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内容摘要：“圆锁”习俗是我国北方民族一种常见的民间风俗，特意为长到12岁的孩子举办生日聚会冠以成人礼的仪式。在其运作中激活了民间信仰、民间道德、人生自省、社区网络、崇礼意识等文化资本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运行。从现阶段凸显的“圆锁宴”的现象折射了人间交往由情感性滑向功利性的趋势，随之产生的礼物经济更深刻地影响着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透过这一习俗所演绎的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回流” 过程为民俗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考。
关键词：圆锁；内蒙古中西部；文化变迁
“圆锁”习俗是流行于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地的一种民间习俗，特意为12岁孩子过生日冠以成人礼的一种，又称“圆羊”、“圆生儿”、“过十二”等。至今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等民族中相当盛行。
一、内蒙古“圆锁”习俗的起源
尽管“圆锁”习俗在内蒙古中西部十分盛行，但其发轫于山西地区。《大同府志》载：“男子生弥月或周岁，辫红线锁带之。十二岁始蓄发，俱设祭各庙宇或灶台前。然亦有不行者。”[ ]（P.544）但由于“晋地山脉连亘，耕地较少，凡可种之区，无不人烟稠密，鸡鸣犬吠相闻。其人口之加增，岁不甚速，然已有可观。惟有北邻之绥远，原为一末尽开辟之地，虽天然环境稍逊，要亦无碍晋人刻苦之经营，于是，绥远为山西人口之倾泻地，遂由此发生种种不可分之关系。”[ ]随着晋人长达三个多世纪的“走西口”历史进程，移民“至则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 、娶蒙妇、为蒙僧者，等等不齐。” [ ]与此同时他们“将其参照群体的价值和规范作为评价自身的基准”， [ ]身份由客户转向土著。由于异质文化相互濡染，相互吸引，内蒙古地区被注入了新的文化血液，“圆锁”习俗被嵌入到内蒙古的中西部的蒙族及满族文化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综合多民族习俗而又为社会需要、人们所共同自觉遵循的新的民俗。”[ ]据学者研究“圆锁”习俗在内蒙古地区的流传，首先是从萨拉齐一带开始盛行的。[ ]而最早详细记载其过程的是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归绥县志》，曰：“男子生赐***名，就傅始命名，成丁乃字，十二岁圆锁。女子十三蓄发，十五而笄，殆亦冠礼之遗意也。”[1]（P.752）《包头市郊区志》中有同样的记载：“小孩初生时立***名，一岁生日时带锁。十二岁生日时圆锁。”[ ]大致过程是孩子刚出生不久就要剃发，并且要在脖子上戴一把锁，或者用红线系五枚或七枚铜钱替代锁，从这一天开始佩带。到孩子年满十二岁，家人认为孩子已经度过灵与肉的灾厄期，能够独自抵御外来侵害时，就要为孩子举行正式的“圆锁”仪式。
蒙古族的“圆锁”仪式滥觞于汉族，但又融入了蒙古族的文化特质。如增加了仪式中喝马奶酒、唱歌、跳舞等内容，赠礼多为绵羊。《土默特旗志》载：“蒙人生子，有尽剪发者，留囱门发一撮者，名曰‘马发’，十二岁，到奶奶庙以驴还愿或杂以草，后留发辫，曰‘十二和尚’。” [ ]庆贺其十二岁本命年的仪式一般在除夕举行。[ ]
满族也有“圆锁”仪式，《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载：“其锁系以绒线制，俗名‘百家锁’。每换锁时，备有祭果一桌，搬供即由换锁之男女以手撮食之，盖受福之意也。” [ ]在孩子四、五岁的时候便进行“挂锁”仪式。小孩跪在神像前，萨满太太用柳枝蘸水洒在小孩的头上，然后捧起香碟在每个孩子面前熏一下，意味着驱邪除魔。然后将“锁”挂在小孩的颈上，男孩挂红线，女孩挂蓝线，即为“挂锁”。至下次祭祀时，将锁取下，另挂新锁，俗称“换锁”。
尽管各民族在“挂锁”的时间，“圆锁”的内容上略有不同。但“圆锁”的时间、理念、基本操演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同质性。总结以上民族志，可见内蒙古地区的“圆锁”习俗以汉族为发轫，以“山西模式”为“主轴”，以诉诸平安为心理需求，以十二岁（轮回观念）为时间原点的一套民俗体系。
