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1
学习真正的历史，比如明史，了解那个年代特有的制度，就能读懂史记，中国很多历史人物，以及特定年代下的产物，像明朝时候创建的科举制度，使平民可以通过考试参与国家建设，但因此也有一些副作用，学习历史就可以明辨是非，增强自信。
开展***史学习教育，是***中央立足***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动员全***全国满怀信心投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2
2月20日，在***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一百周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广大***员干部要用好历史教科书，学好***史这门必修课，以史明理、以史增信、以史力行，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献礼***一百周年。
学好***史，以史明理，在重温历史中汲取理论之魂。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历史证明，***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断追求创新、不断丰富发展、不断完善提高的理论武装史。理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改造历史、创造历史的动力源泉。重视理论武装、加强理论学习是我***的优良传统和***治优势。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无不展示***历来重视理论教育、加强***的理论建设的意志和魄力。广大***员干部要以***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史学习的重要性，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汲取***的理论精华，不断提升理论修养，感悟理论的真谛，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工作。
读懂***史，以史增信，在回望来路中坚定奋进之力。***的百年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改革创新、浴血奋战、筚路蓝缕的奋进史。学习***史的目的在于学思践悟，真学真懂，学懂弄通，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懂得过去，方能珍惜当下，启迪未来。我们不仅要通过学习***史掌握***的创新理论，更要通过从***的百年奋进历程中感受和体悟中国***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读懂***领导中国人民一次次绝境重生、不断创造中国奇迹的致胜密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时期，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事业面临着新的历史挑战。因此，务必学好***史这门必修课，从回望来路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不断战胜困难、不断开拓进取、不断锐意创新的奋进力量，奋力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辉煌。
用好***史，以史力行，在传承接力中践行为民之心。***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为民史。百年风雨，初心如磐。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的生死存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全部历史证明，***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书写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壮美史诗。无数***人用生命、献血、青春和汗水为人民“大我”牺牲小我，在***的历史上为后人树立了座座精神丰碑。广大***员干部要从***史学习中汲取为民之情，传承接力***先辈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把***史学习教育与为民做实事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增进人民福祉、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生动实践，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惠及于民、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心得体会
学好***史这门“必修课”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近日，在***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一百年。今年是中国***百年华诞，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展***史学习教育，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学好***史“必修课”，在强化理论武装中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的坚定、***治上的坚定，离不开思想理论上的清醒坚定。只有强化理论武装，加强思想理论学习，将***史学习同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才能不断提高***治判断力、***治领悟力、***治执行力，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要读懂***史这本“丰富生动的教科书”，从***史中深刻认识***先进的***治属性、崇高的***治理想、高尚的***治追求、纯洁的***治品质，感悟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恪守为民情怀。
学好***史“必修课”，在树立正确***史观中坚持科学方法。学习***史最根本的思想工具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树立正确***史观能够为用好思想工具、坚持科学方法提供保障，让我们更好地在学习***史中鉴得失、知兴替，从先进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必须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的历史思维，把握历史的主体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全面看待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治性和历史性，坚持实事求是，正确看待***在不同历史时期克服不同风险挑战的智慧经验、面临抉择考验时的执着坚持，明辨历史上重大选择得失，尊重史实、客观判断，用其指导实践。
学好***史“必修课”，在创新方式方法中弘扬优良学风。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路走来，一桩桩、一件件成绩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马克思优良学风。弘扬优良学风，就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创新方式方法。一方面，坚持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结合工作学，向历史寻经验、求规律、找答案，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另一方面，注重多角度、分层次、全方位创新方式方法，围绕***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内容，多角度设置学习课程，既有传统教学，又有情景模拟辅助;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员干部，分层次进行***史教育，构建起完整全面的培训体系。
回望过往问初心，展望未来担使命。让我们用心学好***史这门“必修课”，用实的作风、硬的举措真正把***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从中汲取出新使命、前行力量，以优异成绩向***的一百年献礼。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心得体会
用好历史教科书 学好***史必修课
2月20日，在***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一百周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广大***员干部要用好历史教科书，学好***史这门必修课，以史明理、以史增信、以史力行，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献礼***一百周年。
学好***史，以史明理，在重温历史中汲取理论之魂。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历史证明，***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断追求创新、不断丰富发展、不断完善提高的理论武装史。理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改造历史、创造历史的动力源泉。重视理论武装、加强理论学习是我***的优良传统和***治优势。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无不展示***历来重视理论教育、加强***的理论建设的意志和魄力。广大***员干部要以***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史学习的重要性，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汲取***的理论精华，不断提升理论修养，感悟理论的真谛，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工作。
读懂***史，以史增信，在回望来路中坚定奋进之力。***的百年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改革创新、浴血奋战、筚路蓝缕的奋进史。学习***史的目的在于学思践悟，真学真懂，学懂弄通，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懂得过去，方能珍惜当下，启迪未来。我们不仅要通过学习***史掌握***的创新理论，更要通过从***的百年奋进历程中感受和体悟中国***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读懂***领导中国人民一次次绝境重生、不断创造中国奇迹的致胜密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时期，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事业面临着新的历史挑战。因此，务必学好***史这门必修课，从回望来路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不断战胜困难、不断开拓进取、不断锐意创新的奋进力量，奋力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辉煌。
