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汪曾祺小品文篇1
关键词：汪曾祺；平易浅近；风格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22-02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并深受其影响，他不但继承了沈从文的“水”性，又不拘一格地把沈从文对待事物的逃避隐遁态度转换为一种随遇而安的情趣，以“海纳百川”之心化解一切逆境苦难，融世入世，以寻常小市民的低姿态来看待人情世故，于平淡中见奇崛，从而创造出一种平易浅近的作品风格。汪曾祺以从容的心态，安详的语态，将浪漫的风俗，超脱的情思，逍遥的妄想，温热的悲悯，微弱的抗议融化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之中，让久居闹市，惯常于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也能从中感受到一丝温暖。
一、作家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文体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孤蒲深处》、《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和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1987)、《汪曾祺文集》(四卷，1993)、《汪曾祺全集》(八卷，1998)等，受到很高的赞誉，被誉为“中国文坛最后一位士大夫”，文坛曾掀起一股“汪曾祺热”。1997年在北京病逝。
二、汪曾祺作品中平易浅近风格的具体体现
汪曾祺是善解人意的，他作品中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份平易浅近，如散落在田边的野花，随处可见。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阐释。
（一）短小之中寓深意
纵观汪曾祺的各种文体创作，无论是清新质朴的散文，亦或是含义隽永的小说，大都短小精干，意存高远，没有令人怵头的大部头专著，而是一部部小品文章，信手拈来，随性品读，让人倍感亲切。连他自己都说，他是一个小品作家，即使有时间也写不出大部头的作品和华丽雄辩的论文[1]。正是这种对快节奏生活中读者的体贴，让他的作品时刻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亲切，即使只是睡前随意的翻起一篇，静静品读，也会即刻展开一幅高邮生活画卷于面前，一番品味，便可合上书本，悄然入梦，不必整日劳心惦念稍后的情节发展，让本来的休息消遣，变成阅读的负担，丝毫不影响日后的续读。
就像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虽然没有悬念丛生的结构，没有惊人的语言，没有云谲波诡的情节，也没大喜大悲的人物情感，有的只是一种清逸细腻，流曳飘忽的气质和风度，而正是由这种气质和风度所凸显出的艺术风格，才让人对他的小说爱不释手，被他的小说感动不已。
(二)市井之中见神奇
汪曾祺很少将那种令人仰视的大人物写入作品，那些恍如神人，不食烟火的圣人，即使只是作为旁观者，也让人畏惧，不敢近前，难以亲近。而在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只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市井之徒，其中不乏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多是靠自己的手艺养家糊口的手艺人，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乡民，如木匠、银匠、车匠、瓦匠、地保、斋夫、卖蚯蚓的、卖水果的、卖馄饨的、唱戏的等等，不一而足；也有民间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多是教书匠、医生、画师此类。对于这些社会的边缘人物，作者都以一种同情、欣赏的态度对他们进行淳朴的讴歌与赞美。
《故人往事•戴车匠》中的戴车匠，他为人勤快，待人和善，手艺也好，他手里做出来的东西随处可见，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之中，而且他生性淡泊雅致，不会为了区区一点钱财而割舍心中所爱的老竹根壶，但他却并不真的不近人情，对于真正喜欢他作品的人，他也会为其悉心留意，他的店，“小，而充实，”在其店的板壁上有一幅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似乎正是印证了店主的心性。不但如此他还有童心，懂情趣，“秋天，他给我们作陀螺，作空竹。夏天，作水***。春天，作竹蜻蜓。”[2]每年清明还会给孩子们做螺师弓。那份生活的惬意从容让人不禁心生艳羡。
这些三教九流的小生产者，汪曾祺都对他们投上了了诗意的一瞥，让他们在传统日常生活的卷轴上默默的演绎着只属于自己的传奇，似真似梦，仿佛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一般，让人倍感亲切。
（三）平淡之中见奇崛
汪曾祺的作品，没有深奥难解的文字卖弄，而是看似漫不经心的娓娓道来，虽然平白如话却总能不失深意，读来别有一番风味。让你一进入他的世界，便能感觉到一种亲切扑面而来。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上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受戒》[3]
在对赵大伯两个女儿――大英子和小英子的形象刻画中，作者舍弃了常见的修饰性的书面语言，而充分运用民间的口语，“格挣挣”“滑滴滴”看似直白俗气，却比书面化的描写来的更新颖俏皮、生动活泼，一下子使两个精神秀气的小姑娘跃然纸上，仿佛能让读者亲眼看见一般。
铺开汪曾祺的作品，就仿佛是与作者一同坐在农家院落中的一袭葡萄架下，围着几碗粗茶，数碟时令小鲜，听汪老闲话家常。那种质朴亲切，让读者忍不住跨越文字的距离，与作者亲近起来。
（四）于无声处听惊雷
汪曾祺作品之中虽然处处可见对乡村民俗的包容理解，但他“并不只是一个专门施舍廉价微笑的糟老头。”[4]他也不是一味的忍让退步，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那份愤慨。他总是能不动声色的将现实中的丑恶一一道来，而那份平静之下，读者分明能感受到整个时代的悲哀。
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干。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了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打字：
最高指示：
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五味》[5]
历史是不能被人遗忘的！汪曾祺的散文看似冷静如水，既没有慷慨悲歌，也没有声色俱厉的大声指责，却灼热似火，绵里藏针，刚柔相济。
《鸡毛》中，对于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的金昌焕，作者也没有明确的表达自己的倾向，只是在结尾处，淡淡的说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6]这种平淡语气中的冷静评断而非一副剑拔弩张的态势，似乎只是不同的表达愤怒的方式而已，是一种根据作者不同的风格而定的不动声色的嘲讽。这种评断通过一句俗语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把金昌焕的行为扩大到了我们人生经验中的各个时空中去，引导读者走进了悠悠的遐思和回味，却将之前的不和谐的怒气和怨恨消弭于无形之中了。
汪曾祺自己虽然承认他只会写些“小悲小欢”，[7]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8]，但是这些在历史洪流中也许不值一提的小悲欢，对于***的个体而言却都是大哀乐。普通人之间的相扶相助，小人物间的相知相惜，哪一样不是我们所渴望的呢？作为同是普通人的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动人心脾的诚挚之情，怎能不为之感动？
参考文献：
[1]杨鼎川.关于汪曾祺40年代的对话[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0）.
[2]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57.
[3]胡笑梅.唇齿间的休闲时光[J].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9：9.
[4]封燕.浅谈汪曾祺笔下的市井人物[J].北京：科技创新导报，2009，（5）.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76.
[6]钱理群.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4.
汪曾祺小品文篇2
关键词：小品文；文体；美学特质
中***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905
收稿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研究”（11BZW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鹭（1985-），女，广东揭阳人，首都师范大学201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style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s and modern Chinese proses
CHEN L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pros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prose. This paper， by retrieving the journey of proses from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modern times， explor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prose， sums up the vicissitudes of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confirms such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onal rules as being small， true and fascinating. This is both of theoretical value and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ose creation.
