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袁殊创办《文艺新闻》,从此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他热心于新闻学研究,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或“集纳主义”)是他的首创。
我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那时读过他的《记者道》一书,知道他热心于新闻学研究,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或“集纳主义”)是他的首创。但搞不明白他为什么当了“***”,也不知道他的结局如何。1971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一个受***案件牵连入狱的人,他说全国***后袁殊在北京,工作单位不详。直到1984年5月14日,上海***日报报道“恽逸群同志骨灰盒覆盖***旗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提及恽逸群“生前好友袁殊也献了花圈”,这才确认他还健在。随后,我很快打听到他在北京工作,并托人对他进行了访谈,主要谈他的新闻活动,同时对他传奇式的经历也作了大体上的了解。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9岁到上海,青少年时代就读于上海立达学园。大***时期,他满怀***激情参加北伐***,但1927年的“四・一二”使他悲愤不已,立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艺活动。他喜欢阅读报刊,有时还投稿,他的一篇短文章引起了新闻学者任白涛(1890―1952年)的注意,随后他们成了朋友,常在一起议论新闻理论问题,袁殊由此萌发了当记者的愿望。1929年秋,他赴日本留学,听过新闻学课程,1930年夏回到上海,1931年创办《文艺新闻》,从此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
《文艺新闻》是一张铅印四开报纸,周刊,1931年3月19日创刊,主要刊载文化艺术方面的消息和评论。它最早披露“左联”五作家遇害的消息,还发表了不少有关左翼文艺活动的报道和文章。当时,当局实行高压的新闻统制***策,而***的领导层又屡犯“左”倾错误,许多左派报刊生存时间都不长,有些只出一两期便被查封了。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文艺新闻》坚持了一年又三个月,于1932年6月20日出版第60期后停刊。它创造了办合法报刊的成功经验,例如,不打左派旗号,而以***的、客观的面貌出现,报馆地址公开,报纸公开发行;灵活运用编辑手段,讲究宣传策略;重视同读者的联系(开展读者调查,组织读者联欢会等);善于利用各种社会条件,善于同当局周旋;按时出版,不拖期,等等。曾经参与办《文艺新闻》的夏衍,在半个世纪后回顾当年的情况时写道:“我不止一次和冯雪峰、钱杏等人称赞过袁殊的积极和能干。”(《懒寻旧梦录》,1985年)
《文艺新闻》之所以停刊,一方面是由于当局不容许它存在;另一方面是袁殊另有任务。原来他在1931年10月,秘密加入了中国***。***组织要求他尽可能变成一个小市民,主要承担***的情报任务,而以公开职业作掩护。他还启用了一个新名字:袁逍逸,颇有点鸳鸯蝴蝶派的味道。从表象上看,他逐渐从明显***变成了中间状态,实际上他的活动范围更大,结交的朋友更多。中共同他保持单线联系,联系人起初是王之春(他的入***介绍人之一,去苏联后在清洗运动中被杀),后来是***(他的另一位入***介绍人)。1932年,他打入了“中统”特务组织;1933年,他成为“中统”的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组组长。此后,他又打入了“***统”特务组织,担任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组长,还同日本特工建立了交换情报关系。
然而,他对于从事新闻工作和研究新闻学还是很执著的。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的公开职业始终是新闻工作,还努力推动新闻学研究,促进新闻界职业团体和学术团体的组建。他先后担任新声通讯社记者、中国联合通讯社副社长、外论编译社副社长。他是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研究者之一,在1931年他同夏衍议论过报告文学问题,发表了《报告文学论》、《如何写报告文学》等文章。在他主持下,《文艺新闻》工作人员曾联合其他报社的编辑、记者,于1931年10月21日成立了中国新闻学研究会。该会公开宣布:“我们除了致力于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1934年,袁殊同恽逸群、陆诒等新闻工作者,从每周聚餐,自由议论,发展为在《大美晚报》中文版上开辟《记者座谈》周刊。1934年8月31日创刊,出至1936年5月7日第90期后,被迫停刊。袁殊在这个周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后汇集成《记者道》一书。他还写过一首歌词《新闻记者歌》,经施谊(孙师毅)修改,交聂耳谱曲,可惜聂耳在日本溺水身亡,成为永远的遗憾。1937年,他参与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组建,并被推选为总干事之一(共5名)。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但外国租界地区未被日本侵略***占领,成为“孤岛”。袁殊受***组织委托,筹备在“孤岛”上出版报纸,他很快就完成了这项任务,那就是12月9日创刊的《译报》。该报公开出版后,由梅益主持。1938年12月,公开***投敌后,袁殊又同汪伪特工有了联系。
深入虎穴是极其危险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曾说,做地下工作就是拎着自己的脑袋逛上海南京路,一不小心就人头落地。袁殊被捕过,还险些性命不保。那是1939年,他组织工人挖地道,准备炸毁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的汪伪特工总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究竟是杀掉袁殊,还是留为己用?在汪伪特工头目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大***周佛海决定把袁殊关押起来,暂不处决。在这紧要关头,袁殊妻子马景星向***请示营救办法。***要马景星赶快去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找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这个岩井英一是日本有权势的特工,早在1933年就同袁殊有来往,还有交换情报的关系,他立即向76号要人。袁殊出狱后,岩井对他更信任,要他为日本特工办事。袁殊向***汇报后,用“严***光”的假名,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任总干事。随后,又以“岩井公馆”为日本特工机关,袁殊具体负责,他安排翁从六主管人事和组织部门,恽逸群主管宣传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这二人都是地下***员,公馆无线电台交由地下***员掌握。袁殊还创办了《新中国报》,总编辑鲁风(刘租澄)、评论部主任恽介生(恽逸群),他们都是地下***员。
大约在194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全力支持汪伪***权,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加入汪伪***权,曾任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苏南清乡区***治工作团团长、镇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等职。他利用这种身份和权力,继续掩护、支持爱国活动,同中共***组织保持联系,并继续参与报纸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利用他的“***统”特务身份,在上海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时,“***统”特务机构也将工作重点从重庆移到了上海,袁殊的真实身份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夏衍、恽逸群、梅益等老朋友,都建议他早日离开上海。1945年10月7日,他在地下组织的交通员护送下,渡江北上,赴苏皖***区的淮阴。他改名曾达斋,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联络部工作。以后又到烟台、大连等地工作,业余坚持写作,在《辽东日报》、《大连日报》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工作,业余为《世界知识》杂志写稿。1955年,受***案牵连,被判刑12年;1967年刑满,但在“”的混乱环境中,又被关了8年;1975年起在湖北一个农场“劳动就业”;1982年9月才得以,并恢复***组织生活,定居北京。他从这时起,重新使用“袁殊”这个名字。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病故,其骨灰盒上覆盖了***旗,安放在八宝山******公墓。
199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袁殊文集》,夏衍题写了书名,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拙子)为责任编辑。袁殊对于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学研究的贡献,如办《文艺新闻》的经验、推动集纳学术研究、参与组建新闻界职业团体以及有关报告文学的论述等,在中国新闻史的许多专著和教材中都有所记载,并对他作了积极的评价。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