自己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晏阳初认为从事“人的改造”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希望从根本上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几十年乡村工作的实践使他感触颇深:一个强加于人民的计划，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会因为满足不了其真正的需要而宣告失败。“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伙’。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已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摆脱“救世主”的心态，而这对当代从事远程教育的人尤其有着警戒意义。
对农民人格的尊重，保持一种平等的态度，这是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要真正付诸行动，走出书斋，走出机房，深入民间。有专家建议，将普通高校的力量结合起来，让大学生、研究生在暑期进行实践活动，进行系统维护、技术培训和对农民作宣传等;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高校教师、学生与电大配合起来，在课程开发、农村需求调查、新经验总结推广等方面共同设计一些项目，分步骤实施。只要***府支持，这些措施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四
乡村教育运动不仅有着先进的理念，平等的态度，也在实践中形成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这对现代远程教育的计划的制定、教育模式的改革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一，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晏阳初主张从实际出发，建立符合时代、符合国情、为全民而有的新教育体系。为此，他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并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他始终把调查工作列在第一位，强调一切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对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规划方案。在他的号召下，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深入定县农村，进行了中国现代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社会调查，时间之长、内容之广，前所未有，最后由李景汉汇编成70多万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了使调查能够顺利进行，并得到精确、有用的数据，他还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并要照顾到农民心理和农村风俗等民间生活状况。”·晏阳初这一主张对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工作尤为重要。目前，农民讲求实惠，自主性差，有的还相当保守，看不到效益就不会主动介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呈现空洞化态势，这些都是要充分考虑的。’因为纵然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先进的网络技术，有高水平的师资，若不通过调查获知农民的真实需要，那只能是摆设，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二，崇尚科学，注重实验。乡村教育运动创力、大量试验区，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区(1931年)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已达193处之多。为了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教育救国方案，晏阳初特别重视从农村、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材料，进行研究实验。他说:“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实验室，社会科学的实验也需要实验室，但这实验室不是在屋子里，不是在***书馆，而要在社会实践中，在农村里。”7’“，定县就是这样一个改造农村社会生活的大的“社会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里，晏阳初进行了农民教育、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卫生保健、县***改革等方面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最后形成了四大教育并行，三大方式连锁实施，研究实验、人才培训、表证推广分步进行的完整的制度化的平民教育体系:目前，以电大为主体的远程教育已经将系统功能向“三农”延伸，技术支持重心向“三农”下移，教学资源向“三农”扩展，服务功能向“三农”覆盖，但在全面推进、遍地开花时，切忌盲目，不能缺少试验这一中间环节。
晏才宏篇10
今天的家长会，我将孩子在学校近一个学期的情况做个整体的总结并针对还在即将面临的升学问题作几点简要分析。我主要从班级管理、期中成绩分析、主要问题、近期目标说。希望对你关注孩子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班级管理
目前班级总人数是62人，男生38人，女生24人。为了营造积极向上的班风、学风，本班根据班级实际情况制定了班训、班规，并建立了相应的奖惩制度。本学期仍采用的是班干部竞选，让学生各尽其能。在这其中涌现了一批出色的班干部，如组织能力强的班长杨婕、樊雨哲、体育委员晏梓琴，积极负责，有口皆碑的卫生委员刘彬、郭云昭、龙婧、殷炼，才艺双全的宣传委员、文艺委员丁嘉琳、吴妮。不怕脏不怕累的就餐管理员，娄晓宇、曹阳健、欧阳民。同时我鼓励学生并创造机会参加学校、班级各种活动，XX元旦汇演、经典书香诵读、英语口语比赛、写字比赛，锻炼了学生的能力，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展示了学生的特长。元旦汇演中，主持新人殷炼机智可爱，让人耳目一新；表演魔术的刘丹迪从容不迫，表演让人目不暇接，惊叹连连，当场就赢得了一群粉丝。合作表演小品的包顺资、黄勇两人一改平日的胆小腼腆，在场上不慌不乱，让全班同学刮目相看。还有杨婕、丁嘉琳参加芦淞区英语口语比赛获一等奖，丁嘉琳、袁希杰、周钰馨在全校写字比赛高年级组中分获一、二、三等奖，还有唐云洁正在参加株洲市作文比赛前一百名的角逐。孩子在班级中要利用各种机会锻炼和展示自己，获得自身全面、健康的发展。
通过在半个多学期的生活学习，学生阶段的测试成绩怎样呢？下面我就本次期中考试成绩情况做一个简要说明。
三、期中成绩分析
本次期中考试试题由芦淞区统一命题，试题难度适中。这些同学在本次期中考试中居班级前十名：晏王可懿、刘丹迪、丁嘉琳、宋姗屿、谭菲、杨婕、侯霭芹、樊雨喆、晏梓琴、龙振江、朱国圳、胡水洋、杨尉苗。语文最高分丁嘉琳95，数学最高分晏王可懿98，英语最高分宋姗屿100分。我将本次期中考试与上学期期末考试做了一个对比，以下一些同学三科总分进步很大。张卓帆进步20个名次，包顺资进步19个名次，周钰馨进步14个名次，易蒋晨阳进步10个名次，曾文燕进步9个名次，黄勇进步6个名次。其次还有黄志伟、朱国圳进步也很大。当然还有一部分学生退步是明显的。结合平时的观察和本次期中考试分析，目前班上学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三、主要问题
1、学习态度懒散
态度决定一切！孩子马上将进入六年级，明年的这个时候将要参加各学校的小升初考试，没有端正的学习态度为基础，如何升入理想的初中？在考试面前，学习必须要下功夫，端正学习态度是第一位。如何帮助他端正学习态度？家长们就要想方设法多跟孩子沟通交流，帮助孩子认清形势，认识自我，树立目标。
2、各科发展失衡
越往高年级走，学生偏科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如何顺利升学？随着时间推移，将会给孩子以后的学习带来更深远的不利影响，更大的困难。你的孩子有这一现象吗？如果有，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吗？他有所改观吗？你是否找孩子谈话一起寻找原因，找出对策？课外是否针对他薄弱的一个科目进行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