Key words：essays； styl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晚明小品文与中国现代小品文都是在各自时代里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文学样式。晚明小品一反先秦、唐宋散文的“以文载道”的“高文大册”，不拘格套，流连于自我、性灵和趣味，不仅颇受时人欢迎，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小品承接了晚明小品的文脉又有所发展，因此近百年来的散文小品创作虽出现过断裂，甚至散文文体还一度遭受到了生存危机，但整体上散文小品创作的成绩是不容低估的。特别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及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小品更是一路走红，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文体。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散文小品这一文体在继承传统时又有发展，有所创新流变。但过去的散文研究对继承研究得较多，而对创新和流变则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在传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中国现代小品文文体的流变及对晚明小品的跨越。
一
现代小品文的成功，的确是与古代小品文的“顺势”传承分不开的。小品文兴起于文学觉醒的六朝，其代表作品是《世说新语》。以后经过唐宋的发展，特别是在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创作中，小品的洒脱心态与灵动笔调所形成的影响几可以与“大品”抗衡。及至明代万历以后，则先有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继有竟陵派力主“幽深孤峭”。创作上则是徐渭、李贽、屠隆、汤显祖、陈继儒、袁宏道、袁中道、张岱、钟惺、祁彪佳、谭元春、王思任 、徐霞客等名家辈出。这祥，小品终于冲破了千年来正统文章的重重束缚，正式登上了文坛，不仅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具备了自己的神髓和美学风致。
现代小品文作家十分推崇古代小品尤其是晚明的公安竟陵派小品，他们纷纷撰文阐述小品文与晚明小品的历史渊源。这其中尤以周作人谈得最早，谈得最多，论述也最为全面透彻。在《给俞平伯的信》中，他就明确指出：“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2]。由“言志的散文”出发，周作人还提出了“美文”、“风致”、“气味”等现代小品的美学要求。在二三十年代的晚明小品热中，林语堂也是积极的鼓动者和实践者。据他自己介绍，他是通过沈启元编选的《近代散文抄》才得以结识晚明小品的。林语堂不仅喜爱晚明散文，还通过办《论语》、《人世间》等刊物，提口号，亮旗帜，大力倡扬“性灵”的散文和“闲适笔调”，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了周作人、林语堂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晚明小品影响的作家还有梁遇春、俞平伯、钟敬文、许地山、郁达夫、施蛰存、废名、丰子恺、阿英、味橄、沈启元等等。他们或发表理论文章，或编撰各种晚明选本，或身体力行进行创作，以此来筑构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现代小品文。正是在这批有心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现代小品才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甚至在三十年代掀起了一股“晚明小品热”。
比较两个不同时代小品文体，可看出它们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一是“小”。晚明和现代的小品文，都具有陈继儒所说的“短而隽异”的特点。“小”首先体现在题材上，即小品文的取材一般都是“从小处着眼”。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纳入尺幅；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把悲情皆可繁衍成篇，这与“高庙大章”的所谓“大品”确是大有区的。其次是外形即体制的“小”。晚明的袁宏送、张岱的作品自不用说，现代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写的文章亦然。他们的文章多则一二千字，少则几百字，极少有一篇文章超过三千字的。但小品文的可贵和独特处正在于它的“微中见著”，即“短而隽”。所谓“隽”，即短小中有味，而且有品。比如周作人的小品文，写的都是身边的一些小题材，如北京的饮食、喝茶、故乡的野菜、乌蓬船等等，看似琐碎平淡，但琐碎平淡中有叙事、说理和抒情，有自由自在的表达、有陶然自适的性情在其中。俞平伯、郁达夫的游记小品清新秀美、真切灵动，颇具晚明小品的情趣神韵。这是小品文独特的一种思维品质，也是小品文区别于“大品”的显著特征。
二是“真”。晚明小品尚真，这主要表现在作家敢于在作品中说真话，表真心，抒真情。他们彻底放下“高文大册”那种道貌岸然的架势，充分肯定人的个性、自我和感性的生命追求，甚至将狂放耿直的性格、风流放诞的欲望赤裸地展现在作品中。袁宏道认为：“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同君面”。散文小品只有抒发了自己的真性情，才不会“万口一响”，“共有一诗”。现代小品文承接了晚明小品崇“真”的传统。周作人不止一次表示，小品文需要“真实的个性”与“真的心搏”。郁达夫认为，小品文字的可爱，就在于它的细、清、真。真，是小品的内质与灵魂。真就是不虚伪、不做作、无道学气、无空洞语，率直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由于晚明和现代小品文作家将“真”作为创作的第一要务，而且力求“句句真切，句句可诵”。这样，他们的创作，自然也就“俯仰之际，皆好文章，信心而出，皆东篱语也。”[3]
其三是“趣”。“趣”由“真”来，“真”由我生。“趣”，可以说是晚明小品和现代小品作家追求的另一个艺术目标和散文的境界。诚如陆云龙所说：“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所谓“趣”，即尚自然本色、追求天然；“趣”也是幽默谐谑、嬉笑怒骂。现代小品文作家同样心宜“趣”这一优良传统。首先是周作人极为重视“趣味”这一美学范畴。早在1928年，在《跋》中，他就正式提出“趣味”这一小品观念，认为“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现代小品文创作中的另一位主将林语堂，则不仅力倡性灵闲适中的幽默趣味，而且创作了《论西装》、《忍耐》、《我的戒烟》、《会心的微笑》、《脸与法制》、《蚤虱辩》等大量既有丰富广泛的知识，独到的人生见解；又性灵不绝如缕，文笔欢畅流动，嬉笑怒骂皆成趣味的文章。其他如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等，其作品也大抵是“以雅化俗”，貌似平常，实则充满了人生的趣味。
除了“小”、“真”、“趣”之外，晚明与现代小品文还讲究文笔的“活”，即灵活生动，如行云流水，舒卷自然。讲究“畅”，即明白晓畅，话语家常，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特别是为了反叛正统的古文，晚明与现代小品文作家为文时大抵都能做到自由自在地表达，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这种“自由性”的追求，最合散文的本性，也最能体现出小品文的优势。正因晚明和现代小品有上述的艺术特征，因而它们不仅是纯正的散文，有美的情趣和韵味，而且拥有自由自在的本性。所以在特定的时代里，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便超过了别的文体，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
中国现代小品文以晚明小品为圭臬，是两个不同时代小品文内在精神的暗合。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处于“王纲解纽”的时代。较为宽松的时代环，以及对自由和感性生命的追求，为小品文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还应看到，较为一致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以及对自由自在的性灵文学的追求，这些都是“顺势”传承得以成功的前提和基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时期出现了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汪曾祺、林斤澜、黄永玉、黄裳等散文作家，小品文才又恢复了活力。他们以自由的心态，淡泊的性情，静虚的心境，写下了一大批静心闲谈，冲淡蕴藉的小品文，从而对接上了晚明和“五四”至三十年代小品文的优良传统。可见，对于小品文来说，“小”、“真”、“趣”、“活”、“畅”，特别是自由自在的表达，***不依的精神，是小品文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小品文得以繁荣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基础。
二
从文体的生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小品文是在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中发展起来的，即所谓“内应”和“外援”。但过去的散文研究者一般只看到晚明和现代小品的相同之处，却很少研究它们之间的不同点，至于现代小品文在传承晚明小品过程中的文体流变，以及现代小品文对晚明小品的创新和超越，过去也极少及。因此，接下来拟对两个时代小品文的不同点作进一步的探讨。
晚明与现代小品文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表现人文精神方面有所不同。晚明和现代小品与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们表现出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但细加品察，两个时代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又有所不同。晚明小品人文精神的来源，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其间既有儒家文化中某些包含着人本要求的养料，更多的是道家、禅宗文化中具有个性***倾向的思想，此外还有明中叶以降市民文化对作家的影响。这种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对个人生活方式的重视和个人性审美方式的强调，尚未能将个人对人性自由的渴求与人对社会的权利和***治自由的思考相结合，在审美上也未能完全摆脱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袁宏道、张岱等描写自然山水的作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而中国现代的小品文，是在“五四”新文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一方面深受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又从英国随笔那里获得新滋养和“新气息”。英国随笔对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在深层结构即思想和精神层面上，英国随笔吸引中国散文家，引起他们强烈兴趣的，是它那浓厚的个人色彩，比其他散文形式可以更自由，更直接地表现自我。郁达夫在总结现代散文第一个十年的创作成就时才这样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4]可见，英国随笔对于现代小品文作家突破传统散文正统观念的藩篱，充分表现自我个性的***需求，以及培养健全的主体人格，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具有现代意义和独特品格的新体散文，无疑有着直接和积极的借鉴价值。
正因从“外援”获得与正统古文异质的元素，这样中国现代小品文在表现人文精神，在处理个体与时代，与社会人生的关系等方面，也就有别于晚明散文。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批判性。晚明小品虽也有反叛传统，不满社会现实的一面，但他们更多的是寄情山水，以酒当歌，幻想自由，而极少反映出个体在现实社会中争取自由的抗争和努力。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则不同。它们高扬批判的大旗，发出种种不吉利的“枭鸣”，批判专制社会的黑暗与国民的愚昧。总之，“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1]172正是现代散文尤其是三十年代小品文的一大思想特色。在这方面，鲁迅的杂文自不必说，即便“语丝派”的杂文，他们提倡“自由思想”，“***判断”和“美的生活”，不论在“社会批评”还是在“文明批评”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批判性、揭露性和讽刺性。其他如梁实秋、林语堂以及钱钟书、王了一的小品文也莫不如是。