用好***史，以史力行，在传承接力中践行为民之心。***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为民史。百年风雨，初心如磐。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的生死存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全部历史证明，***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书写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壮美史诗。无数***人用生命、献血、青春和汗水为人民“大我”牺牲小我，在***的历史上为后人树立了座座精神丰碑。广大***员干部要从***史学习中汲取为民之情，传承接力***先辈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把***史学习教育与为民做实事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增进人民福祉、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生动实践，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惠及于民、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心得体会
长安何处有 唯在“学史”下
2月20日，在***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一百周年。学好***的这门“历史课”，既是***员干部修身养德的“强效药”，也是新征程迸发新能量的“助力剂”。以史明心，思想为先，志在实处，勇开新局，***人的本领、作风将更加过硬。
时序更替，万象更新。***史学习犹如涓涓细流，拨尘散土见真灼。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中国则被史学家誉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的历史，是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史开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学习***史能帮助***员深刻认识中国***“能”在何处、马克思主义“行”在何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何方。学好这门“历史课”、加强***的自身建设、把握时展大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
沧桑山河，凡思必得。***史学习好似同***前辈对话，以史为鉴行正道。中国***从“红船”到“巨轮”、***员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精神从“长征”到“西柏坡”，初心未变始终如一。中国***历经百年风雨而本色不改的秘诀，就是始终贯彻刀刃向内的自我***和始终团结呕心沥血写忠诚的***员。老一辈***家和老一代***人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团结干实事、踏实干成事、努力干好事，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力量之源。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的红色基因不能变、优良传统不能丢、理想信念不能放。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史学习犹如响应冲锋的号角，众志成城绘新篇。“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改革从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员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诸多机遇挑战，如何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显得尤为关键。学习***的历史，就是要继承老一辈***家“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发扬甘作人民“樵夫”的优良作风，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不忘来时的路，才能行稳致远。中华新征程的巨轮已经起航，作为青年干部的我们，应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从学好这节历史课开始，正确认识***史、遵循科学规律、站稳***治立场、把握发展方向，努力实现“学史以明智，勤思方致远”的目标追求。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心得体会
学好***史需修炼“三笃”
2月20日，在***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广大***员干部自当深刻领会动员大会精神，在“潜心笃志”“勤学笃思”“守正笃行”这“三笃”里学***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的百年华诞。
“潜心笃志”学***史，用***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学好***史就要先学会潜心回望来时路，用真情真心去体味当初那艘小小红船是怎样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今天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去体味这栉风沐雨、峥嵘奋进的一百年，***人是以怎样的信念和情怀走好每一步，做好每一个抉择，获得每一个胜利。潜心笃志在***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营养”、提振精神，鼓舞斗志、明确方向。从“心”锤炼***性修养、从“志”厚植为民情怀，在砥砺传承中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和初心如磬的坚定信仰，矢志不渝跟***走，奋力开创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篇章。
“勤学笃思”学***史，用***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史中蕴含了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从***战争的伟大胜利到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从***长征路到发展新征程，复兴路上，***人跨越一个个“雪山草地”，征服一个个“艰难险阻”，每一次历练都是经验，每一程风雨都是积累。勤学笃思学***史能让我们在***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中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传承发扬好先进经验，从***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在学思践悟、行稳致远。把化危为机的伟大智慧和艰苦奋斗的优秀品格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守正笃行”学***史，用***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好***史务必严厉杜绝“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所谓“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要学好***史，在做好潜心笃志、勤学笃思的同时更要学会在工作和实践中修身明德、守正笃行，将***史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发扬“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坚贞不屈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人精神血脉中修好***史这门“必修课”，在担当作为中攻坚克难，激流勇进，在开拓进取中迎难而上，自强不息。
任重而道远，千钧惟担当。愿广大***员干部都能在“潜心笃志”“勤学笃思”“守正笃行”中学好***史、砥砺前行，昂扬奋进新征程。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心得体会
讲好***的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在***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的故事承载着红色历史，铭刻着红色记忆，流淌着红色血液，凝结着红色传统，各级***组织要将传承红色基因贯穿***员教育始终，少一些空泛说教、抽象道理，多一些循循善诱、生动事例，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广大***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3
