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作为道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的学说在先秦诸子百家立独行。独树一帜的思想与洒脱飘逸的文风使得庄子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千年之久的思想家，其顺应自然、无名无功、精神自由等主张至今仍是人们乐此不疲讨论的话题。立足《庄子・内篇》来解读庄子在先秦时期所形成的独特的生命观念，一方面为了阐明庄子的学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下引起人们对生命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庄子；生命观念；庄子・内篇
中***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85-02
庄子独特的生命观念与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西周末年，礼坏乐崩，诸侯割据群雄分立，战争的残酷和***治的黑暗越发让人不寒而栗，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庄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都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越发剧烈。身处乱世之中，既有投身大潮，希冀建立一番宏***伟业，实现***治抱负的思想家，也有像庄子一样选择远离***治，以出世的精神过入世的生活的隐者。
针对战国后期战乱的社会状况，庄子在《人间世》篇通过仲尼与颜回的对话，借颜回之口叙述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1]120由此不难看出，在战乱的年代，人命犹如草芥一样被人无情地践踏，滥用刑法肆意杀戮的场景频现，这一切都促使庄子开始了对于命的思考，这其中包括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寿命，更涵盖了命运命数之理。
一、安之若命
在生命起源的问题上，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是没有实体的虚无的存在。在“道”的基础之上，庄子提出了“气”的思想，认为“气”来源于“道”，因此具有“道”的部分特性，而另一方面，庄子将“气”描述成一种不同于“道”的实体化的存在，认为“气”是一切有形之体构成的基础。作为自由随性的物质，“气”的相聚即表现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能够体会到的有形可感的实体，其离散则是实体的消融，“气”的不同的存在状态所展现出来的就是纷繁的人间世。这是对老子“道”的思想的极大的发展，使得过去人们难以相信有形之体何以无形虚无的“道”为源的困境得到了改善。庄子关于生命的思想也正是基于此，庄子认为“气”是构成一切有形之体的物质基础，这有形之体除了山川草木之外，同样包括人的形体、生命，气聚而生，气散则亡。这样的生命本源之说点明了生命交替变换之理，同时也是影响庄子生命自然自由的重要思想。
从夏商西周伊始直至现代，命理之争一直贯穿始终，尤其是在庄子所处的战乱年代，诸子百家不同程度地都阐述了自身的命理之说。既有强调生命有限，应建立一番伟业的积极入世的主张，也不乏庄子这样顺应自然、生死齐观的出世的思想。在《人间世》一篇中，对于“命”的思想庄子借叶公子高出使齐国之事，通过仲尼之口阐述道：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地而安之，忠之盛也[1]135。
这其中虽然着重论述的是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但同时也点明了“命”作为天下大戒的不可违背性。面对这样的天下大戒，一方面庄子向人们表明，命由“气”而生，这种自然之力有其不可抗拒的威严，另一方面在面对命这样一种无法摆脱和逃避的事物时，庄子告诫人们应“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庄子在讨论生命之说时重要的一个的思想观念。
“道”与“气”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因而世间万物都是随之一同变动不安的，命也是如此。一个人的命运是人本身所无法控制的，在这个必然不可逆转的运动当中，一花一草一人一物都不可避免地要遵从其中的规则，无论富贵贫贱、生老病死，人所能做的只有“安”“顺”而已。在《大宗师》篇，病中的子舆说道：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2]208。
得失乃生命常态，庄子认为面对这些无常变化应当安于时机顺应变化，即安时处顺，同样地，在面对生死的同时，庄子也强调这些赋予人本身无所遁逃的事物我们也应泰然处之，而不仅仅是针对身外之物，对自身的生老病死也要一视同仁。因为从本原上来讲，人与物都是由“道”和“气”衍生出来的，人生于自然最后回归尘土，形体的变迁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把握内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如在《德充符》篇所谈道的“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3]160。死生这样的大事也不会让人有所动摇，即使天地翻覆也不受其影响，人的内心不与物迁而变化，这才是庄子所追求的安之若命、安时处顺的生命境界。
二、“道”的追求
庄子安之若命的生命观念与战国时期其他学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庄子提倡我们顺应变化，不与物迁，对这个无可奈何的世界安之顺之，但并没有因此要求人消极避世，放弃对人本身精神的追求。在《德充符》篇中，庄子列举了三个身形残疾之人：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此三人称为“兀者”。庄子通过对三人的描述，一方面表现出了世界的变动不安，任何人都可能先天地或后天地成为身形残疾之人，另一方面指出面对世界所带来的命中的厄运，人本身应该泰然处之顺其自然，同时身形残疾并不会影响到一个人追求精神的自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即“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3]166
庄子对有德之人十分赞扬，同时也鼓励人们在安之若命的同时追求精神的自由。其认为身形上的缺陷并不足以对人的生命轨迹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身形残疾之人与健全的人别无二致，抛弃形体的束缚，实现内心的超越才是人本身应该追求的东西。兀者王骀虽然残疾，但其“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虽然这只是庄子为了说理所假设的情形，但其中不难看出庄子对于形体的鄙弃以及对有德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