其次，是理性精神。晚明小品主要以“情”胜，以“品”显，而现代小品文除了重视“情”外，还注重议论和逻辑推理，这样现代小品文便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如梁遇春的《谈“流浪汉”》，从辨析词义开始，旁征侧引，借题发挥，由“流浪汉”写到马夫、作家、画家、思想家、历史人物，甚至连《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作为论证“流浪汉精神”的材料。作品从表层进入深层，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思辨，文章的结构自由开放，虽有拉杂、重复、结构分散的不足，但没有任何古代文章学的八股气，可说是典型的“兰姆式”的随笔。现代小品文固然继承了晚明小品文体简约，用笔随意洒脱与推崇“性灵”等优点，但现代小品文由于吸收了西方近代人文的资源，加之英国随笔的滋养，因此其内容更多地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启蒙意识，同时在思维上也更侧向理性的议论和叙事。这不仅表现在梁遇春、钱钟书等随笔小品中，在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王了一等的作品中也经常可以见到。
现代小品文与晚明小品在文体的表达和结构上也有所继承和流变。晚明小品一般以文笔的简约和结构的精致取胜。它的优点是“短而隽异”，缺点是过于精雕细刻，有时反而限制了结构的开放和表达的随意。另外，过于小巧凝炼的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容的丰富开阔。再者，晚明小品尽管也提倡“信腕信口”，“宁今宁俗”，但由于受文言文语体的束缚，所以无法像现代小品文那样真正达到自然平易，通俗畅达。当然，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受到英国随笔的文体笔调和浓厚的幽默谐趣的影响，现代小品文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谈话风”的创作潮流。作家们以闲适从容的心态，家常絮语般的口吻，轻松活泼的笔调谈生活，论古今，谈人生，论梦想和社会问题。这样随随便便，随心闲话，如披浴衣，啜香茗；如在“江村小屋”里同友人围炉谈笑的散文境界，的确渗透着英国随笔的格调，也是我们在晚明小品中极少见到的。
三
文学比较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两个不同时代散文的共同特征和不同点，以及文体的传承与流变。但比较不是我们的目的，笔者的目的是通过晚明与现代两个不同时代的小品文的比较，借助古代散文的优长，去除其消极的因素，力求突破传统散文的某些限制，为新世纪中国小品文的发展注进一些新质。
若论及晚明小品的消极因素，笔者以为不能回避创作上的“自娱性”问题。我们知道，晚明小品的崛起与繁荣始终贯穿着“文以自娱”的文学精神。他们反对“文以载道”，不再把文章当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是“每著文章自娱”，并在“自娱”的同时“娱人”。将“自娱娱人”视为文学写作的终极目的。应当看到，“自娱娱人”一方面离不开特定的时代风尚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另方面在反对“文以载道”上有其积极意义。但在这种“自娱性”创作观念的影响下，晚明小品也的确出现一些弊端。比如，晚明小品特别喜欢为市井隐逸、风尘女、黄冠缁衣立传，且极力渲染其“迂”、其“愚”、其“痴”、其“癖”，这其中虽有某种不同于“世路中人”的生活理想的寄托，但其自娱自乐、逃避现实生活的写作动机也显而易见。正因逃避现实，过于追求“自娱性”，晚明小品才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之学”和“亡国之音”。相较而言，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前期之所以被称为小品文的黄金时代，正是由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小品文敢于抨击时弊，扬露痼疾，鼓吹新潮，启蒙心智。即是说，这一时期的小品文在思想内容上与社会时代十分契合，在艺术形式上又相当精湛完美，因而这时期的小品文代表了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准。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小品文的复兴，“自娱性”的小品文又开始出现并迅速泛滥。这类小品文的共同点是逃避现实，无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民众的生存困境，而沉溺于“闲”和“俗”，迷恋于无关痛痒的个体世界的浅层表现。比如写饮食、衣着、养生、养鸟、美容，以及猫狗的故事、蟋蟀斗、逛街市、时装和购买，等等；或者谈禅论道，寄情于山水明月，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淡泊和清高。不是说小品文不能写日常生活、凡人俗事中的“苍蝇之微”。问题是，这些“苍蝇之微”要“微中见著”，要有“品”有“味”，有大爱和大情怀。如果小品文仅仅满足于顾影自怜自恋式的“自娱自乐”，而且这种“自娱自乐”仅仅显示了生活中肤浅、庸俗、虚假和丑陋的一面；或只是某些作者用来作秀和煽情的道具，那么，这样的“自娱性”不仅远未达到晚明小品的散文境界，相反地有可能大幅降低现代小品文的思想文化品位。因此，新世纪的小品文若要重现新文学之初那种“极一时之盛”的绚丽景象，必须一方面重视小品文的“以文自娱”功能，使小品文真正做到能“怡人耳目”，“悦人性情”；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小品文必须正视现实，介入当下，不回避重大的时代命题和社会问题。这样，现代小品文才有可能在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获得一定的话语权，而不至于被边缘化。这是笔者比较晚明与现代小品文之后的第一点思考。
第二点思考是关于现代意识的问题。现代意识是渗透进小品文的一种内在精神。“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的小品文因注进了这种内在精神，故而充满了生命和活力。在这一时期，小品文由于“经过西洋现代思想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与以前的显有不同，即使在文章的外观上有相似的地方。”[2]446这个“显有不同”，就是在继承传统散文的基础上，在思想艺术上又有所流变，这就是“五四”时期为西方文化所冲激而觉醒的现代意识。这种以倡导、推动科学、民主、自由、个性***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内核的现代意识，一旦投射到现代小品文上，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变革。然而，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现代意识却猝然间断裂了。随着散文整体上的式微，我们看到，自三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后期的小品文，其实又回到了当年周作人批判过的“载道的散文”或“赋得的散文”的老路上，即便在小品文复兴的九十年代，仍然有不少“感恩”、“颂圣”的小品文。这类小品文在思维模式上是反现代性的，在立意结构、语言表达、情调意蕴上则体现出封闭性的特征，而作家的人格主体也是萎缩的。正是面对着这样的尴尬局面，当下的小品文亟需来一番精神和思维方式上的换血，这就是去除狭隘保守的传统散文观念，以及奴性的感恩和宗道意识，代之以理性的精神，***而开放的现代意识和批判质疑态度。倘若新世纪的小品文能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新世纪的小品文在真正意义上向着“五四”时期的小品文回归，同时预示着新世纪的小品文具有超越晚明小品的可能性。
第三点思考，是自由性的问题。晚明小品留给现代小品文的一笔宝贵遗产，就是确立了“自由性”这一散文的本质特征。的确，晚明小品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由随意。作家们不屑于固守原有的文类规则，大胆追求“法外之法”、“味外之味”和“韵外之韵”。而落实在用笔上，则是自由挥洒、随意点染、独抒性灵。现代小品文深受晚明小品这一特质的影响，作家们以其***的主体人格和自由精神，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而对散文自由精神的皈依，使现代小品文获得了文体的大***，同时其自由随意、真诚轻松地谈话风又拉近了散文与读者的距离。事实证明：自由性是散文的本体特征，而小品文则是最适宜自由表达的文学载体。由于人类的精神在本质上是***而自由的，而散文特是小品文则是人类心灵的最高表现形态，是精神与生命借助语言文字的最为直接的呈现，这就决定了***和自由是小品文旗帜上最为耀眼的标志。如果当下的小品文作者能够像晚明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作者那样，在“王纲解纽” 的时代里敢于反传统，同时尽可能使自己成为***而自由的人，并因此进行自由而真诚的写作，努力开拓一条小品文创作的审美新途径，那么，新世纪小品文在精神生命的质量，在文化品格以及文体形式的创新等方面，将有一个新的样貌。
最后，是“趣”的问题。晚明小品尚真重趣。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唯趣。”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散文就继承了晚明小品重趣的传统。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以及后来的钱钟书，王了一等，他们不仅主张小品文要有趣，而且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富于情趣的小品文。但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小品文的这一优良传统中断了。直到出现了贾平凹、王小波、韩少功、刘沙河、孙绍振、南帆、韩石山等人之后，“趣”这一小品文的优良传统才有所恢复。但应看到，这种恢复还远远不够，而且只是局部性的。因为重“趣”还未成为当下散文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共识，同时时下还有大量“无趣”的小品文存在着。所以，在谋求小品文发展的同时，我们要重视晚明和现代小品这一重要资源，在“真”、“情”、“理”之后再加上“趣”字。因为“趣”是小品文的一个重要元素，有趣则小品文生机盎然，娱人心情，悦人耳目；反之则面目可憎，刻板乏味。当然，“趣”若能与散文的智性，与丰厚的精神，高贵的心灵达到深度的交融，则这种“趣”就更有味和有品了。
考察、比较晚明小品与现代小品的传承与流变，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知：其一，现代小品文是现代知识者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进行思考和自由表现的重要载体，并由此确立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因此，小品文应高扬现性批判精神，以***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介入现实人生，以真诚、情趣和性灵征服读者。在笔者看来，现代小品文既可以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也可以亲情爱情友情，以及饮茶喝酒养花养草、谈禅说道修身养性为其内容，但不论写什么题材，都应以***自由，真诚情趣和坚守小品文的纯洁性为旨归。中国近百年小品文的发展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任何时期，小品文只要拥有了上述元素，小品文就必然兴旺繁荣，反之便是一片冷寂凋零。其二，小品文是散文的正宗，是散文这一文体艺术纯度最高的品种。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虽然与小说、诗歌、喜剧并列为一种文体，它也有属于自己的辉煌。但由于其门槛较低，加之体质不纯，这样就难免经常被人讥为“准文学”。而作为散文精华部分的小品文，它因“短而隽异”，既可张扬自我个性，又可自由随意挥洒；既可讲“情”讲“韵”，还可讲“趣”讲“智”；既可激发“灵感”，又可诉诸想象，还可追求语言的精妙，形式的完美。因此，衡量一个时代散文的繁荣与否，艺术成就的高低，最为主要的标尺，就是看小品文达到了何种的高度。正因小品文在散文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将两个不同时代的小品文放在一起比较，回顾现代小品文走过的路程，探讨文体传承与流变的内因与外因，总结其盛衰的历史经验，重新确认小品文的审美特质及其创作规律，对于振兴推动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在笔者看来既有其理论的价值，也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小品文的危机[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2.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M]//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431.
