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司法鉴定程序篇1
第一条为了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司法鉴定活动，保障司法鉴定质量，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通则。
第二条司法鉴定程序是指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应当遵循的方式、方法、步骤以及相关的规则和标准。
本通则适用于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从事各类司法鉴定业务的活动。
第三条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尊重科学，遵守技术操作规范。
第四条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司法鉴定人应当依法***、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并对自己作出的鉴定意见负责。
第五条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个人隐私。
未经委托人的同意，不得向其他人或者组织提供与鉴定事项有关的信息，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应当依照有关诉讼法律和本通则规定实行回避。
第七条司法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应当出庭作证，回答与鉴定事项有关的问题。
第八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收取司法鉴定费用，收费的项目和标准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九条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应当依法接受监督。对于有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行为的，由司法行***机关依法给予相应的行***处罚；有违反司法鉴定行业规范行为的，由司法鉴定行业组织给予相应的行业处分。
第十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加强对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司法鉴定人有违反本通则或者所属司法鉴定机构管理规定行为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予以纠正。
第二章司法鉴定的委托与受理
第十一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司法鉴定的委托。
第十二条司法鉴定机构接受鉴定委托，应当要求委托人出具鉴定委托书，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并提供委托鉴定事项所需的鉴定材料。委托人委托他人的，应当要求出具委托书。
本通则所指鉴定材料包括检材和鉴定资料。检材是指与鉴定事项有关的生物检材和非生物检材；鉴定资料是指存在于各种载体上与鉴定事项有关的记录。
鉴定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拟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委托鉴定的事项、鉴定事项的用途以及鉴定要求等内容。
委托鉴定事项属于重新鉴定的，应当在委托书中注明。
第十三条委托人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委托人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按其意***或者特定目的提供鉴定意见。
第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收到委托，应当对委托的鉴定事项进行审查，对属于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委托鉴定事项的用途及鉴定要求合法，提供的鉴定材料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委托，应当予以受理。
对提供的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要求委托人补充；委托人补充齐全的，可以受理。
第十五条司法鉴定机构对符合受理条件的鉴定委托，应当即时作出受理的决定；不能即时决定受理的，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委托人；对通过信函提出鉴定委托的，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委托人；对疑难、复杂或者特殊鉴定事项的委托，可以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受理的时间。
第十六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
（一）委托事项超出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的；
（二）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
（三）鉴定事项的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
（四）鉴定要求不符合司法鉴定执业规则或者相关鉴定技术规范的；
（五）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的；
（六）不符合本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的；
（七）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情形的。
对不予受理的，应当向委托人说明理由，退还其提供的鉴定材料。
第十七条司法鉴定机构决定受理鉴定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
司法鉴定协议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委托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基本情况；
（二）委托鉴定的事项及用途；
（三）委托鉴定的要求；
（四）委托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的简要情况；
（五）委托人提供的鉴定材料的目录和数量；
（六）鉴定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
（七）鉴定费用及收取方式；
（八）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因鉴定需要耗尽或者可能损坏检材的，或者在鉴定完成后无法完整退还检材的，应当事先向委托人讲明，征得其同意或者认可，并在协议书中载明。
在进行司法鉴定过程中需要变更协议书内容的，应当由协议双方协商确定。
第三章司法鉴定的实施
第十八条司法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后，应当指定本机构中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
委托人有特殊要求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从本机构中选择符合条件的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
第十九条司法鉴定机构对同一鉴定事项，应当指定或者选择二名司法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对疑难、复杂或者特殊的鉴定事项，可以指定或者选择多名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
第二十条司法鉴定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委托人、委托的鉴定事项或者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其***、客观、公正进行鉴定的，应当回避。
司法鉴定人自行提出回避的，由其所属的司法鉴定机构决定；委托人要求司法鉴定人回避的，应当向该鉴定人所属的司法鉴定机构提出，由司法鉴定机构决定。委托人对司法鉴定机构是否实行回避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撤销鉴定委托。
第二十一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严格依照有关技术规范保管和使用鉴定材料，严格监控鉴定材料的接收、传递、检验、保存和处置，建立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
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鉴定材料损毁、遗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一）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
（二）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业组织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三）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不具备前款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可以采用所属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
第二十三条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记录可以采取笔记、录音、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的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记录的文本或者音像载体应当妥善保存。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人在进行鉴定的过程中，需要对女性作妇科检查的，应当由女性司法鉴定人进行；无女性司法鉴定人的，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
在鉴定过程中需要对未成年人的身体进行检查的，应当通知其监护人到场。
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的，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
对需要到现场提取检材的，应当由不少于二名司法鉴定人提取，并通知委托人到场见证。
对需要进行尸体解剖的，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死者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见证。
第二十五条司法鉴定机构在进行鉴定的过程中，遇有特别复杂、疑难、特殊技术问题的，可以向本机构以外的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最终的鉴定意见应当由本机构的司法鉴定人出具。
第二十六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的鉴定。
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对完成鉴定的时限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在鉴定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鉴定材料所需的时间，不计入鉴定时限。
第二十七条司法鉴定机构在进行鉴定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鉴定：
（一）发现委托鉴定事项的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
（二）委托人提供的鉴定材料不真实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
（三）因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因鉴定材料耗尽、损坏，委托人不能或者拒绝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鉴定材料的；
（四）委托人的鉴定要求或者完成鉴定所需的技术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的；
（五）委托人不履行司法鉴定协议书规定的义务或者被鉴定人不予配合，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六）因不可抗力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七）委托人撤销鉴定委托或者主动要求终止鉴定的；
（八）委托人拒绝支付鉴定费用的；
（九）司法鉴定协议书约定的其他终止鉴定的情形。
终止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书面通知委托人，说明理由，并退还鉴定材料。
终止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根据终止的原因及责任，酌情退还有关鉴定费用。
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根据委托人的请求进行补充鉴定：
（一）委托人增加新的鉴定要求的；
（二）委托人发现委托的鉴定事项有遗漏的；
（三）委托人在鉴定过程中又提供或者补充了新的鉴定材料的；
（四）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
补充鉴定是原委托鉴定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重新鉴定：
（一）原司法鉴定人不具有从事原委托事项鉴定执业资格的；
（二）原司法鉴定机构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组织鉴定的；
（三）原司法鉴定人按规定应当回避没有回避的；
（四）委托人或者其他诉讼当事人对原鉴定意见有异议，并能提出合法依据和合理理由的；
（五）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重新鉴定的其他情形。
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一般应当高于原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
第三十条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鉴定机构以外的列入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的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委托人同意的，也可以委托原司法鉴定机构，由其指定原司法鉴定人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司法鉴定人进行。
第三十一条进行重新鉴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
（一）有本通则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
（二）参加过同一鉴定事项的初次鉴定的；
（三）在同一鉴定事项的初次鉴定过程中作为专家提供过咨询意见的。
第三十二条委托的鉴定事项完成后，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指定专人对该项鉴定的实施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序、是否采用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情况进行复核，发现有违反本通则规定情形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予以纠正。
第三十三条对于涉及重大案件或者遇有特别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的鉴定事项，根据司法机关的委托或者经其同意，司法鉴定主管部门或者司法鉴定行业组织可以组织多个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四章司法鉴定文书的出具
第三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完成委托的鉴定事项后，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司法鉴定文书。
司法鉴定文书包括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应当符合统一规定的司法鉴定文书格式。
第三十五条司法鉴定文书应当由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多人参加司法鉴定，对鉴定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司法鉴定文书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
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文书一般应当一式三份，二份交委托人收执，一份由本机构存档。
第三十六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或者与委托人约定的方式，向委托人发送司法鉴定文书。
第三十七条委托人对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过程或者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提出询问的，司法鉴定人应当给予解释和说明。
第三十八条司法鉴定机构完成委托的鉴定事项后，应当按照规定将司法鉴定文书以及在鉴定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材料整理立卷，归档保管。
第五章附则
司法鉴定程序篇2
定的结论便也失去存在的基础和形式。因此，在司法鉴定中，它的公正也体现在程序的公正。鉴定程序的公正它是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权益是息息相关的。本文就有关司法鉴定的程序公正的实现作一些探讨。
公正是指公平正直，没有偏私。从自然公正演变而来的程序公正的观念起源于英国的法律，并在美国的法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自然公正仅是表现为对争议处理的一般原则和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在司法鉴定中的程序公正不单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鉴定结果的正确与否，还要通过实现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来保证鉴定的结果能够经得起推敲、验证。那么如何来实现司法鉴定的程序公正呢？
一、实现司法鉴定程序公正的条件
程序公正是将公正的观念反映到现实规范中来，它要求鉴定的程序应当符合公正的标准。为实现司法鉴定程序的公正，在司法鉴定程序中首先要明确以下三个条件。
1、要全面、充分地保障当事人（或委托部门）的鉴定程序基本权利。尊重当事人（或委托部门）的合法意愿和合法处分行为，以产生符合诉讼法上的鉴定程序效果。这是指在司法鉴定过程要赋予当事人或委托部门在推进和终结鉴定程序上有一定的决定权。
2、对鉴定人员权威的承认。鉴定人员的权威：一是指司法鉴定程序是通过鉴定人员的具体行为才能实现，是程序的权威升华为鉴定人员的权威。二是司法鉴定人员科学态度的中立性保证鉴定工作的公正性。三是鉴定人员的行为合法性，鉴定人员的行为都由法律的规定所赋予的，是合法的司法鉴定程序的主体。
3、司法鉴定程序标准的确定。司法鉴定程序公正的实现，首先要有保证鉴定程序得以公正的规范标准。目前我国司法鉴定程序标准尚不完善，司法鉴定立法工作滞后。随之带来了司法鉴定权的混乱，程序的不一致，违反证据学现象的屡现，鉴定结论缺乏公正性，可信性差，鉴定机构重叠；对鉴定人员缺乏明确严格的管理体制，缺乏统一稳定的科学的行业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程。司法鉴定程序公正 的判断是同鉴定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程序的规范标准，程序的公正实现就无从谈起。司法鉴定程序公正的标准评价，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程序规则程序（标准）的科学性；二是鉴定人员的中立性；三是对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性；四是鉴定程序的公开性；五是程序规则（标准）的制约与监督。当然，程序公正的观念与标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相适应。它也还要受制于社会法律体制，同时法律诉讼的需求也能使鉴定程序标准不断完善提高以及程序技术性的科学化。
二、实现司法鉴定程序公正的一般原则
1、鉴定人员的中立性。鉴定人员处于中立地位是鉴定程序公正的根本保证。鉴定人员应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保持超然客观的态度。缺乏中立性鉴定人员就要有偏私，混淆角色，其结果无论正确与否其不公正性是必然的。鉴定人员的中立包括：一是鉴定人员与案件和当事人无关联性。即鉴定人员不能鉴定自己的案件，也不得鉴定案件结果和当事人有利益或其他方面关系的案件。鉴定人同的无关联性对于保证鉴定人的中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实践中如遇难以无关联性，就必须实行回避制度。二是鉴定人员不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歧视和偏爱。鉴定人员的中立不仅要求无关联性，而且还要求鉴定人员个人的价值取向、情感等因素不产生"偏异倾向"。为此，建立司法鉴定人员管理程序对鉴定机构资格和鉴定人员任职资格的确认，明确鉴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建立法律责任制度和对鉴定人员的监督制度等来保证鉴定人员中立性是有益的。
2、当事人的平等性。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的平等是一项基本诉讼原则。它指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法律平等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在司法鉴定程序中，当事人的平等指当事人平等享有请求鉴定或撤销鉴定的权利，平等享有对鉴定内容的知情权和质证权以及鉴定程序中平等地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合法行使。平等性可以使鉴定人员对各方的意见、证据予以平等的关注和考虑，也是在鉴定程序中给予当事人平等的机会和手段，使鉴定人员获得全面的信息，更有利于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因此，当事人权利的平等是鉴定程序公正的先决条件。
