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细雨,让南阳毫无征兆地一下子从夏天直接过渡到了秋天。昨天还像火炉似的南阳顿时凉爽起来,也洗却了多日来悬浮在人们心头的烦躁和不安。
这段时间,因为报社改版,我整日疲惫不堪。
昨晚终于睡了个好觉。莫名其妙的,睁开眼的瞬间,突然间就想起了安同章――一个长我20岁的忘年交朋友。
我与同章兄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不时在《南阳日报》上看到他的文章,有时是小诗,有时是散文,也偶有杂文。记得最深的是他写的《妈至晚年思妈声》,大意是母亲到了晚年,儿子却疏远了母爱,听不到了喊妈妈的甜蜜声音。那篇文章不长,却深刻揭示了人性之蜕变,让尚在读书的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认识他实属偶然。那次,原南阳县文联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因为那时我已在全国不少报刊发表了一些作品,周同宾老师便让我参加座谈。也就是那次座谈会,我认识了安同章,知道他是一个农民,家在红泥湾乡,后到《南阳日报》广告部打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有了短信联系,每年也总能在文艺座谈会、笔会之类的场合见上一两次。
联系真正多起来是我到南阳上班之后。1990年,我到《南阳晚报》打工,因为在同一个城市,又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我们一帮文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白河岸边,街头小餐馆,抑或某个文友的家中,就着简单的菜肴,把酒欢饮,谈诗论文。那时虽然各自的生活都很拮据,但每个人总会从不多的生活费中抠出十元八元,轮流坐庄,简单中盈满真情。
同章兄是农民,但那时的他与我们不一样,我们大多只是文学爱好者,而他则有个“农民作家”的头衔。因为他是我们这帮文友中年龄最大的,因为他的热情,无形中,他成了我们这个小群体的“老大”,统帅着这支不在编的队伍。大家无论谁在写作中、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都会虚心向他求教,而他总是不厌其烦,能帮就帮。
同章兄虽然那时已在南阳生活多年,但喧哗的城市没有改变他的农民本色,他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农民的淳朴与率真。哪位文友揭不开锅了,若张嘴向他借钱,他即便没有,借钱也会帮你救急。
同章兄又与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他思想开放,敢想敢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多人还没有经济头脑时,他已两条腿走路了,一边搞创作,一边抓创收。那时,南阳的市场经济已逐渐繁荣,各种私有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在南阳的大街小巷。急于成名的老板们迫不及待地想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这给写文字的我们提供了创收的空间。当时,南阳除了《南阳日报》、《南阳晚报》、《声屏周报》三家影响较大的报纸外,各部门也纷纷办起了报纸,如原地区总工会办的《南阳工人报》、南阳日报社办的《南阳新闻报》、科委办的《南阳科技报》、司法局办的《南阳法制报》、行署经协办办的《中部开发报》等。一些精明的文人或新闻人,也不失时机地挂靠某些部门,办起了《南阳开发报》、《南阳画报》、《南阳商报》等。同章兄便是其中之一,他辞掉了《南阳日报》的工作,拉拢了几个还算懂行的文友们,在仲景路的某个旅社,办了份《南阳企业报》。
在没有互联网的那个年代,虽然小城南阳报纸众多,但各家报社的经营还算不错。我和很多媒体人一样,像明星走穴似地穿梭于各家大小报纸之间挣提成。那时,新闻主管部门对媒体的管理还不规范,写软稿收费不像现在这样被严厉禁止,各家报社创收的主要形式就是写篇稿子要点钱。我依稀记得,随便在街上找个公司,写篇稿子,就能收几千元钱,自己能挣30%左右的提成。这样算来,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挣几千元不在话下,而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350元左右。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仅仅过了几年,国家就对新闻媒体出台了严格的管理措施,禁止有偿新闻,不是国内统一刊号的,不准公开发行,不准做广告。由于***策上的种种限制,仿佛一夜之间,南阳的很多报纸,都销声匿迹。
同章兄是个不甘现状的人。他看到《声屏周报》在社会的影响很大,就考虑在别的城市创办广播电视报。经过调查,他把目标选在了开封,那里还有一个他的战友在某部门任职。有年春节,他拉上我,大年初二就去了开封协商此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开封办电视报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精明与思维的超前。
回来后,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他又开始筹备在南阳汽车站创办电脑大屏幕,为企业宣传。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新兴行业。别说南阳,就是省会郑州,也没有几个。就在大家还在为这事议论纷纷时,他已筹款几十万,在南阳汽车站动起工来。
同章兄真正的起家在电脑大屏幕,摔跟头也摔在了大屏幕上。可以说,一段时间,大屏幕曾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润,但有钱了的同章兄和那时的很多老板一样,没有抵挡住美色的诱惑,迷失在一位年轻女子的裙子之下。再后,由于管理不善,没过几年,寄托着他希望与梦想的大屏幕便倒闭了。
债主催债,朋友远离,妻离子散。落魄的同章兄只有远走他乡。他去了哪里?如今人在何乡?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同章兄肯定也会和我一样,在某个时候,不经意间想起彼此,想起曾经的往事。
生活成就了同章兄,生活也毁了同章兄。但无论怎样,他永远都是一个让我无法释怀的好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