[3]林语堂.论文[M]//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63.
汪曾祺小品文篇3
著名作家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散文《端午的鸭蛋》还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是一位古典文学素养深厚的作家。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成就斐然，小说《受戒》斩获了1980年的“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获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的作品闲适冲淡，空灵含蓄，语言平易浅近、雅洁动人，字里行间飘出令人愉悦的翰墨书香味儿。汪曾祺的小说摒弃了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落墨在小事件、小人物、小细节上，体现出对“宏大话语”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他善于从普通人、平常事里，发掘世情生活的情趣，并从中升华出生命本身的诗意与哲理。他以悲悯众生的情怀，站在民间叙事的立场，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小人物，透过底层百姓的悲欢爱憎，传递给读者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情。在文化意蕴的营造和美学追求上，汪曾祺的小说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更像是出色的散文诗。究其原因，既有来自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也有作家后天的努力与创造。
一、文气清雅，结构疏淡
汪曾祺少年时代受过张仲陶、韦子廉、高北溟等古文老师的精心教导，古典文学基础扎实，汪曾祺特别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他是真正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赞美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古文价值的一位现代作家，认为桐城派集中国散文创作之大成，并肯定年幼时学过的归有光的文章让自己获益匪浅。汪曾祺曾在《谈风格》一文中追溯了自己的创作历程，谈到文章的创作风格，他认为真正影响他的古人要算归有光，并把归有光看作是中国古代作家中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能给后人的创作带来启迪。尽管时代和环境不同，但无论归有光还是桐城派，创作时对文气清雅的追求是一致的，这一点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借助《谈风格》一文指出，一个作家肯定会偏爱某些作品，这些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助推自身风格的形成。
汪曾祺推崇文气论，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一文中，他围绕文气论，从刘勰的《文心雕龙》说起，一直讲到清代的桐城派，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了文气，也就是所谓的“文如其人”。汪曾祺认为，文气就是指文章内在的节奏，各部分之间应做到有机联系，文气要清新、自然，忌浊重、凝滞；语言，就是指长句子和短句子的巧妙搭配，汉字的音律感和节奏感很强，“言之长短”要与“声之高下”相配合，巧妙的语言搭配呈现出美妙的音乐感。他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名篇，明确指出创作时要注意吸纳古典文学语言精华。他在《〈晚饭花集〉自序》中承认，中国古文本来就有以极简极淡的文笔写作的传统，《世说新语》《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归有光、龚自珍以及桐城派的小品文，都是文气清雅淡墨为文的典型代表。
要做到文气清雅，小说的结构必须疏淡，文体峻洁，有如行云流水，不能留有人为的痕迹，要写得自然、浑然天成、无迹可求，小说的妙处在于能将一件平淡的事说得有情致，说得唯美动听、气定神闲。但结构疏淡并不等于随意涂抹、不着边际，相反，仔细品味起来，汪曾祺的很多作品在结构构思上都体现出高超的造诣，只不过作者笔力雄健，有意识地隐去了苦心经营结构的痕迹。他倾向于松散的结构，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来组织结构，毕竟日常生活平凡的小事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少。他的《大淖记事》前三节都是叙写大淖的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笔触信马由缰，却展现了大淖的风物美、人情美、人性美；《受戒》用了大量篇幅介绍荸荠庵的环境和建筑设施，介绍庵内的几个和尚和法事，情节结构和叙述态度都是平淡松散的，不讲求故事的完整性，也不追求人物性格的突出与否，仿佛一首清新的田园抒情诗，作者有意模糊了小说和散文诗之间的区别，却营造了水乡散发着清香的诗意生活***景，令人耳目一新。和谐是汪曾祺崇尚的一种境界，不追求布局严谨和所谓的深刻，力***勾画出世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和特有的诗意。
二、语言平易，音韵和谐
汪曾祺自己给小说下了一个定义，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模样。在汪曾祺的眼里，没有出色的语言，小说就不存在，作品的语言最能见出作者本人的文化修养。在汪曾祺的创作观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的小说语言风格是恬淡、简洁、淡雅的，他认为语言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准确、朴素、简单，要使语言生动，句子就不能太长，尽量写短些，能断开就断开，语言必须鲜活灵动，简短的语言才能造就文体的峻洁，这可以说是汪曾祺的心得了。他在《“揉面”――谈语言》一文中说，作家使用语言，过程犹如揉面，要在心里手里反复揣摩，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就不会松散，才能有韧劲儿，经得起读者再三品味。有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拆开都很平淡，组合起来就很淡雅，别有韵味，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好的语言亲切自然，人人都能从中读出情趣和韵味。
汪曾祺熟读古文，主张创作语言可以适当地用一点四字句，运用得体的四字句往往更得神韵，节奏更加明快流畅，可以增加文章的古典情韵。例如他在《岁寒三友》《徙》等描写旧社会小人物的作品里，就很灵活地运用了一些四字句。如《徙》写的是旧时的一个国文教员，作品结尾就有这样的句子：“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这样的四字句，蕴藉空灵，音韵和谐，有着浓浓的古典情怀和优美的诗歌韵律。
汪曾祺主张不仅要善于向传统文化学习，还要善于向周围一切有特色的语言学习。在《小说技巧常谈》一文里，他要求作家最好多懂几种方言，加强作品的地域特色，因此在《受戒》《大淖记事》等反映乡土人情的作品里，方言也得到很好的运用，如《受戒》一文中形容小英子母女衣着干净整齐，就用了江苏方言“格挣挣的”，这是吸收有用的方言进行创作的成功代表。并且，无论是文言句式还是地方方言，都能做到和描写的人物身份贴近，清淡但不枯瘦，自然有味，淡雅宜人。
汪曾祺写了很多记事写人的短文，有许多都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并且一直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注入一些散文诗的成分，还把散文诗编入小说集，这些都印证了他的小说创作观。生活和现实虽然平凡，但饱含着真实、美好、希望和诗意，作家要善于把生活的美感和诗意告诉人们，以滋润心灵，并增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他的小说写的都是小人物的悲欢爱憎，虽然朴素平淡，但都洋溢着一种诗意的美，《大淖记事》和《受戒》赞美爱情，《岁寒三友》歌颂友情，无一不是积极健康、有诗意和美感的。汪曾祺能把生活中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唯美动听，富有神韵，饱含诗意，他的小说环境美、人美、感情美，呈现出散文诗一般的优美意境。
汪曾祺小品文篇4
关键词：《受戒》 和谐 人性 疏远
在中国当代文学坛上，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堪称大师级的人物，他从自己的老师沈从文那里继承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思想，用清新丽质的文字构建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短篇小说《受戒》可谓是汪曾祺的扛鼎之作，这篇小说风行文坛三十年，一直被奉为经典。在《受戒》这篇小说里，汪曾祺以一种超然脱俗的文学精神，为文学保留一片纯洁的天空。在这个近乎完美的世俗仙境里，体现着一种充满着诗意的和谐，健康完美的人性得到了有机地展示与合乎情理的观照。
在中国文学的当代里，***治话语的霸权无所不入，汪曾祺的这篇作品不仅体现了对于主流话语的疏离，更重要的是，作家以另一种姿态显示出了对了文学精神家园的坚守。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虽然不必再遭受***治意识的专制统治，可是却遭到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世俗化、庸俗化。作为精神世界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文学更是不能幸免。《受戒》所带给文学的价值取向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仍有着极其深远的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的文学一直都是一种不和谐的文学。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文学作品里，理想的文学模式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冲突状态。而和谐则是一种让人极为不屑，甚至是***的中间路线，许多理论家和作者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文学观念一直被当成是***文艺的一个靶子，人们都痴狂地沉浸于一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之乐之中。可以这么说，在此以往的文学语境里，斗争是主题，是主旋律，是任何一项文艺作品的一条准绳。“***”的结束，也并没有使这一切得到彻底扭转，人们不约而同地从一种批判转向了另一种批判。对“四人帮”的血与泪般的控诉，一度是文艺界的主体精神，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所谓的“造反派”及其势力，“拨乱反正”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人们所改变的，也只是对于自己敌对势力的判断，而不是对于自己本身的思考。许多作家在累累的伤痕之中，进行着一种文化上的反击战。此时，《受戒》的出现，真可谓如一缕淡淡的清风抚慰着人们伤痕累累的心灵，使得许多人眼睛为之一亮。在这篇小说里，既没有所谓的阶级，也没有冲突和斗争，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利害的冲突，处处都显示着一派和谐的景象。