会，同时当事人对鉴定程序的参与是自主、自愿的，而非受强制或者被迫的，参与的自愿是要求鉴定人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人格，不能
把当事人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如当事人仅仅是被动地，那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鉴定程序参与。鉴定行为进行的本身也是司法鉴定程序的参与。
4、鉴定程序的公开性。公开性是指鉴定程序中鉴定目的、要求、内容、方式及鉴定结果等都应告知当事人。鉴定方式、方法的行业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程都应符合科学并统一，同时予以公开。司法鉴定程序的公开性是鉴定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和要求，它的主旨是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可以从鉴定程序的公开亲眼看到公正的实现过程，同时鉴定程序的公开也提供了对司法鉴定程序实施社会监督的可能。司法程序公开也是司法民主程度的标尺，鉴定程序的公开也是标志和体现我国司法制度民主化的进步。
5、鉴定程序的维持性。司法鉴定程序的维持性是指鉴定程序规则上应规定鉴定结果产生之后在程序上要尽量维持它的客观性和稳定性，不能轻易随便否定、更改结论或重新鉴定。随着程序的不断完善，司法鉴定程序所认定的鉴定规则的实体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即使重新解释，亦绝不能撤回重新鉴定，鉴定程序维持性要求赋予鉴定行为法定效力并且禁止鉴定人或当事人随意鉴定的行为。鉴定行为在鉴定程序上产生某种结果，鉴定行为是否成立、有效、合法等都应当取决鉴定程序的规定。
三、鉴定程序中的个别公正性
司法鉴定程序篇3
“法律正当程序”（dueprocessoflaw）原则肇源于市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斗争，它集中表达了对司法恣意的否定和鞭笞,反映了理性主义的胜利，最终成为近现代诉讼文明的精髓，甚至进入了美国宪法。律正当程序包括实体上的法律正当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和程序上的法律正当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实体上的法律正当程序用来对立法权力特别是行***立法权力进行恰当地限制,以防止强大的国家机器肆意侵犯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程序上的法律正当程序（即本文题目特指的正当程序）则被用来驾驭法的实现过程，其要求法律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在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周到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以防止强大的国家机器单独或和其他力量（如专业沟壑）相结合肆意侵犯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可以这么说，判断一个国家法治的程度如何，主要就是看在法的创设和实现过程中在何等的宽广度和深细度上实现了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贯穿于整个诉讼进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系规制诉讼行为之总纲.刑事诉讼中的正当程序大而言之，包括逮捕的正当程序，收集、运用和确认证据的正当程序，公正审判的正当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司法会计鉴定的正当程序显然要归属于收集证据的正当程序类别中去。
司法会计鉴定理论肇源于司法实践，并随着司法理念的衍更不断改变着自身的性格。我国的刑诉法理论经历了由感性司法到理性司法，藐视人权到保障人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司法会计鉴定的理念相应地也发生了巨大进步。目前的司法会计理论认为，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本质上是一种专家证言，但这种证言不同于普通的证人证言，普通证言所证实的内容是由证人感官所直接感受到的，证人只需如实表达即可。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则是司法会计专家在观察、查阅财务会计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会计专业逻辑判断的结果，鉴定人意志上是否***，工作机制（逻辑推理）是否严谨，身份定位是否专业将影响到这种专家证言的客观性或科学性。
那么就提出了如何在法律上保证实现这种***性、严谨性、专业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即是司法会计鉴定中的正当程序。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用于保证结论严谨性的工作机制（逻辑推理）是属于技术性的问题，不应当由法律规范。事实上，正当程序的一些理念如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也是为了克服司法者有限的理性，保证司法判断的严谨性创立的。再者，不严谨的工作机制得出的鉴定结论怎么能作为剥夺人之自由、生命的证据呢？对判决往往起决定作用的司法会计鉴定的工作机制只有是严谨的才能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正当的。工作机制的严谨性——科学理性与正当程序——司法理性在这里是一致的，并轨的。
因此说，司法会计鉴定中的正当程序即是与保证司法会计鉴定实现***性、严谨性、专业性相关的鉴定环境、鉴定机制、鉴定理念。下文，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
（1）保证***性得以实现的鉴定环境。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非理性司法思维---权力思维的左右，公检法机关内部均可设立鉴定部门，自诉自鉴、自审自鉴已成定局。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设立鉴定部门，不仅会损害人们对形式正义的法感情—令人质疑鉴定结论的中立性，也会损害人们对实质正义的法感情—鉴定人常会迫于本部门中长官意志而违心作出鉴定结论。迫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新出台的《司法鉴定管理条例》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相当一部分鉴定权仍掌握在侦查机关手中，势必在长时间内继续起负面作用。比如，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鉴定人员常会被要求提前介入侦查活动，这在基层检察检察机关表现得尤其普遍。基于角色决定利益，当这些鉴定人员为亲手查明的犯罪事实制作鉴定结论时，不可避免地对鉴定的对象怀有难舍的感情，在分析、论证和作出结论时，往往伴有偏激、片面、不严谨的情绪。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意旨十分明显，就是使鉴定人员***于侦查活动，以便形成博弈效应。即使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没有丧失中立性，但由于做法的本身违背了形式正义的要求，会引起利害相关人的合理怀疑，同样违背了诉讼法的精神。
为了实现司法会计鉴定人意志上的***性，必须将司法会计鉴定人从长官的意志和人情的干扰中***出来，建立专业的司法会计鉴定人制度，使司鉴定人只服膺于司法会计鉴定的规律，愿意对鉴定结论负责。
司法会计鉴定的***性不仅受以上制度缺陷的摧残，而且还常常遭到语言的围剿，也就是说，语言本身时时在否定着其应有的属性。由于专业沟壑的存在，送检人员和鉴定人员之间必然要经历一个专业语言的转换过程。尤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送检人员通常是侦查人员，他们在确定鉴定要求时，必然以与侦查结论或者与收集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相互加强为目的，以他们熟悉的法律语言进行表达，这种表达就是在强硬地诱导鉴定人员的意志，把鉴定当成一种必不可少但认为并不重要的仪式。比如“对犯罪嫌疑人甲在1999年至20__年期间的贪污行为及数额进行鉴定。”遇到这种情况，鉴定人员和送检人员之间必须要进行协商，对鉴定要求进行口径的调整或者语言的转换，以凸现出中立性。如上述要求可以转换成：“确认在1999年至20__年期间脱离会计控制的会计事项。”如果不进行这种专业语言的转换，鉴定人员的工作范围也将极为模糊，正当程序原则所要求的理性就会遭到损伤。为了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需要一个能够适应各种情形委托语言的表达标准，在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之间进行对接。
（二）保证严谨性得以实现的鉴定机制
司法会计鉴定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查阅财务会计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专业技能进行逻辑推理的过程，要使这种逻辑推理的结论具备科学性，需要解决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1鉴定结论的得出需要建立怎样的财务会计资料平台之上？
2鉴定结论所推理的事实怎样才能具备排他性？
3鉴定结论所能够反映的事实应限定在多大的范围？
4在鉴定过程中，对所运用的鉴定手段应如何规范才能具备可比性和可评价性？
为解决这些问题，司法会计鉴定理论应运而生。对应问题1，提出了司法会计假定理论，“司法会计假定，是指在司
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已经或必须确认的一些基本前提。”司法会计假定理论的出现，为反对和防止“感觉鉴定”（在财务会计资料不充足的情况下，凭感觉甚至凭口供和证言出鉴定结论，或者在无法取得财务会计资料检验结果的情况下，直接以会计资料为依据对财务问题作出结论，结果制造了很多错案）作出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应问题2，提出了财务会计错误理论，对财务会计错误出现的过程进行剖，来向大家说明，财务会计的错误不一定就是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的。对应问题3，提出了财务事实和会计事实的区分理论。该理论明确了这样一个观念：财务事实只能由财务资料直接证明，会计事实只能由会计资料证明，二者之间只能间接证明。对应问题4，提出了司法会计的标准问题，以规范鉴定行为，在同一事项进行鉴定而的出不同的结论时能有一个衡量标准（其实，前三项理论本质上也是属于鉴定标准）。
上述几套理论，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上为实现鉴定结论的生命——严谨性而服务的。（三）保证专业性得以实现的鉴定理念。
在司法会计鉴定过程中，与鉴定人有关的案件事实有四种：客观事实，财务事实，会计事实，法律事实。客观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因人类无法超越时间的障碍，故这种事实是不可再现的，司法者只能是运用其留下的痕迹（证据）进行模拟（其间还夹杂着人为的判断成分），得出另一种事实——法律事实。而我们常说的财务事实和会计事实严格来讲，应当叫财务鉴定事实，会计鉴定事实。不但财务事实和会计事实之间要区分，财务事实与财务客观事实，会计事实与会计客观事实，财务事实与法律事实，会计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更要区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始终保持专业理性。因为有了这几种事实之间的分野，鉴定人在下结论时，便不能越厨代庖，以自己掌握的有限的财务、会计鉴定事实对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发表看法。比如，鉴定人只能对“损益”发表意见，不能对“损失”发表意见，因为“损益”是个会计事实，而“损失”则是个法律事实。
司法鉴定程序篇4
关键词：司法鉴定程序；功能；启动；完善
一、司法鉴定程序的概念与功能
1.司法鉴定程序的概念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该活动中法院、司法行***部门、当事人和鉴定人应遵循的程序规则，即为本文所指的司法鉴定程序。
2.司法鉴定程序的应有功能
(1)法益保护功能
司法鉴定程序的法益保护功能是指该程序对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保护的效用，具体而言是指该程序对国家、当事人、鉴定主体利益保护的效用。司法鉴定程序的法益保护功能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平衡和整合来实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司法鉴定程序是对不同利益进行平衡和整和的机制。
(2)权力制约功能
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制约功能是指该程序对于限制法院的司法权和司法行***部门的行***权的效用。一方面，司法鉴定的落脚点在司法，终极目的是服务于审判，实现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程序公开、合法，即要求司法活动要严格依据公开的法定程序进行，确立违背程序的司法活动为非法和无效的原则，以此对抗司法任意与专断。另一方面，在司法鉴定程序的整个体系中，司法行***部门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主体只具有行***管理权，不能干扰司法鉴定的正常进行。
二、我国司法鉴定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尚未形成完善的司法鉴定运行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据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引入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试点中“专家证人”制度亦初露端倪。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人提交的鉴定结论，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各地法院做法不一。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未就对方委托鉴定提出异议，则该结论获得证据资格；而一旦当事人质疑对方鉴定的公正性、合法性，则该结论被搁置，法院往往出面重新委托鉴定。尽管处境尴尬，但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司法潜规则的认同，也符合《决定》精神，形成与“专家证人”制度近似的单方鉴定人制度。因此，通观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专家证人三足鼎立之势。[1]
鉴定人制度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运行模式，其核心在于当事人只有启动鉴定程序的申请权，法官享有启动鉴定和鉴定主体的决定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专家证人制度。客观而言，二者在制度设计、运行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专家辅助人”制度是大陆法系鉴定人制度在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合理因素后，衍生发展而成的配套机制，是在法院委任的鉴定人之外，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聘请技术专家，在司法鉴定前后对诉讼中的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意见，辅佐当事人进行诉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呈现出在鉴定人制度和专家证人制度两个相反方向上同步扩张的奇特发展态势。司法鉴定运行体系联系着法官职权建设、鉴定启动程序、鉴定申请人权利救济、司法行***机关对鉴定机构的行***许可和监督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而这其中许多制度在我国尚未健全或根本不存在。[1]因此，我国完善的司法鉴定体系还没有形成。
2.现行司法鉴定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度的缺陷
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机构是市场化的产物。笔者认为，司法鉴定的完全市场化很难实行，专职司法鉴定机构的自我生存将会产生很多问题。《决定》把司法鉴定确定为行***管理的范畴，赋予司法行***机关行***许可的职责。由此，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不是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而是依法进行注册登记的事业单位和团体。司法鉴定机构本身的***性决定了他必须考虑如何生存，其趋利性随之而来。法院在决定司法鉴定上的专权与司法鉴定受理上的市场化相结合，难免会产生新的司法腐败。随后该机构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也很容易因某些司法腐败而导致其本应具有的合法性、中立性和客观性遭到破坏，使其有所倾向。
另外，现行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度很容易形成司法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与管理混乱的局面，不仅造成国家鉴定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因多头鉴定、重复鉴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拖延诉讼周期，降低了诉讼效率。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在司法鉴定领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3.对司法鉴定人的权利保障和责任追究缺乏具体规定
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鉴定人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为了有效促使其依法履行出庭义务，有必要建立对其出庭的权利保障机制。
4.司法鉴定标准不统一
目前，对于精神损害、司法精神病及伤残程度等方面依然缺乏相应的鉴定标准，无法满足当前越来越多的精神侵害案件审理的需要。同时，由于现有鉴定标准在效力和适用范围上具有立法层次的局限性，因此造成异地鉴定结论存在明显差异，成为引发诉讼争端的重要因素。[2]
三、我国司法鉴定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1.完善司法鉴定立法
司法鉴定程序的改革与规范化建设需要通过系统化的立法来实现。鉴定立法在内容上应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部分：实体部分指司法鉴定的研究对象、调整范围、主体管理问题（如资格审查制度、登记制度、考核与处罚制度等）；程序部分指鉴定人的选择、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鉴定程序的启动、委托鉴定前的告知、委托人的义务和限制、制作鉴定结论、鉴定结论的告知、申请重新鉴定的程序要求。[2]这样的司法鉴定制度才是一个系统完善的司法鉴定程序。
2.完善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
（1）强化当事人对法官鉴定程序启动决定权的救济。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是指诉讼中应当由谁决定启动鉴定程序。表面上看启动鉴定程序是权利归属问题，实际上是诉讼体制问题。我国长期以来诉讼中鉴定程序大多是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由法院决定是否启动鉴定程序。这是因为我国奉行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法官对诉讼的主导作用。双方当事人应当享有平等的鉴定启动申请权。另外，为保护当事人利益，避免本应进行鉴定的案件由于司法人员故意或过失不提起鉴定程序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及时处理，可考虑借鉴必要鉴定规则，由法律明确必须交付鉴定的案件类型及情况。[3]
（2）加强对申请人在鉴定程序启动后的权利保障和救济。在决定启动鉴定后，法院作为委托人应当在多长时间内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交鉴定申请人的鉴定申请书及送检材料，以及法院不向申请人出示司法鉴定机构对能否鉴定的答复文件且法院单方终止鉴定程序后申请人有哪些救济途径，对此，我国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因立法缺陷和司法腐败而出现的许多不正常现象。
笔者建议，在司法鉴定程序的立法完善中，可做出如下规定：法院在决定启动鉴定程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协商不成的，逐级委托，由最高法院指定。法院应当在最高法院指定司法鉴定机构后5日内向该机构进行书面委托，法院在收到该机构的书面答复后5日内送达鉴定申请人，同时告知其鉴定机构的联系方式。鉴定申请人在收到该答复后10日内可与该鉴定机构直接联系并确定可以鉴定的申请事项，如果10日内无正当理由没有确定鉴定的申请事项，则法院有权终止鉴定程序。对法院终止鉴定程序的决定，鉴定申请人不服的，5日内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3.建立鉴定人出庭补偿制度和鉴定人保护制度
鉴定人出庭作证虽然是鉴定人的一项法律义务，但只有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为鉴定人出庭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才能提高其出庭质证的积极性。为此，有必要建立对鉴定人出庭进行司法保护的制度，以解除其出庭的后顾之忧。
4.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技术标准体系
对各类司法鉴定事项均应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明确相应的鉴定机构，避免目前存在的多头鉴定和异地鉴定结论存在明显差异，保证鉴定结论的稳定性和严肃性。
参考文献：
[1]齐树洁,洪秀娟.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应走创新之路[j].中国司法鉴定,2006,3:10.
