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学术超女”于丹的父亲于廉（1925～2001年），北京人，1941年在上海华纳印刷厂当工人。1948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建国后，历任北京市行***干部学校教研室主任，北京市***府办公厅秘书处长，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主任，曾长期担任万里（万明礼）同志的秘书。1982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1987年任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
于廉离开万里秘书这个岗位时，是有若干个更实惠的“官职”可以选择的，但他偏偏选择了这个在当时被视为“既清水又非衙门”的中华书局。理由非它，正是他对国学和女儿的热爱。
于丹1965年6月28日在北京出生，是于廉的独生女。于丹一出生就赶上“”，社会教育体系紊乱，父母双双被下放到农村，她和外婆住在一个破旧的老北京四合院里。外婆是满族人，大家闺秀，1920年就上了张之洞办的女子师范。严格的外婆用卡片教于丹识字、背诗词，在3岁时，于丹就能识字读书了。
那时，每每回家的父亲给于丹的印象就是严厉。黑框眼镜，花白的寸头，沉默，很少笑，手里似乎永远捧着一本书――于丹的脑海里，定格着这样的父亲形象。
一个孩子出生后首先面对的是家庭给她的一种氛围。对世界、对人性的最基本判断来自于家人。于丹小时候，父亲喜欢和几个挚友在家里简陋的阳台围着小茶几，坐在藤椅上喝茶。有时会展开一把白扇，几个人吟着诗，有人提笔写扇面，有人研墨，有人制印，有人绘画，一番创作，就将一把非同寻常的扇子做成了。小于丹那时候就知道，印章上的文字有朱文和白文之分。朱文即印面上的文字是凸起的；白文即指印面上的文字是凹入的。她还知道有一个西泠印社，因为大人们一边制印，一边总要拿着西泠印谱给她讲解。当墨磨得很浓的时候，父亲会把女儿叫过来说：“看，这叫焦墨。”然后，用笔蘸一下在纸上“啪”地一带，竹节就画出来了。
于廉认为，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能有学识修养，具有古典文学根底非常重要，“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于是，当于丹才3岁，他便让女儿练字，而且要她学习欧阳询的字。因为只有从间架结构练起，才有可能把字练得标准。于丹4岁时，就被父亲要求读《论语》《庄子》，以及很多国学经典，而且要她熟读、理解、背诵。这样的历练，让她不断领悟经典国学中深厚的底蕴。于廉认为，《论语》《庄子》可以反映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态度。
于廉还在生活中让女儿学国学。他让女儿接触社会和亲近仁德君子，以此来熏陶其心灵。他经常带她去和一些国学大师谈话，让她从小感受其学识修养。很多时候，父亲带于丹和一群国学大师在一起，问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数一数，这里有几个是你的老师？”于丹经常数出2.7个，3.4个等带小数点的老师来。大人就问她为何数出带小数点的老师来。于丹回答，因为有的叔叔会大声说话，有的叔叔会随地吐痰。大人们笑了，会说到“君子慎独”，就是在人多的场合和一个人的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因为没有被人看到或者以为别人看不到就减低自己做人的标准。
于丹8岁的时候就读《红楼梦》《金光大道》《艳阳天》《西沙儿女》，还囫囵吞枣地看《西游记》《红楼梦》《俊友》《人间喜剧》《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等大部头中外文学名著。邻居觉得她这么小就整天抱着大部头的书读，感到很惊讶。父亲哈哈一笑，开明地说，只要女儿喜欢读就让她读，慢慢就懂了。
除了读书，父亲也带于丹去读世界。还在小于丹3岁那年，春暖花开时，父亲带着女儿到北海公园，指着枝头的杏花问女儿：“为什么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你看这花‘闹’吗？”女儿说：“不闹啊。”爸爸把女儿扛起来，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围着杏树转着圈地跑，边跑还边问女儿：“你看花‘闹’了吗？‘闹’了吗？”小于丹兴奋地连说着：“‘闹’了、‘闹’了！”父亲放下女儿进一步问：“你说，为什么这句诗不写‘春意开’、‘春意放’，而写‘春意闹’？因为人动起来它才是‘闹’的。”这些场景让女儿记忆深刻。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小于丹放学回家问父亲：“老师在课文里有一个形容词说‘麦浪’，是什么意思？”于廉带着女儿坐上长途汽车，经几番不停地倒车后在郊区找一片麦田，去看夏秋季节一望无际的麦子随风起伏，一片苦心，就为让女儿能搞懂“麦浪”这个词。
于廉以协商的方式引导女儿。受父亲影响，于丹对唐诗宋词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她希望选择研究唐诗宋词。面对女儿这一想法，父亲不认可，对女儿说，你学了唐宋，那么元明清学下来顺流而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魏晋以上你倒推是推不上去的。建议你报“先秦”。女儿经认真思考，心悦诚服地听从父亲的建议，报考了“先秦两汉”的文学硕士。学习期间，于丹发现家里客厅的书架上总有一些变化，取书比较方便的那一格书架上，经常摆放着她最想看的新书。她还发现，这些书跟自己的课程进度基本吻合。如某段时间她在潜心学习《论语》，在这一格书架上她可以轻易找到各种与《论语》相关的书籍。渐渐地，她明白了，父亲在以这样的方式试***拓宽她的知识面，“润物细无声”。后来，于丹庆幸自己的选择方向，因为先秦两汉文学一读下来，她发现，此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是以这个阶段为起点，全程脉络清晰。