汪曾祺曾经这么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汪曾祺这种对于乡野生活的描绘又让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边城意境，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友善。尤其是小英子这一家的塑造，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体现着作者的艺术理想。赵大伯是个“全把式”的能干人；而赵大娘不但手巧，而且人缘极好，二三十里的人都来逢到喜事都会请她；两个女儿，一个文静，一个活泼。不管是与人，还是与己，这个家里处处都显示着一派和睦。海明的融入，使得这个家庭简直变得完美无瑕，更加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和谐，是汪曾祺作品里常能体会到的意境。“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了汪曾棋‘和谐’的创作思想的核心。”[2]在《受戒》的这种和谐的氛围之中，作家也构建起了自己的“希腊小神庙”，这种文学精神不仅仅是对沈从文的一种继承和回应，还有着它十分独到的现实意义。它让人们在经历了多年来痛苦和压迫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片恬淡安然的精神家园，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纷争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种艺术上的快感，从而，使得人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抚慰。
“人性”是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一旦文学的意义被曲解，人性这个问题也常常会首当其冲。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之中，人性往往要么缺失，要么就被错位。曾经一度，“人民”这个集体的意志取代了“个体”的意识，在所谓的人民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不能再单纯的符号而已，而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个人的一切情感，都被一种被称为“阶级”的东西所消解。尤其是在那“十年浩劫”之中，人们人性之中兽性的一面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人的良知却几乎被彻底淹没，以至于“***”结束之后，人们也很难再有有意识地去从文化的废墟里寻找人性中美的内涵，而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全部投向了那些丑恶的一面。此时的中国文坛，不绝于耳的是痛哭和控诉，流淌的是鲜血和泪水。尽管“***”已经过去数年，可那艰险屈辱的岁月，让所有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很少有人再相信人性之中，还有那样美好的一面。难能可贵的是，《受戒》里所展示的人性却是和谐的，它就像是远处山间的一条明澈小溪，在澎湃的涛声之外，回响一串优美的人性之声。在这片作品里，人性中的真善美又一次得到了有机地呈现，文学的永恒之音也终于得到了回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受戒》就是一篇宣扬人性的作品，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性的真善美从未得到如此的张扬。作品虽然呈现出的是一个虚幻的亦仙亦俗的场景，但人性之真却是无处不再。人性的健美与周围的湖光水色相得益彰，更显清新丽质，纯净无暇，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坛以来所缺少的。
赫斯列特说过“人是唯一的笑和哭的动物，”[3]没有完整的七情六欲，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的本质就是表现人性，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必定不会去主观地剔除人性之中那些真的东西，而去刻意迎合某种形势和潮流。一个视角独到而又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他也决不会遗忘人性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也更不会轻易放弃对于美的赞歌。汪曾祺眼中的人性，是一颗完美的晶莹剔透的珍珠。在时代的主流意识之中，这颗珍珠如藏在幽深的洋底，散发着迷人而又神秘的光亮。
在中国当代，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治的附庸，许多作家长时期充当着***治意识的配乐队，以至于逐渐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的立场和声音。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一直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彷徨着。80年代初期，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纵横文坛的时期，人们刚走出一种思想的桎梏，对过去那种非人性时期的批驳成为了众多作家的一致主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都是某种***治意识形态在文学思潮之中的反映。然而，在《受戒》这篇小说里，丝毫找不到任何***治意识的痕迹。众所周知，汪曾祺承传的是沈从文的文学精神，在他的很多作品里，从来都没有刻意地去表现某种***治形态的东西。他的作品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和主流意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一种更为合理的角度和距离去表现人性美，完善人的内涵。有人认为，“汪曾祺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这类小说，所以曾一度被人称为‘无主题小说’。”[4]其实，在汪曾祺的艺术视野里，文学的主题就是人，而不是任何意识或形态具体化了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同时代的很多作品所缺乏的。
《受戒》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没有被任何意识形态所污染的世界，作家很巧妙地以多年前的一个梦作为题材，不但使这篇作品更显纯洁和虚幻，而且与喧嚣的时代一下子拉开了距离。这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和贫富差别，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完全是幸福自足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也没有相互倾轧，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和谐相处。汪曾祺是一个有着自己文学理想的作家，他的文学理想就是美，所以这也就使得他能够摆脱一切世俗和功利的干扰。他曾经这样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5]不管是对于过去的批判，还是对于未来的向往，整个80年代所呈现的都是一片浮躁和功利的氛围。在人们的头脑中，“美”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甚至是一种扭捏造作出来的东西。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一种被曲解的现实――悲惨的或功利的，唯独没有美的。然而，在《受戒》之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美的久违的存在，在整个80年代文艺思潮之中，这种存在无疑代表着一个***的声音，它是一种对于美的不懈追求。
汪曾祺很少站在时代的浪尖上充当主旋律的代言，他曾给自己这样清晰的定位，“我的气概大概是一个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6]正是因为汪曾祺以小品文家的身份自居，所以他的小说既不会为形式所局限，也不会为潮流性所干扰。他的小说形式灵活多样，内容包罗万象，如：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文化小说和笔记体小说。在他出神入化的笔端里，小说的形式和作用都发挥到了极限，同时，这也使得他以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来反映人性中的美的内涵，也正是这种因素，才使汪曾祺的小说永远都是那样清新自然。
文学固然都是时代的产物，然而一部文学作品要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就必然要去关照人的精神世界，表现人性中的真善美。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早期作品，《受戒》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榜样，它对于这种文学精神的回应，正是新时期文学所缺乏的。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来说，《受戒》仍然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身处当今社会这种喧嚣的外部环境之中，作家的艺术观念不免要饱受各种价值观念的干扰，许多作家和作品都正在朝着一个庸俗化的方向转化。在这种喧嚣之中，《受戒》代表的是一个独特的声音，它体现的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对于文学之中那种永恒精神的坚守。