司法鉴定程序篇5
一、 司法鉴定法调整范围的确立
司法鉴定法的制定应当在我国现有的物质基础上充分体现社会的需求，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而解决诉讼法和证据法在此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②鉴于此，有必要对社会需求和现实需要的司法鉴定问题进行分析，以便为司法鉴定法确立合理的调整范围。
在我国的诉讼实践中，司法鉴定因程序不公尤其是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非中立化引发了“重复鉴定”和“久鉴不决”以及“虚假鉴定”等影响诉讼效率与公正的问题。这些问题因现行法律不能予以消解，以至于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全国人大***会制定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解决了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的资质条件问题，使司法鉴定在制度安排上趋于合理，并明确了司法鉴定的管理主体。然而，《决定》对司法鉴定管理的规定仅限于登记管理的狭小范围，登记管理仍未能得到统一，再加上司法鉴定需要规范的一些范围《决定》没有予以规范，其规范的力度以及规范的环节明显存在不足，以至于实践中原来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司法鉴定体制变化后在管理上的乏力，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在司法鉴定委托、司法鉴定的实施和职权司法鉴定等环节中均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问题。③这些问题的出现均与《决定》没有较全面地对司法鉴定问题作出规定有关，社会所需求的高质量的鉴定结论并未能获得程序上的有力保障。
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尽管在理论上与其他证据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实践中却往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决定着被告人罪与非罪的问题，甚至能够影响到被告人的生死存亡。这种证据与其他证据种类相比有自身独有的特征：(1)它诞生于诉讼中，不是随着案件事实的发生而生成，并非是案件事实的“碎片”；(2)它是实物证据的内容借助于鉴定人转化而来的言词证据，转化的每一个环节均存在否定其本身真实的可能；(3)它不表现为一种坚硬的事实，只是一种鉴定人作为专家提出的带有权威性的主观性判断意见。这些特征决定了它与制度、程序、规则的关系最为亲近，需要它们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并给予程序上的安全性维护，以确保自身的“纯真血缘”，从而提高其在实践中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由于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内容源于实物证据，它在诉讼中特别需要制度、程序与规则来维护其移转过程的安全性、客观性。司法鉴定的安全、可靠和有效既是诉讼的基本需求，也是对司法鉴定进行规范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一方面，需要对司法鉴定的主要环节依法加强监督与管理特别是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保障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能够达到现代诉讼对其的高标准要求，满足社会对司法鉴定的基本诉求；另一方面，也需要法律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规范，通过其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来保障司法鉴定在严格的程序和科学的环境中得以实施。‘同时，还需要法律确立一些程序来保障鉴定结论适用程序具有过滤不可靠鉴定结论的功能，以保证所适用的鉴定结论具有可信性。
基于此，司法鉴定法应当涵盖司法鉴定的管理、实施以及适用程序的主要环节，旨在通过规定司法鉴定管理主体、实施主体和适用主体的权利义务或者职责来维护司法鉴定的正常秩序，保障被采用鉴定结论具有可靠性和可信性，从而满足现代社会对司法鉴定的诉求和主体的需求。
因此，司法鉴定法调整的范围主要是对司法鉴定结论不同于其他证据的“出身”问题进行规范，即对司法鉴定管理、产生与适用程序等问题进行规范。其主要涉及司珐鉴定管理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以及鉴定结论适用主体的有关结构、组成、权限(权利)、责任(义务)等方面，保障司法鉴定法在司法鉴定法律规范体系中具有“宪法性”的法律地位和统领整个司法鉴定规范的“组织法”功能。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规定不需要面面俱到，也绝不能仅限于“司法鉴定管理法”或者“司法鉴定实施法”的狭小领域，否则，其后果不是执行不力，就是难以执行，造成司法鉴定改革的僵持。
二、司法鉴定法基本框架的安排
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均有规定，就司法鉴定作为证据来说，它们对其具有相同的基本要求，将存在的共性问题提炼出来作统一规定可以节约立法的成本，也可以避免多头立法的重复与冲突。《决定》作为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法律依据，并非是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最终成果，况且有必要对《决定》实施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借助于司法鉴定法的制定来深化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可以说，制定司法鉴定法的时机和条件业已具备且基本成熟。那么，如何保障制定的司法鉴定法具有科学性，并在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保障其内容与诉讼法、证据法没有过多的重复，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司法鉴定法的体系结构是否科学以及框架结构的安排是否合理。
基于上述对司法鉴定立法范围的分析及其制定的现实可能性探讨，笔者认为，司法鉴定法应当以司法鉴定管理主体、实施主体和适用主体的的结构、组成、权限(权利)、责任(义务)作为基本内容，保障这“三大”主体设置科学、布局合理、职责明晰、责任明确。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总则”、“司法鉴定管理”、“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法律责任”和“附则”六个部分。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司法鉴定法应当在“总则”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司法鉴定的概念、司法鉴定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等一些具有准则性质的内容。
二是司法鉴定法应当在“司法鉴定管理”中明确司法鉴定管理的主体、主要的职权和应当履行的职责。司法鉴定法在此方面的规定应以《决定》的内容作为基本依据，明确司法行***部门作为司法鉴定管理主体的分工、具体管理的权限和管理中应当履行的职责。对其管理活动重在外部监管，不再仅限登记管理，同时增加鉴定协会的设立与专业性管理的范围，建立起全方位、多角度行***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的动态化管理模式，从而保证司法鉴定法律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避免在强化司法鉴定行***管理后管理机关将社会鉴定机构作为自己的附庸(内设机构)。
三是司法鉴定法在“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中应以《决定》规定的内容作为基础，适当提高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准人条件，界定鉴定机构的性质以及鉴定机构之间的关系，保证鉴定机构能够为鉴定人的鉴定活动提供科学的条件和环境，同时保障鉴定人确实具有专家的能力。
其应当明确鉴定机构的设置原则，保障其合理布局，使其在具备鉴定能力的基础上能够满足诉讼的需要。此外，还应当明确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保障措施，确保其能够依法实施鉴定，促进司法鉴定质量的提升。
四是司法鉴定法在“司法鉴定程序”中确立一些司法鉴定的关键性程序，在保障当事人(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均衡的情况下，合理确定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司法鉴定机构的选择程序、补充鉴定与重新鉴定启动的基本条件以及鉴定结论选择适用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部门规章对涉及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补充鉴定、重新鉴定”作出的规定尽管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在实践中能够起到限制重复鉴定的作用，但因不符合《立法法》的要求，未达到法律的层次而致使该规定在执行中因职权机关予以漠视而执行受阻，司法鉴定法对此进行规定可以保持与诉讼法在位阶上的平衡，也有利于诉讼法的修改与之相衔接。
五是司法鉴定法应当在“司法鉴定法律责任”中对司法鉴定责任进行集中规定，使司法鉴定的民事责任、行***责任和刑事责任能够保持有机衔接和得到有效规范，尤其是民事责任、行***责任还可以弥补《决定》规定的不足。
另外，对于无法纳入上述内容的有关说明及其他问题，可以采用附则的形式予以规定，以使制定的司法鉴定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三、司法鉴定法律体系的构成
司法鉴定法律体系的构成除了遵循法的效力等级外，还应当考虑与诉讼法、证据法之间的协调以及获得与之配套的相关行***法规规章的维护与支持问题。同时，制定的司法鉴定法可为诉讼法的修改提供纲领性指引，为相关行***法规规章的制定提供基本依据。
在司法鉴定法对鉴定管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鉴定关键性程序等问题作出规定后，司法鉴定存在的有关问题并不必然随之化为乌有，在实施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法庭对鉴定结论在选择适用上的困难、如何借助于程序导正鉴定结论的偏向性以及如何保障当事人司法鉴定救济权利的有效性等。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势必影响司法鉴定法的有效实施，还有可能致使司法鉴定法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因相关制度的障碍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因此，构建司法鉴定的法律体系结构也是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应有之意。
司法鉴定在立法规格上应当采用“三元制”的法律结构层级体系，将司法鉴定法律分为三个不同效力层次。具体设想如下。
一是司法鉴定法以法的形式出现，对司法鉴定的基本性问题进行规范，将其作为其他有关司法鉴定立法的根据或指导思想。司法鉴定法由全国人大***会制定，赋予其法律的地位，具有司法鉴定“组织法”的性质；同时，对诉讼法中有关司法鉴定问题进行修改，④从而保障诉讼法与司法鉴定法的相互衔接与配合。
二是制定司法鉴定的程序性规范。***依照司法鉴定法的基本原则，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有关司法鉴定的行***法规。其法规的制定主要以司法鉴定程序法为主轴，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程序条例”而终结目前存在的三个鉴定程序分别运行的局面。⑤ 由于司法鉴定作为证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着相同的要求，并能够适用于所有的诉讼领域，制订统一的程序规范是必然的。对在专业上有特殊要求的司法鉴定问题，有关职权部门可以在遵循统一司法鉴定程序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出更为严格的鉴定程序规范，但不得低于统一司法鉴定程序条例的基本要求。统一的司法鉴定程序条例不仅能够为司法鉴定实施提供一体遵守的严格的程序规范，改变地方分别立法的局面，⑥而且还能够为司法鉴定活动是否违反程序、违反程序的程度如何以及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等问题提供统一的判断标准。由于司法鉴定程序条例涉及违反司法鉴定程序的法律后果，采用行***法规的形式由***统一制定较为适宜。
三是制定司法鉴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司法鉴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主要从不同鉴定专业的
技术和鉴定中应执行的技术标准的层面进行规定。这些技术规范和标准可由司法鉴定的管理主体以行***规章的形式颁布，赋予其规章的地位，并作为某些鉴定领域的基本要求和标准。司法鉴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可由司法鉴定协会及其各专业委员会协助司法行***部门制定，由司法行***部门统一颁布。
笔者认为，未来的司法鉴定法律体系应是以司法鉴定法为主轴，以司法鉴定程序条例为中心，以司法鉴定各领域技术规范为依托的等级分明、体系严密的法律法规规章体系。另外，司法鉴定协会应当制定有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实行司法鉴定行业自律机制，保障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鉴定的自主责任意识，以促使鉴定质量的提高。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司法鉴定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仅作为维系和促进司法鉴定法发挥实效的因素。
注释
① 例如，2008年上海袭警事件中的杨佳精神病鉴定案以及黑龙江省涉及警察的林松岭死亡案；2007年北京的李丽云因剖宫产被肖志***拒绝签字而身亡的医疗纠纷鉴定案；2009年 5月7日杭州“跑车族”市区飙车斑马线撞死行人案件中肇事跑车超速程度的“鉴定”案，等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 139页。
③ 近期较为典型的涉及鉴定的案例主要有z20~6年河南省某公安机关鉴定人因“虚假鉴定”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徇私舞弊案件 ；2007年甘肃省的穆某诉某司法鉴定所“错误鉴定 ”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 5月通报的 6起违反“五个严禁”案中的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李某某和高某某在办理一起矿权纠纷案件时违规“委托鉴定”、擅自收取并不当使用当事人鉴定费用的案件，等等。这些案件均程度不同地折射出司法鉴定法应当规范的范围。
④ 根据本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三大诉讼法均在修改之列，对其涉及的司法鉴定问题按照司法鉴定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已不存在障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还可以避免先修改诉讼法后制定司法鉴定法再次出现冲突问题。
司法鉴定程序篇6
[关键词]司法鉴定制度；司法鉴定立法；司法鉴定程序
我国的司法鉴定法律制度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这种变革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存在一些现实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司法鉴定程序性法律制度。从概念上司法鉴定可以理解为，是鉴定人遵循司法鉴定程序，运用科技知识和特别经验，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鉴定人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鉴定对象所涉及的专业性问题以及鉴定证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使得鉴定结论在诉讼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和证明力。司法鉴定结果的客观、中立、科学、准确，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获得公正合理的审判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司法鉴定活动是为诉讼程序服务的，是科学裁量和解决纠纷的科学依据。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依据，司法鉴定首要的目的是公正，他不仅体现在鉴定活动的客观公平正义和程序的公正价值，还体现在鉴定的科学正义，所以司法鉴定还兼具科学性和法律性的统一，其追求的公平正义对应着科学层面和法律层面，所以鉴定正义应当包含科学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三个层面。
当前在我国的司法鉴定法治化进程中，还有待建立起完备的司法鉴定法律制度体系，其主要任务是：首先，要有可操作的司法鉴定法规。2005 年2 月28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规范，共十八条，内容包括司法鉴定的法律界定、从事司法鉴定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办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这标志着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但是，由于规定的过于笼统，司法鉴定的程序性立法和实体性立法仍然存在一些盲区。其次，司法鉴定涉及的法规和鉴定的规章制度应当是多层次的，包含法律、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定等，广义的鉴定立法还包含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最后，司法鉴定的现行法规还没有使司法鉴定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有章可循。还应当有涉及鉴定的准入、鉴定的管理、鉴定的法律责任、鉴定的流程、鉴定的法律地位、鉴定的时限等多种因素。
对于目前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法律体系的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司法鉴定已经不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中的某个机关、部门的事情，仅仅依靠某个机关或部门是难以解决当前的问题，通过统一立法来健全司法鉴定制度，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对司法鉴定的立法体系可以分为实体性和程序性两部分。在实体部分，明确司法鉴定的范围、司法鉴定的主体、人员准入制度、审查制度、登记制度和考核制度。在程序部分，规定鉴定人的选择、鉴定人的义务和权利、鉴定程序的启动、委托鉴定的告知义务及其限制、鉴定结论的制作和告知、鉴定结论的异议处理、监督和处罚等。
司法鉴定的法律体系还应当起到三个作用：
一、强化监督作用。司法鉴定是为了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为了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公平、公正的处理。通过强化当事人参与司法鉴定的监督制约机制，比如，建立专业委员会制度，由相关的专家参与司法鉴定的过程。在必要的时候，法院可以准许当事人申请专家证人出庭，审判人员同样可以邀请专家证人出庭甚至由专家进行陪审，充分调动当事人对鉴定活动的监督制约，更加有利于法官客观、公正和科学地对鉴定意见做出判断。
二、强化组织管理职能。强化司法行***部门和行业组织对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科学划分司法行***部门和行业组织对司法鉴定机构组织管理中的职能，建立权责明确的管理机制体制。司法行***部门加强司法鉴定机构的准入，严格管理鉴定机构的人员，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队伍的技术能力建设、思想道德建设。行业自治组织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的日常业务管理，定期、不定期组织司法鉴定人员进行培训学习，提高鉴定人员的素质，保障司法鉴定意见的质量和水平，推进司法鉴定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法院对司法鉴定意见应综合全案做出明确的认定，严格认定司法鉴定的质量和水平。针对当前司法鉴定文书不够规范的实际，应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文书格式。
三、强化司法鉴定启动权。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关系到司法鉴定程序的有效实施。对当前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不够规范，存在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实际，应严格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在启动权的设计方面，应建立以“法院主导、当事人积极参与”的司法鉴定启动机制。对于刑事鉴定，当事人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同样可以申请启动司法鉴定，但是否启动司法鉴定则由人民法院审核后决定，避免当前多个部门均有权启动司法鉴定而导致鉴定混乱的局面。
鉴定制度的完善是鉴定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建立了完备和科学的司法鉴定法律体系，才能使司法鉴定体制得以良性运行，并最终促进司法鉴定秩序和价值的实现，实现司法鉴定活动在科学和公正的法律制度规范下发挥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司法厅2014年拟定课题“司法鉴定立法调研”的意向性内容，项目编号：1401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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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小凤，田友福，谌洪波.“对重复司法
司法鉴定程序篇7
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86. 59％的调查主体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13.4％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 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
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分析，北京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4.89%；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7.61%；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3.13%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
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36.39％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改革的主要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
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
