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编者按：在上一期杂志中，作者通过分析玉戈的起源及形制两方面内容，认为玉戈为中华文明特殊的载体，其形制和功能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在分析玉戈形制时，作者发现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玉戈中，并不存在曲内戈与銎内戈，而在所发现的直内戈中，不仅有长约1米左右的大型玉戈，也有可以佩戴的小件玉戈，玉戈的主要变化不在其几个主要部位，而在戈的援锋、戈阑、戈胡和内尾上，而戈的纹饰，变化也不是太大，仅在汉代才有精致的纹饰出现。
三、玉戈的功能
玉戈从新石器时代就出现在中华大地的氏族社会中，历经夏、商、周直至秦汉才逐渐消失，它在历史长河中究竟扮演了什么重要的作用呢？
一种说法是玉戈和金属戈一样是战争的兵器，较多的说法是玉戈是古时的礼器，而我们的研究认为，把玉戈归成兵器或礼器有失简单，玉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即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把玉戈和青铜戈一样说成兵器，恐怕是不确切的。长达1米的玉戈，无论如何是不能用作作战的兵器，即使只有二十几厘米的玉戈，也会因为其薄的器形和脆的玉性失去打斗的作用，即使玉戈可能曾经用作兵器，那也只能是玉戈产生的早期的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玉在早期中国是一个十分稀缺的战略资源，把这种被视为神圣的战略物资，用作兵器而经常损坏，无论如何是当时的社会不能承受的。因此，很可能玉戈在产生之时，就被辅以某种特殊的使命和功能，这就是我们对比现有的出土玉戈后所要做的研究。
我们把玉戈的功能归结为以下几个功能：
1.祭神功能
湖北商代盘龙城遗址出土了长达近1米的玉戈，四川三星堆也出土了一些体量较大的玉戈（有玉戈39件还有石戈37件，都没有发现使用过的痕迹）。这些数量惊人的玉戈以及它们的埋葬方式（如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戈21件，这批玉戈系重叠堆放，排列比较整齐，部分玉戈前锋被火烧过；再如江西新干出土的玉戈都被有意折断成数截，并错位叠放在棺底中部。），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
对于这些玉戈功能的讨论，必须和它们同时出土的众多文物放在一起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30是一件青铜持璋小人像，这件铜像的出土，为复原三星堆时期的祭祀仪式作了最好的说明。璋应该是祭祀仪式时重要的工具。那么，对于***31这样的青铜大立人像，其通高2.62米，人像也高达1.72米，他手中所持又应该是何物呢？***32是一座青铜神坛，从神坛上的人物来看，手中都持有棍状物件。这些铜像是集神巫王一身的部落最高领袖，不仅三星堆博物馆的说明是这样写的，学术界也不会有很大的歧义。争论可能就在这些祭祀人物手中所持的器物究竟是何物？
我们认为，玉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31是1.72米高的铜像，基本和真人的身高相等。他所持的物件，尽管已经不见踪影，但选择玉戈和他匹配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也许是三星堆遗址和湖北盘龙城遗址出土大型玉戈的缘故，这些玉戈的大小和真人双手所持的姿势及长度应该是匹配的。尽管有玉璋的小铜人说明璋的选择，但并不排斥戈也可能是选择之一，而三星堆出土的璋和戈相结合的玉戈，也许是这种选择的另一注解。***33就是这种璋式玉戈的代表。
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其主持祭祀仪式的权限就如恩格斯说的“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予的”，问题是在这种仪式后，为什么会把玉戈埋藏在墓中呢？我们认为，玉戈在这里担当了“金枝”的角色。之所以不用青铜戈，那是因为青铜不容易折断，大而薄的玉戈十分容易被折断。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被折断的大玉戈，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部分被火烧过玉戈，都说明它们是被人为地损坏，“决定命运的树枝就是金枝”，作为金枝的玉戈并不一定是决斗的产物，可能是前任巫师兼酋长死亡时，继任者所作的祭祀仪式中必须履行的某种程序，“在那种年代里，笼罩在国王身上的神性绝非是空洞的言词，而是一种坚定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得继任者即使毁掉十分宝贵的神圣玉器也在所不惜，而部落其他民众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于是，玉戈就成了“金枝”。
因此，只有祭神的功能才能解释商代早期为何制作数量众多的大玉戈，以及为何不惜毁坏被视作神器的玉戈。
2.祭祖功能
在对玉戈器形的研究中，应该将其和其器形类似的玉器放在一起考察，如对类似玉戈的商和周时期的玉柄形器进行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
柄形器出现于商代，在周代十分流行，其基本形制和戈相似，只不过戈的援锋趋于平缓或者援变成一个长方形。***34是一件商代的玉柄形饰，其器形完全可以看成一件玉戈，它的玉援部分的锋，依然和玉戈一样突出尖锐。而***35也是一件商代的玉柄形器，它和前者有了些许差别，即援的锋部已经不太尖锐而变得比较和缓。这两件玉柄形器完全可以被看作小型的玉戈，它们在展出时，不仅表明是玉柄形器，还加了括号说明是“神主”，参见***36。所谓神主，当然就是后世的祖宗牌位，其基本形状从商代到现今，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我们还能在一些农村地区的祠堂中见到不少供奉的祖宗牌位。
比较玉戈和玉柄形器的形制，不能不说它们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完全可能是玉戈的形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柄形器这样的类型，以便于发挥其他的功能，而玉戈的祭神功能和玉柄形器的祭祖功能是完全相通的，它的变化就是祭祀功能的扩展和延伸，或者说祭祀对象从神转化为祖先。