学习***史，不是为学而学，而是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史明理”放在首条，可见其是后三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学史明理，才能知伦理、懂道理、爱真理，把好人生航向和历史大势。知伦理。韩愈诗曰：“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人不知道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就像马牛穿上人的衣服一样，不知礼节，近于禽兽，无知而可笑。读书为明理、明理为修身、修身为做人。学史、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什么是“仁、义、礼、智、信”，搞明白什么是“礼、义、廉、耻”，分清楚什么是“真、善、美“和”假、丑、恶”，立起做人处世的四梁八柱，掌握正确的人生航向。回顾百年***史，中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饱尝艰辛而风华正茂。究其原因，就在于像***、刘志丹等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光芒，彰显出中国***人的道德高度。学习百年***史，就是要礼赞、弘扬中国***人身上所蕴含的大德、公德、私德，升华道德认知，强化道德自律，砥砺道德实践，立德固本、培元树人，厚植全体指战员的道德良田。懂道理。中国***从一个只有50多名***员、十几个***小组的小***，经过百年奋斗，成为拥有9100多万名***员、460多万个基层***组织、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稳定执***的世界第一大***，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并且在继续创造世所罕见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历史，是一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奋进史。比如说，“农村包围城市”、“建立经济特区”，这些道路经过血与火的代价，前人从未走过，但却无比正确，彰显了敢于探索的精神和勇于纠偏的力量。学习百年***史，就是要从中真切感受事业发展的艰难与曲折、***成功的经验与教训，从中真正领悟“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思想真谛、精神伟力，对中国***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更加深信不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更加憧憬期待。爱真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思想，像马克思主义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力。***说：“***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我们***领导人民在夺取敌权、巩固***权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快速发展之路、伟大复兴之路。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生机勃发、一路高歌，归根结底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真理力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学习百年***史，就是要从***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取真理力量，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执***三大规律，深刻理解揭示中国***和建设一般规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要深入领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立足国情、理论创新、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依法治理、保持稳定、团结统一、***自主、从严治***”等十大具体规律，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知耻：增强抵抗力、提高免***力，更要激发战斗力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4
一、学史明理，不忘初心
回望***的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之初，我们便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印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并始终高举着这面真理的旗帜，前赴后继、浴血奋斗。而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厚重的百年***史，真理的光辉依旧熠熠生辉，理论内涵还在不断丰富，对于理想的追求也始终坚定如初。我们要更加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和科学力量，从中品味真理的“甜味”，汲取信仰的养分，坚定前行的力量。我们虽然没有切身经历***的百年历程，但历史会与我们诉说；我们无法知晓去往的未来，但历史会给我们指引。作为***员，要永远学习和保持***时中国***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二、学史明理，边学边思
懂***史，就要就要边“学”边“思”。在全***上下开展***史学习教育期间，翻开***史第一页，理论学习是我们要学好的第一课内容。***的理论是立足异常艰苦的中国***和发展实践，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的历史经验，不断摸索创造出来的。一百年来，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守根基的基础上，形成了***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点务言，解决了中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根基始终未改，理论内涵跟随着时代在不断丰富创新，可以说，***的百年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史，作为新时代的***员干部，要从***史中明晰***的思想理论发展脉络，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5
史学评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主体对于历史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活动。因此，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强弱，思想自由度的强弱，对于主体进行史学评论时的能动性和***性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广泛实行，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不被提倡的，甚至是受到极端的排斥或压抑，思想往往被压抑在狭仄的维度间而得不到伸展，并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然而这“铁桶般的黑暗”，就在晚明时刻，因社会多种因素发展的影响，开始被稍稍打破，士人的自我意识获得空前的张扬，并影响于正宗意识形态表现最顽固的史学。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人们也开始了对正宗价值观支配下的历史定谳，表示出自己的怀疑。一时求新、求异，蔑视传统观念，大翻历史陈案，务以自己的新的价值观、历史是非观评判历史的史学评论，蔚为新的史学思潮，构成了晚明史学发展的新景观。
一 “此窍一凿，混沌遂亡”:王学的思想***意义
一切须从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提出说起。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治制度信仰的原因。”[1]（英国版《序言》）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除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外，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提出与传播，作为这一社会思潮发轫的内在理路，其推动的思想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元明以来，统治者一直以国家行***的力量强行推行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其结果，不仅使原本富有思想活力和道德批评精神的程朱理学，沦为了僵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在与国家权力结合于一体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忽略道德践履中主体自觉的意义，单纯强调理性本质对感性存在压抑的理论缺陷，使之沦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国家压迫社会自由思想的文化工具，其结果是使整个社会思想的自由度被压抑到了极狭小的空间，在表面一片高尚道德教条的说教下，社会却普遍滑向虚伪，士人的人格遭到扭曲，形成 “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者，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者，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2]（卷35《道传录序》） “所谓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的思想文化局面。[3]（卷10《姚江学案序》）
然而物极必反，早在王阳明之前，随着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城镇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等社会变化，在带来繁华多姿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张扬自我、挣脱思想桎梏的思想倾向。表现于学术思想发展，则是从吴与弼、陈献章开始，逐渐出现摆脱外在天理对个体压抑，强调主体自觉的学术趋向。[1]这种趋向至王阳明心学的提出，便完全明朗化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根本点，是将程朱理学逻辑中***的心与理合而为一，把外在的天理融入主体的意识之中，从理论上赋予“吾心”极大的能动性、自主性，使主体从外在天理的服从者，变成为了天理的拥有者，在消解原君临主体的外在的思想权威的同时，也使主体的思想获得***。由于个体的意志受到强调，个体性的“吾心”良知也就成为了选择、评判是非善恶的根本依据。按照王阳明的话就是：“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4]（卷3《传习录》下）同时，王阳明还强调人与人之间禀赋的差异性和“各为说”、“有异处”的合理性。他说：“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那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4]（卷3《传习录》下）甚至明确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4]（卷2《传习录》中）“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4]（卷2《传习录》中）表现出明显摆脱程朱理学束缚，发挥主体判断能力的思想倾向。此后，其左派后学更沿此路径向极端发挥，在逻辑上使普遍之理完全还原为个体之心，致使主体的个人意志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当然，王阳明建立心学体系的本意，是要将外在的天理置于主体的心中，将外在强制性的普遍道德律令，化为主体的道德自觉，以拯救“纪纲凌夷”、“病革临绝”的朱明皇朝。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由于王阳明学说强调主体自我的意义，重视主体自我“灵明”的作用，主张“为学须得个头脑”，于是为士人的个性***大张其本。加之其左派后学的进一步鼓荡，遂对晚明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对于这种王学思潮发轫的影响，晚明文学家袁宏道曾说：“至近代王文成公、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5]（卷41）其弟袁中道也说：“自东越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披云见日矣。”[6]（卷9）明末史学家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7]（《王守仁传》）思想家黄宗羲说：王阳明学说出，“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3]（卷首《师说》）这些都说明了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说在当时所产生的破除迷信，张扬自我的意义。影响及于学术，则是提倡创新精神和学术个性，所谓“只眼”、“独见”、“自得”等类的词语，充斥于学术批评理论的表述之中。“四库”馆臣称，“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8]（卷88《史纠》提要）其中所谓“务翻旧案”，从积极意义上讲，也正是这种张扬自我、逆反传统成说的精神，在晚明的史学评论中的表现。