参考文献：
[1]曾春燕．构建“和谐” 诗化人生[J]．南方论刊.2007,(12) ,P86.
汪曾祺小品文篇5
玛丽莲・梦露代表作《七年之痒》，讲述一对夫妻共同生活七年，感情已经淡漠，生活单调，使婚姻进入“瓶颈”，从而滋生出许多未曾预料的故事。电影堪称经典，为人津津乐道。由此，派生出许多事情发展到第七年，也会面临“七年之痒”，出现一些问题的说法。
《美文》七年后的今天，会不会有“七年之痒”的情况出现?一个版忠实地陪伴读者七年，办得再精心，会不会渐渐失去新鲜感?如何与时俱进，乃至焕然一新。吸引读者?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盘点一下《美文》的思路历程，考虑其下步的走向，进行必要的调整，使该版贴近读者，终归不无裨益。
探索与改进
2002年，武汉晚报在报业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年终，也面临改版的需求。其时，全国晚报传统的综合副刊已显式微，武汉晚报也不例外。如何在新闻快餐扩张的态势下，在报纸版面格局中，保留一种相对静态的阅读，是副刊面临的艰难选择。
过去的综合副刊，有言论，有地域风情，有市民生活，有历史掌故，有连载，有科学小品等等，包罗万象，不一而足。武汉晚报《夜明珠》综合副刊亦属此类。“杂”。是其特色。
即便后来随着报业形势的发展，武汉晚报将传统副刊作出改动，设《随想录》、《都市风》、《市民百态》、《都市宝贝》等专副刊，做到一定阶段后，副刊仍有随着报纸整体面貌改造而翻新的必要。
《美文》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在基本风格未变的情况下，坚持了七年。
七年来，在纸质媒体为应对市场不断改版求新形势下，《美文》的坚守，缘于《美文》的定位应和了读者的需求。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美文”就有说法，记述性、艺术性、独抒性灵以“言志”的散文小品，就是美文。武汉晚报开办《美文》版，其选稿编稿，也意在秉承中国散文小品的传统，集叙事说理抒情于一体，来展现当下丰富多彩的生活与大众普适的价值观念。
【叙事，生活】《美文》的叙事，其实就是记述生活。生活从家里到家外，方方面面，斑驳陆离。《美文》就是一个展示生活的平台，不过由于篇幅所限，需要从一个较小的角度切入。如《女儿，举起你的拳头》，作者讲到，女儿刚上学，多次受到同学的欺负，做为母亲急着让女儿还手吧，又怕教坏孩子。后来孩子勇敢地举起了拳头，得益于孩子父亲“善良不等于软弱”的教诲。类似的记述生活小事，在《美文》版中比比皆是，读来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身边，有亲近感，有贴近性，易产生认同与共鸣。行文从生活中来，是《美文》得以长存的根基。
【感悟，回味】叙事是《美文》的基调。但又不仅仅于此，往往还有点感触，有点感悟，有点思想的灵光。过去的副刊，不是没有反映生活的，如《市井故事》类，有些还非常的原生态，读来固然不乏亲切趣味，但往往读完就完，缺少更多的回味。
《美文》既然是小品，终得有让人品味之处。记述的虽然是小事，总是从平凡生活中琢磨出点意味来，这比就事论事自然是进了一步。作者于自己是人生感悟，长境界；于读者，或是共鸣，或是启迪，若有所思，会心一笑，也不止于看过即忘。
譬如，《路过考场》，作者写到，一天路过一高考场地，看到那些送考父母亲焦灼的神情，想起自己十多年前，也是这般送儿子高考。瓢泼大雨中，几百位父母没一个离开，都撑着伞，默默地等。那是子女和父母一起希冀梦想起飞的时候……然而，这些年过去，以优异成绩考上重点大学的儿子回来了，淹没在街上人流中，成了再普通不过的一位市民。所以，所谓光荣的梦想，其实并不关键，父母想要的，是子女能踏踏实实做人，平安健康地生活。作者想告诉眼前的父母和考生，考试并不重要，但，怎么说呢?谁会相信呢?人生的领悟，必得自己去体会。
这种心灵的触动，便是《美文》选稿编稿发稿的标准之一，也是打动读者关键所在。如读者所说，喜好读美文，在于好的美文的确让人读后有所回味。
【精致／本真】《美文》要求的另外一点，就是行文的灵动、精练。小品文不好作，要在矮小的尺幅中笔墨腾挪有致，收放有序，从而有所记，有所思，有所议，非精心构思不易。这是对《美文》的第三也是最高要求，亦即《美文》要“美”。
而“美”，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武汉晚报对《美文》的要求，务求“自然、率性”。作者生活不同，感怀各异，只要独抒性灵，写出本真，便能予人以“美”的感受。
单篇来看，未必篇篇字字珠玑，但足见作者的经历、感受、思想、性情。组合一起，每日一版，则显示出生活的多样性，生动性。花团锦簇，也是《美文》受读者欢迎的要素之一。
顺应与承继
武汉晚报《美文》已办了七年，其间，也曾有过短暂停刊，但很快在读者的要求下恢复。《美文》何以受到读者如此垂青?必然与当下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阅读心态相关。
多年前，汪曾祺在谈到小品文一枝独秀时说到：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说，需要滋润。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得到一点带有文化气息的、健康的休息。
放到现在，《美文》的作用可能仍是如此。美文较之新闻的阅读，后者如同快餐，而前者则更像是品茶。品茶为人所爱，就在于它的闲适，它的回味。
如《夜半听雨的陌生人》，记述作者晚上忽然听到“沙沙”雨声，无心看书，逛到一论坛上，发现一帖：“我在听雨，你呢?”短短一句话，回应者众。有女孩说，打工快一年，每逢下雨天，特别想家。有小伙子说，女友特别喜欢下雨天，可惜她在守着隆隆的机器上夜班，我打算用手机将雨声录下来，给她一个惊喜。有中学生说，爸妈都是出租车司机，每逢下雨，生意特好。可忙起来，连饭也顾不上吃。现在，我一会祈祷雨下得再大点，一会又盼着雨停……对这些，网友们感叹的同时，纷纷给予祝福。
于是，一群心有灵犀的陌生人，夜半时分，在雨幕中，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一起听雨，又不仅仅是听雨。
这类的美文，便是予人以宁静，予人以温馨，予人以健康的情愫。武汉晚报的《美文》正是由于坚持以此为标准，才得以稳步地走过了七年。可以说，与传统副刊的人文精神仍是一脉相承。
2006年武汉晚报改版。曾尝试着将《美文》并入《悦读》周刊，且每周只出一个版面。结果，许多读者特别是家长纷纷来电，说《美文》所发文章温馨感人，耐人寻味，不仅对学生，对成人也有教益，这个品牌丢了可惜，要求恢复原有《美文》版面。武汉晚报及时顺应读者要求，将《美文》在版面中单列，同以往一样，仍为每天一版。每周七期，一直坚持到现在。这在武汉晚报诸多版面中，成为一个独具个性的版面。
武汉晚报《美文》版受到关注。可
说是部分反映了社会心理及呼应了读者的审美文化诉求。《美文》不过是因其闲适，在驳杂而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提供给读者一个休息静思的园地。
从另一角度讲，也是《美文》在纷争的社会中，以浸润的方式，静静地传播那么一点文化的东西。
操作与发展
武汉晚报《美文》选稿编稿。认同于“拿来主义”。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好看，符合《美文》的既定标准。就选编刊载。《美文》编稿，与传统副刊发文讲求第一作者首发的观念及操作方式有极大不同。对读者，诚如钱钟书所言，鸡蛋好吃就行，不一定要追寻那下蛋的鸡。
办刊思路的改变，必然带来编辑工作新的气象。
首先，视野更加开阔。网络的发展，使得编辑更容易发现佳作，发现新作者。外地报刊也一并进入我们的编辑视野。
其次，选稿更加精当。作者投稿、编辑发现、读者推荐，形成丰富稿源，编辑选稿余地更大，更易精中选精。
第三，作者更加广泛。从专业作家到普通，只要是有感而发，写出性情的小品文，都可能为我所用。如此一来，作者即成开放型，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从而避免了作者面窄的问题。而这正是《美文》七年来常办常新的关键所在。
由于以上原因，使得武汉晚报《美文》的内容得到极大丰富，某种意义，也是契合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表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
如今的《美文》版，说到了“七年之痒”的关口，当然只是笑谈。但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对武汉晚报《美文》如何在保持现有特色的情况下持续发展，确实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
《美文》篇幅的短小，精炼；版式的简捷，明了，这是武汉晚报《美文》版经营多年形成的特点。所谓特点，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吻合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也可能带来审美疲劳。
譬如，篇幅所限，文章往往不能展开，只能点到即止，编辑有时甚至不得不削足适履。这是不是最佳选择?能不能作部分调整?可否对好的作品偶尔舍得给版面，让其充分展示?版式的排列如何有新的尝试?等等。
在编辑操作上，还有许多可思索之处，算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就不在此赘述。
总之，《美文》内容当仍为反映生活，适应时代，为读者奉上精致而丰富的“茶点”。这其实是报纸副刊的本分，也是报纸在新闻载体不断扩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副刊文化的表现，实在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侧映，也是报纸文化的显影。
汪曾祺小品文篇6
荠菜大都是凉拌，炒荠菜很少人吃。荠菜可包春卷，包圆子（汤团）。江南人用荠菜包馄饨，亦作“大馄饨”。我们那里没有用荠菜包馄饨的。我们那里的面店中所卖的馄饨都是纯肉馅的馄饨，即江南所说的“小馄饨”。没有“大馄饨”。我在北京的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馆吃过这一家的一道名菜：翡翠蛋羹。一个汤碗里一边是蛋羹，一边是荠菜，一边嫩黄，一边碧绿，绝不混淆，吃时搅在一起。这种讲究的吃法，我们家乡没有。
枸杞头。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卖枸杞头的多是附近村的女孩子，声音很脆，“卖枸杞头来！”枸杞头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种长圆形的竹篮，叫做元宝蓝子，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
自己去摘，也不费事。一会儿工夫，就能摘一堆。枸杞到处都是。我的小学的操场原是祭天地的空地，叫做“天地坛”。天地坛的四边围墙的墙根，长的都是这东西。枸杞夏天开小白花，秋天结很多小红果子，即枸杞子，我们小时候叫它“狗***”，因为很像狗的***。
枸杞头也都是凉拌，清香似尤甚于荠菜。
