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碑刻发展脉络，从书法艺术、补史证史、保存文献等诸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碑刻在当今时代的主要功用。
关键词：碑碣；书法艺术；补史证史；保存文献
碑又称碑碣，原来是立在宫庙前观日影的竖石，通过日影的位置而知阴阳的方向。还有一种立在庙门内的供祭祀者入庙拴牲畜用的石头也称碑，这种碑石都是不刻字的，后来，碑石上出现了刻文，成了庙内记事的一种形式了。如寺庙的内容，修庙的经过，以及创建以后的兴衰史，有的还刻有为建寺庙出钱出力的人名等等。这种办法自汉代就已流行，所以后来就把寺门供记事的石块称为碑，凡较大规模或历史悠久的寺庙几乎都有此类碑碣，少则几块，多则数块，这种碑在寺庙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种建筑小品了。另外在宫殿建筑和陵墓等处也多设立此类碑石，如立于墓穴旁，则用作引绳下棺。《札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注云：“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於间为辘轳，下棺以绰绕。天子六绰四碑。前后各重辘轳也。斫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谓之桓。诸侯四绰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绰二碑，士二绰无碑。”这说明古代棺木下葬人墓穴时，墓坑上部四隅或两侧植原木以缠绕绳索，使棺木缓缓而下，此原木称之为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南郊清理秦公大墓时，发现了这种用来下葬棺椁的原木，年代约当春秋晚期，这证明了文献记载不妄。 用于引绳下棺的碑早期实为木质，至后再以石碑代替。
石碑从产生以来，至当今时代，在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书法艺术
自从石碑具有了记事记人的功用后，它不再限于寺庙内寺门记载修庙经过的碑记，而成为广泛范围记事的一种形式了。它更留下了历代书法家的真迹。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中，观摩、临摹，研究前代名家之笔成了重要的内容。前代书法的保留唯石刻能够保存得最长久，所以石碑上的刻文无形中成了历代书法大家真迹的集中场所。篆、隶、真、草无论从章法，结构，乃至点划，都充分显示出各名家独特的艺术风采。历代名家李斯、李阳冰、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智永、李隆基、以及米芾、蔡京、赵佶、苏轼、董其昌、林则徐等人的墨迹在西安和岱庙的碑林中都能寻找得到。再次，石碑还记录了历代的石雕艺术。碑额、碑身、碑座都有石雕做装饰，它们有高雕、浅雕等各种手法，有龙、狮等动物和植物花卉的多种装饰内容，成为研究雕刻艺术发展的绝好资料。所以可以说，石碑是一部石头的史书，它浑身上下都是宝，且具有历史和艺术的多重价值。
我国石刻文字肇始于商、周，起初阶段略如摩崖岩画，只是在崖面上刻字而已。形成碑刻体例、刻石记事者，至迟秦、汉时期已臻成熟。
秦始皇二十八年（-219年），始皇东巡所到之处多立石刻碑，以宣扬他的统一业绩。李斯为之书《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刻石为标准体，孙过庭《书谱》说“篆尚婉而通”。李斯被人们视为“小篆极则”。王澍评其书法“笔法敦古，于简易中正有浑朴之气，不许人以轻心掉之。”清杨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故颇为世重。
群臣上寿刻石，制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158年），亦称“赵王摩崖刻石”，是现存发现汉篆中最早者。群臣上寿刻石为汉赵王遂的属下为他献寿的刻石，篆书，释文为“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用笔圆而转折方，与秦汉古隶相融洽，书法古拙自然，仪态朴茂雄深。由此可窥篆隶间嬗变的端倪。清陆增祥语“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二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
四川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块武侯祠堂碑，称为武候祠三绝碑。记载了诸葛亮的一生功德，由唐宰相斐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著名工匠鲁建刻字，明代四川巡抚按华荣于碑上题跋曰：“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斐、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字不朽也”。这是赞美诸葛亮本身的功绩和斐度的文章与柳公绰的书法，并称“三绝”。
2 补史证史
南北朝以来，记事碑刻大量增多，记事范围颇广，涉及到历史事件（唐太宗幸太原、明李自成起义、清康熙和乾隆幸五台山等）、历史人物（尧、舜、禹、孔子、关羽、元好问、杨继业等）、城池兴衰、寺庙建置、桥梁营造、关隘葺补，以及地震、灾荒、水文等。有些是历史文献中遗漏的内容，通过石刻碑记得到补充。碑刻记事，多是当时当地撰写而就，详实确切，无中途变化和辗转传抄之误，较文献记述更为可靠。正由于如此，碑刻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
毌丘俭记功碑为曹魏安邑侯平定高句丽反叛纪功碑，毌丘俭，魏明帝时官至尚书郎，后任荆州刺史、幽州刺史，因平定公孙渊反叛有功，封安邑侯。正始五年（244年）率***伐高句丽，大胜而归，为夸其战功而刻。发现时只残余全碑之左上角，汉字阴刻，其字体为隶书，遒劲古朴凿刻工拙。毌丘俭纪功碑的发现，证明《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正始五年毌丘俭讨高句丽是确有其事的，而与同书毌丘俭传记载的“六年，复征之”实为同一事件的继续，应依碑文改正为正始五年出兵，六年班师。它书转抄之误亦因此得以明了。