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38.95%;“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20.96%;“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 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13.21％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10.7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北京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
（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77.90%；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22.1%。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19.74%。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69.88%；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30.12%。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95.08%，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4.92%。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58.33%；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1.6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5.5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9.6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20.34%。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80.49%；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19.51%。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启动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而实践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犯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由侦查机关启动并完成的鉴定程序，一般而言符合公诉机关的利益。因此公诉机关一般不会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作为诉讼控辩中的辩护人一方，立法没有赋予其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其享有的只是针对鉴定问题要求法院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实践中，辩方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的该种申请，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官驳回。由此可见，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一方当事人想要行使而苦于没有权利。正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对抗，使得对立的双方之间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交集，享有权力的一方不行使其权力而无损其利益。
自1996年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之后，控辩平等对抗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上，控辩权利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失衡。因此，在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即建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鉴定启动机制。根据这一原则，未来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都只是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即削减检察官现有的程序启动权，通过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第二种思路是赋予辩护人一方的司法鉴定启动权，使其享有与检察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即在检察官基本权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辩护人一方的权利，以此达到控辩平等的目标。
对于该问题，调研组主要调查了利益相关的检察官和律师群体的意见。对于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问题，呼和浩特市的16名检察官中，有3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措施，有13人认为不能接受，其中，有10名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有3人认为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在青岛市共有7名检察官选择接受该改革措施，另有20名检察官认为该改革措施不可以接受，其中15人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3人的理由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了工作效率，2人的理由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北京市接受调查的51名检察官中，有13名检察官选择“可以接受”，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应该享有与法院相同的鉴定启动权”，有18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受制于法院工作”，有4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会造成程序的失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三地接受调查的检察官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4.47；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5.53%
从检察官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最主要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占57.74%)，其次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占33.80%)，最后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占8.45%) 。
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合理，有4名律师表示反对实施该改革措施。在青岛市，11名律师全部赞同该改革措施。北京市有14名律师认为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非常合理，有9名律师认为此举不合理。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8.69%，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1. 31% 。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在该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超过70％的检察官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超过70％的律师表示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说明这一问题的改革与两个司法群体各自的执业利益皆有较大的关系。
第二，与检察官群体各地趋于一致的支持比例相比，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意见有所不同。北京市有接近半数的律师表示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而青岛市受调查律师则100％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可见，在律师群体内部，对于该问题似乎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三，从检察官反对取消鉴定启动权的理由进行分析，超过半数的检察官反对取消该权利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可见，虽然我国的对抗制改革引入刑事诉讼以逾10年的时间，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改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改革执行者的思想之中。这些认为检察机关法律地位优于辩护人一方，不承认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检察官必然会坚决地反对推进控辩平等武装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由是观之，在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具体的技术性设计，而是如何使改革的各方接受和顺应改革的理念，只有改革的各执行方真正地接受了改革的理念和原则，刑事司法鉴定改革才能切实地深入进行，达到改革的目标。
上文可见，对于取消检察官鉴定程序启动权这种改革思路，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保留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并且同时相应地赋予辩护人一方相同的鉴定启动权，而不仅仅是现行制度下的鉴定申请权，作为控辩双方的律师群体和检察官群体的态度依然存在差别。
如果赋予控辩双方完全相同的鉴定启动权，呼和浩特市有8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5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2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1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5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青岛市有16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4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5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7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有9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北京市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可能会实际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有10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有9名检察官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17名检察官选择“合理，可以接受”。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共有31名检察官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建议，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占检察官总数的34.44%。有59名检察官反对该改革建议，比例为65.56%。
从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多数认为“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占42.37%；另有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占28.81%；还有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占28.82%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的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护人一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与单方面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相比，这一改革方案的反对比例降低了近10%。也就是说，两种改革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措施中，后一种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的改革阻力可能要小得多。
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
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分析，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中国国情二者并重，都占28. 81%。调研组认为，采行这一模式的改革措施确实会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但这一措施可以使控辩双方当事人在同一高度的诉讼平台上进行司法较量，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顺应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3．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程序
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改革有限地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如何处理，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对于鉴定过程不合法、检材不合法或者鉴定人不适格等各种非法的鉴定结论是否应当被排除于法庭之外，课题组针对五类司法主体进行了调查。
总体而言，在所有的受调查主体中，有87.8％的人认为非法的鉴定结论应予排除；9.49%的人认为不一定排除，应当因案而异；2.71％的人反对将其排除。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8名法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89.47%；有6名法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7. 89%；有2名法官直言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2.63%。在填写问卷的87名检察官中，有79名检察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90. 8%；有7名检察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检察官总数的8.05%；有1名检察官选择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1. 15%。在律师群体中，共有61名律师参与该项调查。其中，有56名律师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律师总数的91.8%；有3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4.92%；有2名律师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总数的3.28%。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中，17人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0.95%；有4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19.05%；没有鉴定人表示反对排除。在50名侦查人员中，有3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78%;8人表示因案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占总数的16%；另有3人对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持否定态度，占总数的6%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北京市，共有127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9.44%；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2人，比例为8.45%；选择不排除的有3人，比例为2. 11%。在青岛市，有5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5.51%；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0人，比例为14.49%。在呼和浩特市，共有73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6.9%；选择因案而异的有6人，比例为7. 14%；选择不排除的有5人，比例为5.95% 。
上述统计数据充分说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对待非法鉴定结论是否排除的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绝大部分的司法主体倾向于排除非法获取的鉴定结论。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调研城市，还是在职业利益各异的五类司法主体之间都没有本质性的分歧。因此，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调研组认为应当设立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规则，以填补目前鉴定立法的空白，满足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
4.辩护人鉴定程序知情权的保障措施
通过上文中对司法实践中辩护人一方在庭审之前对鉴定结论和鉴定程序的知悉情况的调研，可以看出目前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有接近半数的辩护人在庭审之前无法查阅到与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鉴定的改革中，要着力改善这一现状。
关于获取控方鉴定结论的最有效方式，呼和浩特市接受调查的28名律师中，有13名律师认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最为有效，6名律师认为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最为有效，还有9名律师认为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最为有效；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2名律师中，有10名律师选择了庭前开示程序，2名律师选择到法院查阅相关案卷；北京市26名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有5名律师选择“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有4名律师选择“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有15名律师选择“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有2名律师选择“其他方式”。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三个调研城市的律师对于该问题的改革方式存在较大的分歧。青岛市的律师群体绝对多数赞同建立庭前鉴定结论开示程序，其比例高达90%。北京市也有近70％的律师赞同这一主张，其后依次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到法院阅卷和其他方式。呼和浩特市，律师的主张在几个选择之间趋于平衡，没有某项方式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相对而言，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是呼和浩特市律师认为的最佳选择。
综合三个地区的调研数据，“直接到检察院阅卷”的比例为30.3%,“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的比例为15．15％，“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的比例为51.52%,“其他”的比例为3.03%。
上述比例数据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律师群体而言，其选择的首要方式是通过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来获取相关的鉴定信息，这一比例超过了通过检察院移送案卷查阅和直接到检察院查阅的总和。可见，律师群体是希望通过建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程序来保障其司法鉴定程序和结论的知悉权，而不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利益相对或相关的国家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方面。该组数据所反映出的这一信息也可以体现出律师群体对鉴定制度改革措施具体设计思路的选择，即摒弃现行制度下对司法机关的依赖，通过正当诉讼程序来行使和保障自己的诉权。
（三）鉴定结论及其效力改革
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但课题组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是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鉴定的问题。为此，课题组针对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应否有明确的鉴定次数的限制性规定问题，面向五类司法主体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工作。
