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11年5月，曾成杰因犯集资诈骗罪被长沙中院判处死刑，同年12月湖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法院核准。2013年7月12日，长沙中院对曾成杰执行死刑，但其亲属刑前并不知情。
事实上，死刑犯刑前是否拥有与亲属的“最后告别权”，以及死刑执行后亲属拥有哪些后续权利，公众之前对此可能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曾成杰案的死刑执行，或是第一次把死刑执行过程的诸多法律问题引入到了公共视线。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
可见，临刑会见权不仅是罪犯的权利，也是罪犯近亲属的权利，而法院则有义务保障这种权利，否则就是违法。并且，为了保障这种权利，其不言而喻的前提，当然是法院必须依法通知罪犯及其近亲属享有这种权利。如今，长沙市中级法院根本没有为安排会见预留时间，并且没有依法告知罪犯近亲属享有会见权。《人民日报》发出公开质问：“未见家人，没有通知，如此行刑是否有违法理人道？”
确实，从权利保障来看，死刑只是依法剥夺罪犯的生命权，并未剥夺罪犯的其他权利。虽然罪犯的绝大多数权利都会随着其死亡而自然消灭，但是，在其死亡之前，只要没有被依法剥夺，就是仍然享有、应予保障的，更何况不能剥夺罪犯亲属的权利。临刑会见权这种“临终告别权”，是一种体现伦理道德、体现人的本性、体现人类尊严和社会文明的基本人权，应当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囚犯应准在必要监视之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中赋予罪犯临刑会见权。例如，美国密苏里州规定，罪犯在执行死刑前的48小时至72小时内，得从监房转到靠近死刑室的房间，在此期间，罪犯可以不限次数地和亲友、神职人员以及律师见面，还可以自由地和外界通电话。实际上，中国古代向来有尊重临终告别权的司法传统，在对罪犯执行死刑之前，一般都会允许罪犯会见亲属，并会免费提供一顿丰盛的“上路酒饭”。古代尚且如此，现代刑罚执行更应当体现人道与文明。
从尊重人的尊严来看，有必要保障临终告别权。因为罪犯及其亲属作为社会中的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无论罪行多么严重，都不能割裂罪犯与其亲友之间的情感联系，情感交流是罪犯及其亲属的最基本欲求。特别是在死刑执行之前，罪犯与其亲友见面交流的愿望会更加迫切。无论对罪犯还是对其亲友来讲，在罪犯临死之前见上最后一面，都是一种莫大的情感慰藉，也能满足罪犯对家庭事务做出安排的心理需求。正如美国法学家朗·富勒所言，“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保障罪犯及其亲属的临终告别权，正是人性与道德的体现。只有建立在人性和道德基础上的刑罚执行方式，才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和认同，才能发挥刑罚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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