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傅雷,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史上里程碑式人物之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伟大翻译家。他提出的翻译理论精辟完整,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和理性的光辉。本文通过分析研究他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对三大重要翻译论述,以及其成功的原因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来对他进行解读,借以表达缅怀之情。
关键词: 傅雷 翻译理论 翻译理念
在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史上,出现过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严复、傅雷、钱钟书。严复在总结前人翻译思想的基础上,于1898年提出著名的三字方针“信、达、雅”,至今己沿用百年,可见其生命力。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了文学翻译的“神似”论,这是比“信、达、雅”更高的标准,是对前人翻译理念的继承和发展。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化境”的翻译标准,得到译界很高的评价。
值傅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外语与外语教学》特设专栏,旨在弘扬傅雷翻译精神,为傅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贡献力量。2008年5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翻译协会和南京大学共同举办“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傅雷诞辰一百周年,并得到了香港翻译学会、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和大众书局的大力支持。笔者通过分析研究傅雷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独特地位,他的三大重要翻译论述,以及其成功的原因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来对这位伟大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翻译理论家进行解读,借以表达缅怀之情。
傅雷,穷毕生之精力,为文艺界、读者提供了三十四部世界名著译本,更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著作传世,在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诗人毕朔望以诗赞美他“大汉风神只此鲲”。傅雷因留学法国进而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事业,给世人构造了傅译法国文学世界,其中包括法国最著名作家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罗曼・罗兰、月纳等的著作,其中傅译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文辞优美、词语朴质、流畅晓达、典雅传神地译出了罗氏作品对力的颂扬。傅雷先生在翻译上倡导“神似神韵”说,并以大量优秀译作实践自己的观点,他的译文作品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受到文学界、翻译界的高度评价。
傅雷认为“翻译重在实践”,“以眼高手低为苦”,强调理论与实践得结合。由于当时***治方面的原因和个人性格因素,其译论集中在一序一文及两封书信中,即《致林以亮论翻译书》、《高老头重译本序》、《翻译经验点滴》和《论文学翻译书》。译论虽少,质却很高,不仅涉及翻译的方方面面,而且议论精辟,文字优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概括起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重神似不重形似,译者的修养,翻译语言的问题。[1]
一、神似与形似
傅雷在1951年9月撰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一文中提出:“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相隔十二年后,他在1963年1月致罗新璋的复信中又再次提到:“愚对译事看法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傅雷在此以自己深厚的文艺素养和长期的译事经验,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中国古典美学运用于翻译理论,借助绘画和诗文领域里的“形神论”来探讨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将译论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其独到之处就在于把文学翻译纳入文艺美学的范畴,把翻译活动提到审美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对严复的‘三难’之论的重要补充”。傅雷是继我国传统翻译美学观“文与质”、“信与美”和“言与意”之后的“神似说”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2]
傅雷一生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他认为,“介绍一件艺术品”,就应该“还它一件艺术品”,“一露出雕琢和斧凿的痕迹,就变为庸俗的工艺品,而不是出于肺腑,发自内心的艺术了”。可见,“他自中的标的,基本上就是等效翻译”。要实现等效翻译,实现傅雷提出的“译本的标准”,“传神达意”,“如行石流水般自然”,不留“雕琢和斧凿的痕迹”,只有最大限度地做到“神”与“形”的统一和谐。而“神”与“形”的和谐源于译者的再创造。为了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再现原作的艺术魅力,达到“形”与“神”的和谐的审美效果,进行艺术的再创造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傅雷曾指出:“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3]
二、译者的修养
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中,傅雷详细地阐述了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所应具备的条件。他认为原作是艺术品的,要求经过翻译,仍然还它一件艺术品。用他的话来说:“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这番精辟论述,包含多层含义。首先,他要求译者应当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即敏感的心灵,适当的鉴赏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是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文学的描写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体,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作品的妙处。在傅雷看来:“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一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家。”所以,作为身在异国他乡的代言人,译者也应该“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4]