无字碑，碑额刻八条螭首尾相交，碑侧线雕大云龙纹。初立时，未刻一字。自宋金以后，始有人题字。最著名的是，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用女真文字刻的，旁有汉文翻译的“金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女真文字已绝迹，这些字是研究女真文字和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南诏德化碑，据《大理行记》载：碑建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碑文中叙事正是截至赞普钟十四年（765年）为止，可见是可信的。此碑是研究南诏史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以下三点尤为重要：一，碑阴题名所见职衔，如“清平官”、“大***将”、“客曹长”等均与《蛮书》卷九所述南诏官制相合；“法曹长”、“大总管”虽不见于《蛮书》，但见于《新唐书·职官志》。二，此碑所反映出南诏初年的一些社会情况，如梯田的开凿和水利的兴修、 城镇的修筑和温泉的利用、养马业和丝织业的发展以及金银矿的开采。这些都足以显示在阁罗凤时期，云南的农业、手工业确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三，碑文所提供的情况，对于研究南诏社会制度、地理区划与吐番及其他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交通，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作为历史文化之一的古代建筑，与古代碑刻有着不解之缘。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它们互为依托、互为作用，以求得演进、变化和发展。古代碑刻的保存以寺庙为多，其中有不少碑刻载述史料，与寺庙的创始和兴衰息息相关。
芮城永乐宫，蒙古中统三年（1262年）镌刻的《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记载了永乐宫兴建缘由，即吕洞宾发迹由祠而观、由观而宫的历程，以及宫宇规模与宫内主体建筑——三清、纯阳、重阳三座大殿的建造年代。堪称永乐宫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佐证。
太原晋祠，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镌造的《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记述晋祠地理形胜、祠宇由来、殿堂位置、建筑形制、斗拱结构、造型艺术、殿宇建年。纠正了晋祠圣母殿宋天启年间（1023—1032年）所建的误传。堪称圣母殿历史价值的明证。
据现存实物验证，许多载述与建筑造型、结构完全一致。这不仅对考证建筑年代提供了明证，亦为认识建筑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提供了依据。
3 保存文献
中国古代把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刻于石碑上，称为石经。
《熹平石经》是中国古代最早刊刻与碑石上的官定儒家经书，初刻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于光和六年（183年）完成。共有46块碑，200911字，《鲁诗》、《尚书》、《周易》、《礼仪》、《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经文从右向左直行书写，书体秀美，为汉隶精品。熹平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各家异同于后，这对于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始石经》是中国三国曹魏时期刊刻的碑石经书，初刻于正始二年（241年），用篆文、古文、隶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因此又称为《三体石经》，碑文仅有《尚书》，《春秋》两种。
从汉《熹平石经》到魏《正始石经》，是石经书法的一大进展。但是很可惜，这两部石经均已毁佚。
《开成石经》全称《石刻十二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由艾居晦、陈玠等人用楷书分写，开成二年（837）完成，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经书，计650252字，用石114方，两面刻文。《开成石经》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经书，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
4 结束语
古代石刻在当今社会之功用，在多数碑刻上兼而有之，不一而足。
好太王碑，建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 年），为方严厚重的隶书 ， 也保留部分篆书和楷书，是我国书法由隶入楷的重要例证之一。内容记述了高句丽起源及建国的神话传说，好太王碑内容涉及高丽、百济、新罗、倭、朝鲜的关系，日本自身形态以及东北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是研究汉魏之际高句丽***权形成和发展的仅存资料。
白鹤梁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涪陵城北的长江中，石梁题刻上刻有自唐广德元年（763年）至当代的水文题记108段，计三万字；石鱼***14尾，其中作水文标志者3尾。题刻、***像断续记录了1200余年间72个年份的历史枯水位情况，对研究长江中上游枯水规律、航运以及生产等，均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白鹤梁上有黄庭坚、朱熹、庞公孙、朱昂、王士祯等历代骚人墨客众多的诗文题刻，篆、隶、行、草皆备，颜、柳、黄、苏并呈，故有“水下石铭”之美称，也有“世界水下碑林”美誉。
山东聊城古运河畔的山陕会馆内有碑刻19通，均立于道光之前，不仅是研究清代经济、运河文化实物资料，在古建研究等方面也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馆中碑刻按内容分两类，一是记事碑类，如修建修补碑、重修碑、置买园地阔步数目四至及买价画字税契书列碑；二是列支碑类，如捐资碑。进出银两碑更是详细记录了每分银子用在哪里，买木料、砖瓦脊兽、石头、煤炭、颜料油漆、麻绳、家俱、绸缎纱布、铁箍铁器、伙食劈柴麦秸，匠人工钱、来往骡脚盘费、辞行伙食等等，对研究建筑工艺的用工用料也是极好的参考资料。
此外，在不少碑刻中还载有国库金银、官吏施资、民间布施等资金来源，载有功德主、维那、都维那、督工、住持僧和泥、木、瓦、石、彩画诸作匠师姓名。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从来不载述的内容。它们为研究古建筑的建年或葺补、鉴定其时代特征，认识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结构手法，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匠师分布，营造方法和建筑科学技术成就提供了铭文，奠定了基础。
营造建筑，刻碑记事，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它是历史的记载，又是历史的见证，在当今时代对研究历史文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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