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小学时读余秋雨的《道士塔》，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敦煌的文物，最终被一个道士拥有了决定权，因为西洋人的几块银元，就被他统统拱手相让，结果现在敦煌学研究的中心，竟然还在西方。这不禁让年少的我义愤填膺，堂堂中华，巍巍敦煌，竟然让一个歪嘴道士坏了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后来再读到一些书，我知道了，有一个年轻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和我发了一通一样的火，最终他化愤怒为毅力，从法国负笈留洋回国后，毅然在抗战***兴之时远赴敦煌，在茫茫戈壁上苦守五十余载，吃尽人间苦头，最终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敦煌艺术，被世人誉为“敦煌守护神”。他的儿子常嘉煌作为知名留日学者，至今仍坚守在戈壁之上从事敦煌学研究，他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共青团团徽的设计者常沙娜。
他叫常书鸿，这个名字仿佛预示了他虽是一个出生于杭州水乡的书生，却有着大漠侠客一般的鸿志。
一
说是鸿志，其实是一种历练。
出生于旗人世家、在西子湖畔长大的常书鸿，身上印刻着自然是江南文人的气质，十九岁就曾执教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今浙江大学），二十三岁时负笈留洋，在巴黎美术学校师从于油画大师劳朗斯（Paul Aéfert Laurense），四次荣膺法国最高级别的学院派荣誉――“巴黎沙龙”美术金、银奖，连一向苛刻的著名艺术评论家莫葛雷都为之撰写评论。
那时的常书鸿，才三十出头。
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恰是事业成熟的年龄，胡适受聘北大教授时，才二十五岁，钱玄同执教国立北京高师时，也不过二十六岁的年纪，巴金写出《灭亡》，也不过二十四岁左右。
我敢确信，如果不是那册《敦煌石窟***录》，常书鸿一定会留在巴黎，与潘玉良、徐悲鸿等人一道，成为世界画坛顶峰上的中国面孔。但正是这一册偶然在街头遇见的***册，让常书鸿决意回国。
敦煌学是一门艰深的学科，我非敦煌学出身，先前对于常书鸿的了解，也仅限于此。但对常书鸿当时的负气而回国，这点我倒是颇有共鸣。年少成名的文人，多半都有这样脾气，在言论行为里，总不那么世故淡定。
而且，常书鸿是有家有口的人，妻儿子女此时都在巴黎。
这样的冲动，是否可以全然归于“鸿志”使之然？有人评价，常书鸿为了艺术理想，连家庭责任感都不要，对于这一问题，我不置可否了，但至少我知道，那一批在海外获得学术声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一时间没有谁贪恋洋面包而留在大洋彼岸――其中包括在北大任教的“哈佛才子”赵元任、回国办报的“新月秀才”罗隆基以及留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日后成为中国***的领袖。
只是每一个人回国的原因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一起拯救山河破碎的中国，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中国的***治。
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向来看的比生命还重要，常书鸿也不例外。在这趟回国的旅途中，常书鸿甚至来不及携妻带子，而是孤身一人，当他抵达敦煌时，整个人已经被敦煌的底蕴所深深征服了，这一征服就是几十年。
一个浙年，就这样成为了守望西域的甘肃汉子。
二
这一守望，就是四十年。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放弃了国立艺专的校长职务，甘心终身侍奉戈壁之中的缪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耐力。常书鸿初抵敦煌正值1943年，此时正值抗战***兴，为了赶到敦煌，他几乎所有的画作都被日***的炮火炸飞，而且忙于战争的***府根本无暇顾及文化建设，所谓“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只是一个草台班子，在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多次呼吁下，国民***府终于愿意拨了一些款项，维持所内人士的基本生活。
但这拨款只维持了一年，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国民***府突然宣布解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这对于常书鸿的同事们来讲，无异于当头一棒，本属部级研究机构的“国家队”，转眼间竟然成为了散兵游勇，这无疑是一件让人愤懑的事情。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纵然大家可以不在意名分，但是吃饭却成为了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此时的常书鸿，妻子已经离他远走，研究所的同事也人心惶惶，大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取出积蓄，咱们自己干！”
常书鸿大手一挥，“中央***”转眼变成了“杂牌***”，敦煌研究所虽不再是“国立”，但仍在延续着科研的薪火，凭借着常书鸿的耐力，在茫茫戈壁上，一群知识分子竟然整整撑了四五年。
