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两千多年前大理就是云南中心
马曜先生在《大理丛书・序》中写道：“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周围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在云南，古代文明是从洱海周围向滇池地区发展的”。这显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而大理地区与中国内地的沟通与联系，从能查到的史料看，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庄王即庄F，威王遣伐夜郎，遂王滇地”①，楚威王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11年，另一段史料：“楚顷襄王遣弟庄F略地黔中，西至滇池”②，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在位36年，两段史料讲的应是同一件事，却相差数十年，但不管怎样，庄F开滇应为史实。庄F王滇，并不限于滇池地区，“F使部将小卜，收滇西诸蛮，既不得归，始筑苴兰城居之”③，这应该就是大理地区与中国内地交往之始，距今应有2300年以上。1963年在祥云发现的***那铜棺中有象征权力的铜鼓和铜权杖，墓主人应为地位相当高的当地领袖人物，可能当时已有早期地方***权的社会***治及权力机构，***那铜棺距今已有2350年，其铸铜工艺显然有春秋战国时中国青铜工艺的痕迹。
大理作为云南***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史学界一般认定应始于唐朝的南诏时期，“从南诏国到大理国的唐宋五百多年间，大理一直是云南***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国都所在地”④，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大理作为云南中心，应远推至西汉武帝年间，比史学界的结论早800多年。“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彩云见于白崖，置云南县”⑤，云南县即现在的祥云云南驿一带，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竺白饭王之裔仁果，为众所推，乃册为滇王，都白崖，号白子国，F世乃绝”⑥。庄F王滇，史料上并无定都何处的依据，但很可能有庄F实际上到了洱海地区，据《云南通志・卷一・沿革总论》：“F至滇池，方三百里，今在云南郡，其泽在西北，水源深广，末更浅狭，”这段论述中的滇池，分明就是洱海。而白子国，已明确定都白崖，即现今的弥渡，“赐滇王玉印，此滇王都白崖”⑦，“赐滇王金印，此滇王居白崖”⑧而“汉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南中，***次白崖，建铁柱纪功，时佑那为众所服，仍封滇主，赐姓张氏，国号建宁，世居白崖，又十七世传至张乐进求，唐太宗时，乐进求入觐，册为首领大将***”⑨，“改白子国为建宁国，筑建宁城于弥渡，立铁柱”⑩，张乐进求逊位于蒙氏，开启了南诏历史。这几段史料均确证了庄F之后，滇国首都在大理地区的白崖和建宁，首都所在，自然就是滇国（即云南）中心，而且这个中心地位从西汉至唐代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过。如果认为这些史料不确实，那就应该找出这些史料的历史证据，否则，我们当然只能依据这些历史记载得出大理远在西汉武帝年间就已经是云南中心的结论，这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名扬海内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下联中写了云南的历史，“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这四句高度概括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讲的都是大理的历史，而这也更证明了，从汉代开始，大理就是云南的中心。“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源于“F遂王滇，号滇国，又名其池曰昆明，汉武帝将讨之，以其国有昆明之险，乃即长安西南作池象之，以习水战，元封二年，以兵临滇，滇举国降”{11}这一段史实。这里提到的昆明池，史学界大多认定是滇池，但清末著名学者赵藩曾认真考证过，昆明池应是洱海，为此，他在洱海西岸丰乐亭专门撰联：“昆明池当属斯，仿凿习楼船，汉帝雄心驰域外；浩然阁已无存，搜遗补碑碣，唐人高咏表楹端”，明朝状元杨慎写的《洱水寻源歌》中有：“昆明池水三百里，汀花海藻十洲连”，也明指昆明池即为洱海。民国《大理县志稿・卷一》载：“西洱河即古叶榆水,又为昆明池，即汉武象之以习战者也”，同书卷三之沿革中还有“唐书昆即汉之昆明，在爨蛮西，以西洱河为境”的记载，书中并载全祖望《昆明池考》一篇长文，用大量史实证明了昆明池就是洱海，“昆是昆明之，当在今大理无疑”；“西洱河一名昆川，汉武帝象其形凿之，以习水战，非滇池也”；“则西洱河之为昆明，无可疑者”；“若高宗时，唐九徵击吐蕃于姚`”；“九徵毁垣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纪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九徵战胜于大理，不应建铁柱于千里而遥之”，这里既证明了洱海为昆明池，写出了“汉习楼船”的由来，也同时写明了“唐标铁柱”的历史，历史上吐蕃势力只到滇西地区，没有到过滇池周围，唐***战吐蕃于滇西，建铁柱纪念胜利之功，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将铁柱建至“千里而遥之”的昆明，而只应建于滇西的大理地区。
至于“宋挥玉斧”的典故，则更无疑义，宋太祖在***上玉斧一挥，将云南划为域外，当时大理国段氏***权统治云南全境，国都在大理，终宋一朝，大理国与之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元跨革囊”也很清楚，元朝大***跨革囊渡过金沙江，平定大理，然后才东下滇池地区。大理国是在大理苍山上的无为寺向元***投降的，而元世祖《平云南碑》就立在现大理三月街场地上。因此，笔者认为大观楼长联所概括的云南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大理的历史应不为过，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大理是云南最早引进、传承儒学的地区
