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刘鸿生原籍浙江定海,1888年生于上海。祖父刘维忠在上海开过“丹桂茶园”戏院,父亲刘贤喜做过招商局行驶于上海至温州间一艘客轮的买办。刘鸿生幼读私塾,后进圣约翰中学,升入圣约翰大学。读到二年级时,美籍校长卜舫济决定要把他送到美国留学,学成回来后当牧师兼圣约翰英语教师,“月薪150元,并且送一幢小洋房居住”。但刘鸿生不愿意。卜舫济咆哮着将他开除出校。
煤炭大王
1906年,19岁的刘鸿生经人介绍到上海租界工部局老闸房当教员,教外籍巡捕学上海话,后又当过翻译和律师。1909年,他进了英商控制的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办事处当跑街,为这家煤矿推销煤炭。
这份职务月薪100元,额外还有佣金,提法是每卖出一吨煤,就可以得到8钱4分银子,挣多挣少,就看自己的本事。
进入开平煤矿上海办事处之后,刘鸿生事事留心,处处在意,勤奋用功。一段时间之后,刘鸿生随便拿起一块煤,就可以说出它的名称、产地、成分和特性。他不但留意察访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上有什么变化;更用心考察哪些人在购煤上起作用,起多大作用,比如重视烧锅炉的师傅,等等。往往在客户刚刚感到需要购煤的时候,刘鸿生的电话就已经来了,并且送货上门。
由于刘鸿生深谙经营之道,几个月之后,本来在上海销路不佳的开平煤销量增加了一倍有余。因为销量激增,1909年秋天,21岁的刘鸿生奉召北赴天津面见了英商、开平矿务总公司的大班司脱诺,并升任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刘鸿生向司脱诺进言:在上海沿江地带购置一块适宜地皮,建造开平码头与堆栈;设立煤炭化验室,将煤炭的各种成分化验成单,交给用户,便于按需订货;设一锅炉实验室,上海现用锅炉普遍陈旧、落后,倘能帮助用户检查、改进,必可招徕大量用户。
刘鸿生头脑灵活,经商有道,一个例子是,他向宜兴陶窑窑主建议烧煤。陶都宜兴陶窑比比皆是,烧窑用柴,几百年来天经地义,但谁也没想到用近几十年才出世的煤。
刘鸿生动员窑主,由他出资建立十几座烧煤的陶窑与石灰窑,供窑主们使用,他派技术人员指导。如果失败了,一切费用由他承担,绝不向窑主们索要一文;如果成功了,窑主们只承担部分费用,但是必须用他的煤,他也凭信用保证用煤质量。这一建议的后果可想而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滦公司的英国籍职员大都回国,所有煤矿业务交由刘鸿生管理。当时国内工业由于洋货输入减少而空前发展,用煤数量逐年扩增,开滦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最多一年销量达250万吨。刘鸿生的年收益在20万元以上。到大战结束时,年龄不满三十岁的刘鸿生已成为名闻遐迩的百万富翁,积累财富达300万元之巨。
从1920年代初开始,刘鸿生一方面继续为开滦矿务局开拓煤炭销路,另一方面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从事自己的投资和经营。他先后投资了柳江煤矿和贾汪煤矿,为了解决煤屑问题开办了中华煤球厂卖给家家户户,这样居民用煤就不用买一大块整煤。他还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销售网络、数个码头堆栈,成立了中华码头公司,成为不折不扣的煤炭大王,也为自己从买办转变为华人企业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作为买办,刘鸿生个人与煤号合伙做生意遭致了开滦方面的猜忌。彼此间产生的巨大罅隙使上海开滦售品处的业务逐渐下降,1939年合同到期,双方便终止了长达15年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刘鸿生自己经营的煤炭事业赢利仍持续增长,直到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导致公司结束。刘鸿生发家和从事二十余年的煤炭经营业便告终结。
火柴大王
1919年夏天,河南、苏北发了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流离失所,愁困于街头,社会各界纷纷发起救灾活动。31岁已经做了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刘鸿生慷慨解囊捐5万元。
但是捐款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刘鸿生决定办火柴厂。火柴生产工艺简单,对机器设备要求不高,手工操作量大,办起来容易,也足以安置大批难民。
当时中国火柴工业落后,产品质量较差,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市场主要被“洋火”占领,但洋货亦存在不少问题,如瑞典“凤凰”牌,远洋运输,成本高昂;日本的“猴子”牌系列在中国制造,虽成本低,质量好,但产量有限。
1920年初,苏州鸿生火柴厂终于建成投产。在建厂过程中,刘鸿生夜以继日认真钻研火柴生产技术,掌握安全火柴的化学配方等关键问题,亲自赴日本磷村株式会社的火柴厂实地考察,并引进先进设备,以高薪聘请日本技术人员传授技术,还延聘留学归来的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林天骥博士担任总工程师。工厂开创期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操作工人又不熟练,生产的火柴质量不高,因而销路差,以致亏损。经过两年的改进,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可与进口的瑞典“凤凰”牌火柴、日本“猴子”牌火柴媲美,而价格则略低于进口火柴。这样,鸿生火柴厂的产品销量激增,逐步覆盖上海和苏、浙等地。到1924年,刘鸿生又收购了他的岳父叶世恭所创办的苏州燮昌火柴厂,成立鸿生火柴公司,还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1925年上海爆发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猴子”牌火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国内各地中、小型火柴厂乘机崛起,犹如雨后春笋。这些中、小型火柴厂由于资金少、设备差、技术低,大都生产黄磷火柴,价格比较低廉,因此火柴市场呈混战状态。
然而当时国外火柴工业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生产经验,尤其是瑞典火柴公司吞并了欧洲不少厂家,成了大的托拉斯。它们在1926年想收购包括鸿生在内的多家国内火柴厂家,并且对中国实行倾销。
果然,1929年下半年,东北各厂便全数倒闭,广东亦倒闭近半。刘鸿生采取“联华制夷”之策,并于1928年8月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着意指出了在瑞典攻势下,力主联合。
