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时任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的季涛从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从事拍卖工作并获得注册拍卖师执业资格，1999年还被聘为注册拍卖师执业资格考试命题组成员。目前任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咨询与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拍卖术语标准化起草小组组长、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难得的是他不但精于业务，还擅长写作，曾著有《拍卖师主持理论与技巧》、《当代北京拍卖史话》、《拍卖师主持教程》等书；参与编写《中国收藏20年》、《中国收藏年鉴》、《中国拍卖二十年》、国家拍卖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拍卖通论》、《拍卖经济学基础》、《拍卖基础教程》、《拍卖实务教程》等。
2012年秋，在中国嘉德秋拍“忆梅庵长物”专场中，81件拍品的成交额超过了4，230万元人民币，为拍前低估价的5倍。其中，首次出现的“傅抱石微刻方章”、张大千所赠《竹菊***》、石涛的《竹菊***》、大风堂定制的“梅瓶”以及唐人写经残片都获得不菲的成交。
“忆梅庵”的收藏来源，主要是来自于两位朋友的赠送，一位是傅抱石先生，一位是张大千先生。“忆梅庵”的男主人罗寄梅，是我国早期著名的摄影家；罗夫人刘芳，深受其良好家庭氛围的熏染，崇慕艺术，雅好收藏，与罗先生有着共同的情趣和爱好。
傅抱石先生与罗寄梅夫妇，从1930年代起就交往甚密，直到1980年代，傅抱石的夫人仍然与罗寄梅夫妇有着书函往来；1943年，张大千先生率领徒弟临摹壁画，“忆梅庵”主人夫妇也从重庆来到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莫高窟，双方在敦煌交往深厚。
“忆梅庵”专场中的敦煌唐人写经残片，拍前估价为18万元，在拍卖场上最终成交在了101.2万元。
说起在美国征集到这些拍卖品的经历，嘉德拍卖公司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先生深有感触：当年，罗寄梅夫妇到了台湾之后，他们的女儿和另一位收藏家的女儿是同班同学，小时候他们两家孩子的往来十分密切。那位收藏家收藏爱好是中国古钱币和邮票，嘉德专门为他制作了一个拍卖专场――丁张弓良收藏钱币和邮票专场。
这场钱币、邮票专场拍卖效果非常好，服务很到位，该收藏家就将了解到的嘉德经营、做事的方式告诉了罗太太，引起了对方的注意。通过这条线，嘉德公司后来联系上了移居美国的罗太太。
嘉德和罗太太的接触长达三年之久。每一次嘉德的工作人员去美国的罗太太家，都会听她讲起敦煌的那一段往事。他们在罗太太家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或两天。罗太太90多岁了，记忆力却好得惊人。她的生活习惯是晚睡晚起，嘉德的人则经常是下午一两点钟去，双方聊到晚上十点，一年总要去待上三四天。常常是，罗太太一边讲故事，一边给他们展示她的资料和收藏。
罗寄梅先生是一个摄影家，他是要为所有的敦煌壁画拍照，他对于敦煌学也有所建树，有几幅敦煌的壁画就是罗先生首先发现。当时没有闪光灯也没有电灯，洞内的亮度也达不到一般拍摄所需要的亮度，罗先生会采用专业手段，折射太阳光去一步一步的拍摄。“忆梅庵长物”专场中，就有使用反光板，将阳光折射到洞窟内，拍摄到的张大千先生在洞窟内临摹工作时的照片。
当看到罗先生的反光板折射方法后，张大千十分惊喜：“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办法，早知有此，也不至于将安西城内的蜡烛全都买光了”。此后张大千和弟子们也学用此方法，不再用蜡烛，而采用反光照明，***了双手，不仅加快了临摹壁画的速度，也提高了临摹质量。因此，张大千先生和罗寄梅夫妇成为终生最密切的挚友。
罗寄梅夫妇不是研究文献的，怎么会有这样一批敦煌残片的呢？罗太太对拓晓堂说：在张大千之前，没有几个人去过敦煌。当时敦煌的洞里面基本上堆的都是沙子，还没有人做过大规模的清理。那个年代的敦煌，这种残片很多，你只要在沙地里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在晃动，你以为是虫子，过去一看，会发现就是个残经纸片。吃完饭没事出去溜达一下的功夫，常常都会捡到这样的东西。
上拍的唐人写经残片中的一部分就是罗寄梅夫妇一点一点捡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张大千先生送的。张大千在敦煌也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东西。1960年代，当张大千要从海外回台湾时，罗寄梅夫妇曾去送他，大千就把他身边一些不想带的东西转送给了他们，其中一部分就是敦煌残片。
这些残经碎片，虽非整卷，然而其重要性在于出自于沙漠，而非敦煌编号17号的藏经洞。它证实了在藏经洞之外的其他洞窟里，也有供养的经卷，故敦煌写经，并非藏经洞独有。只是由于没有封闭，而大漠风沙已经将这些经卷化为了这些碎片，可这些碎片上的历史信息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这些残经，2004年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陈怀宇先生整理，发表在敦煌学会编辑出版的《敦煌学》第二十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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