总体而言，在290名受调查群体中，有165人选择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以内，比例为56.9%；有46人选择不可以就同一问题进行重复鉴定，即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1次，比例为15.86%；有40人认为无需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只要案情需要，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重复鉴定，比例为13.79%；有39人认为重复鉴定的次数需要进行限制，但不宜限制得过于严格，只要限制在3次之内即可，其比例为13.45%。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76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法官中，有1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0.27%；有37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8.68%；有14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8.42%；有10名法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3.16%。在83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检察官中，有10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2.05%；有52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2.65%；有13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5.66%；有8名检察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9.64%。在6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律师中，有7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1.48%；有41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7.21%；有4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6.56%；有9名律师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4.75%。在2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鉴定人中，有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3.81%；有9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2.86%；有2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9.52%；有5名鉴定人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23.81%。在49名填写调查问卷的侦查员中，有9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8.37%；有2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53.06%；有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2.24%；有8名侦查人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6.33%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参与调研的142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有22人，占总数的15.4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76人，比例为53.52%；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23人，比例为16.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21人，比例为14.79%。在青岛市参与调研的66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5人，占总数的7.58%；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6人，比例为69.7%；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12. 1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7人，比例为10.6%。在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81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46%，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3人，比例为53.0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9. 88%；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11人，比例为13.58%。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受调查人员认为以2次为限进行重复鉴定是较为合理的。其次分别为不得重复鉴定、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和无需限定次数。这一顺序在各调研城市之间也大致相同。可见，从比例变化的趋势而言，司法实务人员倾向于对目前实践中针对同一事项的重复鉴定问题进行明确的次数限制。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对待该问题的总体评价是相似的，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鉴定人群体的意见。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鉴定人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很有特点。一方面，在五类群体中，仅有鉴定人群体选择“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20%，为各群体之中的最高比例。另一方面，其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比例也是五类群体中最高的，其比例与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是基本持平的。说明在鉴定人群体中，存在两种司法理念，这两种理念源于其对司法鉴定制度性质理解的差异。一种理念认为，对于需要鉴定的事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地追求其本真的面目，因此，只要案情需要，就不需要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而是以获得最终结论为目标。与之相对的理念认为，司法鉴定程序是嵌套在刑事诉讼之中的子程序，因此，司法鉴定的诸多原理和理念都要顺应刑事诉讼的原理和理念。“定纷止争”的程序设计根本不允许将司法鉴定无限制地重复下去，因此其选择不允许进行重复鉴定。
（四）鉴定管理体制改革
自《决定》颁布至今已逾三年的时间，从上文对鉴定体制实施现状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实践中自侦自鉴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控辩之间难以实现鉴定程序的平衡和对抗。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定体制的改革方向直接关系到整个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成败。关于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课题组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研。
1．鉴定人的选任方式改革
关于鉴定人的选任方式，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7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机关指定较为合适。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0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1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机关指定较为合适。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13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10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机关指定较为合适，1名法官认为由检察机关指定较为合适，23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较为合适。综合三地调研的数据，在全部接受调查的法官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的，占56.31%，主张合议庭指定的，占28. 85%，主张由司法行***机关指定的，占14. 13%，主张由检察机关指定的，占0.71%。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6名鉴定人认为由司法行***机关指定最为合适；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司法机关指定最合适，4人认为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最合适；北京市有39名鉴定人选择“合议庭指定”；有8人选择“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没有人选择“司法行***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综合三地调研数据，在鉴定人群体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鉴定人的占55. 18%，主张由司法行***机关指定的，占31.67%，主张由合议庭指定的，占31. 67%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法官群体和鉴定人群体都支持通过控辩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案件的鉴定人，两个群体对该改革措施的支持比例大致持平。有所差别的是，在控辩双方协商确定之外，法官群体倾向于通过合议庭指定的方式确立鉴定人，而鉴定人群体则希望通过司法行***机关指定的方式来确定某一案件的鉴定人。
第二，从地域差别进行分析，在法官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法官的主张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都是首先支持控辩双方的协商确定，其后依次为合议庭指定、司法行***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在鉴定人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鉴定人的主张差别较大。由此可知，绝大部分的北京市和青岛市的鉴定人都倾向于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案件的鉴定人，而呼和浩特市的鉴定人群体则更倾向于通过司法行***机关的指定来确立鉴定人。
第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检察机关指定的方式确立案件鉴定人的改革主张，在法官群体中，只得到了占总数0.71％的法官的支持；在鉴定人群体中，没有人支持这一主张。这说明，无论是鉴定人群体还是法官群体，都是倾向于在鉴定人选任的程序中保持控辩双方之间的大致平衡，并且通过这种控辩力量的平等对抗来保障鉴定的中立性。
2．当事人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现行鉴定体制下，当事人缺少必要的鉴定辅助是导致当事人极少对案件的鉴定问题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鉴定事项，如何辅助双方当事人对案件涉及的鉴定问题进行监督和审查，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目前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和律师在案件的过程中会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由于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其辅助的效果并不明显。根据课题组对检察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调查，在检察官群体中，明确希望在诉讼中获得专业鉴定人员帮助的有74人，占填写问卷的检察官总数的86. 59%。认为是否得到鉴定人辅助无关紧要或明确不希望得到帮助的有11人，比例为13.41%。在律师群体中，有59名律师表示希望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专家的协助，比例为96.72%。持相反意见的律师仅有2人，占填写问卷的律师总数的3.28%。
对于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律师中有2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能够帮助法官做出判断，使案件得到迅速地处理，有23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可以使辩护在鉴定问题上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9名律师认为可以据此有效反驳控方的指控。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其有助于增加辩护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5名律师认为其能够有效反驳控方指控，4名律师认为可以迅速帮助法官判断选择。北京市有13名律师认为获得专家的辅助可以帮助法官迅速做出判断，有21名律师认为其可以增加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17名律师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反驳控方的指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获得专家协助可以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的，占50.86，认为可以有效反驳对方指控的占30.35%，认为有助于迅速审结案件的，占18.7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还是作为辩方的律师，绝大部分都希望在诉讼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协助。相对而言，律师群体对专家辅助的需求要比检察官群体的需求更高。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目前由于专家辅助制度的缺失，已经给控辩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第二，从律师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分析，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获得专家的协助能够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能够有效反驳对方的指控，这两个主要原因都说明律师将获得鉴定专家的协助视为是加强辩护力量，与公诉方进行对抗的有力手段。
如果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21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10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青岛市被调查的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31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案件审理；6名法官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10名法官认为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
与法官群体不同，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青岛市有8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名律师认为无助于案件审理，2人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北京市有21名律师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6名律师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有1名鉴定人认为其有可能拖延诉讼，有6人认为这一做法会有利于案件的审理；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协助庭审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有3人认为有利有弊；北京市有4人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3人选择“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鉴定人群体中，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审理的，占65.45%，认为有利有弊的，占18.79，认为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占15.67%。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总体而言，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鉴定人都支持当事人平等地聘请鉴定人协助参与诉讼活动。其支持的总比例达到65%。其中，对其表示反对和担忧的司法主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庭审效率，拖延诉讼过程。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律师群体对待该做法的支持率最高，可以说明绝大部分的律师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措施改变目前辩护方力量过弱，控辩失衡的现状，以此加强辩护能力，协调控辩对抗机制，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在三类受调研群体中，相对较为保守的是鉴定人群体。课题组在设计该调研题目之初认为鉴定人群体会是该改革主张的最大拥护者，因为目前实践中，大量的社会性鉴定机构鉴定案源不足，鉴定资源出现了空置和浪费的情况，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参与诉讼活动，会使鉴定业务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为鉴定人，特别是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提供用武之地。事实却恰恰相反。结合调研报告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现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定人不愿意以出庭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可见，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核心技术问题，鉴定人出庭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与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难以切实地得到执行。
对于如果法律允许，是否会聘请技术顾问提供与司法鉴定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9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13名律师表示有可能聘请，有5名律师表示将视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定；青岛市有1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6名律师表示有可能会聘请，有4名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聘请；北京市有9名律师选择“肯定会聘请”，有8名律师选择“有可能会聘请”，有11名律师选择“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
如果未来的司法鉴定改革允许辩护人一方聘请鉴定人，呼和浩特市有19名律师表示将选择聘请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为己方服务；有4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3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青岛市有8名律师优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合作过的鉴定人；5名律师选择权威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北京市有14名律师选择“在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从业的鉴定人”；有9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4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从辩护律师聘请鉴定人的需求而言，在填写问卷的66名律师中，有19名律师表示如果法律允许，肯定会聘请，比例达到了28.79%，表示可能会聘请的达到了40.91%，明确表示不会聘请的只有4人，还有24.24％的律师会根据当事人经济情况来确定。这就说明，一方面，如果该改革主张得到确立，在实践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实际实施该措施。另一方面，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律师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情况确定。可见在改革措施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家对经济困难被告人的鉴定援助制度的配套。
第二，从辩护律师选择鉴定人的标准分析，其优先选择的是较为权威的、所在鉴定机构级别较高的鉴定人。这与课题组对法官的调查的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在选择鉴定人时，都是将鉴定机构的级别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实践中鉴定资源利用不合理，大量社会性鉴定机构资源空置浪费的现象。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鉴定机构社会化，各鉴定机构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难题，实现鉴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第三，从三个调研城市的数据来看，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的比例配比大致相同，青岛市的律师则更倾向于从较为熟悉的鉴定人中挑选。此外，三个城市对于通过名册随机挑选鉴定人的方式都不支持。