二、内蒙古“圆锁”习俗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变迁，内蒙古“圆锁”和结婚被置于同样重大的“私人事件”中。“圆锁”仪式的前一个月，家长开始忙碌，如预约饭店、写请柬、请乐队、摄像师等事务。“圆锁”多在中午十二点开始（与十二轮回有双重语义），大家相约到饭店。饭店前有醒目的标语“×××十二岁生日快乐”，大厅的中央置有“圆锁”孩子的巨幅照片。随着礼炮鸣响，乐队演奏意味着“圆锁”仪式正式开始。司仪表白后，“圆锁”的孩子站在中央，他/她胸前佩带由十二根彩线系成的“锁”，头顶“鲤鱼”，脚踩“莲花”，怀抱“玉兔”，在司仪的引导下，孩子致感谢辞，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并向他们及客人三鞠躬。最后“圆锁宴”开始，父母带孩子向所有的嘉宾按顺序敬酒，整个过程都被全程录像。从以上民族志中可以看出“圆锁”习俗在内容上凸显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首先，现在家长为婴儿佩戴“长命锁”的现象日渐较少。但是，为孩子举办“圆锁”宴成为必需。无论孩子是否“带锁”都要进行“解锁”（即“圆锁”）。旧时礼节繁多、冗长，现在已经简约化。
其次，“圆锁”仪式的举办场所发生变化，有条件的都会由家里（低水平，低满足类型）转移到了饭店（高水平，高档次类型）。场面由以前的低调、局部变得张扬、隆重和全面。而且，其内容经历了被扬弃与再加工、翻新的过程，新的文化因素彰显其中，如摄像、乐队等，曾经送小孩“替身”进寺庙的现象销声匿迹。从社会互动理论看，“圆锁”不失为一种互动、交流情感的契机，一种借机的活动。
再次，宾客的馈赠形式发生了变化。以前孩子“圆锁”时亲友、邻居和朋友所送的糖果、绸缎、绵羊 （蒙古族内） 等实物都被时尚的现金所替代。“礼轻情意重”滑向了具有世俗性和功利性以钱的数量作为衡量感情厚薄的唯一“标准”。这和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的调查耦合。[ ]
最后，“圆锁”仪式中神圣性、宗教性因素降低，喜庆性、同乐性因素上升。而且，“圆锁”的底蕴发生变化，以前以“保佑孩子”为倪端在现代语境中更侧重于启迪孩子智慧，开拓视域之功能。
三、 “圆锁”习俗在社会转型中存在的合理性及凸显的问题
（一）“圆锁”习俗存在的合理性。“圆锁”从其产生到沿袭、变迁都与社会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它也极具生命力地影响着社会，对整合社会产生一定的功能。
首先，我们理解这种文化现象时不能割裂它的文化背景。要把它放在一种动态的历史渊源之中去思考。在特定的时代下，“圆锁”仪式是作为一种文化自救而展开的。为什么它产生于山西而能影响到内蒙古，而且跨越了民族的认同边界，流行于汉、蒙、满等民族，从单一民族认同的边界演变成一个地域性共同认同的地域文化？从所谓的底层社会文化上升到中层文化。 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其自身的文化自救功能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远古时代人类远无力摆脱由自然带来的灾难，小孩的夭折是司空见惯的事，而大社会还无法满足人们的对孩子平安的夙愿，自然人们寻求另一种保安的方式，“圆锁”仪式是民间对保佑孩子的一种现实诉求。把孩子的保佑交给具有主宰自然的神灵，可以慰藉不安的心理。由于蒙族和满族具有和汉族同样的脆弱性和对孩子夭折的无奈感，很容易在文化形式上采借。“当（异）文化能够与现存文化的结构（configuration of culture ）相适应会大大增强文化的接受（acceptance）性，像马很容易适合狩猎文化，因为它能提高狩猎的技术。” [ ]因此，“圆锁”仪式在早期扮演了一种文化自救与精神维系的角色。
其次，“圆锁”仪式在当前社会中的教育功能彰显若揭。首先它通过各种仪式，如孩子对父母的抚养、教育的话语表达及鞠躬、敬酒的现实操演唤醒了孩子感恩意识，其不失为一种道德，伦理的教化。中国传统的孝悌、人伦、敬祖意识得到很好的展演。其次“圆锁”仪式具有自省功能，孩子通过在这样一种场域的熏陶，警醒他们已经告别了童真的幼年，逐步迈向“成人”行列，使孩子对“自我”认识重新定位。
