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章学诚(1738―1801)中国清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章学诚生于浙东，立志治史，其思想自然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并将黄宗羲倡导的“经世致用”奉为自己治学的原则①。章学诚有关档案文献编撰思想的论述，大部分体现在他的著述《文史通义》中。他在总结承继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档案史料的作用、范围、方法与原则等提出许多创新的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经皆史”，扩大了档案史料的范围
“六经皆史”的“史”究竟指什么?《说文》解释为“记事者也”，即持册记事之象。 “史”即古代从事记录并保存档案文献的官员，世称“史官”、“令史”或“太史”，由史官记录保存的文字材料称为史料。那么“六经皆史”之“史”当然指的是档案史料。章学诚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六经》皆先王之***典”②，“《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③。在他看来古代未尝有著述之事，更不曾有“专称载道之书”，有的只是“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又说：“夫子述而不作”，“夫子未尝著述”④，《六经》只不过是他删订而已，故《六经》是攀故，是记注，而不是著述。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因此古人不曾有立说之事，亦不曾有私人著述，流传于世的典籍乃是古代史官所记，即官府案牍经过整理、汇编而成，编篆者未尝加一言，只是有减无增。章学诚“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⑤。这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国家出现之后文字只作为实施***令、传达意***的工具，亦无著书立说之事。著书立说乃是在春秋战国诸学四起百家争鸣时才出现的。此外，档案史料，古称之为“案牍”。掌管文书档案的人，古称之为“令史”。自隋唐以来，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向来不为士流所重。“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⑥隋唐以后，掌管文书档案的令史更是位卑秩下，不入官品。章学诚将档案史料与古代最为尊崇的六经相提并论，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档案史料和档案工作的地位。
章学诚提出了一些有效管理档案的保管方法
章学诚认为档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对档案的合理保管。“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⑦“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于湿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⑧为了防止档案被篡改、散失，他提出了一些有效管理档案的保管方法。
其一是建立副本制度。“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大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大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子掌故禹，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借征于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与后世欤。⑨”他总结了前代经验，主张建立副本制度，这对档案的保存和流传有重要作用。
其二是编纂档案汇编。编纂档案汇编对于文献典籍的保存和传播具有深远意义，只有对档案史料进行科学研究，加工制作，才能“化臭腐而出神奇”。 “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音矣。”肯定了孔子汇编档案对后世学者的意义。章学诚提出查找和收集史料应“多方购备，广泛网罗”⑩。他提出了编纂原则：“比次之书欲其愚，为职官故事、案赎***胜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11]。这里他特别强调“比次之书欲其愚”，搜集整理资料要尽可能保存它们的本来面目，汇编要忠于原文，不要随心所欲，妄加篡改，只有这样才能给撰述提供备稽检、采择可靠依据。
其三是设立志科。“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犊。”[12]他认为，在平时就要注意对档案材料的收集和积累，要有专人保管、收集。鉴于档案史料在处理国***、撰修史志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章学诚向清***府提出了“州县立志科”的设想。志科的基本任务是搜集、保存地方文献，为修史、修志储备史料。这是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故章氏强调，“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要选拔典吏中明于文法之人以充其任，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时四乡再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使搜集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志科。章学诚规定了志科平时搜集的史料，有以下几个方面：“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状志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辞，必摹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13]为了保证史料收集及时，在志科之外，四乡还要求设置采访一人，聘请“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平日负责收集遗文逸事、民间文献，及时上呈志科。在管理上要求“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在其保护上要求“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犊焉，……无故不得私启也”[14]。他的这些独创性的建议，可惜的是并没有被清***府所采纳。
章氏理论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章氏理论中，在史学著作与史料编纂上，有许多独特的思想。
1．史学著作和史料编纂区分。“史家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著作之史，章氏又称为“撰述”、“著述”；史料编纂，章氏又称之为“记注”、“比类”、“比次”。他举例说：“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15]章氏认为，著作之书与纂辑之书，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是不同的。“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至于两者的关系，章氏亦有所论及，“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依据。
2．“比次之法”。对于档案史料的撰辑工作，章学诚称之“比次之业”，而对于档案史料编撰的成品，则称为
“比次之书”。“比次之书欲其愚”，即编纂要保持史料的原貌，不得随意增删改动或加工润色。要“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16]
3．关于档案史料编撰的具体方法与要求。章学诚在《答客问下》中，比较集中、系统地论述了档案史料编撰的具体方法与要求：(1)“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一矣。”[17]说明人对于编撰工作的重要性。章学诚特别强调：“为比次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比次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即指档案史料编撰工作者应该了解著述的意***，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才能使编撰的材料符合研究者的需要。(2)“所征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二矣。”[18]指出了编撰工作不能篡改原文。章学诚关于编撰工作忠于原文的思想，也是现在从事档案工作者一贯坚持的原则。(3)“比次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已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三矣。”[19]这里涉及了汇编内的档案史料编写注释与备考的问题。(4)“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抉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四矣。”[20]在一事有不同的说法或不同记载的情况下，编者选材应兼收并录，客观地提供给读者去研究、查考，作出抉择。(5)“***绘之学，不入裁，金石之文，但征目录，后人考核，征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巨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六矣。”[21]这两点涉及到汇编档案史料选录的史料的价值。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汇编、丛编，仍然采取此法，如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6)“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于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七矣。”[22]章学诚主张编撰工作要全面广泛地收集史料。在收集与选材的关系上，他强调博收与约取。“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23]
注释：
①《清史稿》卷四八五《章学诚传》
②④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诗教》上
③⑤《校雠通义》卷一《原道》
⑥⑦⑧⑨[12][13][14]《文史通义・州县请立志科议》
⑩[17][18][19][20][21][22]《文史通义・答客问下》
[11]⑩《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15]《文史通义・报黄大俞先生》
[23]《文史通义・博约中》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郑州45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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