关于聘请的鉴定人的身份问题，调研组设计了“证人”、“诉讼人”、“***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身份或无法说清”四个选项供三个调研城市的受调研主体选择。总体而言，在290名填写问卷的司法主体中，有77人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26.55%；有142人认为其是***的诉讼参与人，占48.97%；有33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 38%；另有38人表示无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占13. 10%。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接受调查的76名法官群体中，有15名法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19. 74%；有17名法官认为其是诉讼人，占22. 37%；有32名法官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占42. 10%；有12名法官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占15.79%。在接受调查的80名检察官群体中，有21名检察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26.25%；有1名检察官认为是诉讼人，占1.25%；有52名检察官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占65%；有6人表示无法说清，占7.5%。在接受调查的61名律师群体中，有26名律师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42.62%；有4人认为他们是诉讼人，占6.56%；有22人认为其是***的诉讼参与人，占36.07%；有9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无法界定，占14.75%。在接受调查的21名鉴定人群体中，有2名鉴定人认为是证人身份，占9.52%；有5人认为是诉讼人，占23.81%;有9人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占42. 86%；有5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占23. 81%。在接受调查的52名侦查人员中，有13名侦查员认为是证人身份，占25%；有6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54；有27人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占51.92%；有6人认为无法界定其身份，11.54%。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呼和浩特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26.5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1.38%，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48.97%,还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青岛市，认为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与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相同，都是20%，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53.64%，还有6.36%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北京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40.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5.5%，认为是***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37.5%，还有6.5％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
第一，总体而言，有接近半数的受调查人员认为控辩双方聘请的协助参与刑事诉讼的鉴定专家是***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依次为证人和诉讼人。另外尚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在实务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的主观意见分析，除律师群体外，其余各司法主体都首选“***的诉讼参与人”这一诉讼角色，律师群体首选“证人”身份。与之相对，鉴定人群体中，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是最低的。课题组认为，这一组对比虽然只是身份上的争论，但能够反映出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态度。对鉴定人而言，由于其在实践中强烈排斥出庭，其必然反对以证人的身份协助当事人参与诉讼。对律师而言，其之所以支持该改革措施，直接的目的即加强辩护力量，以便与公诉方进行对抗，证人的身份最有利于其掌控技术顾问在诉讼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对检察官而言，由于其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其自身即扮演了国家的诉讼人角色，其必然否定鉴定人的诉讼人身份。由此可见，对技术顾问的身份定位看似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质上反映出了司法鉴定体制的宏观结构，在未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如予采纳，需要明确其身份定位。
3．法官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当面对专业程度极高的鉴定结论时，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1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10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7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6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在青岛市填写问卷的12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更有效；有1名法官选择了其他方式的选项，并在其后注明其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让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证人进行对质；没有法官选择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北京地区参与调研的47名法官中有23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2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8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3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
总体而言，选择“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这一方式的法官比例最高，达到了36.96%；其后依次是“允许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33.7%;“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方式，比例为18.48%；“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9.79%；其他方式，比例为1.1%。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分析，呼和浩特市的法官群体中，最倾向的改革方式是“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为41.67%;“建立技术陪审员”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两种方式所占比例基本持平，约占调研法官总数的26%；赞同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方式的法官仅有1名，比例为4. 17%。在青岛市，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最受欢迎，有58.33％的法官支持这一主张。支持“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比例是相同的，都占总数的16.67%。在北京市，允许法官自行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支持率最高，达到41.07%。其次是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达到39.29%。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分占14. 29％和5. 36%。
上述统计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在法官群体中，针对该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性的意见。建立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允许法官自行聘请顾问的方式相对而言支持率较高。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技术顾问的方式比例最低，可见，在我国法官群体中，法官更倾向于依据职权主动解决专家协助的问题，而并不赞同英美法系中法官消极居中裁判，完全依靠双方当事人辨明是非的诉讼方式。
第二，各地区法官在该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北京市和青岛市的法官都倾向于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而呼和浩特地区的法官针对该方式的支持率极低，相对而言，呼市的法官对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较为感兴趣，这一地区间的差异，课题组认为其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法院经费的分配有关。
三、几点初步结论
通过对我国现行鉴定制度实施现状和各调研主体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可以看出，《决定》的颁布和实施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问题都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次调研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大量亟待解决的鉴定问题，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嵌套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之中，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绊脚石。
课题组认为，根据上文分析的统计数据，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权力配置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合理”和“配套措施不到位”三个方面：
（一）权力配置不平衡
在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权力配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鉴定制度能否在实践中顺利的运行。权力的配置并非鉴定体制内部的***问题，其与刑事诉讼中诉权与审判权的博弈以及诉权之间的对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鉴定制度中的权力配置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审判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难以行使权力。法官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裁判者，是通过对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来做出最终的判决。鉴定结论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自然也要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由法官对其证据能力进行审查，对其证明力作出综合判断。即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是法官行使裁判权的一部分。此外，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赋予了法官依据职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但是根据调研的统计数据可知，在实践中，法官极少运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对鉴定结论的审查也几乎是名存实亡。当然，根据上文法官对合议庭权力的主观评价可以看出，法官并非怠于或不屑于行使这些权力，而是难以行使这些权力。鉴定结论多产生于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其封闭性、行***化的特点决定了法官无法触及鉴定的过程；鉴定人不出庭又使得法官无法当庭审查鉴定程序的合法性，而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在实践中也往往没有对鉴定过程、鉴材提取、实验室条件和鉴定标准的记录，使得书面审查鉴定过程无法完成。由此，法官只能望权力而兴叹。
第二，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权力。我国现行鉴定体制下，检察官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根据课题组本次实证调研的数据来看，实践中检察官极少行使这一权力。课题组认为，检察官不行使该权力，并非与法官一样难以行使，而是其根本无需行使这一权力。这是因为，在我国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的职业利益是趋于一致的。实践中绝大部分的鉴定结论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做出的，检察官一般说来使用侦查机关提供的鉴定结论提起公诉即可，其不需要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重新进行鉴定。
第三，对于被告人而言，其渴望权利而无法享有权利。与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相比，作为辩护一方的被告人在鉴定制度中享有的权利可谓少之又少。其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无法自行启动鉴定程序。作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其只能就鉴定程序的启动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调研数据可知，对于这仅有的权利，还存在相当的比例是法官当庭驳回了被告人的申请。在司法鉴定制度中，辩护人一方是否需要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权利？答案是肯定的。根据调研数据的统计，超过70％的辩护人表示能否在庭前获知鉴定结论对其辩护效果至关重要。超过60％的辩护人认为现行鉴定体制下鉴定人的中立性没有得到保障。从控辩对抗、平等武装的诉讼理念而言，我国现行鉴定制度中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已经严重失衡。辩护人一方在鉴定程序上根本无法与控诉方展开对抗。不仅辩护方没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其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也无法正常行使。这是因为，是否允许辩护人在庭审之间接触到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是由作为对抗一方的检察官自行决定的。由是观之，辩护一方在鉴定程序中所行使的所有权利—重新鉴定的申请、鉴定人回避的申请以及鉴定结论的知悉权—都需要依赖其他主体的认可或批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中即使是仅有的几项权利，辩护人一方也往往难以实现。
（二）资源分配不合理
与其他司法资源相同，一个社会的鉴定资源的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确定的。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高科技犯罪在实践中逐渐增多，诉讼对司法鉴定的需求也就不断扩大。这就与相对有限的鉴定资源之间产生了矛盾。
从调研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实践中有限的司法鉴定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和运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决定》的实施，原属于法院和检察院内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被剥离出来，大量进入到社会性的鉴定机构中，增强了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力量。而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由社会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只占所有刑事鉴定结论的五分之一左右。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性鉴定资源闲置，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由于资源相对较少而又承担了大量的鉴定工作，往往无法保障鉴定工作的质量。另一方面，根据课题组对法官判断鉴定结论效力的一般标准，超过70％的法官是以鉴定机构的级别和鉴定人的权威性为标准判断鉴定结论的效力。这就导致实践中当事人更倾向于委托鉴定级别较高或具有***背景的鉴定机构，无疑在社会性鉴定机构内部进行了资源的重新再分配。少数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吸引了相对较多的鉴定案件，大量普通的鉴定机构却只能承接到极少的鉴定案件。
（三）配套措施不到位
配套措施不到位也是本次调研实践中暴露出的大问题。课题组认为，几乎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的所有问题都与配套措施的缺失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在现行鉴定制度中，配套措施不到位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在鉴定人出庭问题上，通过对鉴定人群体的调研数据统计可以发现，鉴定人主观上排斥出庭作证与“无经济补助”、“无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配套措施的缺失有重要的关系。再如，在鉴定人回避问题上，仅仅在立法上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赋予被告人申请鉴定人回避的权利，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使被告人在开庭之前根本无法获知鉴定结论的内容，更不必说查明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了。
目前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权力配置的不平衡”、“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三者并非完全隔离，互不影响，而是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权力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了实践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而在权力配置中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由于无法决定资源的利用与分配，使得资源的分配实际上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权力配比上的失衡状态。三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困扰司法鉴定实践的最大难题。
结合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统计，课题组认为，要切实地解决司法鉴定实践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仅仅移植外国的相关制度难免有扬汤止沸之嫌，难以真正打破目前实践中所形成的恶性循环。要标本兼治，就必须要结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以结构层面的改革为主体，以技术层面的改革为补充。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我国的司法鉴定发展模式，同时吸收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有益因素。一言以蔽之，即将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进行融合。考虑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结构和近百年的司法传统与法律文化，结合十年来刑事诉讼对抗制改革的成败经验，课题组认为，我国鉴定制度结构层面的改革应以大陆法系司法鉴定模式为主，在技术层面，可以大胆地引进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有益因素，强化鉴定程序中当事人的对抗性。
注释:
{1}参见司法鉴定管理局编写《保障司法公正，服务和谐社会，进一步推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86。
{2}在被调查的法官中，有10人没有说明自己的学历情况，故将该10人排除于该项统计结果之外。
{3}在被调查的法官中，有11人没有说明自己工作年限的情况，故将该11人排除于该项统计结果之外。
司法鉴定程序篇8
