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鉴藏：从水前本到水后本
《瘗鹤铭》原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栈道摩崖上，不知何时坠入江中。北宋年间，冬季水枯时，有人在江滩上发现石上刻有文字，于是有人摹拓流传。当时摹拓者须等到水枯石出，仰卧在石隙中向上椎拓，十分困难，得字多少，各不相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前江宁、苏州二府知府陈鹏年(谥恪勤)募集工人，历时3个多月，将《瘗鹤铭》断碑残碣打捞上岸对石刻进行清理剔土后，计得70余字，并按前人考证的摩崖石刻行次排列，在焦山定慧寺伽蓝殿南面建亭以保护，于康熙五十二年竣工，陈鹏年作《重立瘗鹤铭碑记》。至此，人们将此前的拓本称为水前本，将此后的拓本称为水后本。
清人非常关注《瘗鹤铭》的研究，据《清史稿》载，有《瘗鹤铭辨》一卷，张诏撰；《瘗鹤铭考》一卷，汪士镜撰；《瘗鹤铭考》一卷，吴东发撰；《瘗鹤铭考补》一卷，翁方纲撰；《山樵书外纪》一卷，张开福撰。此外，尚有汪錾《十二砚斋补瘗鹤铭考》二卷。
清人的《瘗鹤铭》拓本收藏，从梁章钜的《浪迹丛谈》中可得知一些信息：“丁儿从吴门以重价购得《瘗鹤铭》旧拓本，有翁覃溪师跋，然楮墨未精，颇无神采，尚不及余斋旧藏之残拓一纸。今年携至扬州，呈阮芸台师，以为真旧拓也，惜止七字耳。未几，从孟玉生处购得一册，存二十五字，册前有姜镛题八分字，似是康熙年间所作，此迹亦至宝，海内之所希，惜姜镛未详其人耳。”此拓本呈阮元一看的时间当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梁章钜来扬州之时。
《瘗鹤铭》之难拓，前人也有论及。杨宾说：“碑之最难拓者，莫如《泰山铭》《中兴颂》《岣嵝碑》《会稽山碑》《瘗鹤铭》、‘秦东门’三字，然往往于无意中得之。”关于清代收藏的《瘗鹤铭》水前和水后拓本，有些今天已难目睹，易见的水前本有：1，何绍基藏水前本，29字(国***藏)。2，俞复藏水前本，91字，后为秦古柳藏。3，《瘗鹤铭》水前本(上***藏)。4，《瘗鹤铭》水前本(镇***藏)。5，刘墉藏水前本，98字。6，王文治藏水前本，30字(故宫藏)。7，日本汉和堂藏水前本。水后本有：1，曾熙藏水后本。2，沈均初藏水后本(上***藏)。3，梁启超藏水后本(国***藏)。
对于水前本和水后本的价值，理应是水前本为珍贵，但水前本字少，而水后本字多，对此梁启超有自己的看法：“凡碑版皆尊旧拓，独《瘗鹤铭》不然。水拓本当俟穷冬潮落，刮剔沙泥，偃卧仰拓，虽有良工，不易运技。今佳本在人间者，既若星凤矣。陈恪勤曳石出水后，翁覃溪得其初拓本，谓经人镌凿，神理全失，叹为神物之厄，反不如曩在水中得完其璞。”说明经人工镌凿后的失真，使得神韵不再。原刻之外，据杨宾所见者尚有4种翻刻本，一为墨妙亭宋曹所翻本，一为大殿东廊程康庄所翻本，一为海宁陈增城家玉烟堂本，一为陈鹫峰太守刻在原本前者。