蒌蒿。小说《大淖记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我在书页下面加了一条注：“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蒌蒿，字典上都注“蒌”音楼，蒿之一种，即白蒿，我以为蒌蒿不是蒿之一种，蒌蒿掐断，没有那种蒿子气，倒是有一种水草气。苏东坡诗：“蒌蒿满地芦芽短”，以蒌蒿与芦芽并举，证明是水边的植物，就是我家乡所说“蒌蒿薹子”。“蒌”字我的家乡不读楼，读“吕”。蒌蒿好像都是和瘦猪肉同炒，素炒好像没有。我小时候非常爱吃炒蒌蒿薹子。桌上有一盘炒蒌蒿薹子，我就非常兴奋，胃口大开。蒌蒿薹子除了清香，还有就是很脆，嚼之有声。
荠菜、枸杞我在外地偶尔吃过，蒌蒿薹子自十九岁离乡后从未吃过，非常想念。去年我的家乡有人开了汽车到北京来办事，我的弟妹托他们带了一塑料袋蒌蒿薹子来，因为路上耽搁，到北京时已经焐坏了。我挑了一些还不太烂的，炒一盘，还有那么一点意思。
马齿苋。中国古代吃马齿苋是很普遍的，马苋与人苋（即红白苋菜）并提。后来不知怎么吃的人少了。我的祖母每年夏天都要摘一些马齿苋，晾干了，过年包包子。我的家乡普通人家平常是不包包子的。只有过年才包，自己家里人吃，有客人来蒸一盘待客。不是家里人包的，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会包，都是备了面、馅，请包子店里的师傅到家里做，做一上午，就够正月里吃了。我的祖母吃长斋，她的马齿苋包子只有她自己吃。我尝过一个，马齿苋有点酸酸的味道，不难吃，也不好吃。
马齿苋南北皆有。我在北京的甘家口住过，离玉渊潭很近，玉渊潭马齿苋极多，北京人叫做马苋儿菜，吃的人很少。养鸟的拔了喂画眉。据说画眉吃了能清火。画眉还会有“火”么？
莼菜。第一次喝莼菜汤是在杭州的楼外楼，一九四八年四月。这以前我没有吃过莼菜，也没有见过。我的家乡人大都不知莼菜为何物。但是秦少游有《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诗，则高邮原来是有莼菜的。诗最后一句是“泽居备礼无麋鹿”，秦少游当时在高邮居住，送给苏东坡的是高邮的土产。高邮现在还有没有莼菜，什么时候回高邮，我得调查调查。
明朝的时候，我的家乡出过一个散曲作家王磐。王磐字鸿渐，号西楼，散曲作品有《西楼乐府》。王磐当时名声很大，与散曲大家陈大声并称为“南曲之冠”。王西楼还是画家。高邮现在还有一句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王西楼有一本有点特别的著作：《野菜谱》。《野菜谱》收野菜五十二种。五十二种中有些我是认识的，如白鼓钉（蒲公英）、蒲儿根、马栏头、青蒿儿（即茵陈蒿）、枸杞头、野豆、蒌蒿、荠菜儿，马齿苋、灰条。江南人重马栏头。小时读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提到儿歌：“荠菜马栏头，姐姐嫁在后门头”，很是向往，但是我的家乡是不大有人吃的。灰条的“条”字，正字应是“”，通称灰菜。这东西我的家乡不吃。我第一次吃灰菜是在一个山东的同学的家里，蘸了稀面，蒸熟，就烂蒜，别具滋味。后来在昆明黄土坡一中学教书，学校发不出薪水，我们时常断炊，就掳了灰菜来炒了吃。在北京我也摘过灰菜炒食。有一次发现***国宾馆的墙壁外长了很多灰菜，极肥嫩，就弯下腰来摘了好些，装在书包里。门卫发现，走过来问：“你干什么？”他大概以为我在埋定时炸弹。我把书包里的灰菜抓出来给他看，他没有再说什么，走开了。灰菜有点碱味，我很喜欢这种味道。王西楼《野菜谱》中有一些，我不但没有吃过，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过，如：“燕子不来香”“油灼灼”……
《野菜谱》上***下文。***画的是这种野菜的样子，文则简单地说这种野菜的生长季节，吃法。文后皆系以一诗，一首近似谣曲的小乐府，都是借题发挥。以野菜名起兴，写人民疾苦。如：
眼子菜
眼子菜，如张目，
年年盼春怀布谷，
犹向秋来望时熟。
何事频年倦不开，
愁看四野波漂屋。
猫耳朵
猫耳朵，听我歌，
今年水患伤田禾，
仓廪空虚鼠弃窝，
猫兮猫兮将奈何！
江 荠
江荠青青江水绿，
江边挑菜女儿哭。
爷娘新死兄趁熟，
止存我与妹看屋。
抱娘蒿
抱娘蒿，结根牢，
解不散，如漆胶。
君不见昨朝儿卖客船上，
儿抱娘哭不肯放。
这些诗的感情都很真挚，读之令人酸鼻。我的家乡本是个穷地方，灾荒很多，主要是水灾，家破人亡，卖儿卖女的事是常有的。我小时候就见过。现在水利大有改进，去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也没死一个人，王西楼所写的悲惨景象不复存在了。想到这一点，我为我的家乡感到欣慰。过去，我的家乡人吃野菜主要是为了度荒，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了。喔，我的家乡的野菜！
（选自《故乡的食物》，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背景链接】
莼鲈之思：莼鲈之思是为美食而辞官的一段历史佳话。张翰因为思乡，怀念家乡的美食，竟然辞官回乡，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张翰，字季鹰，吴江人。《晋书・张翰传》载：“张翰在洛，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苑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忘，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此事被世人传为佳话，“莼鲈之思”也就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对张翰因思家乡美食而辞官返乡的举动，人们不仅理解，而且多加褒扬，历代文人以莼菜鲈鱼的典故表达思乡之情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的《偶吟》：“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元稹的《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云：“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辛弃疾的《水龙吟》中亦有云：“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苏东坡对此也有妙句：“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品有《隔膜》《线下》《倪焕之》《脚步集》《西川集》《稻草人》等。
汪曾祺(1920~1997)，江苏扬州高邮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京剧《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所写小说多次提及记忆中故乡的一些人、事和物，表现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代表作品有《受戒》《大淖记事》《故乡的食物》等。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的散文风格独具，既继承了古代公安派、名士派性灵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特点，又吸取了外国散文“漂亮”和“缜密”的写法。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知堂文集》等，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比较异同】
《故乡的野菜》是周作人小品散文的名篇之一，作为周作人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它和《乌篷船》等描写浙东风物的文章，集中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家园情结”。第一段先用淡淡的笔墨掩盖起浓浓的乡情。表面看，作者对故乡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其实，“故乡”“家乡”的界定，已经撩起故乡之思。第二段由妻子说西单有荠菜，引起对故乡的追忆。小儿关于荠菜的歌谣，极富地域特点。吴地与浙东风俗不同，凸现了“故乡”的与众不同。第三段介绍黄花麦果时，既写了黄花麦果糕的制作过程和浙东用茧果作贡的独特风俗，又写出了多年不见黄花麦果的惆怅，表达出一种追怀过往的故园深情。第四段写紫云英的白花可治痢疾的传说，这种知识得之于乡间，“故乡”二字隐含其间。调皮小孩听到上坟船鼓吹声或发现棚窗下的紫云英，就带着好奇和新鲜的冲动去追看，生活情趣非常浓郁，对故乡的怀想和对童年的眷念可见一斑。全文淡笔浓情，意味深长，表现了对故乡的草木、风土熟悉至入微的怀恋，凸显着感情的丰腴沉着，显示出对故乡的一腔深情。知识性和趣味性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文中不仅介绍了故乡三种野菜，更介绍了与之相关的风俗民情，所以文中表达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吃了，而是一种吃的文化，是“吃文化”背后的故乡的风俗和内在的文化含义。本文将民谣童谚、中外典故不露痕迹地点缀在短小的篇幅中，语言简洁，联想丰富，选材从平凡琐碎处着手，使本文显出周作人小品文一贯的平和冲淡的风格。
汪曾祺的《故乡的野菜》选自汪曾祺怀念故乡的散文集《故乡的食物》。本文借回忆荠菜、枸杞头、蒌蒿、马齿苋、莼菜等乡间野菜，展现了一幅幅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在今昔对比中充满了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与赞美、企盼与呼唤，反映了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挚爱与对故乡的深深想念。汪曾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平民作家，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体现了他自觉的平民意识。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在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他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汪曾祺小品文篇7
老实说，我一度讨厌英语。也许都是考试惹的祸吧。后来，因为对一些外国电影和歌曲的热爱，我渐渐喜欢上了英语。对于英语，我迫切需要重新认识。于是，顺理成章地。我在书店里见到了张海迪的《美丽的英语》。
这本书让我欣喜不已：这既不同于《疯狂英语》之类的教材，又不是专门论述学习英语种种技法的教辅书，纯粹是一个英语学习者讲述自己学习英语的甘苦和与读者探讨如何学好英语的专著。这是一本英语学习励志书，英语学习审美书。
在书中的前言里，张海迪写道：青春的岁月在每一天的努力中飘逝而去，我多么怀念那些美丽的春天和秋天，怀念那些花开花落的季节。真希望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周而复始，让我在学习的轨道上永远奔跑，那该是怎样的幸福啊!
