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对乌托邦内涵的分析
乌托邦出自16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小说，本意是不存在的地方即“乌有之邦”。后来乌托邦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一是指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消除了痛苦与邪恶的、充满公平与和谐的理想社会设计或描绘；二是指在对理想社会追求中体现出来的对现实社会批判的超越精神。在乌托邦中体现出来的批判精神有以下几个特点：它反映着主体对社会的判断和改变现实的历史使命感；它以理想为参照系对现实社会进行考量和批判；它以知识、智慧、洞察力、想象力构建美好的社会境界。美国学者乔·奥·赫茨勒在《乌托邦思想史》中说：“历史上不时总会有一些天才、先知、新思想的宣扬者、真理的预言者、极其热情的理论家，他们是超越时代的人，独树一帜的杰出先锋。他们认识到有可能创造人类更美好的幸福，便要求扫除当前社会和道德的弊病，与他们的时代决裂，摈弃旧的传统与宗教、***治偏见，清除那些阻挠他们前进、使他们不得自由的种种遗产，摆脱‘现行的’陈词滥调，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宣讲一些为群众难以理解的东西，重新创造一个世界。”［1］249乌托邦在人类文明之初就出现了。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由于社会的封闭性和人们眼界的有限性，它往往是以“出世”的方式批判现实，追求***；或是以直接的手段否定现存秩序，追求公平和正义；或是批判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并企***以理想规范现实。但是，乌托邦作为一种“早熟的真理”，不论以哪种方式出现，都有一种人的关怀。贺来说：乌托邦的“重大使命不在于对未来世界作出面面俱到的细节上的设计与规划，而在于克服人的自然惰性对现存事实的消极默认，为人和社会走向新境界提供新的可能性。它启示人们不要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去寻找一个先前不曾有过的世界，在那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因此，乌托邦精神总是涉及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律令的追问，所要探究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能性，即‘人的价值’这一根本性的大问题。”［2］6－7乌托邦是一种不与现实共谋的边缘化思想。它往往是直接或间接地代表民众的意愿，对现存秩序采取批判的态度。在社会变革中，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在动员群众反对旧制度时，他们提出的纲领往往也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一旦新秩序确立以后，其中的有些内容就制度化了，转化为意识形态。所以，卡尔·曼海姆说：“衡量什么可以被看做乌托邦，什么可被看做意识形态似乎就有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能否实现。”［3］419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乌托邦有不同的特点，它作为对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社会理想，可以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点燃希望之灯。它的意义是体现在精神上的，一旦把脱离现实的理想付诸实践，则意味着秩序的破坏和理想之灯的熄灭。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讲，乌托邦可以使人们发现现存状况的缺陷和不足，进而在新的价值追求中从事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这就如乔·奥·赫茨勒所说：“指南星并不因为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因此，现实和理想是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树在它的面前，现实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1］266－267随着现代性的历史登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乌托邦就形成了新的社会批判指向，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代性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推动力量，它以自由、平等、科学为旗帜，以理性主义与市场原则的合谋为途径，以突出主体的人的***为承诺，向传统社会发起了进攻，并且成为传统社会的瓦解力量。但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说：“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的***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4］67现代性既实现了人的创造性发挥，提高了效率，导致了社会开放，推进了自由平等，形成了社会繁荣，同时又引发了人们的短期行为，造成了社会分化、环境破坏、人际关系疏远、精神家园丧失和各种事实不平等的加剧。其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原则与工具理性主义的合谋。“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的确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赢得了人类对自然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5］89现代性的种种悖论造成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形成了各种难以解脱的矛盾和冲突。这就导致了对现代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批判性话语，同时，乌托邦也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持久的生命力。
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共生、科技发展与环境破坏同在、个体自主与道德底线突破相伴、消费感性化与精神危机并行。乌托邦则以其博大的情怀，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在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中形成对现实的超越和批判，从而展示着一种意义追求。它绝不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另类，而是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
二、中国传统乌托邦再认识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在其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也同样存在着经久不衰的乌托邦思想。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各派思想家“欲以其学易天下”，其中一些有影响的学派都有一种救世的情怀，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乌托邦追求。这些批判现实的不同倾向和特色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思想，形成了中华文化原创期的理想主义。