关于清人观、藏、拓《瘗鹤铭》，都有一些机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邓石如在“意与古会”一印的边款中说：“此印为南郡毕兰泉作……去冬，与余遇于邗上，见余篆石，欲之，余吝不与，乃怏怏而去。焦山突兀南郡江中，华阳真逸正书《瘗鹤铭》，冠古今之杰。余游山时，睇视良久，恨未获其拓本，乃怏怏而返。秋初，兰泉过邗访余，余微露其意，遂以家所藏旧拓赠余。爰急作此印谢之，兰泉之喜可知，而余之喜亦可知也。向之徘徊其下摩挲而不得者，今在几案间也。向之心悦而神慕者，今绂(若若而绶累累在襟袖间也……”起初是毕兰泉向邓石如求印，而邓石如不给，后来毕兰泉送其《瘗鹤铭》拓本，邓石如却主动刻印给他，得到《瘗鹤铭》后的喜悦心情从他的边款中流露无遗。
道光二十五年，何绍基在《题寄还杨龙石》诗序中提到一本很早的水前本：“龙石老兄寄示《鹤铭》，有‘华阳真逸’四字及‘不知其纪也’五不全字。此尚在张力臣作***之前，乃水拓中之至古者。有‘松斋’印三处，知为汪退谷藏本，题签‘瘗鹤铭’三字，即退谷书。后有义门朱书小字引证《鹤铭》，益见当日传赏摩挲一段妙缘也……余于此铭，曾三次手拓。最先为道光壬辰冬仲，冒雪打碑，致为得意。旋晤龙兄见示水拓片幅，叹为稀有。嗣后得见王梦楼、宋芝山、翁覃溪各藏本，大约俱相颉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道光壬辰年(1832年)冬，何绍基冒雪到焦山手拓《瘗鹤铭》，其后又两次手拓，可见对其喜爱的程度。
杨守敬曾有《瘗鹤铭跋》：“此方是水前拓本，盖因原石剥落不平，以小扑打之，故能得其真象，其少于近拓之字者，石参差于水际，或仰或仆，有能拓，有不能拓者，凡水拓本皆然。余所藏水拓本四纸，虽较此字为多，而‘立石旌事’一石亦无之，前年过金陵见端午桥数本，多是僧徒涂抹而成，今沪上石印本是也真刻画无盐唐突西子矣。”从中可见杨守敬曾藏有水前本《瘗鹤铭》。
从焦山题记来看，清代还有一些名人与《瘗鹤铭》有着联系。如从嘉庆年间张问陶的题记、道光三年潘奕隽的游焦山诗、道光九年陶澍的题记、宣统元年(1909年)王璀的题记等等，我们可以揣度他们曾经在焦山观看《瘗鹤铭》的情形。
此外，阮元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春在焦山设立“焦山书藏”，以《瘗鹤铭》“相、此、胎、禽”等74字编号，并将其所捐的宋、元《镇江志》编为“相字第一号”和“相字第二号”，这可以作为《瘗鹤铭》的一段佳话。
作者：从王羲之到陶弘景
关于《瘗鹤铭》书者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它将永远是一个谜!
