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史辨派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以“疑古”为旗帜的当代著名史学流派，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在学术界，新的科学方法的运用和新的思想观念都相应出现，要求对原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古史辨派的观点与方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从它产生起就它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学术界争议不断。那么，在此作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古史辨派；历史意义；局限；启示
一、古史辨派的评价
自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傅斯年、胡适等学术大家都先后由最初对古史辨派的支持转为反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钱穆对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针对顾颉刚的古史层累的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的遗失说，40年代特别是钱穆居港台后，他对古史辨派几乎是全面否定。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有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作为顾颉刚的同学傅斯年，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于顾颉刚掀起的疑古思潮，傅斯年起初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极高的评价，但后来则逐渐产生怀疑，并进而提出重建古史的主张。胡适更甚，由开始的古史辨派的发起者，转变到后来古史辨派的对立面，成为了坚决的反对者。这样的对古史辨派呈否定态度的甚至是批评的不止这几位，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以疑古辨伪为主要内容的古史辨运动。到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了以李学勤为代表的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主张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同时也有一些人片面地以唯物史观为标准，针对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怀疑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违背唯物史观。当然学术界对古史辨派有批评的同时，也有许多赞许性的评价，如冯友兰、郭沫若、胡绳等一大批学者，冯友兰曾将古史辨派定位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是中国近世以来疑古文献的大成”。郭沫若于1929 年评价顾氏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另外国外学者对古史辨派的评价也很高，如日本学者池田知久，他认为，古史辨学派的重要贡献更在于明确了“层累说”的结构，以及确立了研究的方***。古史辨派从产生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它的评价，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不管怎样，它能在学术历史的长河中经历这么久，那么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二、古史辨派的历史意义
（一）打破“古代就是黄金时代”的传统观念
顾颉刚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古史辨派的四项标准，其中，第四项“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我很赞同，也是古史辨派历史意义之一。古史辨派的崛起，可以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以往史学界总认为古代是最美好的，人们一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认为越古人们的思想就越纯洁，相信遗留经书上的记载，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但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东西并不是进步的，而且存在许多间题，它敢于对人们现有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这有助于***思想，启迪了人们的心智，进而推动了中国古史的研究，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
（二）建立新的古代系统
古史辨派产生于“五四”新文化反封建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受乾嘉学派辨伪的史学方法的影响，加上外来先进思想文化的进入，它以疑古辨伪为其特征，批判继承辨伪的认真精神，尽可能实事求是，不盲从，不迷信，对古史系统敢于怀疑，揭穿一层一层的神秘外衣，希望建立一个可信的古史系统，目的虽未完全实现，主观愿望还是可取的。该派在先秦史研究方面，以大胆的疑辨精神，运用新的“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了诸如“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另外古史辨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敢于反封建，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贤传挑战，打破死气沉沉的信古气氛，在学术界打开了一种新局面。
（三）重新辨伪古代文献
在池田知久《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中，池田知久认为所谓“疑古”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就是对于传世文献所描述的古代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信，想要批判地加以研究。第二，是文献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古代的典籍果真就是文献所自称的时代完成的作品吗？对此也要进行批判的研究。以上两点就是疑古派的主要工作。古史辨派对许多古代文献，甚至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不像新史学家对于史料的征引，首先便没有经过严密的辨伪与批判，其研究结果可信度也待考证。古史辨派对于传世文献进行经精心订正，指明其成书成篇的时代性，分清真伪，从而发挥其史料价值。
古史辨派在研究方法及古史研究方面，有其积极贡献，无可置疑。但也其不足的地方。
三、古史辨派的局限
（一）古史辨派“层累的造成古史”说的研究方法，更多地集中在传说中史事的演变过程上，没有再进一步追究它的演变分化与社会生产发展的关系，只能看到表面的演变，看不见内在的联系，这样也就无法探清古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时虽看到了某些传说在各个时期的演变经历，却忽略了它们本来的真实情况。历史演进的方法，没有解决，也不能解决探讨历史客观存在的问题。这就使得他们的工作只是停留在对史料的整理方面，虽揭露了史料中作伪的部分，对旧的古史系统起了积极作用，但对新的古史系统的建设却意义不大。
（二）古史辨派的疑古，在个别地方有疑过头的现象，如疑“禹”为虫。虽然，顾颉刚对此很快加以了纠正，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受“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影响较深。由于古史辨派在疑古时，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冤假错案。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了，中国也没有什么传统和文化了。
（三）在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上，古史辨派主张破坏是为了求建设，但他们在进行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时，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已经丢失了它原来的目的，走到了极端。
四、古史辨派的当下启示
上古史研究，从来不是一条平坦之路，必须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用考古学来弥补文献记载的真空，并结合神话、传说、故事等其它系统相互勘合验证，方能最大限度求得历史的真实。“古史辨派”以疑古勇气和科学精神为标榜，将“古史辨没有了”，固有一定局限，在“辨”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怀疑精神仍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现在的古史重建仍然需要古史辨派的怀疑精神和科学的思辨方法，把疑古和释古结合起来，这将更有利于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以及促进新史学的发展。
此外古史辨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当前仍有其价值，应当加以批判地继承，不能因为急着要“走出疑古时代”，而对之统统加以否定，从而使自己陷入信古的泥淖。疑古辨伪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思辨方法，而不仅仅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和事件。
【参考文献】
[1]陈勇.疑古到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J].学术月刊，2000（5）.
[2]李学勤.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J].人文杂志，1997（5）.
[3][日]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J].文史哲，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