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以积极的“入世”精神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主张，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并且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自己的理想。孟子则不仅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理想，而且提出了“为民制产”的“王道仁***”方案。墨家视人民为国家之本，主张“以尚贤事能为***”（《墨子·兼爱中》），人民“各从事其所能”（《墨子·非乐上》），对***的社会，“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实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墨子·尚贤下》）以实现社会安定和谐。道家则认为儒家的人伦之说本身就是社会不合理的现实的反映，即“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此就要回归自然，形成“小国寡民”的社会。庄子在批判现实中追求无私无欲的“真人”，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应当说，儒墨道各家都有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色彩，从而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到秦汉之际，在《礼记·礼运》中则出现了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这里对大同的描述成为中华文化原创期乌托邦的经典表述，并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竭的生命力。对于大同思想出自何家，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有不同见解，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出于儒家，吴虞认为出自道家，蔡尚思则认为出于墨家。《礼记》的成书年代是在秦汉之际，因而可从认为大同是集儒墨道各家社会理想之大成，对它们进行升华而形成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它的“大道之行”的追求精神，“天下为公”的超越性境界，“老安少怀”的民生关怀取向都为此后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理想社会追求提供了源于中国的文化资源。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过一个“轴心期”的概念，他认为，在古代的希腊、印度、中国，都形成了一些关于人类的命题，“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它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它力求***和拯救。通过在意义上认识自己的限度，它为自己树立最高目标。它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6］8－9并且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6］14大同作为中国历史轴心期形成的命题，在此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解读和阐释，成为人们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根据。
封建秩序确立以后，儒家思想经历代解释，被纳入封建体制中而成为***意识形态，它在原创期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追求被淡化了，墨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儒家所推崇的“三代之治”、“井田”民生、大丈夫气节却成为历代改革家和志士仁人批判黑暗现实，追求国泰民安的根据。
墨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为反抗现实的农民起义的行动方案和下层人民勤勉自励、奋发自强的精神。道家思想则演变成为一些高风亮节、追求个性自由的人以“出世”求***的完美人格追求，并在一些“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社会描绘中表达了一种乌托邦情思。
明朝中叶以后，在长江下游的一些地方产生了早期商品经济，也出现了早期的市民阶层和平民阶层。这些处于封建体制外的新生力量，要求打破封建束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作为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出现了早期启蒙。早期启蒙思想家以颂古非今的方式批判封建秩序，提出了“复井田”、“工商皆本”、“天理即在人欲中”等命题，以歌颂“三代之治”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乌托邦。
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进攻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的深刻变革，封建文化也进入了危机。批判传统、借鉴西方、追求未来成为必然的选择。康有为把历史发展视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把对大同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向了放眼未来，创新传统、判断西方，把大同社会的实现建立在了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之上。然而，他又是以发挥儒家思想“微言大义”的方式进行的，他说：“读至《礼运》，乃浩然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堪称“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7］236《礼运》中的理想社会描述，经过康有为的发挥和阐释，成为近代中国最有魅力的大同乌托邦，并且对此后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秦出现的大同乌托邦，作为一个“轴心期命题”在中国思想史上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又成为批判封建制度，判断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梁启超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曰：‘以复古求***’。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则非至对孔孟而得***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8］3071乌托邦精神表达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表达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从理想社会追求的角度讲，它也许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从批判的角度讲，它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们只有发现现实的黑暗和邪恶，才能对现实加以变革；只有把自己的希望理想化，才能追求自身的***。所以，拉塞尔·雅各比说“我们并非只能在理性的建议和非理性的乌托邦思想两者之间作选择。乌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坏也没有贬低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切实可行的改革有赖于乌托邦的梦想———或者至少可以说，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日俱增的进步。”［9］2－3或者说，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有现实的和理想的两个维度，社会的任何变革都是在一定的理想导引下进行的，缺少理想主义的维度，人们的行为就失去了高尚和意义色彩，社会发展也不能持久和可持续。
三、乌托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意义
乌托邦是在现代性成长中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也正是在对现代性悖论的批判中保持生命力的。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追求中，现代性已在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悖论，它在使资本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益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0］275贪婪、掠夺、侵略成为资产阶级的本性，这就使中国人在现代化追求中不容易认同资本主义，于是也就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通过把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相贯通，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和制度选择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从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描绘出了近代以来这种追求的历史轨迹，并且揭示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治前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又为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却使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不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在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革，也使经济市场化、***治民主化、文化理性化、社会开放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了起来。