除了具备广泛涉猎专业修养以外,译者还得有训练、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只有通过这些途径,才能把作家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也只有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才能谈得上彻底理解原作。否则,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深切领悟。
傅雷还阐述了译者选择作品应持的慎重态度。他在1957年5月12日写的《翻译经验点滴》中说:“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和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因而,他真诚地告诫译者:“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用哈哈镜介绍作品,无异自甘作文艺的罪人。”在此我们可见傅雷严谨的翻译态度,可见他视艺术为生命。
三、翻译的语言问题
译者的翻译工作至少涉及两种语言(源语和目的语),所以精通这些语言是译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精通源语可以使译者深刻地理解原作意义,把握原作风格。而就算是再精通源语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离不开词典。鲁迅的“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形象地说明了词典的重要性和翻译之难。然而,词典远非万金油。傅雷曾对好友宋奇这样说:“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实际上,词典只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字词的所有可能的解释,我们还必须研究上下文以确定最符合其意义的解释。而中西方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找到恰当的解释越发困难。此外,傅雷还建议译者掌握第二门外语:“倘能将英译本与法文原作对读,亦可获益不少。纵英译不尽忠实,于译文原则亦能有所借鉴,增加自信。”[5]
傅雷还提倡,再创造的“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这一句,似可看作傅译的座右铭。纯粹之中文就是中国规范语文。当中文不足以表达原作信息时,傅雷又提出在翻译中要“采用西洋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使中国读者体会到异国文化的魅力。可见,傅雷提倡的再创造,既不是完全保留“形式”的“欧化”语言,又不是独具“神韵”的“归化”语言,而是两者的统一,即原作的神味与中国的流利,和谐地融为一体,既符合西欧原作风格,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
傅雷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大师,他的地位,概而言之就是如此。这个地位是建立在厚实的译品业绩上的,虽然也曾遇见过挑战、叫板,但至今仍坚如磐石。傅雷先生的翻译业绩昭示着翻译工作的一条正道,也验证了译事中的一条至理,那就是文学翻译必须是有文学性、有艺术性的再创造,译文本身就必须是文学作品,本身就必须具有文学性、艺术性。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际上都具有文学性、艺术性。一重是作家本人赋予它的,包括作家的艺术构思、意蕴内涵、人物塑造、场景描绘、气氛营造、风格表现以及语言表达等。另一重文学性、艺术性则是需要译者来创造、来提供,我们常说的信、达、雅就是对译者的再创造的一种至高的理念。傅雷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成为译事“信、达、雅”高水平实现者,特别是他译品的“雅”,更值得我们注意。傅雷的译本的汉语水平本身就达到文学语言、艺术语言的高度,这是傅雷译本长期以来深受读者喜爱、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译作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重要原因。在翻译中,要圆满地达到译品的文学性、艺术性,除了准确解读原著外,最大的难题就是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间隔与壁垒,翻译的学问,翻译的“艺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傅雷精通他所涉及的两种语言文字,他对待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间隔与壁垒,采取了一种明智的、高明的态度与办法,他不是搬,更不是硬搬,而是化,将原作的文字语言,转化为有文学性、艺术性的汉语,以至《高老头》的汉译本语言之老道耐读,较巴氏的原著原文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史上译作实现文学性、艺术性的一例典范。傅雷的翻译业绩已经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在所有的翻译家中,他拥有的读者群数量最大,他的翻译经验也深得译界有识之士的赞赏。今天,傅雷所开辟的翻译道路上,已经形成了前者呼后者应的盛况,傅雷翻译的传统后继有人。
四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人不曾读过傅雷的译作,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等,他毕生致力于法国文艺名著的译介,很多人都知道他在文学上的伟大贡献和火热刚直的道德品质。[6]傅雷用一部部“比原作容易读”的巴氏译著,向我们精彩地再现了作者,替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留下了完整的风俗史,同时也通过他的译著向我们证明,他确实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代言人。傅译巴尔扎克作品取得的成功启示我们,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生成,与译者的主体意识(如严肃认真的选材、坚定强烈的使命意识)、价值判断(如对超越文学本体视野的关注)、审美追求(如“神似”说的标举),以及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执着求“真”的精神和姿态,密切关联。[7]
傅雷先生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与深刻的理论思考中形成了自己完整科学的翻译理念。他治学严谨,呕心沥血,学贯中西,厚积薄发,和译界同行真诚友好相处。所以,他能站在翻译理论研究的高地,站在翻译理论研究的前沿,高瞻远瞩。所以,他的翻译理论、翻译理念具有前瞻性,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和理性的光辉。
斯人已逝,而风骨长存。向傅雷先生致敬。
参考文献:
[1]魏薇,刘晓云.大汉风神只此鲲――试论傅雷的翻译观[J].衡阳:南华大学学报,2006.4.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傅雷.傅雷文集,书信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傅雷.翻译经验点滴[A].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5]傅雷.傅雷书简[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傅雷.傅雷书简.生活・读书・新知[C].北京:三联书店,2001.
[7]许钧.傅译巴尔扎克的启示[J].大连: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