书中，张海迪讲述了自学英语的经历和自己创造的学习方法，其中包括对英语的理解、坚持学习的毅力、对英译汉和汉译英的感悟等等。书中涵盖了丰富的英语知识，凝聚着作者始终一贯的学习和认知热情。它不但给人学习英语的动力，激发人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而且把英语学习提高到审美的层次上，达到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
《美丽的英语》是张海迪用美丽的人生创造的。她优美的文笔和睿智的才思让人忘记了她沉重的病痛，她对英语学习的刻苦精神更是让人深深感动。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张海迪从英语的第一个字母开始学习，至今她已经翻译出版了《小米勒旅行记》《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达尔文的蚯蚓》等文学和哲学著作。其中《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还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书奖。
飞廉的村庄
读过梭罗的《瓦尔登湖》、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飞廉的村庄》时，对书的作者舒飞廉很有些不以为然，觉得他写的很可能是网上流行的小品文。但是读到开篇的“晴朗的腊日是美好的。清早出门，田野里有霜，像细细的面粉一样，撒在翠绿的冬小麦上。红日挂在东边的堤树上。大路已被严寒冻住。棉鞋踏在上面，吱吱作响”那几句，我马上发现了自己的可笑。
一切都很平淡，叙述，甚至比喻。所以霜只像面粉，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一年已过去一半，就像去金神庙，已经走到梅家桥一样。”
――这是一个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村孩子的记忆。和飞廉一样，我也是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村孩子，也有自己的村庄。因此，读着飞廉的文字，有时候心里会非常亲切、非常感动：他珍惜地保存着他的感受，保持着它们的饱满、清新与细节的毫无破损。他把他的乡村看得如此珍贵，他的记忆也因此而珍贵。而我正是因了他珍贵的记忆，因了他纸上的村庄，在单调、烦琐的生活中，完成了一次次返乡的旅程。
纸上的村庄
丘 铧
汪曾祺小品文篇8
关键词：乡土气息；美学理想；创作哲学
沈从文的《边城》与汪曾祺的《受戒》都是搭建在水面上的童话世界，美得让人流连忘返。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纯粹的水的域界。这水濯尽一切污秽，冲尽一切繁芜，涤尽一切杂念。如一面轻纱，模糊了纱帐外现实的丑恶，朦胧了纱帐内童话的诗意。正因其独特的审美体味，吸引作者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一、两部作品的相通之处及形成原因。
（一）扑面而来的浓郁乡土气息是两部作品的共同显著特点。
《边城》写茶峒山城的风俗民情详尽细致。“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的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旧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1]端午节赛船，放鞭炮庆祝，捉鸭子竞赛，妙趣横生。
《受戒》对于风土人情的描绘则更可谓精致细腻。当和尚对于庵赵庄人来说与普通职业并无差别，庙里和尚们不守戒规，打牌、、吃猪肉、调戏妇女无所不为，且毫无愧色。这种相悖于伦理道德而自然放任的生活方式，总是超越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新鲜有趣。对于风俗的描写反映出当地人无拘无束，尊重人性的生存观念。
（二）讴歌健康自然的爱情，歌颂纯洁美好的心灵，表现人性美、人情美。
边城男子为心爱的女孩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直到吐血喉咙烂，方能表达爱意；翠翠父母自由相爱并为爱殉情，并没有受到老船夫的指责；翠翠的婚姻大事，他也充分尊重翠翠自己的意愿，从不横加干涉；大老二老重情轻利，不要碾坊要渡船。翠翠是爱与美的化身，故事结尾仍在痴心等待那个用歌声打动心房的人。她爱得深沉而坚忍，纯粹而执着，不计报酬地坚守着那份遥遥无期的凄楚爱情，柔弱的身躯与强大的内心相互映衬，人性之光熠熠生辉！
《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是健康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的，他们的爱情炽热而质朴，毫无造作，是人性最直接的抒发，是人情最优美的喷薄。唯有庵赵庄这样洒脱无拘的人文环境，才孕育得出明海与英子那样至情至性，清新脱俗的爱情。
（三）形成上述相似之处的原因
其一，两位作者均属京派作家。两部作品清新唯美，完全游离于***治主旋律，而以边缘化的乡土题材入文，抒写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纯至美。其二，沈汪的师生情。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沈从文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情绪氛围的营造。其三，相近的美学理想。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2]《边城》寄托着他“爱”与“美”的创作理想，表现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情之美。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3]《受戒》中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俗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
二、两部作品的差异及表现
（一）“水”的比较。
两部作品都以“水”为背景，以“水”为象征，然而水的格调，水的涵义却不尽相同。《受戒》中的水，清莹明快，灵动秀丽。明子和小英子是在船上相遇相识，又是在船上互诉衷肠，水是他们青涩爱情的聆听着，见证者，也是孕育者。这里的水，既多情又调皮，既温厚又欢快，令纯洁的爱情愈显清澈透明，水的韵律平和轻柔。水的明朗与人的爽朗相映生辉，毫无造作，一切都自然天真。水净化了一切丑恶，消解了一切凡庸，在清澈到极致时故事戛然而止，让画面永远定格在含蓄优美的芦花荡。
《边城》中的水不仅是背景，更是人物命运的主宰者，决定着人物的悲欢离合。如果把《受戒》中的水比作人的肌肤，那么《边城》中的水就是人的血脉。这水是摇曳多姿，幻化无穷，有喜有悲。对于庵赵庄的居民来说，水就是“水”，而对于茶峒的百姓来说，水成了气息，有了生命，脱离水的人生一定是干涸的、空洞的。对于明子和小英子来说，水为爱情增添了亮色，而对于傩送、天保和翠翠来说水已经融入爱情本身，成为爱情的一部分。这里的水也纯、也美，但她多了几分妩媚，几分含蓄，几分缠绵，美得忧伤。翠翠从出生起，就在水上陪祖父摆渡，因端阳赛龙舟与傩送相识，与天保相识又是第二年的端午。爱情的悲剧始于大老下河遇难，终于翠翠独守渡船，忠贞不渝，等待着那个用歌声浮起灵魂的年轻人。
（二）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差异。
翠翠和小英子都单纯、质朴、善良。翠翠的性格中多了羞赧、忧愁，小英子则更坦率直爽。性格的形成与两个女孩不同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翠翠的童年是寂寞、单调且有所缺失的。她缺少父母的关爱，缺少同龄小伙伴的聆听与安慰，交流的对象只有年事已高的祖父。关于翠翠的悲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她不可抗拒地重复着母亲的悲剧，有人说这似乎也被象征为茶峒人世世代代的命运轮回，“这种悲剧也不仅仅是茶峒人的民族悲剧，而是人类原始、蒙昧的悲剧”。 [4]笔者认为，脆脆的悲剧既不同于母亲的悲剧，也不同于原始民族的蒙昧悲剧。翠翠的悲剧就是爱情的悲剧。天保需要的是料理家务的贤内助，带有功利色彩。而傩送与翠翠也只是两年前的赛龙舟见过一面，生发的也只是很朦胧的爱情，此后很少见面，也就是说感情基础并不牢固。因此傩送在兄弟情与爱情之间选择了兄弟之情，在他的价值观念中，兄弟之情超过了弱不禁风的爱情，所以他选择离开。
而小英子家庭健全，家境殷实，她的童年健康单纯，因此她的性格也是直爽泼辣，她对明子的喜欢溢于言表。她在人前夸奖明子画的花鸟逼真，引得十里八村的姑娘们都来找明子画样子。最动人的场景莫过于她大胆又羞怯地向明子表白，比如最后那句“‘快划！’，便飞也似地将船划进了芦苇荡。”但这种羞怯远不及翠翠的含蓄、深沉。这种羞怯是健康自然的，而翠翠的羞怯则增添了太多的思绪与忧愁。
（三）造成以上异同点的原因。
其一、人生经历不同。
不同的成长环境导致不同的性格特点，乃至不同的创作个性、文学风格。
沈从文在凤凰城外清澈的水边长大。他与小伙伴游水嬉戏，也常常在河滩上看见被处决犯人的尸体，美与丑的呈现，对沈从文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凤凰上私塾的几年中，沈从文经常逃学去捉蝈蝈，观察别人磨针、做伞、剃头、打豆腐、染布、屠牛、织簟子和打铁，甚至辛亥***。 [2]沈从文熟知湘西的风土民情，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汪曾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其父汪淡如，是一个“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养过鸟”的多才多艺之人。汪曾祺多受其父亲温厚善良的性格影响，童心不泯。相较于汪曾祺的恬淡闲适，沈从文则有些沉郁。沈从文坚持自己就是个“不想迷宫扭摆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连结时的美恶，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情感，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情感。”
其二、创作理想不同
沈从文移居到北京、上海后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这种隔膜他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他崇尚的自然人性，主要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中又常常伴随着原始民族的蒙昧的悲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沈从文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理性思考。
汪曾祺生长于江苏高邮，后来定居于北京。他的作品中，常常写江南美景和京城的大杂院小胡同。他追求淡泊清新，不为外界的喧嚣所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他的作品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汪曾祺的写作题材往往是凡人小事，这些小品文适应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他的作品也流露出道家悠然任化的意趣，他对人生的理解和叙述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曾祺小说中的审美情致，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对民族传统美德的赞美。他说“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5]其次，哀叹人性中丑恶的部分。第三，揭露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点。汪曾祺说“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三、结语
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如清柔的风，穿过喧嚣忙碌的都市，抚摸我们***的精神，诊疗我们受伤的心灵。透过作者手中的望远镜，我们极目远眺，领略闻所未闻的纯净乡土，观察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体味本真自然的原始爱情，唤起内心深处的美的诉求。他们赞美人性的善和真，清新脱俗。但沈从文让我们感受到哀怨的凄美，而汪曾祺让我们体验到和淡的优美，这两种美都生发于道德约束与人性本能之间的对抗与平衡之中，让人在身心的完全陶醉、彻底净化之后，产生凝重的思考――对人生、对社会、对民族、对历史、对空间，对自我生存方式的重新发现与评价定位。无论边城，还是赵庄；无论悲伤，还是喜悦；无论幽婉动人，还是明丽健康；无论民族的痛楚，还是文化的寻根；让我们保有心态的淡薄，保持情感的真诚，保留思想的冷静，保护灵魂的――充满水的感觉的、清澈如洗的一隅――作为人对美的坚持。（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边城》[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2] 沈从文.《无法驯服的斑马》[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3] 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M].漓江出版]社2004
[4]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N].漓江出版社，2004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汪曾祺小品文范文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