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家具仅仅是上海的民国家具吗?
“海派家具”正在成为家具收藏界的一个热点。不少藏家均把海派家具和上海地区民国期间的“摩登时代”家具画上等号,似乎海派家具就是民国老红木家具的代名词。这种概念形成的简单依据就是:“海派”中的“海”就是上海。也许“海派”一词的本义是指“上海派”,但在实际使用中确实不仅仅只指“上海派”,而是还包括“不拘程式”“突破传统”等含义。
从理论上界定“海派家具”的意义在于发掘、弘扬海派家具内在的审美价值。有人把明清家具、西洋家具分别称为海派家具的母亲和父亲,以此来强调海派家具的审美渊源关系,是有道理的。我认为,广义的海派家具发端于清代早中期的南方地区,它应该包括以苏式家具为代表的、品种繁多的家具;它是和京派家具相对而言的一个综合性的巨大家具流派。
从明式架子床到民国大开门床的造型演变
床榻,作为家具中的大器、重器和家具文化的集大成者,最能体现家具的风格特征。红木大开门架子床是民国初期有产阶层争相追逐的家具大件,尽管它后来被能够适应较小空间因而更流行的片子床取而代之,但仍不失为海派家具中的瑰宝。下面就来看看它的历史渊源。
***1 明式罗锅枨架子床
***2 带搁凳架子床
***3 红木榉木小开门床
***4 红木大开门床
***5 极为具象化、立体化的西洋造型
***6 中国回纹和西方罗马柱的直接结合
***7 1765年英国齐宾代尔带华盖胡桃木雕刻床
***8 乾隆御榻
***9 京派紫檀御榻
***10 1730年的德国巴洛克和洛可可装饰台
***1到***4是四张苏州地区制作的不同时期、不同造型的架子床,体现了作为海派家具代表作的红木大开门床的历史演变轨迹。
***1是典型的明式六柱架子床,它不仅极为灵秀、轻捷,而且其使用的罗锅枨、圆包圆等结构方式也是十足的明式。从该床所使用的考究的榉木心材和8个罗锅枨的结构来看,制作者将床造得如此简朴决不是出于省料的需要,而纯粹是出于审美的考虑。正如海上画派的风格传统的师承关系可以追溯到在中国画史上“纵横百辈”的苏州地区的沈周、文徵明、唐伯虎和仇英的吴门四家,海派家具的历史渊源同样和追求神似、讲究意境的苏制明式家具密不可分。
***2虽用一副搁凳取代了简洁的床脚,纹饰也变得花哨,但总体上还是明式六柱架子床。
***3是在***2的基础上用清代流行的红木充当门面,加以云石、镜面、琉璃、嵌画等,特别是在床门上端戴上高帽子,使得整个床显得“衣冠楚楚”。这种清代流行的小开门红木、榉木床的华丽雍容,不仅反映清代有产阶层对财富的庸俗化炫耀,而且成为光怪陆离的海派家具的先驱者。
***4是一张清末民初海派家具前期代表作大开门全红木床。这张伟岸壮硕的超大型开门床全部以极富玉质感的优质印度红木心材制成,体现了海派家具的用材特点。极为具象化、立体化的植物造型,则把西洋雕塑、素描的透视感、细腻感直接移植到床的门面上(***5),而西方罗马柱和中国回纹的直接结合(***6),更表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已成了时代的强音。床的整个门面繁华、富丽、造作,充分表现出西方洛可可家具的夸张格调(显然借鉴了西方豪华床如***7所示1765年英国齐宾代尔带华盖胡桃木雕刻床)。而床的整个后部则又简朴、端庄、中规中矩,完全保持了明清家具固有的矜持。这种西方的夸饰和明清的内敛相结合的风格作为海派家具的主旋律,在纷繁杂驳的海派家具中随处可见。
乾隆御榻的海派风格
从海派家具和西洋家具的横向比较角度来看,民国以来林林总总带有西洋造型、纹饰、工艺的海派家具俯拾皆是。这里要研究的是一张乾隆下江南时,杭州地方长官或乾隆的心腹为乾隆在行官里使用而定制的坐卧二用便榻(***8)。其制作的时期(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和特殊的用途(御用)似乎很难和“海派”牵扯在一起。然而,无论床榻的整体风格,还是局部的造型、工艺、技法,这张乾隆行官御榻竟然充满了海派元素,浸润着海派风格,堪为海派家具的开山鼻祖。
首先,从榻的整体造型上看,它的独板靠背从两端向中间拾级而上,中间高起并带搭脑,确为宝座款式。但较之京作的传统宝座、御榻要低矮、灵秀、简洁得多。整体上看,纹饰繁简相间、线条流畅灵动,颇具文人气质。而京作的御榻(如***9镇江博物馆收藏的由太监从清宫中盗出的紫檀御榻)则极尽繁琐雕刻之能事,通体雕满龙、云,几乎滴水不漏,而且靠背高大,榻脚粗硕,尽现王者霸气。
其次,从局部造型、工艺方面来看,该榻不像京作御榻那样单一,而是极富变化并颇具洋派。如围板两头的书卷形象,脚部象征王权尊严的神兽和标志活佛至上的莲花圆雕,榻中心的“八仙过海”圆雕等,均十分具象化,注重形似,讲究透视效果,而不像京作御榻那样拘泥于对称、工整和***案的抽象化。如果把这张制作于1751年左右的御榻和1730年的德国巴洛克和洛可可两种风格结合的装饰台(***10)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就不会排除该榻借鉴西洋家具的极大可能性。
该榻的围板上用金箔画工艺精绘了60个不同的祭器、礼器、花钱、神兽等,其绘画风格和技法显然既非写意亦非工笔,而是西方深浅有致的素描式笔法(***11),很可能出自清廷延请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之手。
责编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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