如前所述，现代化是在现代性成长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在现代性的推动下，科学技术长足发展，效率观念普遍增强，个人创造性得到发挥，权利意识不断形成，并由此造成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大幅增长。但是，在人们注重现实，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工具理性主义普遍张扬，消费主义得到了发展，社会分化不断加速，理想主义走向了失落，精神家园正在荒芜，现代性的悖论在中国已不是“隔岸观火”，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一片“告别乌托邦”的呼声中，现代性长驱直入，社会陷入了现实主义而缺乏理想主义维度的窘况中。这样，就不仅造成了人的异化，而且造成了理想、信念的退场和传统道德的无能为力。
科学发展观既把以人为本提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地位，也要求正视现代性的悖论，在超越性批判中树立理想主义精神。这样，乌托邦精神也就成为一种健康的力量。历史的发展必须树立现实的理性主义精神，使人们能够面对现实以求发展。
但是，也必须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在发现现实生活的缺陷和不足中，追求崇高，展示人的善良本性和精神需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首先，在传统乌托邦现代转化中寻求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资源。以人为本虽然是一个现代命题，但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才能发挥出内源优势，走出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自身生产社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的产物，而是在传统乌托邦向现代转化中判断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对自身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结果。正是因为传统乌托邦中包含了丰富的人学资源，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上表达了对人的关怀，才出现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乌托邦。先秦儒墨道各学派虽然社会倾向不同，但不论儒家的“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尚同”，还是道家的“真人”追求，都表达了传统乌托邦的人学意蕴，所以梁启超称之为“民本主义总根源”，对社会“如汤沃雪”。也许对人的自由的把握并不在某一学派思想之中，而是在它们的相互辉映中形成的人的命题。这一命题中包含了小康、民生、和谐等各方面的内容。人的命题的破解并不在理论的争辩中，而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2000多年来未有之大变革，先进中国人批判封建主义，判断资本主义，把大同乌托邦与现代文明相贯通，才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提供了文化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选择的继续，也只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把握人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把以人为本体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并且以人的发展评判改革中的是非，才能在对现代性悖论的超越和批判中引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其次，在现代化追求中培育理想主义精神。现代性及其蕴含的科技理性、个性自由、效率追求、市场原则、平等竞争、开放意识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但理性主义的独断又使之成为控制人的外在力量，使人成为为追求财富而生存的“经济人”或“单向度的人”，并因此而导致社会的分化和民生问题的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公平是必要的，但在现代性或理性主义的逻辑中，社会公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或者说，人只能成为被外在理性控制的客体，从而失去全面发展的可能。为了摆脱理性主义的独断专行，就必须正视人与社会现实维度的一极强化，寻求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平衡。
实际上，不论是社会变革还是人的发展，都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和精神家园。在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中，形成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就体现了人的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体现。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现在和未来的矛盾是人与社会发展必然遇到的问题。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则可从使人们发现现实中的问题，探寻它的根源，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并且通过以人为本的价值准则，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在实践中探索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按照预先的理性设计进行的，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们现在还不能轻言“告别乌托邦”，而是必须求助于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精神。
再次，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加以引导。乌托邦有各种类型，复古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退场，建立在未来主义之上的乌托邦正在彰显。按理想复制现实的乌托邦已受到了“报复式批判”，但带有民粹倾向的乌托邦却以新的形式出现。不论是着眼未来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还是具有民粹色彩的乌托邦，都体现着对现代性悖论的否定和批判，前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后者则是在一种“民意”外衣下的一种情绪化空想，它往往使民众在一种情绪激扬中失去个人的理性判断，成为被人左右的个体集合，他们的要求也往往与现代化相左。
因此，就必须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加以区分和引导，使之成为在共产主义理想导引下判断现实，追求未来的精神力量。我们肯定乌托邦是就它的积极意义而言的，并非无保留地对它加以肯定。强调乌托邦是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维度，主要是就它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而论，并非主张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理想社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引导或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共生，讨论乌托邦就没有意义。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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