前文说过，玉戈是祭神场合被巫师兼酋长使用的重要祭器，同祭神相比，尽管祭祖的场合可能不如祭神一样隆重，但也绝不是一件可以等闲视之的事情，它同样需要虔诚和庄重，用玉祭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玉的圣洁和神秘是古人祭祖的理想祭品。商代十分重视各种祭祀仪式，祭祖也不例外。商人祭祖“主要是为了祈求保护和助佑。”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祖先崇拜，使商人必须采用珍贵的玉器作为祭祀用品，而大型玉戈的小型化是必然的，这种小型玉戈逐渐演变成玉柄形器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而周代大量柄形器的出现（***37），也是和周代祭祀祖先的制度相关。在柄形器上出现鸟的***案（***38），是周人鸟崇拜的再现。当然，周人眼中的鸟非商人眼中的鸟，所谓玄鸟，在商是指鹗，而在周是指燕，这种不同的解释既是文化认同的作用又是文化差异的表现。但周人的祭祖，和商人有明显的区别，即“周代宗法与***治组织二位而一体，祖先祭祀的***治意义就十分突出了。”这种把祭祖和***治意义以及国家制度的承继结合起来，必然使得用以祭祀的祭品更具神圣性，如果“***权与祭权难以兼得时，祭权比***权还要紧”。这种性命攸关的神圣祭品当然首推的还是玉器及其所制成的玉神主。所以在西周墓中出现较多的玉柄形器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玉戈在其发展中，逐渐被神化转移成为玉柄形器的过程，是适应商周之际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需要而作出的慎重选择。
3.其他功能
玉戈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周代，它的功能趋于多样化，在礼制、史实甚至调停国家关系中发挥着一些特殊的功能。
周代以降，玉戈逐渐小型化，从出土的玉戈来看，很少有超过20厘米的玉戈，而几厘米的玉戈却发现不少。从视觉效果来看，小型的玉戈不能给人以震慑冲击，因此，玉戈的功能也一定发生变化。最大的变化，也许玉戈成为周代礼制的一种规范礼器，制约着诸侯王公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玉戈从神器演变成礼器。
从上期中的***13可以看出，玉戈不仅变小，弯曲，器形似乎在向璜靠拢，而且已经缺乏早期玉戈的那种肃杀之气，给人一种温顺的平和感觉。从博物馆的陈列来看（上期中的***14），这样的玉戈明显和一同出土的其他玉器构成一套玉组佩，用以在重大场合挂在身上，以制约佩戴者的行为举止。这类小型玉戈在许多博物馆都有陈列，***39就是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的西周早期小型玉戈，和一并展出的玉戚玉斧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这样的玉戈，当然不可能是兵器，也不会是神器，它缺乏一种撼人心魄的气势。
小型玉戈的发展演变，逐渐和玉璜甚至玉觞在形制上相互影响，最终失去自己***的形态。这种玉器器形的相互影响和演变，在玉戈这种器形上最为明显。早在原始时期，玉戈和玉圭就发生过类似的变化。詹鄞鑫先生认为：“考古工作者在原始遗址发现的玉器有斧有戈而没有璋，而文献的玉礼器有圭有璋却没有斧和戈。”“过去研究玉器的学者，有的认为圭来源于斧，有的则认为来源于戈，其实两说都是对的。‘圭’和‘戈’古音也极相近。”在这里，詹鄞鑫先生由于不是考古工作者，并不了解玉璋在早期遗址中已经有所出土，但它的确和玉戈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在前文已经叙述三星堆出土的一些璋型戈的形制，说明古代器物的不同形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玉戈在礼制上的作用，甚至出现在葬玉上，上海博物馆展出的一套周代的螟目缀玉，其最下面的一件玉器就是一件小型玉戈（***40）。由此可见，玉戈，在两周时期，不仅对上层社会作出生的约束，也作出了死的规范。玉戈和其他玉器一起，成为控制社会秩序调节社会情绪的工具。
化干戈为玉帛是一句耳熟能详的成语，原出自于《淮南子・原道训》，说的是禹为争取天下，拆毁鲧所筑城墙，填平护城河，并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大家，毁掉兵器，对天下施恩济惠，用道德的力量实施教化。于是，大家都各尽其职，别的部落也纷纷归附。禹在涂山召开首领大会时，来进献玉帛珍宝的首领上万。
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调节部落和国家关系的史实已经物化在我们所能知道的古代器物上，而这类器物又恰恰和玉戈的形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41和***42是两件出土于河南温县西张计村的春秋时期的石圭盟书，这是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词的文书。我们不必拘泥于这是一件玉器还是石器，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这究竟是一件圭还是戈甚至是矛，“石之美者为玉”，而戈、圭和矛三者都有相通之处。我们也不讨论盟书的内容，这里只想指出的是，戈或者说类似的器物，从物语上证实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场景，古代器物这种功能是研究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的学者应当特别关注的课题。
其实，在戈上刻有文字，并不是鲜见的报道。特别在青铜戈上，各地都出土了带文字的青铜戈，许多博物馆都有这类文字戈的陈列，***43就是一件成都市新都马家出土的带有文字的青铜戈，类似的青铜戈各大博物馆都有陈列，而带文字的玉戈虽然少见，但也绝非孤例，我们在一些博物馆也发现了不少文字玉戈，如果把这些文字作深入地研究，将能进一步推动对玉戈的功能和所记载的史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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