二 “本自心师，非劳旁启”：晚明史评自我意识的张扬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对于史学评论的影响，首先表现于对于历史是非的评判方面。在这方面，整个古代史学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表现得比晚明时期更为突出。
历史是非的评判，实质是社会价值体系在历史认识上的体现。对于中国中古社会来说，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的价值标准便很自然地一直是衡量历史是非的正宗准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一代代的历史，基本都是按照这些正统的价值标准进行裁量的。宋代以后，这种以儒家价值标准或道德纲常作为衡量历史是非唯一正宗准则的意识，又被程朱理学从本体论的高度作了论证而得到强化。因为理学化的历史评价标准及理论有利于封建国家的思想文化控制，适应近于凝固的自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制主义、宗法制度和伦常秩序，所以也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推崇。从史学的发展看，对于历史是非价值评判的准则，从程朱理学的诉诸“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到王阳明的将之诉诸主体的“良知”及“与愚夫愚妇”之同的转变，显然为其从不可变更的原则走向是非评判的相对化、多样化转变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依据。尤其王学所鼓吹的“不信自家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4]（卷20《示诸生三首》）强调主体认识的意义，认同人人本然具足之良知，坚持以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地判断事物的精神，以及张扬自我的“狂者胸次”，更是直接形成了促使史学家突破封建专制思想的藩篱，***认识历史的理论渊薮与思想动力。例如，祝允明曾在自己的史评著作中指出，对于以往的一些理论问题，人们往往只是一味地顺从思想权威而不敢予以讨论，“以声与势而从焉，而强讷焉而不敢尽焉”，是害怕正统意识形态和专制***治的压力，“病声”、“病势”，“为声若势而不言”，他说：“今天下学士，或抱哲姿、蓄广学，终不敢言性恶者，岂皆中诚哉？言之必获戾，以为儒家罪人，此病声也！附孟而吠荀、杨、皇甫、司马氏者遍四海，阅数百年，万万喙，吾敢以一舌抗之乎？是病势也！”[9]（卷2）在《罪知录自序》中，祝允明论道：
叙曰：允明异夫近代学士，辨之弗明，辄措安之，往往视古人臧否事为应趋，背劝惩，每至朱紫易采，土炭倒衡，非尽由其不思，抑***同比周，迷弃本情，怵势以乏勇也。于是素所研揽，好恶必察，平心反复，群而不***。姣丑既辩，予夺皎然。其间，慕善若懿亲，疾奸犹至仇。?A民秉彝，回鉴即得，何必强抑皇畀，偏逐时情者哉！然以为至当无二，未决谐否，期就有道，积久弗露。今焉日月逝矣，河清几时？一日翩然取一二大者发列之，命曰《罪知》。或有往昔讥评，悬符鄙见，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亦颇条撮梗系而辅之。然斯本自心师，非劳旁启，故时复尔，弗藉繁援。又如朝章风草，理绝从违，世务蒿眸，谈非容易，不忘言者，具在《通》、《杂》二篇，兹亦不及。噫嘻！是耶？非耶？我不敢知。盖宇宙茫茫，终归腐亡，聊自信以行志，无论知不知，毁誉祸福，虽然将怒骂者滔滔焉，亦听之而已矣。
明确表示对那些“强抑皇畀，偏逐时情者”的虚伪不以为然，而自己则要“本自心师，非劳旁启”，对历史做出***的真情评价，“是耶？非耶？我不敢知。盖宇宙茫茫，终归腐亡，聊自信以行志，无论知不知，毁誉祸福，虽然将怒骂者滔滔焉，亦听之而已矣。”表现出对自我充满自信的肯定，和有意张扬自我精神的“狂者胸次”。
在晚明一些富于***精神、张扬自我意识的史学家看来，成为真正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自己对历史是非的***的价值判断，认为一步一趋地对前人鹦鹉学舌，只能失去史学家的***人格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史家：“今之践迹者，皆婴儿之类，须赖有人在前为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今之所谓师弟子，皆相循而欲践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10]（卷32《孟轲》）甚至提出的“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10]（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对史学家的这种要求，“异端之尤”的李贽，在《藏书·史学儒臣传》第一传《司马谈、司马迁》之后，曾有深刻的阐述。针对班氏父子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批评，李贽论道：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讥司马迁之言也。班氏以此为真足以讥迁也，当也。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则兹史固不待作也！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故虽以游、夏文学，终不可以赞之。言不待赞也，而况为之传与注乎？盖夫子之心，则天下后世之人自知之矣。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无害其为可知，又何必穿凿傅会，比拟推测，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间也。当时惟有左氏直传其事，使人详其事，览其词，高下浅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为经作，而《左传》实自孤行，良有见也。《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窥也与。若责以明哲保身，则死于窦宪之狱，又谁为之？其视犯颜敢诤者，又孰谓不明哲与？
李贽的《藏书》，是中国史学史上，明确在人物分类中列出“史学儒臣”专类的史学著作，其中将史学家置于词学家之后，数学家、艺学家甚至经学家的前面，反映了他对史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之地位的重视。李贽在这里提出的史学家对于历史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要言“吾心之言”，否则“兹史固不待作也”的理论，是从反对思想文化专制的立场，对史学家的史识及史德问题的讨论，较之刘知几的“直书”说有更深刻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李贽这些对史学家品质的论述，正是他所谓“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11]（卷1《答耿中丞》）张扬自我，追求***人格的意识在史学中的具体体现。
当时很多涉及历史评论的言论或著作都或多或少表现出这种反对既定的权威是非，追求***表述自我观点的思想倾向，例如当时的吕坤，就认为真理的认识，“人人都有分”，谁也没有权力垄断。他说：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谁敢决之？然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复，非圣人之制所能尽。后世苟有明者出，发人所未发，而默契圣人欲言之心，为圣人所未为，而吻合圣人必为之事。此固圣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骇也。[12]（《道体》）
所以他因有感于朱熹的《通鉴纲目》“人拟之《春秋》”，“后人奉若蓍蔡，噤不敢出一语”，而实际上却是“宗孔子所讳以为书法，无乃泥其迹而失其义”，其中“有关于世教略而不书者，有关于国体可以不书者，有事系纲常不可以人废人者，有渠魁协从不可以概论决者，有罪坐所由不当理见获者，有舍其重而罪所轻者，有迁怒而加以无罪之罪者，有劫于重大之名而乏南史之直者，有大书而分书、当分书而大书者，有当附见而特书、有当特书而附见者，有好恶之过而予夺不协于中者”遂“厘之共七百七十六则”，撰成《纲目是正》一书，来“颠倒”朱熹所定的历史是非。[13]（卷3《纲目是正序》）此外如钟惺《史怀》“隐括正史而论断之”，“上下数百年，扫理障，决群疑，洗沉冤，诛既死，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义经权而各成其是”，[14]（卷首《陶圭甫题刻〈史怀〉序》）表述自己对历史的不同裁决。陈继儒则“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遂撰《读书镜》十卷以明之。[15]（卷首《自序》）甚至士子吴从先等根据姚舜牧《史纲要领》改编、并托名李贽的《史纲评要》，虽然很多具体的观点与李贽相悖，但是在序言仍然借李贽的口吻表示说：“人各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布衣可以参衮钺之权，月旦非以擅《春秋》之柄。遇恨则骂，遇嬉则笑，遇快则赏，遇奇则惊。遇愤激则按剑相从，遇节侠则欲以身代。可以史臣之肺腑通之我，可以我只肝胆照史臣，纵口横笔，太史公复起不易吾言，而后读史无遗憾也……故同是不妨独非，同非不妨独是，莲华作舌，芙蓉为剑，爱则亲，疾则雠也。千秋万国，昏明之异君而忠佞之异臣，一听其笔舌以发落……卓吾乃敢取所评定者以贻史臣辱？噫，既评矣，又安得不另立议论与史埒！”[16]（卷首《序》）其张扬的自我意识，自信的狂者胸襟，鲜活地跳动在这部史评著作序言的字里行间，展现着当时一些史学家对于历史价值评判的问题上追求***意识的精神躁动。
三 “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晚明史评的理性精神
