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杜少卿怀疑、反对八股科举,辞却征辟,拒绝入仕;对于封建礼教,杜少卿携妻游园、支持逃婚抗婚、反对纳妾、挑战朱熹,冲破旧礼教的束缚;杜少卿受魏晋士风影响,蔑视礼法,愤慨封建家族。以上三个方面成就了杜少卿“封建贰臣”的形象。
【关键词】杜少卿 封建 贰臣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主脑,揭露批判八股科举制度,倡导礼乐兵农教养,描绘出一批在功名富贵面前态度迥异的儒林众相,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看破乃至辞却功名富贵者。在众多的儒林士林人物中,杜少卿堪称“品地最上”的一号人物,他又是作者吴敬梓的自寓、自况和化身。真儒名士称赞杜少卿是“海内英豪”、“千秋快士”、“儒林豪杰”,封建卫道者侮骂杜是“败类”,要以他为戒。高翰林侮骂杜少卿,毫不奇怪,合乎逻辑,因为两人分别是封建正统的卫道者和封建的贰臣。
辞却科举,拒绝入仕――八股国里的叛徒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长期延续?海内外不少学者认为科举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举禁锢文人的思想,人们的思维。当时的思想家颜元就抨击八股科举“以章句误苍生”,“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加之考场舞弊、考官浅陋无知,贿赂公行,暗通关节,造成“科举无凭”,取士无标准,庸才可以金榜题名,真才却屡试落第。这种情况必然引起儒林士子的怀疑、不满和指斥。吴敬梓也是考到三十多岁没中举,渐渐厌恶考官,怀疑科举。有一次,他走到县城积玉桥上,迎面来了个主考官,他一皱眉头迎上去便问:“主考大人,这《孟子》书上有灭国五十之说。请问这灭国五十者是何许人也?灭的又是哪五十国呢?”问得那考官目瞪口呆,答不上来,红着脸怒骂着避开,他却哈哈大笑。在路上看见举人、进士们戴着花翎,招摇过市时,就闭目掩鼻飞快走过,以示不屑一顾。杜少卿看破了八股科举制度的弊害和“无凭”,决然辞却科举,拒绝入仕,成了“八股国里的一个叛徒”。
封建统治者为征聘人才,诏开“博学鸿词”科,三品以上官员及各省督抚保荐人才,送京廷试。这种征辟大典几十年才遇一次,多少文人士子梦寐以求,乞望被荐,而杜少卿却装作“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辞却征辟和廷试,并表示“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杜少卿不仅自己决绝科举,而且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说应考的事,有人想应考,求他向学里打招呼,他不但不说情,反而劝人家不要考。吴敬梓塑造的以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为什么对八股科举如此决绝?吴敬梓的舅父是八股科举的牺牲品,他老拙迂腐,终生穷追科举功名,“垂老守残编”、“抱恨归黄泉”,一首《哭舅父》显见敬梓无限的悲怆和痛心,从此他“嫉时文士如仇”。
杜少卿辞却征辟,决绝科举,对科举入仕的府县官僚、举人、进士,不媚不敬,甚至横眉冷对。王知县“仰慕”少卿的“大才”,汪盐商生日宴请王知县,三番五次请少卿作陪。杜坚决拒绝道:“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这里可以窥见杜少卿对八股科举,对官宦权贵的蔑视,充满愤世嫉俗的狂逸情怀。
挑战封建权威――离经叛道的勇士
中国封建社会所以能长期延续,与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作用分不开。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禁锢人、摧残人、毒害人。《儒林外史》的一号人物杜少卿,冲破旧礼俗、旧礼教的束缚,“携着娘子的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游走了一里多路。夫妇逛园游山,携手同行,在今天是极平常的事,但在封建社会却有违男尊女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礼・内则》)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规,有伤风化,世人称奇,因而在他们携手春游的当时,“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是平等的,恩爱的,少卿要变卖祖屋,移家南京,先“和娘子商议,娘子依了”才行动。在这里,丝毫看不到封建的夫权、“夫为妻纲”、“妻受命于夫”、“三从四德”的古训古礼。
十八九岁的沈琼枝反抗盐商骗婚,不甘为妾,不慕富贵,携财出走,自立门户,刺绣卖诗,自食其力。这在当时也是违反礼教清规、违反妇道戒律的惊世骇俗之举。在可畏的啧啧人言中,唯独杜少卿同情她的反抗精神,称赞她:“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极了!”杜少卿赞赏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不甘“伏低做小”的“豪侠精神”。杜少卿一方面称赞沈琼枝誓不为妾的逃婚行为,另一方面反对纳妾,认为娶妾的事,“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中国的妻妾制度产生于封建宗法家庭的需要,服务于男权社会及其家庭的延续。杜少卿虽然出于宗嗣观念,要为朝廷立法,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但他公然谴责纳妾伤天害理,挑战封建宗法制度,否定男子特权和多妻制,这在儒林名士中绝无仅有。从携妻游园,到支持抗婚逃婚,再到反对纳妾,杜少卿的妇女观、夫妻观已经超越他那个时代的限制,达到近代先进思想的境界。
宋明以来,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八股科举也从四书五经中出题,都以朱注为准。杜少卿敢于挑战封建权威,敢与朱熹唱反调,认为只依朱注是“固陋”,用自己的观点和情趣解释《诗经》,离了经叛了道。
《儒林外史》是一部自叙自传式的小说,杜少卿的原型就是作家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吴敬梓在父子关系上也冲破礼教樊篱,打破伦常秩序。他视子为友,以自己的人生阅历谆谆告诫儿子:“世事多翻复,贫贱安足悲”,要求儿子专意读书。因为贫穷,年及弱冠的儿子已在外自立自食,吴敬梓痛惜怀念儿子:“自汝辞余去,身违心不违。有如别良友,独念少寒衣”。封建儒道和理学着力构建君臣、父子、夫妻三大关系,其中“父为子纲”,“子受命于父”,上下尊卑,等级伦序不可逾越,吴敬梓却结结实实地超越了。
“奇人”?“豪杰”? “败类”?“贰臣”?
