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危机的逐步缓解,各国之间、特别是G20内部各种矛盾分歧日益显现,利益博弈复杂性上升。
全球化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
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新动力。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复苏进程中的双速增长使实力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从经济总量看,2000~2011年,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在全球的比重从66%下降到48%,而24个新兴经济体(E24)的占比则从16%上升至29%。从贸易和投资额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益提升,G7占全球进口的比重从近50%降至37%,同期E24占比从16%提高到28%;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已升至40.4%;2012年全球跨境投资降至1.3万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l达6800亿美元,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且在全球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分别达23%和37%的历史新高。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逐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激发了经济活力。从经济增量看,2008~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90%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资源、技术、海外市场和跨境投资的需求巨大,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机遇。
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各国面临全球化新挑战。一是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加剧。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制造业化、出口倍增等战略,新兴经济体也更加看重开拓国际市场和吸引跨境投资。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消费增长尚难以弥补发达国家低速增长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将日益加剧。二是对技术创新和引领新兴产业的竞争加剧。为把握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下一轮经济上升阶段占据主导优势,危机后出现各国***府出台激励***策和措施的高峰,抢占全球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不断加剧。新兴经济体也不例外,据《全球研发投资预测》,未来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增长率将明显高于OECD国家,预计2013年美国研发投资将增长l.2%,而中国和印度的研发将分别增长11.6%和12%。三是对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竞争加剧。随着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和国际化生产的不断发展,各国不仅关心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关心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亚行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积极研究以增加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以更加全面、清晰地反映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中的收益。
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低潮,区域一体化趋势增强。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和双边FTA已成为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各国都在加快推进FTA战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出现新趋势:
一是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欧盟不断完善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美国强力推进TPP并不断吸收亚太区域成员加入;东亚一体化出现突破性进展,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于3月底开启,涵盖1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于5月启动。
二是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日本加快与欧美“结盟”,3月15日宣布加入TPP谈判,3月23日与欧盟就启动双边经济伙伴协定(EPA)谈判达成一致;欧美有意于2013年6月前启动两大核心市场间的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
三是排他性有所增强:虽然FTA加速推进有利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排他性特征渐强引人关注。例如亚太区域一体化倡导兼容、开放,但近期有了一些变化。TPP虽然设立了“开放条款”,但实际上通过预设规则对新加入者进行资格审查,且强调高标准、全面一体化的理念,如要求服装和鞋只有所用生产原料均来自TPP成员才能享受零关税,对谈判进程严格保密,都是排他性的表现。
四是自由化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在欧债危机重压下,2012年底“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路线***的达成,意味着更紧密的一体化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美国在力推TPP的过程中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和投资,全面一体化涉及成员国国内经济管理***策和体制等领域;美国在APEC提出“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将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关注点逐步转向改善“边境后”条件。
世界经济管理架构重建,全球治理难度加大。危机后,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规则,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在遏制危机蔓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各国通过G20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努力取得初步成效。
随着危机的逐步缓解,各国之间、特别是G20内部各种矛盾分歧日益显现,利益博弈复杂性上升。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策目标不同、协调难度大;G7多年来主导全球治理,与新兴经济体在改革现有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和管理框架的迫切性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国际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挤压新兴大国发展空间;新兴经济体实力参差不齐、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相对较弱、多边谈判中的利益取向存在潜在矛盾,协调机制效果未达预期。
应该说,新兴经济体已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发达国家部分话语权的让渡,并未使新兴经济体实力的提升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今年3月“金砖峰会”取得突出成果,显示了新兴经济体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将进一步增大,但无法根本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格局。由于各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诉求和关注议题不同,未来全球治理的难度必将进一步加大。
不可忽视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资源短缺、外部需求减弱、世界经济转入低速增长,“逆全球化”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亦不可忽视。
一是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和新矛盾的产生。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速增长,长期来讲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们预测的“收敛效应”,少数新兴大国有可能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实现赶超。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或利益群体,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分化加剧,并成为反对全球化浪潮的最主要力量。此外,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的挑战,虽然多边共同利益有所增加,但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又引发新的矛盾和分歧。
二是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环境恶化。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措施增加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此次危机后的现实践再次予以证明。据《全球贸易预警报告》,2008年以来各国共实施了上千项损害外国商业利益的保护措施,其中79%来自G20成员。中国更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最大的国家,据WT0统计,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第一对象国。未来如果全球贸易恢复不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经济复苏进程,在失业率高企的压力下,各国有可能选择继续向国内保护势力让步。
三是***策目标不同,各国间宏观***策协调难度加大。为加快经济复苏,各国利益诉求和***策着力点的差异日益显现。可以预计,一旦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压力有所减退,各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意愿将降低,加上财***危机制约发达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通过协调对话达成共识、联手应对的难度将显著增加,宏观***策协调的空间更将受到挤压。
四是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危机易向全球快速扩散。全球经济已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局部问题都易通过全球货币体系、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等将影响传播至整个世界。
全球化新趋势对我国的影响及策略选择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不仅要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还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迎接更加深入、更具挑战的全球化发展。
利用“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促合作,迎接全球化机遇和挑战。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整合将成为全球化新的推动力量并将带来市场机遇;而随着全球资源、市场、资金和技术创新上的竞争加剧,我国也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双重竞争压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潜力将受到挤压。在应对思路上,应充分利用各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希望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开展互利合作,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的地位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增值空间。
制定整体战略,积极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贸区建设。近期各国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新趋势,将对我国产生显著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为此,除了继续支持以多边为主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我国需加快制定自贸区总体战略,在扩大公众了解、加强内部协调、减少国内阻力的基础上,加强与不同区域、不同特点经济体开展大胆接触和深度探讨,加快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建设。
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和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全球治理及其规则的走向直接影响到我国切身利益,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既有期待、也想尽办法予以制约。对此,我国一方面要敢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应看到规则制定和我国市场开放重点与改革长期目标具有一致性。因此,需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既要像入世抉择时“以开放促改革”,更要努力推进国内改革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必要条件。
(本文系***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世界经济趋势与格局”课题组研究课题,张琦执笔,刊发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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