晚明史学评论中这种极力张扬自我，以至表现出强烈挣脱封建正宗藩篱的思想倾向，是与当时从否定程朱理学强调以封建纲常为基本内容的天理对社会的绝对统治的理论，走向抗议封建思想文化专制的社会思潮相一致的。应该指出，王阳明心学理论中对于心体“无善无恶”的规定，在当时，也是晚明史学家在历史评论中表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对“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的理论依据。[17]（P237）
王阳明晚年曾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话概括他整个心学的逻辑体系，[4]（卷35《年谱三》）在这所谓的“四句教”中，由于王阳明将心体规定为“无善无恶”，所以其逻辑的推绎必然为主体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空间，因为所谓“无善无恶”在逻辑上就意味着可善可恶，而以这种可多向发展的品质来界定体现天理的心体，其结果则突出了主体选择的可能性和固定权威的消解。此后王阳明的高足王龙溪畿更对“无善无恶心之本”向“无”的方向发挥，形成他的“四无”说，即“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18]（卷1《天泉证道记》）这种以“无”说心，反映在对是非的判断上，就是“良知无知，然后能知是非”。[18]（卷8《艮止精一之旨》）其原因是“夫未发之中，是太虚本体，随处充满，无有内外。发而中节处，即是未发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为本体，与已发相对，则诚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无是无非，正发真是真非之义，非以为从无是无非中来”。[18]（卷10《答耿中丞》）从而从心体的“无善无恶”，走向否定既定的是非善恶，淡化乃至消解掉虚构的普遍是非标准。这种观点反映到对历史的认识中，则必然是使评判历史的价值标准导向相对化、历史化，走向否定封建权威既定的、“为习惯所崇奉的”历史是非的“叛逆”。
这一点，早在王世贞刊刻《祝子罪知录》的序文中就有所体现。该文正是从强调历史是非的相对性、历史性的前提下，婉转地对是非标准的普适性、同一性做出否定。序文中王世贞说：
王子曰：是非之变若棼丝。然有一人之是非，有一事之是非，有片言可折之是非，有千古不决之是非。后之君子且奈何？亦存其迹而已矣。曷为存（其迹）？（曰）有案矣，曰有断矣，则未知（其）是是而非非也。与其所以取是非者，的然而无万一讹也，信传信，疑传疑，一人不以一事蒙，一事不以一人废，开眼界于片言，窜齿余于千古，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殆庶几焉。若曰：同不足以标胜，姑以异为奇。其不然，其不然，倒道而言，君子弗言也。要使束修之儒，顾影自畏，善虽小而务聚，慝虽细而必捐，则君子表微之功于斯为大。或曰：尚父戮华士而周公咎之，颜回攫釜而孔子疑，圣哲相信之（素），目击之事而犹尔尔，又况其纷如者乎，安用存？虽然天下而无是非可也。天下而有是非也者，与其过而亡，宁过而存。磨鉴考衡，?腻谔抻模?∪丝忠樱??釉蚍瘛7蛉辉蛑?易镂肄尚粞桑孔W铀???凼欠侵?福?隙??弧蹲镏?氛撸?馊绱恕?9]（卷首《王世贞序》）
按照王世贞的说法：一、是非的标准是不确定的，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动的；二、是非是很不容易确定的，即使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对于熟人、常事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更何况评判变幻纷纭的历史是非了；三、既然天下不能没有是非，作为君子就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去计较他人的同意与否。[2]
这种强调历史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历史性的观点，后来又被李贽做了更深一层的理论发挥。在作为《藏书》全书论纲，置于全书卷首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李贽论道：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行而不相悖。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然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赏罚哉？！[10]
这里，李贽首先依据王学以“无善无恶”规定心体的说法，从讨论人性问题出发，在强调了历史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的同时，又进一步从人性论的高度，更明确地论证了为什么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为什么不能“遽以定本行赏罚”的史学理论问题。
李贽论述的所谓“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也，亦无定论”，也就是人之心体“无善无恶”，“夫未发之中，是太虚本体，随处充满，无有内外。发而中节处，即是未发之中。”“良知知是知非，原是无是无非，正发真是真非之义，非以为从无是无非中来”的哲学翻版，以及其在历史价值评判中的具体体现。因为“无”是对先验的“有”，即既定的价值标准的否定，从而使主体的选择得到***，“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既定的、权威的善恶是非标准，在“无”的发展的不确定性中被消解。所以李贽明确提出“执一便是害道”，反对以既定的、唯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芸芸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是非善恶。在《藏书》卷三十二《孟轲传》中，李贽同样是从人性论的高度***道：
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为至善，而其德为明德也。至善者无善无不善之谓也。惟无善无不善，乃为至善；惟无可无不可，始为当可耳。若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后世，是执一也。执一便是害道！
这样李贽便在王世贞论述的基础上，又向张扬自我、否定既定的思想权威的立场跨近了一步。
反对“执一”，反对以既定的权威是非价值标准衡评历史，裁量历史人物，实际也是晚明很多史学家的共同的思想倾向。例如李贽的挚友、史学家焦?在他的史著《焦氏笔乘续集》卷三中说：“圣贤之言岂一端而已？学者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安有立定一说，而使天下强屈其见，以从一家也！”[19]明末的史学家张岱的《四书遇》亦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一再强调：“盖一执，则非独未得者不能进，即已得者亦块磊不化之物矣。”[20]（《论语·子罕第九·?袍章》）所以“执一便是害道”，也是晚明士子张扬自我的抗议呼声。
既然认为执一就是害道，反对执一之说，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执一？不执一，执什么呢？晚明学者邓以赞认为“学问须求自得”，须“从身心上寻”，[3]（卷21《邓以赞传》）史学家焦?说：“学道者当尽扫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19]（《续集》卷2）史学家张岱亦云：“凡学问最怕拘板，必有活动自得处，方能上达。”[20]（《论语·学而第一·时习章》）吕坤干脆直白：“我只是我！”[12]（卷1《谈道》）“此心果真有不昧之真知，不可强之定见，虽断舌可也，决不可从人然诺。”[12]（卷1《存心》）这些就是说是非评判的标准应出自主体的判断，一切既定的尺度都是应该扫除的“刍狗”。关于这点，李贽曾撰述了《童心说》，做了理论性的阐述。
《童心说》在李贽的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一般多以它为依据讨论李贽的文学思想，其实它也是反映李贽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在这篇论文中，李贽首先界定了什么是“童心”，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里，以“真心”及“最初一念之本心”来界定童心，显然具有从孟子到王阳明所说本心或本体之知，以及王畿所说的“初心”和泰州学派主将罗汝芳所说的“赤子之心”等观点的学术联系，[3]但是李贽更把“童心”作为个体存在的依据，所以李贽进一步阐述说：
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11] （卷3《童心说》）
这里，李贽将外在的义理与内在个体的本真相对立起来。在李贽看来，“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就会“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障住自己的童心。“障其童心”的结果是使童心丧失，而“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就会“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事，则***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总之，李贽《童心说》的根本思想，是要通过对既定之理的拒斥来达到维护自我本真存在的目的：
苟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11] （卷3《童心说》）
联系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所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以及《焚书》卷五《贾谊》所云：“班氏，文儒耳，只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则其从主体存在的意义，拒斥既定的普遍之理对个体的强制压抑，或者说否定所谓的“执一”，强调个体思想自由的思想便格外清晰明确。
李贽的《童心说》不仅从维护主体存在，或自由人格意义的角度说明不可“执一”泯灭自我，还在这基础上，进一步从史料学的角度分析了不可“执一”定评万世之是非。李贽说：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11]（卷3《童心说》）
李贽对《六经》、《语》、《孟》等所谓圣人经典的史料学分析，不啻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些经典不能执之“遽以为万世之至论”，去评判历史之是非。这也就在更深的理论层次阐明了“尚父戮华士而周公咎之，颜回攫釜而孔子疑，圣哲相信之素、目击之事而犹尔尔，又况其纷如者乎”王世贞等人关于历史评价不能以一衡万的论述。[9]（卷首《王世贞序》）
