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支谦是中国早期著名译经家，其代表作为《法句经序》。此序体现了支谦矛盾的翻译理论与主张：在理论上强调“文质并举”，在实践中又“因循本质，不加文饰”。尽管如此，《法句经序》仍具有伟大的意义，堪称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之作。此外，支谦的翻译风格对后世的佛经翻译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 支谦 《法句经序》 翻译风格 佛经翻译
一、支谦其人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原为月氏人，故姓支。其祖父法度于东汉灵帝时率数百人来华定居，故支谦生于中国。他受业于同族支亮，而支亮受业于支谶，三人均闻名于世，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谓。汉献帝末年，支谦为躲避战乱入吴，因聪慧过人，时人称其为“智囊”。孙权赏识他的才华，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支谦博览群书，通晓六种语言，从吴孙权黄武二年到孙亮建兴二年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的译经大师。他虽不是僧人，但对佛教的贡献却十分巨大。
二、支谦矛盾的翻译理论与主张
支谦承认在不同的语言（“异音”）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而在“译胡为汉”时，难在“审得其体”，至少“虽不能密”，也应该“粗得大趣”。支谦认为翻译应该“质”、“雅”供求，尤应追求“文雅”，如他在《法句经序》中指出，以前译人所出之经颇为“浑漫”，说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并“嫌其辞不雅”。但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支谦受他人影响较大。如维难强调译经不必讲究“饰”和“严”，只要做到“易晓”和“勿失厥义”就行了；而众人又引用老子和孔子的话来附和赞同，强调译经“实宜径达”。因此支谦也便“因循本质，不加文饰”了。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支谦在翻译理论方面是动摇于“文”、“质”之间的，在理论上强调“文质并举”，在翻译实践中又“因循本质，不加文饰”。但尽管如此，支谦的翻译理论与主张在中国议论史上仍具有伟大的意义。
三、支谦《法句经序》的伟大意义
1.首次提出译事之不易（“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恰如罗根泽所说：“所以需要翻译者，本来就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名物不同’；而惟其‘名物不同’，所以‘传实不易’；惟其知道了‘传实不易’，所以才能引起翻译研究，提出翻译方法。”换句话说，此序指出翻译的困难，对后来者进一步提出翻译的方法有很大的先导作用。
2.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如罗根泽所言：“支谦此序可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在我国译经史上始终存在着“文”、“质”两派，但“文”、“质”两派虽然对峙，却并不是总是水火不容的。如此序所载，支谦“好文”，维难“好质”，虽然这场千百年前两派的论争最后以“质”派获胜而告终，但如今人任继愈所指出的：“质派虽然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结果，确实由文派最后成书。”
3.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作为在我国译论史上享有开篇意义的《法句经序》体现了我国译论一脉相承的关系。以维难为代表的“质”派不仅用“佛言”来支持本派观点，而且借鉴中国古代的孔老言论来作为论据。他们的论述本身就与古代传统文论息息相通，因此最终使得《法句经序》成为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之作。
四、支谦译风对后世的影响
支谦翻译的风格，影响了后来佛典的翻译活动。为了更好地畅达经意，使人易解，支谦首先反对译文偏“质”，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如后来支敏度对其译风的评价：“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换言之，假如支谦本人都无法深刻明了原文本意，那么译文就很难恰到好处。例如他翻译的《维摩诘经》，充分表现了大乘佛教善权方便以统万行的精神。后来罗什门下虽对他的翻译还兼有“理滞于文”的不足处（见僧肇的经序），可是仔细将罗什重译的《维摩经》与其相对照，前者不少地方都采用谦译，述而不改，足见支谦译风已远为罗什的先驱。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支谦尽量删除梵本的繁复而各取省便，又竭力减少音译到最低限度，有时甚至连应存原音的陀罗尼也意译了，难免会引起拘泥于形式的学人的些许反感。
不过总体而言，支谦“由质趋文”的翻译风格，是佛典翻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支谦开此风气之先亦不可否认。
参考文献：
［1］《中国佛教》第二册（中国佛教人物、中国佛教仪轨制度）“支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80.
［2］罗根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任继愈.佛教经籍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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