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我从小就格外钟情于她,对她的熟悉,远远胜于巴黎、胜于法国。眼前的她,尽管年事已高,可风韵不减。她的美,受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小说及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影响,在我心目中,已升华为美的“圣母”。
我是在中国革文化之命的年代,认识巴黎圣母院的。当时年少的我,正如饥似渴地求索着——什么是美?无数夜晚,捧着伙伴们从大学***书馆里偷窃得来雨果那本《巴黎圣母院》,凑着父亲书房门缝泻漏的灯光,看得如痴如醉,看到东方露白……它,悄悄地在我心中筑起一片美的圣地!后来,又有电影版的《巴黎圣母院》将善与恶、美与丑,以难以置信的强烈对比,艺术性地将吉卜赛女郎埃斯米拉达、道貌岸然的主教与圣母院敲钟人卡西莫多的情感纠葛在一起,敲响了悲情版的“美女与野兽”。
在书荒渡过少年时期的我,“好人和坏人”概念完全混乱不清。《巴黎圣母院》中的善与恶,很是让我震撼。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畸形,交织着巴黎圣母院的“圣美”,这一幕与那一幕,曾在我内心奇妙地更叠,再更叠……彻底搅浑了心中那片处女地的平静。
雨果一定不知道,他的《巴黎圣母院》当年在遥远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一定也不知道,它改变了多少年轻人的世界观,它不仅使人们对美有了特定的视觉定位,更是捎带给我的生命许多神秘的浪漫色彩。
人很奇怪,通过地下辗转,鬼鬼祟祟偷读的书,印象特别清晰。是读书无用的年代,大脑的记忆因为一穷二白,也饿得如饥似渴了吗?
当年雨果的作品让我们对美的理解,无论是否完整,是否差强人意,但做人该厚道,心灵要美丽,这些素质教育《巴黎圣母院》没有让我们失望。
这就是一些世界文化遗产,之所以令人神迷的奥秘吧。
对巴黎圣母院建筑艺术的了解,是在大学学习美术史时。
那时,巴黎圣母院的建筑风格,真正迷倒了我,她在西方建筑史上是座令人景仰的丰碑,具有从罗曼式到哥特式过渡的典型特征,是西方两大建筑体系,在艺术风格变异的交合中,一个值得研究、弥足珍贵的过渡。
巴黎圣母院的每一个造型、每一块石头,不仅是法国历史的一页,更是科学和艺术史的一页里程碑。例如,巴黎圣母院进口小红门造型之精美,几乎达到15世纪哥特建筑艺术的顶点,而大殿的圆柱,以其粗壮和凝重,把我们带回到圣日耳曼草地修道院的加洛林时代。
小红门和大殿圆柱之间,恐怕代表了相距有600年的建筑风格。
这次是我第三次到法国,然而对巴黎圣母院,依然百看不厌。那天,我们从卢浮宫出来,怀里抱着iphone2,看着它上面标的地***,按照它的指引,沿着美丽的塞纳河畔,向巴黎市中心地带的西岱岛方向,步行走去,仅半个小时,就顺利地找到了她。
再次仰望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瑰宝,仍然让我内心欢呼不已。
首先要谈谈圣母院的门脸儿,因建筑史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绚丽的篇章了。从正面望去,只见三座并排的尖顶拱门,上面有一层锯齿状雕花飞檐……这种美的感觉,竟使我无法理性地用机械词语来一一描述。总之,起建于1163年,总共耗时180多年的巴黎圣母院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众多成就于一身,她的建成,对欧洲建筑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古老巴黎的象征……
顷刻间,我深深理解,雨果为何将其美誉为一部凝固的交响乐!
摘录了一段雨果对巴黎圣母院的描写:“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巴黎圣母院显得格外优美动人,点、线、面相互交融而成艺术魅力如同‘交响乐’般震撼人的‘视听’和心灵。这座建筑所诠释的那种扣人心弦的美,一时无以言表。
扯回话题,还是谈圣母院的正面。如今我们去虔诚地瞻仰这座庄严雄伟的大教堂,所见的正面仍然是这个样子。这座大教堂令人敬畏,正如她的编年史家所称:庞然大物,见者无不震悚。
如今我们见到的这个门面,已经少了三件重要东西。首先是以往将其抬离地面的11级台阶;其次是三座拱门上的神龛里的雕像,这是下层一排;上层还有一排,即法国更久远的28尊国王雕像,陈列在二楼的走廊上,从希德贝尔起始,直到手执‘皇杖’的菲利普奥古斯都。
石阶,是时间令其消失的,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缓慢进展过程。老城的地表升高了,时间推动巴黎地表这片上涨的潮水,逐一吞没了使这座建筑显得更雄伟高大的11级台阶。然而对于这座大教堂,时间给予的恐怕要多于它所取走的,因为文物年资愈古愈美,正是时间给这座教堂表面染上数百年沉滞的黝暗色泽。
然而,是谁拆除了那两排雕像?是谁留下空空的神龛?是谁在中央拱门的正中,新凿制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尖拱?又是谁这么胆大妄为,就在毕斯科奈特的阿拉伯式雕花旁边,安装了路易十五式雕刻***案的讨厌而笨重的木头门框?那是人,是建筑师、当代的艺术家……”
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明媚阳光下,巴黎圣母院依然优美动人。
但说它巍峨,或说它内部装设的华丽,相比欧洲别的一些教堂还是无法称为顶级。特别不能苟同的,又是它的正门口!今天,扎眼地站立着的—— 一尊风格迥异,以现代抽象线条造型的、白色的耶稣像。极不协调地破坏了整个圣母院建筑风格的和谐之美。
人类的愚昧重生了?
轮回了一百多年,人类又犯了雨果曾痛心疾首的同样错误?“我们若是有闲暇,同读者一道拜谒这座古老教堂,察视她所受创伤的种种痕迹,就不难发现时间的破坏还算小的,最恶劣的是人为破坏,尤其是艺术家的破坏。我不能不称其为‘艺术家’,因为近200年来,那些人取得了建筑艺术家的称号。”——雨果
雨果啊,雨果,这不能怪罪“艺术家”吧。你应该也知道,无论当代和历代,艺术家都是没有权利决定艺术品摆放的,特别是公共场合的艺术创作。要怪罪、要谴责的,应该是历代当权者的审美眼光或权利欲望吧。
难道,雨果当年也畏惧权贵?
或难道,是我这个中国人只服自己的水土?怎能武断当年西方艺术家没有地位?是因为中国不伦不类的建筑,已多得没有人会像雨果那样,少见多怪?扼腕叹息自己的文化,因被革过命,文脉断流之后三十年来,兴建的公共建筑值得历史认可的寥寥无几?
敢像雨果这样大声痛责的人,这里仿佛也已断流。
错怪雨果了?还是我也犯了少见多怪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