于廉在严厉外表下隐藏着深沉的父爱，不露痕迹。1965年6月28日，于丹出生那天，产房外的父亲特别高兴，酷暑天骑上自行车满街转，最终买了一个少女头像。那少女塑像是六边形基座，回到家，他用蝇头小楷在基座的一面记下女儿的出生日。以后，女儿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他都要将时间、地点记载在塑像的每一个侧面，将自己深沉内敛的爱倾注在小小的塑像之上。他对人说，之所以退居二线后选择去中华书局，是因为他两袖清风，没给孩子留什么。女儿是学文的，他最后在一个最权威的古籍出版社工作，就是想要给女儿多留点书。
那时，于廉虽说下放到农村，但他希望女儿坐拥书城。一有时间，他就到处转新华书店，给女儿搜罗各种小人书。有一段时间，每星期能一箱子一箱子地寄给女儿。于丹的妈妈因此曾数落他，说他都买重复了，比如八个样板戏仅各种《红灯记》版本就买了7本。父亲会指着他的“收获”解释说：这是电影的，那是手绘的；这是程十发画的，他画的要看。当时大画家都画小人书去了，他会挑大家画的去买，找各种版本买。小于丹因此够奢侈，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看书已经可以挑版本了。于廉也因此会和孩子讨论，看哪个版本画得最好。
于廉喜爱诗歌，诗歌是家里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自己常念诗，教于丹念诗，和朋友一起念诗，也给于丹的妈妈写诗。
于廉喜爱昆曲，常带小于丹去看昆曲演出。后来也喜欢上昆曲的女儿常常自己去北京的人民剧场去看演出，久而久之，女儿看过的曲目和会唱的曲目比父亲还多。当市场上第一次推出昆曲《振飞曲谱》时，于廉毫不犹豫地给女儿买了一本。
那时常去于丹家的人都会记着，她家里没别的，就是书多，连厨房里都有书橱。她家的书架什么材质的都有：竹的、藤的、木的。在女儿身边，父亲不是在看书，就是拿根铅笔在书上圈圈点点，做读书卡片。父亲做的那种卡片女儿太熟悉了，一打一打的，中间用铁钎子穿着，上面满是爸爸写的漂亮的蝇头小楷。
于廉一生沉默严厉，直到他去世后，母亲讲述的一件事，才让于丹理解了父亲隐藏在严厉外表下的温柔。于丹介绍，父亲60岁生日时，她特意给于廉买了一个奶油蛋糕。但在于丹下班前，父亲认为蛋糕是“小孩子吃的东西”，便送给了朋友的儿子。但蛋糕刚送出去，于廉就觉得不对劲，“像犯错的孩子一样，在屋里踱来踱去”。他跟于丹的母亲说：“我犯错了，那是丫头买给我吃的，我不吃也不能送人啊。”然后开始催着于丹母亲回想蛋糕盒子的颜色，蛋糕上边所写的字，在于丹赶回家前的一刻钟，他气喘吁吁地拎着一个差不多模样的蛋糕回到了家。
于丹说，后来她才懂了父亲，一个一直钟爱她，却被她误读了一生的父亲。于丹说，她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于廉没来得及看见她和先生季达峰的孩子。于廉在世时总是颤颤巍巍，拄着拐杖走在街上，去逗别人怀里的孩子，“我总觉得很烦，老拉着他快走，我说你别去打搅人家，他就张着嘴呵呵地拉着人家孩子的小手不放。”于丹说，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父亲心里的感受。“我希望所有女儿，趁着父亲还在的时候，早一天去懂他。”于丹说，父亲去世后她才明白，有父亲的女儿多么幸福。对于女孩子的成长来讲，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男人，不是她的男朋友，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他的父亲。“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于丹说，这是《论语》中的一句话，也是她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去尽孝呢？
2001年，于廉去世，时年76岁。悲痛中的于丹曾引《论语》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思是要继承于廉宣传国学的遗志。
《论语》《庄子》与昆曲是于廉的最爱，在《论语》和《庄子》理论的研究上，于廉把中国的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对照比较研究，于丹则希望把这些哲学见解和当代生活价值、生活方式加以比较。于是，她开始在《百家讲坛》《文化视点》等栏目普及、传播国学。2006年，推出《于丹 心得》，2007年推出《于丹心得》，同年，结合自己对昆曲的研究，推出《于丹・游园惊 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她试***用一种通俗的、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大家讲解她在相关方面的研究心得，意在让国人重视国学，激活大家对国学的兴趣。
于丹因此一次次火了。不仅在国内文化界、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而且还应邀到美、英、法、德、日、韩等国家做了多场国学讲座，得到广泛的好评，掀起海内外民众学习古代文化经典的热潮。她的《于丹心得》发行一年内国内便售出600余万册，目前已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若于廉地下有知，定将含笑于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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