“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事后，常书鸿对这一“事变”虽然轻描淡写，但他内心仍然隐藏着深深的不安，“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我曾在莫高窟前，深深地凝望着这座不高的山，每一个洞窟仿佛都是一张不会说话的嘴，但每张嘴里都隐藏着令人震撼的故事。譬如王道士，譬如斯坦因，譬如常书鸿，譬如余秋雨。每一个到达敦煌的人，都会感知的到，这些花花绿绿，但又斑驳沧桑的景致，究竟能够给看到它的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带着不同目的来的人，自然感受到的冲击不同。
王道士几乎卖掉了所有的经卷，在他眼里，那些购买经卷的人，只是一些“洋唐僧”而已，而在斯坦因眼里，敦煌乃是因东西方文化早期交流而形成的大美，这种美应该让欧洲所有的人都看到，所以，他不惜一切手段盗走了它们，而在常书鸿眼里，这种美，恰是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融通的结晶，如果不将他们永远在中国保护起来，那么，今天的我们，何以面对千百年之后的子孙？
常书鸿苦苦坚守几年之后，在1949年，终于盼来了希望，名副其实的“常家***”――“敦煌艺术研究所”被中央人民***府***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所兼收，又恢复成为了“国家队”。此后的常书鸿，还被选为中央、甘肃两级人大代表，并奉命筹建兰州艺术学院，担任院长。
此时的常书鸿，与敦煌石窟一道，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刻。不再有斯坦因来打扰了，***府不会再随意宣布“解散”了，种种的不确定因素都在这一刻仿佛如拨云见日一般被挥之而去，常书鸿知道，一个全新的时代在等着他，等着莫高窟，等着中国。
三
如果说，从国民***府“解散”研究所到1949年这几年之于常书鸿来说全是灰霾的话，也不公允，至少，在这段日子里，他遇到了李承仙。
当时22岁的上海姑娘李承仙，是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有着一年教龄的年轻助教，因为战乱与艺术追求，她到了敦煌，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其实那时的研究所，早已不是“官办”的机构了，而是常书鸿一个人维持的“私人工作室”。
私人也好，官办也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的研究一直在继续，而且始终扎实有序地推进，对于石窟佛像、经卷的保护、研究与整理工作，正在常书鸿亲力亲为的指导下，获得了陆续的进展。那时的常书鸿，不过也四十出头的年纪，但却能只身一人带着一大帮年轻人在敦煌开创出这样了不起的事业来。
李承仙惊讶于这个男人的魅力，她决定，嫁给常书鸿。
1949年之后，常书鸿将敦煌学发展成为了一门学科，与国际上的敦煌学研究实现了对接。这是中国敦煌学在国际舞台上发扬光大的时刻，年近半百的常书鸿，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收获，觉得很是欣慰。他身体力行，将中国敦煌文物的研究情况不断向世界传播，从敦煌到北京，从印度到缅甸，光是日本，他就去了八次，每一次都引起国际敦煌学界的极大震动，敦煌学的研究重镇，逐渐被常书鸿从国际拉回了国内。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听一位专家讲过，世界汉学研究的第一世界，原本不在中国而是在欧美的，但因为常书鸿，这个格局改变了，汉学研究的重镇重新回到了中国。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世界的格局并不容易，常书鸿做到了，他做的非常辛苦，代价也很大。
那时的敦煌，并不似现在这般繁华，街道商场井然有序，国际旅游城市格局毕现，我看到过***片，当时的敦煌，连现在敦煌的郊区都赶不上，废弃的简陋建筑，荒凉的戈壁大漠，马帮土匪时常出没，一帮洋派生活的文人在充满肃杀之气的戈壁滩上做这样清苦的事情，很难想象。
常书鸿在敦煌奋斗的四十年，恰是敦煌学发展最快的四十年。期间经历了“”这样史无前例的浩劫，常书鸿几度从“牛棚”中进出，但敦煌学研究没有中断。而且，敦煌是“”时，中国少数几块没有被破坏的历史古迹。
这当然又与常书鸿有关。
刚爆发时，曾发出过“敦煌艺术是精神鸦片”的疯狂指示，一批***从全国各地扛着铁锹、抡起铁棍冲向了敦煌。心急如焚的常书鸿，通过各种渠道，致信给***。在***的多次批示下，***止步敦煌莫高窟前。
只是，那时的常书鸿还在“牛棚”里写着“思想检查”。
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常书鸿调回了北京。
***暮年，书生鸿志，“常书鸿”这名字仿佛决定了他将以一种壮士的姿态存在于中国艺术史上。只是从身体上讲，年过八旬的他已经无法适应敦煌地区的工作，大漠的孤烟，把他熏染成了一个坚强的西北汉子。他虽然离开了敦煌，但始终魂牵梦绕的，还是敦煌。
在他以九轶高龄驾鹤西行之前，他留下的遗书，是给前国家***的一封信，要求国家安排自己的妻子、儿子也献身敦煌研究事业，事实上李承仙的确这么做的。
而且，他的儿子常嘉煌，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一直在敦煌工作。因为，在父亲病榻前他对常书鸿说的最后一句就是：爸爸，嘉煌去敦煌！
据常嘉煌先生告诉我，常书鸿先生当时已经无法回答他的呼喊，但默默流下的两行泪水，决定了常嘉煌未来的宿命，他将长久地与敦煌为伴。两代书生的鸿志，伴随历史的车轮一道，在这古老而又现代的戈壁滩上，留下深深的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