再次，“圆锁”仪式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圆锁”活动应视为一种文化的演示，通过这种演示使该文化进一步影响其参加者，又可以把它看成为一种***治活动或博厄斯认为的社会法则，即“对传统行为和信仰的再解释”。 [ ]当前，随着个人归属感的加强，人们过分看中家庭层面而淡化群体感。“圆锁”唤醒了人们的网络组织观念，人类社会细化的分工带来的对群体归属感的漠视被这一民俗活动所激活，人们重新回归了大社会的合作、互惠和整体性中来，可以说，其把家庭与社会纽结在一起。
最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圆锁”仪式充分印证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A.H.Maslow）认为人类的动机可以区分为五个层次，它们构成一个有相对优势关系的等级体系。一种需要满足之后，另一个更高的需求就立刻产生，成为引导人的行为动力，即人类动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早期“圆锁”仪式扮演着一种满足安全的需要（祈求神灵对孩子的呵护），在现代语境中，孩子的安全基本保障之后，其演变成为一种归属和爱的需要，其演绎着建立、维护、发展良好人际关系的一种现实路径，同时是孩子、家人以及社会网络之间建立爱、分享爱、强化爱、延续爱的过程。通过孩子的“圆锁”操办实践着家长、孩子在各自“差序格局”范式构建的人际关系场域中获得荣誉、地位、威望，满足了维护“面子”的自我实现需求。
（二）“圆锁”习俗当前存在的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大力声讨“圆锁”之风，“包头市著名作家柳陆表示：现在‘圆锁’是个风俗，但也是陋俗。……是滋生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种子。” [ ]“圆锁”在内蒙古的发展和演变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首先，“圆锁”不利于社会资产优化利用。据调查，呼和浩特市普通饭店每月至少会接到7、8家的“圆锁宴”订单，普通家庭举办一场“圆锁宴”至少花费8000元。“据了解，内蒙古约有一百万十二、三岁的孩子，如果每个孩子过生日按平均花费5000元计算，那么仅内蒙古小孩‘圆锁’一项就要花费到50亿元。” 我们以此数据做一简单类推，50亿可以在地震灾区建成1万个希望小学；或资助250万儿童完成小学学业或227万学生完成中学学业；或建成2500个敬老院；或补助内蒙古农牧区896万人低保；或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2500万亩的植树或坡地改梯田……。 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被“觥筹交错的豪宴”所流逝，与我国传统美德――节俭发生严重背离，成为社会的一种病魔。
其次，“圆锁宴”嬗变成一种难以摆脱的人情债和一项背后的交易。印证了 “人间最沉重的债务是人情债”。“圆锁”随礼数一路飙升，内蒙古中西部的城乡地区礼金为200元―1000元不等，甚至到2000元。对于一般的家庭，每年都要参加15―30家“圆锁”典礼。它成为人们一种难以承载的经济和精神负担。由于这种“留面子效应”促使收到请柬的人不好拒绝。“圆锁”请柬被人们戏谑为“红色罚款单”或“温柔的罚款单”。送出礼金的人不甘心，于是也为孩子主办。“圆锁宴”接二连三，你方唱罢我登台，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社会心理学家梅厄斯（D.G.Myers）认为：“交换性规则是支配社会交换、保持社会关系中得失平衡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们办“圆锁宴”的理由正是出于遵守“交换性规则”以保持社会关系平衡为目的。“圆锁”习俗正是为满足了个体内在需求如满足虚荣心和外在需求如收回预付资本而发生。同时成为官场变相敛财的一种“合法”手段。“据了解，在旗县一个科级的官员，办一次十二岁‘圆锁’能赚个十来八万。”
最后，现代的“圆锁”仪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也不应忽视，其助长了孩子的奢华攀比的物化心理。“圆锁宴”的规模与档次成为孩子心理上“尊、显”张扬的一种外显符号或镜像。在其庆典中将孩子置身于鲜花、蛋糕、乐队、赞誉和恭维氛围中容易使他们过早笼罩“晕轮光环”，从而产生自尊、骄傲的心态。
四、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回流”的思考
