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利玛窦是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员。虽然他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型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文化从物质、制度到价值、心理层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化建设与交流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中国文化
中***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087—02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以传教的形式，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它中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进而在彼此的境内形成了一股异域文化热，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在这一过程中利玛窦无疑是一位关键人物。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曾经游历过许多地方，他以传教的亲身经历所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以下简称《札记》），通过客观冷静而又不乏生动形象的记述对明末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也反映出其独特的中国文化观。
一、物质文化
利玛窦在《札记》中对中国的机械工艺、建筑医药等科技文明作了详细的描述。他很注重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如实客观地评介中国的物质文化。他认为中国的确超过西方的方面，从不吝啬赞誉之词。第一次见到南京城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之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至于整个建筑，且不说它的个别特征，或许世上还没有一个国王能有超过它的宫殿。”[1]286—287除建筑外，他还夸赞中国人在天文和数学上“取得很大进步”，中国人的机械工艺很发达，医药水平和欧洲一样。
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物质文化上没有或者不如西方的地方，也会毫不犹豫地指出来：“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1]20“这个国家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的这几种都是用水或大米进行测量的……但是所有这些都远不如我们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不准确。”[1]24像这样对中国文化既肯定优点，又指出缺点不足的做法，在《札记》中常能见到。这是他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冷静、理性地观照中国文化的必然结果。其中不乏中肯之处，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和视角，使人颇受启发。
二、制度文化
利玛窦花了很大的心思考察中国的***治制度。他指出，“从远古以来，君主***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体。贵族***体、民主***体、富豪***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1]44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形成了“忠君”和“文人治国”的传统。他写道，“我们可以赞美中国人说，通常他们宁愿光荣赴死而不肯效忠于一个篡位的君主。事实上，他们的哲学家中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格言：‘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1]45—46“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1]59至于法律制度，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习惯于帝王之法，凡是取得王位的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制定新的法律。结果，帝王立法的传统加上吏治的败坏，使徇私枉法的丑恶现象十分普遍。“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严厉，但被大臣们非法处死的似乎和合法处决的人数是同样地多……有时候，被告送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反法律和正义而买得活命。”[1]93
总体看来，利玛窦对明末专制腐朽的***治制度并无深刻认识，更谈不上进行理性的评判。这也难怪，毕竟那时的欧洲尚处在封建专制之下，自由、民主之光要到英国资产阶级***之后，经过启蒙运动、法国大***的洗礼才能照亮欧洲。再则利玛窦当时所属的罗马教廷本身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堡垒。苛求他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事实上，为了传教成功，利玛窦和他的传教同仁们“入乡随俗”，曾不止一次地向皇帝、宦官和大臣们送礼，以求达到传教的目的。
三、思想文化
在《札记》中，利玛窦还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他认为中西方思想文化大异其趣，中国的思想文化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中国人“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1]31西方人多好逻辑构筑的哲学大厦，中国人偏爱格言警句叠砌的哲理庭院。这本是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所致。利玛窦在这里的评判有些偏颇。不过，随着对中国文化特色了解的加深，他也逐渐熟知了中国人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并常常以此来促进传教工作。他建议说，“培养对基督教世界的友好态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父们所写的一切东西上都习惯加上一些简短的道德箴言。”[1]381
和哲学一样，宗教也是涉及文化系统价值层面较为核心的东西。利玛窦对此的认识和评价是小心翼翼，讲究策略的。因为这关系到他来华传教的成功与否。经过仔细考察，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宗教观是宽容的。“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事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人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容许有完全的自由……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也帮助不小。”[1]285但他又认为这种宽容会导致宗教混乱和无神论的危险。
为了在宗教竞争中获胜，利玛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求针对它们各自的不同特点进行“突破”。对于儒家，他分析说，“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1]104然而，“儒教目前最普遍信奉的学说，据我看似乎是来自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开始流传的那种崇拜偶像的教派……我们试***驳斥这种哲学，这不仅仅是根据道理，而且也根据他们自己古代哲学家的论证，而他们现在的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1]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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