从思想***的意义上讲，反对思想文化上的“执一”，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映在史学评论上，就是要求在对待历史的认识上的一切是非善恶都要遵从理性法庭的裁决，而理性法庭的法官就是作为主体的自我。“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尤其是剥去以往被统治阶级和正宗意识形态奉为圣贤偶像的神圣外衣，表达自己对那些“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正是晚明史学家张扬自我，抗议思想文化专制，以“狂者胸次”的批判精神评论历史所采取的普遍方式。晚明时期这种抗议封建思想专制束缚，强调要以自己的价值观点重新评论评价历史的思想、学术倾向相当普遍，已成为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仅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论看，除前面提及的祝允明、李贽、焦?、吕坤等人的著作外，比较典型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学术倾向的史学著作，至少还有唐顺之《两汉解疑》《两晋解疑》、洪垣《觉山史说》、张大龄《玄羽外编》、程至善《史砭》、宋存标《史疑》、孟叔子《史发》、熊尚文《兰曹读史》、朱正色《涉世雄谈》、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及贺详《史取》等。这些著作论述的理论层次虽然有高有低，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束缚，蔑视统治意识形态权威的思想和学术特征。在一些正统学者的眼里，这些著作不过是“惟好高论，动辄?杂”，“好为异论，务与前人相右”，“妄为升降，颠倒讹误”，“悖理殊甚”，“殆与李贽之《藏书》狂诞相等”而已[4]，但是这正从反面反映了晚明史学评论中悖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思想和学术倾向。清四库馆臣詈骂明人史论“妄以臆说翻案”，然而晚明一些史家正是在“执一便是害道”的抗议中，柄持着个体本真的“童心”，“程量今古”，“颠倒千万世之是非”，[10]（卷首《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评价，表达自我的价值观点，以及对封建文化专制的反抗呼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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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岱. 四书遇[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注释:
[1] 《明儒学案》卷四《崇仁学案叙录》云：“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6
中***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5-0050-02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要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初中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阶段，历史教学尤其是历史人物教学，在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具有天然的学科优势，有助于培养初中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他们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一、初中历史人物教学的心育价值
（一）拓展心理健康教育途径
课堂教学历来被看作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调查显示，从全国总的情况看，开课(55.6%)、办板报(45.8%)和举办活动讲座(43.7%)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三种最主要的途径。而心理健康课开设状况并不理想，“未开设”健康教育课的学校占总数的10.5%，“开而不足”的比例为31.4%，“开但经常被挤占”的比例为10.6%，这说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课堂教学层面落实并不理想[1]。在历史人物教学中，让学生充分体验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人生态度、奋斗历程等，在教与学活动中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为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可见，在历史人物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无疑将大大拓宽心理健康教育渠道，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丰富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起步晚、底子薄、水平低[2]。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多是“舶来品”。尽管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心理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但总体上说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比较匮乏，尤其是广大农村学校尤为突出。在本文第一部分中，作者已经论述了历史人物教学中的心育资源，并对其进行了初步分类。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经验、方法，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心理健康基本知识和心理调节方法，对帮助学生认识心理异常现象，初步掌握心理保健常识，引导学生学会学习、人际交往、升学择业以及适应生活和社会，具有很强的启迪价值和教育意义。由此可见，挖掘并利用好历史人物中的心育资源，是丰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的重要路径。
（三）为学生提供模仿学习对象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产生是通过模仿过程而获得的。大量的心理学研究结果也表明，人类的大多数行为都是通过观察学会的。对他人思想和行为结果的学习观察，能使儿童的行为产生强化作用。心理健康教育，除了需要帮助获得心理健康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外，关键是要给他们提供现实的、可供其进行模仿学习的对象。初中历史教材中筛选的历史人物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他们在追求人生理想、正确对待挫折、处理人际关系、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思想观念、经验做法和技能技巧，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鲜活素材，是学生模仿学习的重要对象。多少年来，苏格拉底的智慧雄辩、孔子的博学善思、牛顿的成长故事、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都是广大青少年学生养成良好心理品质，形成积极健康心理的良好素材和学习楷模。
（四）营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环境
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暗示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心理暗示是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也是最常见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因此，《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创设符合心理健康教育所要求的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在历史人物教学中，学生直接学习的是历史人物及其相关的历史事件，而在学习过程中，历史任务教学所特有的心育环境会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向个体发出信息，暗示个体学习模范历史人物，个体无意中接受这种信息，会做出一定的心理反应。由于历史任务及其相关事件往往是积极健康的，有很多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闪光点，会给学生产生正向的暗示效应。比如在学时珍这一历史人物时，通过学习他历尽千辛万苦写出传世名著《本草纲目》这一历史事实，会为学生营造一种具有积极进取、勤于钻研、持之以恒等特征的心理环境，能帮助学生学习和体会树立人生远大理想，刻苦奋进，追求科学进步等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
三、初中历史人物教学的心育策略
（一）增强承担心育的责任感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发的《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试行）》，将“历史课程应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历史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作为新课标中历史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可见，历史教师应充分认识心理健康教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中的重要性，应充分发挥历史人物在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自觉承担起心育的教育责任，在历史人物学习过程中自觉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视野，重视历史人物心育资源挖掘，把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契机，拓展心育的内涵和途径，创新心育的措施和方法，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
（二）明确历史人物教学的心育目标
《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试行）》提出的历史课程总体目标，除了包括学生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等目标外，也确定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总体目标。其中，“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是历史教学课程重要目标之一。可见，如果说历史教学目标是一堂历史人物教学的“明线”的话，那么心育目标则是它的“暗线”。这需要在历史人物教学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历史教学目标和心育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历史教学准备、实施过程等环节，将心育目标纳入课堂教学目标之中，依据学生心理特点展开历史人物教学，并自觉把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状况作为课堂教学成效评价指标之一。
