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何谓“温州模式”，简单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温州地区形成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聚集发展模式。所谓“小商品”是指温州民企生产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技术含量低，价格弹性高的生活必需品。这类产品虽然附加值低，但依靠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温州先行一步的“制度差”优势，在过去近30年间造就了温州经济腾飞的奇迹。但我们也应看到，温州模式不是一撮而就的，它跟随着中国经济制度大环境的变迁一同发展。总结起来，温州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
一、以散兵游勇式家庭企业为代表的萌芽阶段
温州民企发展的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在家庭企业是这一阶段最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这一时期温州人独树一帜，采取不同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渐进式的制度改革方式，大胆进行体制外“边际改革”，民营经济得到超前普遍发展，这与温州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息息相关。温州地处东南海防前沿，改革开放前的30年，国家对温州的全部投资只有5.59亿元，是全国人均投资最低的地区之一。加之温州山地多，耕地少，使得温州农村一直存在自发的民营化、市场化倾向。而恰恰是因为国家投入少，温州计划经济体制相对薄弱，市场经济基础又相对较好。改革开放后，温州基本上没有经历全国多数地区经历的集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过程，原有的基础脆弱的“社队企业”在改革初期很快被家庭企业取代，温州体制外市场主体迅速形成。我们看到，温州体制外民营化改革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自发发动、组织和实施的所谓“诱致性”制度变革过程。正是制度选择上争取到“时间差”，使温州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获得了经济民营化试点的机会优势。
二、以“股份合作制“为典型的过渡阶段
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前期，温州民营经济经历了以“股份合作制”企业为载体的过渡期。这一阶段最突出的困难并不是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而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争取***治正名性的艰难尝试。民营经济到底是否是公有制的一部分，在各方面对公有制主体概念的积极拓展和重新定义下，虽经历了一些反复，但最终温州民企在改革中的正当性得到了确认，这为后一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以公司制为代表形式的成长阶段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同志“南巡讲话”后，是温州民企以公司制为代表形式的迅速成长阶段，同时也是从非正规制约向正规制约的进一步创新阶段。随着公司制条例和《公司法》相继出台，温州民企从股份合作制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甚至企业集团演变。股份合作企业之所以很快被取代，原因在于它难以形成稳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分散持股容易导致经营权分散；民主管理的交易成本和决策成本也较高；如果小股东消费倾向较强，企业分配容易导致短期行为，不利企业获利再投资；同时分散持股也缺乏对经营者的有效约束，容易导致成本高昂和背信行为，这些都不适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健康发展。
四、以多元化发展为代表的新阶段和温州经济“困局”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温州企业成熟阶段的开端。由于出口环境急剧恶化，人民币坚挺导致温州企业在国际市场丧失价格优势。国家对民企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使得温州原有的“制度差”优势逐渐丧失。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原有产业经营环境的恶化和当时国家连续减低利率刺激内需，银行放松信贷，使越来越多企业借机投入多元化发展。
集群化发展的温州民企在经历了前期的高速发展后，市场趋于饱和，同类企业高度集中和产品差异不大导致激烈的价格竞争，边际收益日益下降。不过少数发展得好的企业凭借品牌优势和营销策略创造产品差异性，一定程度避免了同质产品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原有的计划配置行业开始市场化改革，边际收益远远高于一般制造业，房地产行业最为典型。
整个市场环境变化，使得温州在过去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本大量外逃，温州经济增幅开始放缓。1998年以来，温州GDP每年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改革以来的平均水平，在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的竞争中也落在后头。雪上加霜的是，1998年后国际市场环境也不利于温州企业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升值，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更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近年来国家宏观调控下银行“惜贷”，原材料价格攀升，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随之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市场需求锐减。温州一些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企业未经历充分的成长，也来不及进行产业升级，就不得不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下苟延残喘。温州市经贸委2008年7月初曾对该市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当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一时间，温州经济“触底”和发展迷失成为舆论和学术界的争议话题。
温州经济核心竞争力缺失的背后是一度对发展方向的迷茫。一度改革方式上的差异造就了温州经济的超前发展，但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上长期被局限于一般制造业，并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使温州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温州在改革初期曾充分利用“制度差”优势，却在后期深化改革上少有突破性进展，反映在发展上有一个“时间滞差”，这从近几年温州经济的增幅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制度上不再具有优势，是否意味着温州已没有竞争力可言？不然。笔者认为，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品牌创造的温州已有良好的轻工业基础，目前要做的是从原有的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效益型增长。暂时的“困境”正好提供了调整的机遇，一些原本经营不善的企业可以通过市场运作合并重组，经营好的强势企业可以在深入挖掘附加价值，技术创新，流程管理，品牌提升上大做文章，在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衔接一个新的成长周期。温州经济新的增长周期依然要依靠原有的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积极占领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特别是提升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打造“品牌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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