杜少卿轻财好士,多济友朋,每遇贫困急难者求助,不论“知与不知,皆尽力资之”。《外史》三十一、三十二回集中敞晒杜少卿的“急施与”。“学里翘楚”臧廖斋替人买秀才,三百两银子没买到秀才,倒给自己补了廪,买秀才的人家要退三百两银子,情急之下跪求少卿“借三百与我”打发这事。杜少卿爽快答应:“明日就把银子送来与你”。杨裁缝母亲暴亡,棺材衣服一件没有,求少爷借六两或四两银子,杜少卿手头无钱,把刚做好的一箱衣服拿去当20多两银子给了杨裁缝。杜府老管家娄太爷病了,杜少卿把他养在家里,送药、煨人参,亲自服侍。从刚卖田的银子中拿100两给娄太爷孙子“回家去做小生意”。后又拿几十两银子合具寿器,交与娄家儿孙买地安葬娄太爷。守祠堂的黄大,住屋被本家的拉倒,没处存身,杜又拿五十两银子给他去修补房子。
杜少卿出卖祖业,典当衣物,尽力资友朋,无暇后顾。一个名士,自己面临断炊绝食的困境,却“大捧的银子与人用”,很值得探究。高翰林指斥杜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这恰好说明杜少卿眼里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和尊卑秩序,不屑于封建正统的“正经人”。人是社会的人,人在社会要交往,红楼贾府的焦大不会和林妹妹相与,高贵的士大夫不与社会底层的贱民社交,而真名士杜少卿却不守这些清规礼序,和社会底层的人相与,遇有穷困急难者还解囊相助。有道是,不守规矩比暴力更可怕,杜少卿不守封建礼规引起封建卫道者的疾恨和侮骂,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理解杜少卿“大捧的银子与人用”,还要体察吴敬梓被封建宗法家族欺压侵夺而“愤激”,由愤恨而激发出纵情悖礼的叛逆精神。吴敬梓的父亲方正不阿却为官场所不容,回乡后抑郁而死。青年吴敬梓体会到“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随后的家难,族人侵夺祖遗财产,又使吴敬梓看清宗法家庭的道德沦丧和近亲劣绅的贪婪残暴。不满和愤慨采取异端的形态表现出来:你们嗜财贪财,我就挥金散财;你们虚伪贪暴,我就放达豪侈,“倾酒歌呼穷日夜”,散尽家财济友朋。①
吴敬梓一方面“愤激”其封建宗法家庭,另一方面又受魏晋士风的影响,倾慕阮籍、嵇康等名士。汉朝末年社会巨变,魏晋名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士大夫和文人以竹林七贤为理想人物,不愿循规蹈矩走封建正途。其中有些人反对封建主义束缚、具有叛逆精神。吴敬梓自比“嗜酒嵇中散”,在他诗词赋里,援引过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以及崔洪、陆机、周处、谢安、陶渊明等数十位魏晋六朝人物。他在《移家赋》中,把自己比作“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在《买陂塘》词里说:“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魏晋士风渗透吴敬梓的思想和生活,吴敬梓又将魏晋风度倾注在《外史》的创作中,自况式人物杜少卿鄙弃琐屑世务,讲求超逸的风貌,他清高脱俗,不为物累,他蔑视礼法,横对陋俗,既摆脱了钱财俗务的羁绊,又冲破八股举业的牢笼,家财散尽后,布衣蔬食,心里淡然。他被真儒、名士称为“奇人”、“豪杰”,被封建“正途”翰林视为“败类”,在我们当代人的眼里,他是封建主义的贰臣。(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注释
①李汉利:《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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