（三）尊重心理健康教育规律
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在初中以活动和体验为主，在做好心理品质教育的同时，要突出品格修养的教育，这是初中心理教育的基本规律。在历史人物教学中，应注重探究式学习，让学生在活动中了解历史人物的概况，学习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学习运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同时，体验历史人物的事迹蕴含的健康理念、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调节方法。在历史学习活动中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历史问题，交流学习心得。在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自觉坚持正确的心育观念，选择适合自身心理特点的途径和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自我教育能力。
参考文献：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7
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起源于西方心理学，由精神分析学大师奥地利的弗洛伊德所开创，之后迅速在欧美地区流行。随着美国心理学的发展，渐渐摆脱单一的精神分析法，内涵越来越丰富，成为目前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来看，心理史学主要是汲取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原则和方法，探究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各种活动，从“心理”的视角丰富和完善历史认识的能力，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认识水平。
一、心理史学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中国史学界开始引进心理史学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同一时期，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向中国提倡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其中就包括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之后，胡秋原、梁启超等人对心理史学也有过涉及和研究。中国心理史学理论的最早践行者要数台湾学者殷海光。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80年代之后，大陆学者李泽厚、王富仁、谢天佑、马敏、乐正、唐文权、章开沅、周岩等人也开始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但是总体说来，中国史学界对于心理史学的态度是漠视的，停留在对国外心理史学理论和成果的一些介绍，在中国心理史学的运用可以说是小道中的小道。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机械地运用着唯物主义史观，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拒绝对历史主体的心理因素进行探析。历史在结构上被分为***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部分，历史研究也一般地局限于这些领域的分析，这在高中历史课本的编排上最为明显。这固然传承了中国史学客观严谨的作风，但是也容易导致对历史的简单化、模式化的认识。
二、心理史学对中学历史教学的意义
21世纪新课改教材仍然把中学历史必修教材分为***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但是在选修部分，丰富了历史教学的内容，包括新的史观、新的史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选修4历史人物评说中对心理史学也有所影射。可惜，没有进一步大胆地编排，我们中学史料教学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局限性的影响。那么，心理史学对于中学历史教学到底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呢？
首先，客观上是对历史研究的一种完善。历史是客观的，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历史的主体是人，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群体的组织，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是客观和主观共同作用的产物。比如，中国古史中有名的秦晋淝水之战，前秦苻坚势力如日中天，但还没有与力量弱小的东晋***队接战，就溃不成***，仅从***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来解释，学生就很不买账。而东晋决策者谢玄的举动心态，更是需要对当时魏晋士人群体心态和谢玄的个体心理做研究才能道得清、说得明。又如，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出逃后，立刻受到沿途士兵的拥护和追随，不费一***一弹，直趋巴黎，由一个囚徒重新变成了皇帝。在分析这样的历史事件时，如果不考虑拿破仑的人格魅力和法国民众的心态也是无法说清的。所以，从客观上来说心理史学是历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次，可以增加课堂魅力。中学生对历史课的不满由来已久，抱怨历史课是催眠课，是休息课，是背书课。红极一时的袁腾飞老师因为其说书式教学方法，受到追捧。笔者也观看过很多袁老师的教学视频，我并不赞同。但是，袁老师受欢迎的背后也可以看出我们大部分的历史课堂学生是不满意的，为什么？没有趣味、机械性的、模块式的讲解和做题不是教学，更谈不上教育。传统历史教学太需要新的手段和方法了。为此，我们也尝试了很多。活动教学、历史剧演绎、探究学习等等。在这方面，心理史学也完全可以收到这样的功效。把历史从宏观拉到微观的个体，深入个体的内心，是一次非常有意义而又趣的探险。心理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为自己在史学界的地位而加分。
三、心理史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下面的问题就是，该如何用呢？首先，我们要遵守三大原则：要适时而用；要恪守基本方法；要尊重历史事实，不随意揣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心理史学按运用对象分为两大类：
一是，注重对个体意识的研究。个体心理会影响对事物的判断和选择，有句话叫做，性格决定命运。所以研究一些个体行为时，不可忽略个体心理对其的作用。所以，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机械地讲解个人事迹而不去研究个人心理，显然不能算是科学全面的研究。历史教学在这些方面可以用心理史学来渗透。例如，朱元璋的性格对明时废除宰相制度的影响。明朝后期皇帝的懒***，怠***与皇帝心理的联系。这些内容在中学课堂上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很多学生甚至由此运用心理和遗传学的知识来考量，我觉得这样完全可以算是有效课堂的表现。
二是，注重对群体意识的研究。群体意识是指社会整体，或是部分群体意识的共相。群体意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研究群体意识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容之一，个体意识会受到群体意识的影响，所以，研究某些历史现象，即使是个体心理我们也不能丢开群体意识去理解。魏晋时期社会士风开放、夸张、飘逸，这种群体意识之下，造就了谢玄、嵇康、阮籍这样的士人，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在讲解这些内容时，缺少对社会群体意识的研究是不能还原那段历史的全貌的。
参考文献：
[1]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90.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8
中***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60-02
一、苦难体验、历史时间与批判的历史哲学
斯特恩在其《历史哲学：起源与目的》一文中提出，“人是通过自己的苦难来把握历史实在的”，[1]2“历史通过将苦难强加给人类，将自身显示为当前的现实，这同它以历史知识为形式撇在身后的阴影根本不同。历史的实在是被体验到的历史。”[1]17由此，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苦难体验型的历史哲学观，认为历史哲学的研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确定的知识，而是为人的实存服务的，是为了解决现实人们的苦难。
斯特恩认为，“被称为历史悲剧的集体悲剧给个人带来的苦难，一直是所有时展历史哲学的主要动机”。西哥特人洗劫罗马城的暴行使“奥古斯丁对尘世文明的脆弱和不堪一击陷入沉思”，并产生了最早的历史哲学论文；“现代历史哲学最伟大的尝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部分是在拿破仑的隆隆炮声中构思的”；历史哲学领域中最近的激动人心的著作――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没有痛苦就没有思考，历史哲学就是为“降临到时代和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集体灾难”寻找出路的研究，即斯特恩所谓“病痛型”研究。“病痛型哲学的动因是苦难，这痛苦是我们人类生存强加给我们的。”
借助于对历史哲学起源问题的考察，斯特恩阐明了历史时间与宇宙时间不同。太一与永恒的观念支配了希腊人的思想，由于对存在的兴趣不减，变化相对于存在始终是低下的，即使在认识到了宇宙的辩证运动本性的赫拉克利特那里，也不能发现历史的全部意义。两希文明在中世纪的结合，使得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进步，基督教思想家认识到，“时间是单向的；它不可逆转，因而是宝贵的，并且，由于是有限的，因而必须在它消逝之前加以利用”。借助于创世说的宗教外衣，永恒论的观念实现了向生成论的转变，历史的变化第一次得到了隐秘的哲学表达。历史时间的有限性与方向性宣告了长期统治希腊人思想的永恒轮回观念的破产，同时也确立了时间的价值观念。在一个不可逆转的真实世界里，一切都要受到时间的测量，“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和不可替代的特征，因而构成一种价值”，无论是作为实在的历史，还是作为知识的历史都是与价值概念紧密相连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力求摆脱当前被认为不完善的状况，进入被认为是更完善的未来。历史就是建立在真正的否定性价值和群体所认可的想象的肯定性价值的对抗之上的”。