西汉武帝刘彻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几乎与此同步，大理地区就引进并传承了儒家思想，在中国边疆省区中，这是绝无仅有的。据民国《大理县志稿卷三》载：“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24年），以司马相如持节入西彝，至若水，叶榆人张叔、盛览往从受学，归教乡人”，类似记载在《太平御览》、天启《滇志》、万历《云南通志》、康熙《大理府志》中均可查到，毫无疑问，云南引进、传承儒学即始于此，“滇之文教始此”{12}，“尤为南方文献之始云”{13}，而且当时儒家思想在大理地区的传承已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和相当高的水平，《大理县志稿》称“鳞萃蜀学，比于齐鲁”，齐鲁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能与之比肩，其水平之高当非泛泛之辈。自张叔以后，东汉章帝刘@元和二年（公元85年)大理、昆明又在云南率先建立了正规的儒学教育机构，“大理有学，传自汉元和二年”{14}。张叔传经这一段历史是云南思想文化方面弥足珍贵的重要史实，但并未引起重视，有人甚至认为是传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这么多的史料记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正因为大理地区早早地引进和传承了儒家思想，也早早地将汉文作为大理地区的通用文字，致使古白文未能传承，沿用下来，现在大理地区的白族有语言，但却不使用白文，而全部使用汉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大理地区与中国内地沟通联系的悠久历史和两千多年来传习中原文化的历史事实。
三、大理首开云南创建文庙的历史先河
云南文庙建设的历史，史学界一般认定始于元朝至元年间，马曜先生在《大理丛书・方志篇・序》中说：“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赛典赤首先在云南开展尊孔读经和创建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庆路(昆明)、大理等地首建文庙”，“从此云南始知尊孔子”，这种论断代表了云南史学界的观点。实际上，云南首建文庙和“始知尊孔子”的历史应上推550年，始于唐朝蒙舍诏晟逻皮时代，《大理县志稿・卷十》载：“吾邑当蒙氏时，晟逻皮创立孔先师庙，遂为典祀之权”，这段记述讲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一是晟逻皮首建孔庙，二是他首开典祀孔子之礼，这就是云南最早创建文庙和祭祀孔子的历史，而且这段记述并非孤证，同类记载，在万历《云南通志》、康熙《大理府志》、清代《蒙化府志》、民国《蒙化县志稿》、《淡载记》、新编《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和杨升庵撰《南诏野史》{15}中均可查到，这么多的史料，如果不确实，应有否定这些资料的依据，否则我们只能依据上述史料认定云南文庙的历史应始于唐开元年间。晟逻皮于唐先天元年继位（公元412年）于开元十六年去世，在位十七年，孔庙建于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是晟逻皮执***时代的重大***治及文化举措，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大背景，当时蒙舍诏与唐朝修好，希望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洱海地区，他的祖父细奴逻，在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细农罗遣使入朝，诏授农罗为巍州刺史，赐以锦袍”{16}，而唐代也是中国尊孔的高峰期，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诏令全国“各州县皆立孔子庙”{17}，从而使孔庙遍天下，在这种背景下，晟逻皮仿照唐朝建立孔庙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也为后来的南诏顺唐埋下了伏笔。南诏建孔庙，尊孔重儒并非只此一例，晟逻皮的后代，另一位南诏王劝（晟）丰佑于唐宣宗李忱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建文庙于玉局峰下，以儒教典籍训国中，明三纲五常”{18}。云南首建文庙和“始知尊孔子”的历史应推至唐代而并非元代，晟逻皮和劝丰佑前后建立的这两座建制文庙开创了云南文庙建设的历史先河，理应名垂青史。
省孔子学研究会正在撰编《云南文庙存佚》一书，要求大理州孔子学会全力配合，完成大理地区文庙资料编撰工作。省孔学会领导来大理调研期间，对大理州孔学会研究认定云南孔庙历史应推至唐代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重大突破，要求尽快上报详实资料，可见对这一段被忽略的史实，加以肯定和宣传是有意义的。
注 释：
①见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一・沿革》。
②、{11}见明・陈文撰景泰《云南***经志・卷一》。
③见周宗麟撰民国《大理县志稿・卷三・沿革》。
④引自张崇礼、尚榆明编著《大理民族文化遗产》第17页，尚榆民、毕忠武、马一骏著《大理历史文化名城立法的调查研究》一文。
⑤、⑥见清・黄元治撰康熙《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考次》。
⑦见明・李元阳撰《云南通志・卷一・沿革大事考》。
⑧见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一・沿革》。
⑨、{18}见清・蒋旭撰康熙《蒙化府志・卷一・蒙氏始末附》。
⑩见宋文熙等撰民国《弥渡县志稿・卷十四》。
{12}见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二》。
{13}见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二・官司志》。
{14}见清・黄元治撰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一・学校》。
{15}有关大理地区创建孔庙的记载有：一是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南诏始末》：“晟逻皮之立，当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庙于国中”。
二是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一・学校》：“大理有学传自汉元和二年，始至蒙氏晟逻皮立孔子庙国中”。
三是清・黄元治撰康熙《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考次》：“晟逻皮立孔子庙于国中”。
四是清・蒋旭撰《蒙化府志・卷一・蒙氏始末附》：“元宗开元元年授晟逻皮特进封台登郡王，罗波立孔子庙于国中”。按：元宗即玄宗，罗波即罗皮。
五是梁友j撰民国《蒙化县志稿・卷四・沿革志》：“唐开元十四年立庙祀”。
六、《滇载记》：“唐先天元年（712年），南诏晟逻皮立孔子庙于国中”。
七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大事记》：“开元元年（713年），南诏王晟逻皮立孔子庙于国中”。
{16}见清・黄元治撰康熙《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考次》，按：农罗即为奴逻。
{17}引自《孔子家族全书・卷7・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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