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收藏》杂志2007年8期刊载马小青先生《磁州窑“豫让刺赵襄子”绘画枕考》一文，对绘画内容为“陈桥兵变”之说的否定言之有理，但“豫让刺赵襄子”的提法则值得商榷。
“画枕”所绘故事场景与“刺杀”之氛围不符，原因在于：“刺客”一手所持之剑不是“向前”刺击，而呈“高举”状；另一只手托盘之上放置酒壶、酒杯，显得更与“刺杀”格格不入。“画枕”宣扬行刺君王也与金元时期严酷的社会环境不合。金元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整个社会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磁州窑文字枕上题写的“众中无语，无事早归”“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等语句，即是当时人们明哲保身处世态度的直接反映。在此高压背景下，画枕若是公开宣扬刺杀统治者，是很不合时宜、也是很难想象的。金元磁州窑画枕中，宣扬二十四孝、贞节烈女、忠义侠士等题材的不乏其例。
那么，“画枕”所绘历史故事究竟为何?笔者认为，应为唐太宗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便桥歃血结盟、智退突厥兵的故事。
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突厥颉利可汗亲率10余万骑进犯，不日至渭水河边，距京师长安城仅数十里，形势危急。“玄武门之变”后即位不久的唐太宗李世民虽立足未稳，***事上居于劣势，但他毅然携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等六人策马至渭水便桥，与颉利可汗隔河谈判，责他背约入侵。背后唐朝诸***汇集，旌甲蔽野，突厥将领大惊，颉利顺势请和。唐太宗斩白马与颉利歃血盟于便桥之上，后突厥兵退走。南宋四大画家之一的刘松年曾据此故事绘有《便桥见虏***》，惜***已不传。今故宫博物院藏元人陈及之作《便桥会盟***》亦描绘同一事件(《便桥会盟***》卷纸本白描，纵36厘米，横774厘米，《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偏安江南的南宋曾出现了一批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宣扬民族气节、劝谏警世的画作。刘松年是与李唐并列的南宋四大画家之一，曾绘有《中兴四将像》等重要作品。中兴四将即南宋时社会上共同敬仰的抗金名将刘琦、韩世忠、张浚、岳飞。显然，刘松年将唐太宗智退突厥兵的事迹故事绘成《便桥见虏***》，意在“借”一代名君李世民的大智大勇讽喻南宋皇帝对金国屈膝求和，苟且偏安。元人陈及之将同一历史故事绘成《便桥会盟***》，画名由“见虏”变“会盟”，虽只有两字之改，立意却大有不同：似有在元朝实现“一统”的大背景下宣扬民族和解之意。“画枕”所绘是否这一历史故事?若是，应称《便桥见虏***》还是《便桥会盟***》?仔细辨析“画枕”画面：故事发生在一座便桥之上，便桥上为首的骑马官人手持马鞭，身后有侍者撑举伞盖，点明了其帝王身份；马前光头之人(装束与汉人大不相同)单腿长跪，右手高举长剑，左手托盘，其上放置酒壶、酒杯，分明是请和、起誓的模样；桥下四名侍卫中，一人手指下跪之人回头言与其余侍卫，颇有嬉戏之态。无论在故事发生地点、情景、场面气氛，还是人物身份及时代的服饰特征等方面，都与唐太宗和颉利可汗渭水便桥之会的历史故事吻合。画面表达的是唐太宗便桥“见虏”，即突厥首领向大唐皇帝下跪请和，起誓履约，突出的是大唐中央帝国的“正统”，表现出唐太宗在大敌面前以超人的胆识和机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高大形象。这与刘松年绘画《中兴四将像》和《便桥见虏***》的立意和主题相一致。而陈及之的《便桥会盟***》虽绘制相同的历史故事，但重在表现李世民与颉利“会盟”。该画卷极长，人物鞍马分布疏散，大部分为骑术马戏表演及游牧、骑兵行列，便桥会盟情景绘于一端，且有双方人物鞍马排列。显然，无论是画面构***还是立意均与该画枕不同。笔者认为，“画枕”所绘应为《便桥见虏***》，并提出一个大胆推判：这方磁州窑“画枕”是仿照久已失传的南宋画家刘松年《便桥见虏***》所绘。
金元磁州窑绘有山水、人物、花鸟等精美纹饰、艺术价值极高的瓷枕，大都出于当时的文人之手(如自称“漳滨逸人”的“王氏寿明”)，而非普通窑工画匠所作。他们当中，既有落榜举子，也有落魄士人，亦不能排除宫廷画院画师为战乱所迫，到磁州窑绘瓷谋生，从而将画院画谱或名家画作带进磁州窑场的可能性。因此磁州窑模仿画谱或名人画作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便桥见虏***》出现在磁州窑画枕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责编 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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