在斯特恩看来，历史哲学可分为两种，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思辨的体系试***确立关于历史从始至终的进化的一般理论，发现历史的规律、目的、意义和价值”。思辨的历史哲学家由于热衷于阐释宇宙整体的意义与价值，往往借助于自己的思想，以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在事实上又回到了古希腊的存在追求中――奥古斯丁的“永恒的主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返回自身，以及汤因比的“历史进入神学”。他们以永恒代替变化的宏大企***在自己思辨体系的终极完满中走向了价值归零，尽管这一令人沮丧的后果不是出于他们的主观意愿。由于最后神的驾临，超时空的存在成为可能，历史时间中的所有缺憾都能得到弥补。然而，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价值的权威必须在历史时间无法摆脱的有限性中得到恢复。斯特恩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认为“这种目的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很容易使哲学家的个人观点永久化，把它们当做全部历史进化的客观目标提出”。
批判的历史哲学旨在“考察历史逻辑的、认识论的和价值论的条件”。斯特恩认为，“狄尔泰于1883年开创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时代”。狄尔泰认为“我们借以表达历史意义的任何方案都不过是反映了我们内在的生命。即使是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与其说是存在于客观目标的观念之中，不如说是存在于我们的斗争意志的内心体验之中”。批判的历史哲学不再把重点放在解释历史事实上而放在对历史理解的性质上。实在的历史包罗万象，实际上历史实在论的方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经过历史学家选择的，“选择的前提是价值观念，是历史学家心目中全部价值等级体系”。我们考察历史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在记忆中用人的理性去把握贯通于直线性、单向性的历史时间中的线索，从而为当下的生活寻找合理性的根据，历史时间中的线索借助于人的行动向我们呈现出来。
二、生活实践、历史意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和斯特恩注重考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理体验不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由此，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实践生成论的历史哲学观。
马克思对历史的阐述是从最基本的历史前提出发，他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9确立了人类历史活动的最基本前提之后，马克思进一步看到，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时，还生产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物质生产活动便具有了双重性质，一方面，人们通过物质生产过程的最终的有形的结果实现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另一方面，人们通过物质生产过程的最终的无形的结果实现了社会关系的生成。而且，社会关系一旦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产生出来，便反过来成为人们进一步生产的现实条件和前提。“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2]81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实践活动才是历史的起点和“发源地”。
历史不仅是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中被创造的，而且是随着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本质上不过是生产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的同时，必然要发生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会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487社会历史的分期是以具有独特特征的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的社会关系为其基本标志的。
在唯物史观看来，对历史事件的评价离不开客观尺度，即必须重视“物质动因”，仅仅考察历史主体的心理体验是不够的。如果“试***从整体上来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原理，理解历史所隐含的意义”，则必须用唯物史观的视角，将关注现实作为评价历史的前提，对历史事件采取主观和客观的双重评价尺度。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对现实的改造和超越，而旧的现实不可能主动接受历史主体的改造，从而自觉走向灭亡的命运。因而历史的进步只能在物质力量对旧历史现实的批判中实现，这种改变世界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常常要伴随着历史主体的巨大牺牲。历史哲学的研究作为一种把握人类历史内在规律性的努力，也应该成为“批判的武器”，指向人类的自由和***的社会目标。
三、苦难的意义与实践的价值――斯特恩的历史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中的得失
首先，斯特恩认为历史哲学是“理解历史并把历史综合到整个人类实存中的全部努力”，即是说，历史哲学对历史的意义与价值的考察无非是要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为现实找到某种逻辑的、认识论的、价值论的条件；从而提供合理性说明。这一看法无疑是与马克思将哲学定位为“行动的指南”的精神相契合的。历史哲学的最高兴趣不是将历史还原为一堆史料，而是发掘历史中隐含的意义、价值和规律，为人们当下的生活和未来***景提供参考。任何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它的根脉必深埋于历史的厚重土壤中，受到历史的滋养；而现有的任何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孕育新的文明进步的土壤。
其次，斯特恩从对历史主体的心理层面的考察中，发现了苦难，尤其是集体悲剧给个人带来的灾难与历史的紧密关联――人甚至是通过自己的苦难来把握历史现实的；斯特恩看到了历史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能量损耗。但是，他只是指明了人们在内心体验中的一种事实，基于生活实践的实际，斯特恩的这一看法是有局限性的。苦难固然是人类实存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人类的主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还有其他的丰富内容。人类能够延续至今并准备继续雄心勃勃的存在下去的事实就已经说明，历史主体在苦难中损耗的能量是可以从生活实践的其他方面得到补充的，从而使历史主体在整体上能够维持能量收支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苦难既然能被人们深刻地体验到，正好也说明了人们还有和苦难不同，乃至相反的生活体验，否则，生活“应该”是什么状态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随着这一生活的理想性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苦难感。我们认为，人类苦难的根源只能从人类自身中去寻找。由于我们现实能力的局限与需求的无限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完满解决，即使在我们做出种种努力和牺牲之后，结果还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这就必然由现实生活的缺憾而反射到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强烈的苦难感。这种苦难感所带来的心理压迫和折磨是难以忍受甚至是无法忍受的，因而我们急于寻找苦难的出口，为摆脱苦难不得不做出新的努力。客观而言，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苦难的纠缠中，我们的现实能力得到提升，在此意义上，苦难的体验正是历史进步的否定性标志；人们每经历一次苦难，也在痛苦与反思中使自己离完满更近了一步。
在宏观的意义上，人类的主题依然是实践活动，这是马克思的洞见；在实践活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放弃对人类苦难的深刻反思并藉此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更好的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减少历史进程中的不必要的牺牲，降低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本，这是斯特恩对我们的启发。
参考文献：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9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实证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中西，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走向“过度诠释”的歧途。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来的“***”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脱胎换骨，“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治，***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例10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科学***、技术***、农业***、工业***乃至社会***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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