内容论文摘要：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岌代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世界各国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并从模式本身的合理性，与我国诉讼模式改革方向相一致以及符合国际司法鉴定制度发展趋势三个方面阐述论点，以求抛砖引玉，推动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司法鉴定启动权 中立司法鉴定制度 对立司法鉴定制度 司法鉴定启动权是指可以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利，主要包括司法鉴定申请权、司法鉴定决定权及司法鉴定委托权。司法鉴定启动程序被认为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谁有权最终决定鉴定程序是否启动及决定由谁进行鉴定是司法鉴定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一国鉴定程序的特征。 一、司法鉴定的历史及现状分析 鉴定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统全面的法医鉴定古典巨著《洗冤集录》就是由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所著，可谓是我国及世界的宝贵财富。但近代以后特别是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已经成为诉讼活动的桎梏。对于司法鉴定启动权不论是立法还是事务操作中都反映出有悖于法律的公正与效率。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局的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 ”第26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行***诉讼法》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从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证据规定当中可以发现，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实际都在法院中，“被告方无权委托鉴定人，这有违现代控辩平衡的价值理念…” 也是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极易产生司法腐败，也不利于揭示案件真相，既无法实现程序公正，也无法实现实体公正。 司法实践中关于司法鉴定启动权的行使比较混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司法机关依职权进行鉴定或委托鉴定，一方面，鉴定成为法官的义务，当事人和鉴定部门都不着急，只有法官干着急。另一方面，鉴定成为法官的权力，鉴定活动式式如何开始，怎样进行的，当事人一无所知，而法院对于自己启动取得的鉴定结论自然深信不疑。这样一来也就“省了”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事——无需质证或流于形式；另一种是，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不满意的就再来一次，甚至要求鉴定人作出符合他（她）的意愿的鉴定结论，重复鉴定，鉴定腐败难以避免。 这种情况自然与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的立法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也与人们的法律意识，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关，但最主要的是目前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或者说启动模式不符合现代司法活动，诉讼活动的要求。所以对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应当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完善诉讼程序。 二、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 由于我国自身的特点以及诉讼文化相互融合的世界潮流的影响，照抄照搬某国的模式是不可行的。所以只有借鉴别国的经验，作为建构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的参考。 在英美法系实行对立鉴定制度（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即根据对抗制的法庭审理方式需要和举证责任负担理论的要求，英美法都承认当事人有必要象提供普通证人那样自行选定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该制度，诉讼中应否进行鉴定，进行何种鉴定或由谁鉴定等事项都由诉讼当事人自行决定。 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以法院指定鉴定人作为选任鉴定人的基本形式，专家凭借其知识、技能和经验作出结论并报告法院，必要时法院还可以赋予专家为准备书面鉴定结论而进行***调查的权利，是为中立鉴定制度（法院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被称为法官的“辅助人”。 综上可见，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实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启动权的归属也是天壤之别，但各有优缺。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特点，建构“当事人＋法院” 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较优。 “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 式是当事人与法院互动并相互制约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当事人申请、决定并委托司法鉴定人，但这一切活动都应在法院的调控下，法院可以有理由地制止当事人行使启动权。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充分体现诉讼民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由法院进行整体的、宏观的指导从而避免当事人权利的滥用。达到当事人——法院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目标。笔者认为： 首先从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来看，在法院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能够最大化地保证鉴定活动的公正性，实现当事人诉讼活动的积极性与规范性。 不管是哪一种诉讼，程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裁判者的中立性，可以说裁判者的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底线，没有裁判者的中立，就谈不上诉讼或审判的程序正义性，也就无所谓结果的正当性。尽量由当事人双方启动鉴定程序，这样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和鉴定机构中立性的质疑，只有在当事人不能确定或双方对鉴定机构的确定发生争议时，才由法院确定，这种做法虽然会牺牲一些效率，但更有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而且根据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要求，案件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应该由当事人提出，没有提出的主张，包括事实主张，法院不应当主动依职权提出，否则会影响法院的中立性。在当事人没有意识到专门问题对裁判的影响时，法院可以行使阐明权或释明权说明专门问题鉴定的必要性，而不是主动依职权启动鉴定。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诉讼主动性，而且可以增强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信服度。 其次它与我国诉讼模式改革方向相一致。 我国正在对过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改革，有选择地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符合当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互融合、借鉴、学习的发展潮流。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分别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原先所特有的诉讼模式。但不论是哪一种模式，在经过了多年的司法实践的检验以及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后，均暴露出许多不足与缺陷，而这些不足与缺陷恰恰在相对的模式中可以得到弥补。因循守旧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文化的“流动”以及“特征淡化”成为目前诉讼制度的主旋律。 我国正处于诉讼体制转型时期，原本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加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因子，法院依职权主导已渐渐向当事人主导转变。司法鉴定制度本着为证据制度、诉讼制度服务的目的，也必然顺应这一趋势。徐静村教授曾说：“启动司法鉴定不再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是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 在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法院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宏观的调控，控制诉讼程序，所有案件的主张和事实都来自于当事人，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原则上也由当事人决定。相信在规范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保证鉴定结论的公证性不是遥不可及的。 最后其符合各国司法鉴定制度发展趋势 英美法系以及大陆法系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均对自身的体制进行了一些微调，从而也改变了以前的单一的司法鉴定的模式，呈现出混合式的司法鉴定模式。 如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第35.3条规定：“①专家证人的职责在于以其专业知识帮助法院解决有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②专家证人的职责优先于专家证人对向其作出指示的人或者反对其费用的人之义务。”本条的规定突破了专家证人是为当事人服务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专家证人的职责是帮助法院解决有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而当这一职责与其对当事人的义务发生冲突时，必须以职责为优先。以及第35.7条规定了当两方或多方当事人都希望就某一特定的问题提交专家证据时，法院可以指定只由一名专家证人就该问题提交专家证据，被指定的专家证人称为“单一的共同专家证人。” 大陆法系为了减少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的错判危险，法国采用了“双重鉴定”原则，除极为简单的鉴定事项外，预审法官都应聘期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分别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德国则允许当事人在不妨碍***鉴定工作的情况下聘请自己的鉴定人参与***的鉴定活动。有些大陆法国家规定，当事人一方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专家进行鉴定，可向法官提出请求，以促使后者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集两种制度之长的混合式鉴定制度是当今各国的一个发展趋势。 “当事人＋法院” 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正是混合式鉴定制度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对两种鉴定制度扬长避短，更好地运用鉴定技术揭示案件真相，实现实体正义，保 护当事人权利。 建立“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符合司法鉴定制度及诉讼制度的要求，制度总是在发展着的，实践中操作会检验理论，从而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 注释： 1陈卫东：《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载《中国司法鉴定》2009年4月 2徐静村：《刑诉法修改中司法鉴定条文这样设计》载《检察日报》2009年10月13日 3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168—188页
司法鉴定程序篇9
关键词：鉴定；鉴定启动权；程序公正
中***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2008年7月1日发生在上海的“7.1凶杀案”
(注:2008年7月1日，28岁的杨佳因不满上海警方在半年前的一次留置盘问和警方对事件的处理，伺机报复，经周密策划持刀闯入闸北区一综合办公楼内，连续捅伤9名公安民警和1名保安，造成6死4伤的惨案。(2008-09-16).)震惊世人，被告人杨佳于同年9月1日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虽然杨佳已提出上诉，但二审的结果基本上是不言而喻的。包括杨佳亲属在内的世人普遍想知道的是：杨佳为什么杀人？杨佳是不是有精神障碍？(注:
杨佳的作案动机令所有人困惑，案发后有精神病鉴定专家对杨佳作案的动机提出质疑，认为杨佳应该是精神病患者，呼吁对杨佳进行精神病鉴定。(2008-9-16)省略/fayanguancha/sd/200612/20061228223408.htm.)鉴于此案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鉴于陕西省司法机关在2006年处理“7.16邱兴华杀人案”中所留下的程序瑕疵，(注:2006年7月16日，农民邱兴华在陕西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山顶上的铁瓦殿持刀斧砍死9男1女。在逃亡35天后，邱兴华返回家时，被守候的民警当场擒获。10月19日，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邱兴华死刑。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9时41分宣判结束，9时50分，经验明正身，邱兴华被押赴刑场执行***决。呼吁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的人士有：（1）法律专家：此案在审理过程中，贺卫方、何兵、龙卫球等5名法律专家以公开信的形式，呼吁司法机关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2）精神病专家：精神病专家刘锡伟、刘协和呼吁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3）辩护律师：邱兴华的辩护律师张桦在二审时当庭提出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请求；（4）家属：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请求对邱兴华做鉴定，她说：这个家族有精神疾病史。在他们最初居住的何家梁院子里，先后出过4个“癫子”，邱兴华的母亲何世春、何世春的母亲霍氏（即邱兴华的外婆）、邱兴华的表哥何德福、何德福的儿子何冉奇都是“癫子”。一门出了4个“癫子”肯定不是偶然。但陕西高级人民法院在审查辩护律师的鉴定申请后，终审裁定认为：“邱兴华故意杀人目的明确，且杀人后多次躲过公安机关的围捕，证明其是在有意识地逃避打击。在侦查、阶段的多次讯问和一、二审法院审判中，其对杀人、抢劫的动机、原因、手段及现场情况均作了前后一致的供述，回答问题切题，思维清晰，无反常的精神表现，足以证实上诉人邱兴华故意杀人、抢劫犯罪时具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故对辩护人要求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意见不予采纳。”各界人士对判决结果均觉得遗憾，这种遗憾不是认为邱兴华不该判死刑，而是认为邱兴华的死刑判决在程序上存在问题。)上海市公安机关对杨佳启动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委托上海市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杨佳实施鉴定，并出具［2008］精鉴字第205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确认被鉴定人杨佳无精神病。杨佳的父亲杨福生聘请的北京律师则对警方选任的鉴定机构和鉴定结论表示异议，认为精神病鉴定应当进行若干时间的医学观察，而鉴定人对杨佳没有进行充分的医学观察。为此，杨父请求对杨佳再次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此案留给人们这样一些思考：一是辩方是否有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鉴定启动权到底是准司法权还是举证权？二是由控方主导的鉴定程序是否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三是该如何配置司法鉴定启动权？把这些问题放在死刑案件的背景上讨论，更能凸显该问题的价值。
二、我国鉴定启动权配置的现状
（一）我国鉴定启动权配置的特点
1．鉴定启动权的单向配置型
我国《刑事诉讼法》授权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当事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鉴定申请，即当事人的申请先得经过司法机关批准这道关。(注:
《刑事诉讼法》第119－122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99－258条分别授权警检机关启动、组织鉴定，并单方决定鉴定程序的所有实务。)而根据控辩制庭审的设计模式，我国的法院提起鉴定则是有条件的。《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可见，人民法院启动鉴定程序的前提是“对证据有疑问”。作为鉴定技术“门外汉”的法官，在面对侦检机构提交的鉴定结论时，至少在技术上是很难产生疑问的。因此，法官启动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几率很低。可以说，法官启动鉴定只是控方启动鉴定的补充和例外，绝大多数鉴定程序由警检机关发起和实施。
与侦检机关垄断性的鉴定启动权相比，《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指控人一方的鉴定启动权。嫌疑人、被害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的规定可以向侦查机关提出补充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到了法院审判阶段，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从这些规定来看，辩方、被害人只能针对控方已经形成的鉴定结论提出补充或重新鉴定的申请，而不是启动一个***的鉴定或反鉴定。辩方所拥有的不是主动性的启动权，而是被动性的回应权。可见，我国的鉴定体制是一种单向配置型的。
2．鉴定启动的控方主导型
从《刑事诉讼法》第119－122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99－209条规定来看，整个鉴定程序表现为典型的“控方主导型”，控方对鉴定有以下权力：（1）决定实施鉴定；（2）选择或指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3）配合鉴定人开展鉴定工作，如提供检材、样本，介绍有关情况；（4）自行评估鉴定结论，自行决定补充或重新鉴定。在控方主导的一系列程序性实务背后，是中立的司法审查的缺位，故鉴定的权威性往往受到质疑。我国刑事诉讼实务中常常出现的重复鉴定、“鉴定大战”等现象，与这种不合理的“控方主导型”鉴定制度不无关系。由控方主导发起的鉴定程序，受诉讼目的的影响，鉴定结论并不一定能做到客观中立，特别是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从控方的角度而言，往往对有罪证据更为关注，而且长期与控方合作的专家也很容易将自己视为控方的一员。英国学者指出：“事实上，在最近的十年暴露出的严重的审判不公的另一种特征是一些科学家被对抗制法律文化所诱入歧途或赎买。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法庭科学家都屈服于制度的压力，这些专家使自己仅仅成为方的一员，而不是公平的事实寻找者及坚定、可观的科学知识的传播者。”［1］
3．当事人参与权的缺失
与控方主导的单向型配置相对应的是，我国鉴定制度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权严重不足。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各机关颁布的诉讼规则，关于当事人参与鉴定程序的规定几乎是空白。当事人除了拥有知悉鉴定结论的权利和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的权利外，再无其他权利。对于鉴定的启动，鉴定的事项、范围，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选任等等，当事人一方毫无置啄的机会，甚至连对鉴定人提出回避申请的权利都无法落到实处，整个鉴定程序毫无当事人的身影，而鉴定结果却与其利益息息相关。似乎鉴定权就是准司法权，当事人、被指控人只是准司法权作用的客体。
显然，我国的鉴定启动模式严重忽视了被指控人的诉讼权利，也妨碍了对案件事实的准确查明。鉴定启动权的单向配置还剥夺了当事人、被指控人和利害关系人对鉴定结果的合法期待。所谓合法期待不一定就是期待免于刑事责任，也包括“死得明明白白”的期待。如果司法机关剥夺了这种程序性权利，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事人对鉴定结果的不信任。因为在当事人看来，属于“暗箱操作”获得的鉴定结论即使实体结论是客观的和科学的，恐怕也难令人心服。由此往往引发当事人动辄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空耗诉讼资源，甚至引发对裁判结果的不满。
杨佳的“7.1杀人案”较邱兴华的“7.16杀人案”在司法程序的惟一进步是：司法机关对当事人启动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然而，由公安机关主导的单向型鉴定由于缺失辩方的参与，其公正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仍然不能令人信服，杨佳的辩护人因此向法庭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注:针对杨佳的一审辩护律师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法庭认为：“关于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对杨佳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和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是否有效。经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及参与对杨佳作精神状态鉴定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人员均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且与本案的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应予采信。辩护人没有提供杨佳精神状态异常，具有精神疾病的相关依据，因此，辩护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意见，理由不足，本院不予准许。”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8)沪二中刑初字第99号。)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当代刑事司法实务中不断重现。
（二）我国鉴定启动权配置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1．把鉴定启动权视为准司法权
把鉴定启动权视为准司法权后，当然就只能由***机构垄断，其观念基础是对***机构的高度信赖。按照达马斯卡的观点，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属于“纠纷解决型”，司法的职能是解决国家与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控方地位被当事人化；而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表现为“***策实施型”，司法的职能除了解决刑事纠纷外，还负责实现国家***策，控方的诉讼地位被***化［2］。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上表现出对***行为的高度信赖。而我国刑事诉讼的***策实施型色彩更是浓郁，在各种准司法权的配置上，如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逮捕、拘留权，妨碍公民隐私权的搜查权，妨碍公民通信自由的监听、窃听权等，统统委诸侦检机构自行决定和实施。同样，我国把鉴定启动权也视为准司法权，高度信任***机构可以做到客观中立，以至忽视了控方自身还存在根深蒂固的追诉犯罪的强烈欲望。
2．司法权相对于侦查权的弱势