综述历代《瘗鹤铭》的书者，有：王羲之说、陶弘景说、王瓒说、顾况说、皮日休说、颜真卿说、上皇山隐士说等等，这其中都各有难以圆说的疑问，清人也各有所宗，有代表性的是：
从王羲之说者：乾隆帝、李瑞清。
从陶弘景说者：顾炎武、计侨、杨宾、吴骞、陈鹏年、汪士f、陈奕禧、王昶、翁方纲、包世臣、何绍基、龚自珍、康有为。
清人主“王羲之说”者，如乾隆皇帝，他说：“要其苍劲萧朗，非晋人不能。黄庭坚有‘大字无过瘗鹤铭’之句，致不虚也。”他认为非王羲之莫属。李瑞清在《跋自临瘗鹤铭》中也认为是王羲之所书：“此与《黄庭》同一机杼，《润州***经》以为右***书，非妄语也。近代考据家必以右***不在江阴，泥矣。”
杨宾在《大瓢偶笔》中先是认同“王羲之说”的，他说：“焦山《瘗鹤铭》，圆健舒徐，不露锋锷，真从篆籀中出，恐非右***不能。顾况书，生平未见，无从论定。若陶隐居书，余曾见许长史《旧馆坛记》，方严峭厉，整密似从黄初《劝进》《受禅》诸碑来，与《瘗鹤铭》殊不类。”后来又认同“陶弘景说”：“焦山《瘗鹤铭》，或云右***书，或云陶隐居，或云颜清臣，或云顾况，或云王瓒。予主隐居。”
吴骞在《尖阳丛笔》中说，《瘗鹤铭》自黄庭坚认为王羲之所书，后人虽疑之而莫能破其的，他沿用了宋人刘昌诗的说法，重申：“今考铭引雷门鼓事，按《临池记》：昔有晨飞鹤入会稽雷门鼓 中，于是鼓声闻洛阳，孙恩砍鼓，鹤飞去。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子凝之。盖在安帝隆安三年，砍鼓必此时，则书岂出于逸少哉?渔隐考订华阳真逸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几焉。”他否认了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认为陶弘景所书是有可能的。
陈奕禧在《隐绿轩题识》中沿用前人的定论，认为是陶弘景(号贞白)所书：“华阳隐居，陶弘景所自称也，《瘗鹤铭》所以定为贞白书。”
翁方纲的考证颇为谨慎，他在《山谷说“大字无过”辨》一节中，认为《瘗鹤铭》承袭了东晋以前之遗风，与王羲之的《黄庭经》相类，因此发出了“非右***而能若是乎?”的感慨。后来他进一步认为《瘗鹤铭》“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谈上下数千年之字学，非右***而能若是乎?”但思虑再三，最终的结论是“夷考其文、其事，则决非右***也”。
由此可见，清人对作者的论定基本上围绕着王羲之和陶弘景这两个人，一方面他们希望是王羲之，但一方面又有很多疑惑不能解开，而最终认为是陶弘景所书，这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但并不是历史的定论。
临摹：从南派到北法
“南书无过《瘗鹤铭》，北书无过《文殊经》”。也有人将《瘗鹤铭》和《石门铭》并称为南北二铭。更有人将《瘗鹤铭》和《郑文公》并称。叶昌炽《语石》将郑道昭比作书圣，将《瘗鹤铭》比作书仙。《瘗鹤铭》的地位在清代大大提升，成为南碑的代表。
历代学习《瘗鹤铭》的书法家，唐有张嘉贞，宋有黄庭坚，明有山人。由于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盛，考证、学习《瘗鹤铭》的风气以清代为最。清代以《瘗鹤铭》为题材的书法作品很多，从内容上看，有集联，有节临，更有通篇临摹。从形式上看，有对联，有条幅，有屏条，有长卷。从清初――清中期――晚清，书家们对《瘗鹤铭》的临摹手法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瘗鹤铭》的临摹手法由南派逐渐走向了北派。所谓书分南北派，阮元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由于地域的差异形成了风格的差异。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从理论到实践，都走向了碑学，而这个转变的过程，从清代书家临《瘗鹤铭》中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