1929年11月22日到30日,全国52家火柴厂派出代表,汇集上海,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会长。1930年夏天,鸿生、中华和荧昌三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出任总经理。随后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合并了其他多家火柴公司,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火柴业。
水泥大王
火柴厂创办热潮仍高时,刘鸿生就在思谋另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在煤炭销售中出现的大量次质烟煤与煤屑问题,既占地又费劳务。为此他曾多次试***寻找过处理途径,却多数行不通,唯一可行的是用作制造水泥的燃料与参料。制造水泥用劣等烟煤为燃料是可以的,而煤屑正是水泥的参料之一。可如果单纯地推销给水泥厂,一则,当时国内水泥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二则出售价格不尽如意。
如同创办火柴厂一样,刘鸿生开始对水泥领域各有关事项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刻苦地钻研有关水泥生产的专业知识,后来又三次东渡日本考察学习,但日商并未让刘鸿生了解到最先进的技术。于是他远赴欧洲,在德国的一家水泥厂学习一月之久。学习期间,他每天都按时到厂细心观摩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与工程师广交朋友,虚心请教,最终不但掌握了水泥生产技术,甚至与对方签订了购买全套生产设备的合同,克服了筹备过程中的许多困难。
1923年,刘鸿生的水泥公司于上海正式建成投产。
当时的水泥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不仅日商在大连设厂生产的“龙牌”水泥较为畅销,而且设在唐山的、国内规模最大的华资启新洋灰公司生产的“马牌”水泥也深受用户喜爱。起初,刘鸿生新建的上海水泥公司遭遇行业内的价格大战,大有两败俱伤之势。为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华资企业一蹶不振,刘鸿生及时提出“联华制夷”的策略,并亲赴天津与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举行多次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划分了各自的主要市场范围,上海水泥公司取得了以上海为主的华东和华南市场,当年就扭亏为盈。
1928年,设在南京的中国水泥公司收购了无锡和太湖两家水泥公司,产量迅速增加,呈异***突起之势,也使水泥市场面临新的竞争局面。刘鸿生吸取先前的经验教训,率先提出三家联营方案。经过多方努力,中国水泥公司同意三方进行协商,最后达成了协议。由此三家公司均得到迅速发展,其合计产量占至全国水泥总产量的85%以上,有力地遏制了日本水泥在中国市场的倾销,同时也开创了华资水泥工业发展的新局面。
除了创办煤厂、火柴厂以及水泥厂外,他还创建了中华码头公司,拥有3座码头和10余座仓库,改变了洋商码头的原有垄断优势。1928年下半年,刘鸿生又与他人合股在上海浦东创办华丰搪瓷有限公司,设立华丰搪瓷厂,并于1929年正式投产,第一年的营业额即达到90万元。1929年,刘鸿生创办章华毛线纺织厂,并亲自担任总经理。此外,他还曾创办银行、保险公司等多家企业。在其实业经营的鼎盛时期,总资产高达2000多万元。
衰落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这民族危难关头,住在租界里的刘鸿生毅然担当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和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的重任。他还组织了刘氏企业伤员救护队,并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
上海沦陷后,刘氏企业绝大部分被日***占领,刘鸿生最初放不下自己那么多企业,不愿意离开上海。后来他被威胁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在一个夜晚,刘鸿生脸上遮着羊毛围巾,带着一个小皮箱,悄悄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即被日***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
当时西南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来打开工业生产局面,孔祥熙向推荐了刘鸿生。亲自召见刘鸿生,并请穆藕初作陪,向刘鸿生承诺:“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1000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专业人才,要钱给钱,要原料给原料。”
刘鸿生立刻行动起来,首先在重庆和长寿两地筹建了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他于1938年7月8日亲赴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等地考察,准备投资设厂。此外,他还让第四子刘念智负责章华毛纺织厂的拆迁工作,布置“偷”拆在沪刘氏工厂的机器零部件。
偷运出来的纺、织、染等相关器材共500余吨,经过装箱,原计划由越南海防转运昆明。后改由香港经仰光转运重庆。然而,由于交通阻塞,器材运到仰光后滞留了将近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尽管刘鸿生想方设法弄了几张“委员长手谕”,仍是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派刘念智飞往仰光,亲自办理转运。
与此同时,应刘鸿生召唤,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3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
但是在大后方,由于拿不出资本,只能用拆来的机器入股,能拿出资本的只有蒋、孔、宋几大家族,刘鸿生不得不仰赖***府及官僚资本的支持,“每一次增资,刘家的资本就被削弱一次”,各个工厂公司的董事长都由这几家的要人担任,结果“我们刘家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了他们,我们将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我这个总经理变成了他们的小伙计了”。
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刘鸿生艰难恢复、重整原有的企业,并有所扩展,但在外货大量倾销、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巧取豪夺中,刘鸿生悲观绝望地看着所属的工业企业陷于停工与减产。
1956年,拥有2000多万资产的刘氏企业参加公私合营,同年10月1日刘鸿生病故于上海。
高雅根据《南方人物周刊》、《经济导刊》、《管理学家》、《大商人》等综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