在诉讼构造上，我国刑事诉讼的“行***治罪”的色彩较为浓郁，“控辩对抗”的诉讼色彩相对淡薄，侦查机关被赋予强大的社会控制职能，表现出对司法权的强势，这是不争的现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刑事诉讼仍然属于典型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的模式，审判的中心地位未能得到确立，诉讼程序被分割为公、检、法三机关相互接力的三个阶段。因此，与控方可以自行决定实施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程序性实务一样，控方也可以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无需接受中立的司法审查。
3．对辩方启动鉴定程序的不信任
***机构大概会这样认为，辩方聘请的鉴定人通常会把自己视为辩方的一员。美国学者郎贝因（JohnLangbein）曾把专家证人比喻为“萨克斯风”，律师演奏主旋律，指挥专家证人这种乐器奏出令律师倍感和谐的曲调［3］。因此，由辩方发起的鉴定程序，其鉴定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受到***机构的怀疑。我国的鉴定机构已经民间化、社会化，受经济利益、职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鉴定人有可能迎合委托人的期待，在这种背景下，这种怀疑无疑具有现实基础。而且，受大陆法系传统和印证式的证明标准的影响，我国法官对鉴定结论普遍比较“迷信”。我国法律未规定法官评价证据证明力时可以自由心证，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既不是英美法的排除合理怀疑，也不是大陆法的内心确信，而是相互印证。相互印证要求支撑案件事实的各个证据之间，既要符合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又要符合外在的可检验性［4］。外在的可检验性要求各个证据组成的证据锁链必须满足本院审判委员会和上级法院的检验、复核，否则，判决结果很容易被上诉法院改判或撤销。鉴定结论往往处于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外在的可检验性十分突出，法官通常对之几乎不作审查，就当作定案依据。因此，一个具有鉴定资质的民间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如果与控方的指控证据相互矛盾，将会使法官在取舍证据上面临难题。
三、实现程序公正需要合理配置鉴定启动权
（一）鉴定启动权的本质是当事人的举证权
1．举证权包含鉴定启动权
举证权，顾名思义，是指当事人向法庭（***）提交证据的权利，包括三层内涵：（1）当事人有权向法庭（***）提交证据，法庭（***）不得无故拒收辩方的证据资料；（2）法庭（***）应当在程序上确保当事人无障碍地提交证据，即法庭（***）有确保辩方举证权的消极义务，如给予辩方合理的答辩期，保障其阅卷权，等等；（3）当事人无力提交证据时，法庭（***）有义务协助当事人调取证据，即法庭（***）确保辩方举证权的积极义务，如传唤辩方证人或实施庭外调查，等等。
举证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现代诉讼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都在程序上通过设置一些规则来保障当事人的举证权。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指控人面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在诉讼能力上明显不足，为了平衡控辩之间力量的悬殊，法治国家往往通过抑制控方的查证权、提升辩方的举证权来实现控辩平衡，比如规定自白任意性法则和令状原则，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以削弱控方在查证能力上的强势；同时赋予被指控人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申请调查证据权、获得控方证据信息的证据开示权、鉴定启动权……等等，从而实现人权保护和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目标。
鉴定启动权在本质上属于举证权，因为鉴定是一种技术专家辅助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鉴定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也是围绕鉴定程序而设定的，本质上服务于事实认定，而不是对当事人权益的处置。当事人启动鉴定实质上就是要求***协助自己完成举证行为，***负有积极义务满足当事人的请求。而故意抬高鉴定启动的门槛，实质上是对当事人举证权的剥夺。
2．削弱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损害程序公正
保障被指控人的鉴定启动权，是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如同保障被指控人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权、申请实施庭外调查权、申请证据保全权一样，保障被指控人的鉴定启动权也是为了保障被指控人的程序性权利。当然，当事人对其程序性权利不得滥用。正如申请证人出庭、申请实施庭外调查和证据保全并不一定获得法庭的必然支持一样，法庭也可以通过审查被指控人申请的相关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来防止当事人对鉴定启动权的滥用。但对当事人行使权利的审查不得成为阻断鉴定启动的门槛，相反，法庭在排除辩方的鉴定启动申请系基于恶意和滥用之后，应当基于保障举证权的积极义务，满足辩方的鉴定申请而开启司法鉴定程序，从而在程序上保障当事人的举证权。正当法律程序不但要求裁判过程的公正性，还要求裁判结果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因此，没有正当理由剥夺被指控人一方的鉴定申请权，构成对正当程序的侵犯。由此形成的裁判，即使实体结果是公正的，也难以服人。正如邱兴华案件一样，法院拒绝鉴定实质上牺牲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少业内人士虽然都认为邱兴华该杀，但又普遍觉得程序上存在一些遗憾。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方只有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权利，即使辩方认为属于技术性问题的事实，也无权提起一个***的鉴定程序。这就如同在对抗制的英美法国家，辩方只能对控方的专家证人实施交叉询问，而无权传唤自己的专家证人一样，显然是一种畸形配置，不符合现代诉讼的控辩平等理念，损害了程序公正，也妨碍了法庭对事实的查明。
（二）对域外法关于鉴定启动程序的考察
1．大陆法的“鉴定权主义”
对大陆法系的鉴定启动程序，人们称之为“鉴定权主义”，即鉴定权为程序权［5］。《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庭或审判法庭，在案件遇有技术问题的情况下，或者应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职权，或者应当事人的请求，得命令进行鉴定”。根据这一规定，法国刑事诉讼中有三种启动鉴定的方式，即控方要求鉴定、法官依职权主动鉴定及辩方申请鉴定。同时，《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7条还规定当事人有权提起反鉴定、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预审法官在收到当事人申请后，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说明理由的裁定。
德国法把鉴定人视为“法官的助手”，鉴定启动权属于法官和检察官。但是，当事人拥有相当程度的参与权，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8条d第2款规定：“法官勘验时如果要聘请鉴定人的，被指控人可以申请传唤他可以为审判程序提名的鉴定人到场，如果法官对申请拒绝准予，被指控人可以自行传唤他的鉴定人。对被指控人提名的鉴定人，在不妨碍法官指派的鉴定人工作的条件下，应当准允参加勘验和必要的调查。”
从法、德两国的规定来看，两国在启动权的配置上有细微差别。在法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都没有***的启动权，只有申请权。而在德国刑事诉讼中，检察官有时也可以启动鉴定，同时也准予辩方鉴定人参与共同鉴定。法国、德国的鉴定启动权配置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鉴定启动上的法官主导型。法国的预审法官对控辩双方的鉴定启动申请给予同等的待遇，启动权完全在法官，控辩双方的启动申请成为司法裁断的对象。《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规定“法官决定需要聘请的鉴定人及他们的人数”，第80条a规定：“预计被指控人可能被移送精神病院、戒毒所或者保安管束所的时候，在侦查程序中就应当为鉴定人提供准备在审判程序中作鉴定的机会。”第82条规定：“鉴定人在侦查程序中是以书面还是口头作鉴定，根据法官决定而定。”第73条规定：“法官决定需要聘请的鉴定人及他们的人数。”第78条规定：“法官认为有此必要时可以主持鉴定人的工作。”可见，法、德两国的鉴定制度在鉴定启动程序上采取了典型的法官主导型模式。
第二，鉴定启动权的双向配置。即控辩双方拥有同等的申请权和救济权。法国法规定，控、辩双方的鉴定启动权均以向预审法庭或审判法庭提出申请为条件，经法官批准才能实施鉴定。《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第2款规定：“预审法官认为不应同意有关进行鉴定的请求时，最迟应在收到鉴定请求起1个月期限内，作出说明理由的裁定”。当事人对预审法官的裁定还可以提起上诉。就鉴定程序而言，法国的双向配置型使得法国检察官甚至还被当事人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则相对放松了法官对鉴定启动程序的控制权，如第168条b规定，被指控人延请的鉴定人，在不妨碍法官指派的鉴定人工作的条件下，应当准允参加勘验和必要的调查。即辩方的鉴定人可以平等地参与法官组织的勘验与调查。
第三，详细规定了当事人的参与权。为了保障鉴定程序的公正性，在法官同意实施鉴定后，通常被指控人对鉴定程序具有如下参与权：（1）有权请求鉴定人回避，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4条第1款规定：“可以要求法官回避的同样理由也适用于要求鉴定人回避。”（2）有权请求鉴定人宣誓，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7条规定：“依检察院、被告人或者辩护人申请，应当要求鉴定人宣誓”。（3）被指控人对鉴定的间接主导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5条规定：“鉴定过程中，各当事人均可请求命令进行鉴定的法院指示鉴定人进行特定的调查，或者点名指出可能为鉴定人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的任何人，并请法院指示鉴定人听取这些人对情况的说明。”
2．英美法的“鉴定人主义”
在英美法国家，鉴定程序被称为“鉴定人主义”，其专家证人制度相当于大陆法的鉴定制度。在正式开庭前，控辩双方均有权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专家证人，但应在开庭前履行证据开示义务，把各自的专家证人的名单、所属行业和基本情况告知对方。作为补充，英美法的法庭也是鉴定程序的启动主体，可以自行聘请专家证人。这种专家证人被称为“中立的专家证人”或者“法庭的专家证人”。但在实践中，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的情况非常少。可见，在英美国家，鉴定启动权是典型的双向配置，而鉴定程序的启动完全则完全由当事人主导。
对比法、德两国的鉴定制度和英美法的专家证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鉴定程序的启动、法官的角色、当事人的救济权和参与权等方面均明显落后，鉴定启动权丧失了举证权的本质，完全成为当事人无权介入的准司法权，与英美法“平等武器”下的“鉴定人主义”更是无法比拟。
“邱兴华杀人案”中最让社会各界争议的问题其实就是控方垄断鉴定启动权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给予鉴定机会与评价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是两回事，赋予当事人启动鉴定的机会并不影响法官对鉴定结论的最终采信权，即使专家鉴定邱兴华有精神障碍，由于精神障碍有多种类型，法官仍然可以对鉴定结论进行自由评价，综合其他各种因素来认定被告人作案时是否能辨别自己的行为后果，而不必害怕鉴定结论左右裁判结果。
“杨佳杀人案”给人们留下的思考则是：当事人能否拥有鉴定的启动权和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显然，忽视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和参与权，会影响鉴定结论的公信力，进而削弱诉讼程序的公信力。当然，从“邱兴华案”到“杨佳案”，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进步，但这种进步还远远不够。
四、关于合理配置鉴定启动权的设想
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的社会控制任务仍然十分紧迫，期待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迅速转向当事人主义，一步到位实现鉴定启动权的双向配置是不现实的。当务之急是在不削弱警检权力的情况下，落实辩方的鉴定启动权和救济权。笔者认为，应当借鉴法国的鉴定启动模式，合理配置我国的鉴定启动权，具体设想如下：
（一）赋予辩方有条件的***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
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预审法官或者审判法官在案件遇有技术问题的情况下，可以依检察院或当事人的要求，或者依职权命令进行鉴定。由于我国没有预审法官，可以考虑在侦查阶段，由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人向侦查机关申请司法鉴定（包括进行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同时规定，如果侦查机关不同意进行司法鉴定，则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近亲属、利害关系人可以自行聘请鉴定人***开展鉴定。即辩护方的鉴定启动权包括申请鉴定和***委托鉴定两种形式，其中***委托鉴定以申请鉴定被侦查机关拒绝为前提。这样，既有利于促使侦查机关依法及时启动鉴定程序，也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确保当事人鉴定启动权的落实，法律还应当规定，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一方委托民间机构实施的鉴定负有配合的义务。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司法鉴定机构网络，民间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满足大多数技术性问题的鉴定需要，技术力量上不存在问题。如果继续固守鉴定启动权的控方垄断体制，显然与鉴定体制改革的初衷是相矛盾的。既然鉴定机构已经社会化、中立化，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启动鉴定程序，那么，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启动鉴定程序。但是，由于鉴定的对象、样品、检材等通常掌握在侦查机关手中，如果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一方启动的鉴定不予配合，那么其鉴定启动权仍然无法实现。因此，作为对当事人鉴定启动权的一种保障措施，确立侦查机关的配合义务是完全有必要的。
（二）设立鉴定听证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庭前审查制度，第159条进一步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吸收这两条规定的精神，同时考虑到对当事人鉴定启动权的保障，解决司法实践中申请重新鉴定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庭前审查阶段增设一个庭前听证程序，专门用于受理和审查当事人的各种证据申请。审查的标准是关联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以案件事实的关联性为前提，以查明事实的必要性为准则，以客观上可以实施为条件，对当事人的证据申请决定取舍。经过公开的听证程序后，法院如果不同意辩方的证据申请，应当在合理时间内作出裁定，而辩方对法院不予鉴定的裁定还可以提出中间上诉。这样，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合法的举证权和鉴定申请权，便于法院借助于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又有利于防止被告人或者其辩护律师滥用诉讼权利，或者以申请鉴定为借口转移诉讼焦点和拖延诉讼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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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Justice and the Starting Right of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in Criminal Lawsuit
ZHONG Chao yang
(Law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司法鉴定程序篇10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鉴定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如何建立兼具科学性、客观性、权威性、中立性的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司法鉴定的概念和特征，指出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
司法鉴定；刑事诉讼；完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逐步深入，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应顺应时展的需要，加快改革进程。尤其是随着各种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案件日益复杂化，对于一些专门性的问题需要相关领域专家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鉴别和判断。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对于实现诉讼民主、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司法鉴定实践起步较晚，相关理论研究还不成熟。现有的涉及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条文数量少，规定的原则性强，缺乏实际操作性。随着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暴露，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理论研究，完善该制度。
一、司法鉴定的概念和特征
深入研究司法鉴定制度，首先应当明确司法鉴定的概念。学者们对司法鉴定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是侦查、、审判等诉讼活动中依法进行的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有的学者认为，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人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运用专门知识或经验对诉讼或非讼案件中所涉及专门性事实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一种证明活动。还有的学者认为，司法鉴定就是在司法诉讼或准司法活动中，为裁判机关、公正机关行使裁判权或国家证明权服务，对需要鉴别确定的专门技术性问题，按照法律规定，由具有鉴定权的鉴定机构或个人进行检验和评判活动。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条明确了司法鉴定的概念，“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司法鉴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科学性。司法鉴定结论不同于其他的证据，需要由具有相关专门技术和知识的人才能出具。司法鉴定依据的标准是科学合理的，司法鉴定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科学认识的过程。第二，合法性。司法鉴定是诉讼活动的一部分，需要符合法律规定，鉴定人的选任、鉴定对象的来源、鉴定过程的启动、鉴定过程的进行都应是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的。第三，中立性。鉴定人所作的鉴定结论不受司法机关、当事人的干涉，这也是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
二、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缺陷
第一，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立法不完善。建国以来，我国虽然针对司法鉴定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确定了司法鉴定工作的指导性纲领及基本行为准则。但是现今仍没有一部统一的细化的针对司法鉴定的法律及规章制度，许多对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三大诉讼法中，相关规定分散杂乱。
第二，对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不完善。在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和管理上公安、检察、司法行***部门三套管理机制并存，难以形成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缺乏对鉴定工作行之有效的监督措施。伴随着《决定》实施，大量社会鉴定机构涌入司法鉴定领域，只要机构成立，不管鉴定人员技术如何都可以挂牌营业、出具鉴定报告。鉴定人队伍组成良莠不齐，从业人员往往是医学专业的学生经过短期的培训，没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
第三，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缺陷。我国现行立法对于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的规定尚不明确。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由司法机关所垄断，当事人无法参与其中，容易出现当事人不相信司法鉴定结论，甚至有导致对司法机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产生猜疑的情况，进而降低了司法裁决的公信力。
三、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第一，完善司法鉴定相关法律制度。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举证、质证、认证及鉴定人制度、鉴定体制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司法鉴定法》具体立法框架可分为总则、司法鉴定管理、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司法鉴定的程序（委托、受理、鉴定、出具意见）、司法鉴定的认定、法律责任、附则等章节。
第二，完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司法鉴定机构不能带有司法职能及任何的行***职能，从而排除司法机关、行***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干涉，确保其***性。鉴定机构须加强其自身建设，加强司法鉴定人员的专业技能等综合能力建设。
第三，完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目前，在我国的司法诉讼中，司法鉴定程序的发动主要依赖于司法机关的职权行为，当事人并不享有启动方面的权利，这与当事人承担法律的责任不相协调。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做法，设定某些法定必要的鉴定事项来赋予当事人一定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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