“圆锁”仪式的变迁是与社会发展、主流价值、民间意识、生态环境等变动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过程。“一个民俗文化的‘个体’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的改变不是直线式的运动，任何一种民俗文化事象的演化，都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它的式微，它的衰弱，也不是单纯的主观原因所能够完成的。” [ ]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其原点含义“诉诸平安”的意义被消减，而现在的“开锁”（即“圆锁”）更赋予启迪智慧。其意象（内在涵义）和言象（外在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
其次，国家***策的调整也对其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市场经济为杠杆的资源配置极大地拉动了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人际交往的出发点、处事原则等隐性因素也被动地卷入到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先赋性影响因素降低，自致性因素被抬升，以投资的最小化与收获最大化作为互动的圭臬，“圆锁”被镶嵌为“祈福”的宗教仪式的表征被重置于“礼物经济”的范畴，成为一种累加资本投资或收取预付资本的经济互动。但在现实中，其存在着高投资、低收入的路径，并没有发生投资与收获数量的对等。因为一部分被日食万钱的“夸富宴”及其附加值（如乐队、摄像、广告）等内容消耗。
再次，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社会进步，人们有能力举办并不断提升“圆锁”档次 。另一方面，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地被提醒，被强化。“独生子女”的概念超越了仅以数量为基点，深层次上刺激了“圆锁”习俗的泛滥，孩子的事为“家庭头等大事”和“实现孩子面子”的现实表达手段之一就是举办“圆锁宴”，中国特有的“面子”文化在“圆锁”习俗中得到酣畅淋漓地发挥。
最后，“圆锁”仪式的变迁是传统与现代缝隙中的裂变，存在“双向回流”的路径。一般情况下，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找到话语权的传统在价值观念上多和主流社会价值保留着部分的重叠，其功能上也是如此。“这种理解不仅将民俗作为传统，而且作为一种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 ]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主流价值会发生严重背离，既对主流社会起着积极的影响，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可见，传统与现代在不同的轨道上相互交替与背离。
小结
“圆锁”是一个极具复杂的文化体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经历严格的选择和淘汰，汇集并沉淀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并将它们凝聚在一个复杂的形式中。当前其被深深地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又与现代主流社会发生“双向回流”，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主流话语的建构。在新的时代中，注入新的富有时代特点的价值观念是其传承的一个重要任务。对其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要认真探讨其变异性规律，积极推动旧俗向新俗转化，使其许多事项逐渐从落后变成进步，从愚昧变为文明，对越位的导向不断修正、引导，不断使其适应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即传统如何和现代在价值导向上趋于一致，就是本文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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