清初书家对于《瘗鹤铭》的临摹，仍然沿袭传统的临摹法，多见帖意。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廿五日，汪士f应友人若林之请临了《瘗鹤铭》，他临了《瘗鹤铭》156字，完全是用南派法，一派萧疏淡远的风韵。他的临摹没有去追求篆籀笔意，也没有故作苍茫状，实际上，他在追求摩崖剥蚀浑沦之前的状态。
乾隆皇帝喜欢《瘗鹤铭》，也曾临摹，在焦山的乾隆御碑中有一块临玉烟堂本《瘗鹤铭》碑。他的临摹自然没有得《瘗鹤铭》之神髓，而是具有馆阁之气。
康乾年间的扬州八怪受《瘗鹤铭》影响的有高凤翰和郑板桥。《清史稿》载：“(高凤翰)尝登焦山观《瘗鹤铭》，寻宋陆游题名，亲埽积藓，燃烛扪***，以败笔清墨为***，传为杰作。”郑板桥李玉菜《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说“书法《瘗鹤铭》而兼黄鲁直”。郑板桥曾经两次到镇江，寄住在焦山别峰庵，可见他是亲眼见《瘗鹤铭》的。郑板桥处于清代碑派来临的前夜，他的书法具有以碑破帖的特征。
吴熙载《瘗鹤铭集联》：“铭词于江表相上下也，篆势唯山阴得仿佛之。”虽处于晚清北碑书法盛行之时，然并没有受到北碑的影响，而是一派帖学风范，颇为轻松灵动。从他的临作来看，行笔多露锋侧笔，明显有其师包世臣笔法的影子。
同治元年(1862年)晚春，海琴宴请何绍基于其新建的篆石亭，何绍基为其作《瘗鹤铭集联》：“留得铭词篆山石，相于仙侣集江亭。”他用《瘗鹤铭》中字将篆石亭三字巧妙地嵌中。此外，他还有一件《瘗鹤铭集联》，联为：“事词不朽丹黄仙篆，亭石翔掩江天岁华。”他在款中讲到这是他刚刚到焦山第二次手拓“胎禽碑”后所作。这两件作品虽属集联，但都表现出何绍基一贯的创作风格。对北碑下工夫很深的他虽具碑帖结合的迹象，作品却得力于颜真卿，雄浑中见生涩。
同治四年六月，赵之谦作《瘗鹤铭集联》，今所见同年所作有两副，一联为：“于此江流得浮石，爰留山势掩吾亭。”另一联为：“仙集之词藏吾丹篆，山亭以外留此黄杨。”所用的是北碑之法。
沈曾植有《临瘗鹤铭轴》，可以说是意临了，因为临作已没有原碑的味道。他同样运用了北碑的手法，而呈现出自己的风格：生与拙。
李瑞清有《临瘗鹤铭四条屏》，款为：“《鹤铭》直繇庸孝禹得笔法，与古篆通消息。前年游焦山，坐卧碑下者两昼夜。今来观海青岛，临呈安圃尚书，尚觉江风袭袂也。”他的临作从结构看，能尊重原作，颇得形似。从用笔看，已经是在用北碑之法临南碑，唯略具颤抖习气。
曾熙对《瘗鹤铭》是十分喜爱的，曾通临过此铭，李瑞清说他兼《夏承碑》笔法，即赞扬他有篆隶遗意。曾熙也有《瘗鹤铭集联》存世，有一联为：“于此得爽垲；其人翔洪冥。”曾熙集《瘗鹤铭》字用的也是北碑之法，这是他在款中明说的：“集《鹤铭》字，用北法书之，亦别有新趣。”他和李瑞清是挚友，他们的书学思想非常相近，并相互影响。从这件集联来看，明显有故意颤抖之状，颇与李瑞清接近，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去探究碑学的深层内涵，而是一味地以机械的颤抖来表现金石气，趋于表面和程式化，这是北碑派书法走向末流的表现。
从清初到晚清，书法观念发生着变化。如道光十九年包世臣赠龚自珍《瘗鹤铭》拓本，龚自珍有诗，一首是：“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术此权舆。”另一首是：“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受包世臣影响，龚自珍开始学习六朝碑刻，特别是将南碑之《瘗鹤铭》和北碑之《郑文公》相并列，与包世臣不同的是，他对王羲之的权威表示出挑战。
《瘗鹤铭》和《兰亭序》《淳化阁帖》一样，是千古之谜，清人对它们都有过热烈的讨论，也同样都牵涉到王羲之。清代书坛是一个由帖学向碑学转换的时代，人们的书法观念发生着巨大变化，而由此带来对古代碑刻认识上的变化，所以对《瘗鹤铭》的考辨，也就显出和其他时代别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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