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大量考古材料，证明在巴蜀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历史遗存上的“唐代断痕”，主要体现在唐代墓葬数量、文物数量前不及两汉，后不及两宋。然后探索深藏于巴蜀历史的“唐代断痕”人文和自然原因，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唐代巴蜀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文化地位前不如汉代，后不及宋代，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发展进程断层，这是造成历史遗存更少的基础原因；就唐代墓葬极少具体问题来看，僚人的悬棺、洞葬葬式是大量侵夺唐代砖石墓、土坑墓的重要原因，而唐代以前大量崖墓在唐代的继续使用、唐代崖墓因文物被盗的年代无考，也促使了巴蜀少唐代墓葬的事实，而进一步强化了历史遗存上的断层。氐人据蜀和僚人入蜀而来的低生产力势力进入和南北朝以来巴蜀战乱不已，是造成唐代巴蜀社会地位相对低下而形成发展进程断层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认为低生产力势力的进入和战乱不已带来的负能量远远超过***割据的影响。
关键词 唐代断痕 墓葬 负能量 战乱荒 蜀人好乱
〔中***分类号〕K24；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90-10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往往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惯性思维，在讨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时，往往将后一朝代描述为比前一朝在社会经济上都有一种感性的发展，往往使用“长足的发展”“很大的发展”“较大的进步”等不痛不痒的话语，这种话语并不是建立在前后朝代相同空间的计量数据比较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相对人口人均统计数量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传统中国古代文人心中相承下来的改朝换代定式之上，结论自然是：朝代前期都是皇帝开明，经济一片繁荣，皇朝晚期都是皇帝昏庸，经济一片凋弊，然后农民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又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王朝出现，又是一片繁荣，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以此循环发展，一般后朝总是比前朝有不同的发展进步。遗憾的是从秦汉到清末以来的2000多年的时间内，在这种不断循环发展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力从本质上看并无大的进步。历史上史学家们少有对朝代内的所有经济数据前后比较，特别是地均、人均基础上的数据比较，更少有谈及不同朝代间的数据，特别是建立在人均基础上的数据比较。如果说史料和技术原因使我们难以复原过去数量经济，这还可以理解，但学术界有人即使面对后代是大战乱、大动荡的时代，也要想方设法找出比前代如何发展的亮点，以圆传统的“循环发展论”。为此，有人甚至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战乱还推动了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在研究区域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许多问题，如我们发现的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出现断痕的社会原因。
一、历史遗存语境中“唐代断痕”问题的提出
研究巴蜀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唐代在四川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有前不如两汉，后不如两宋的现象。在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中，四川、重庆许多区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都感叹为何本地汉代和宋代遗址、文物都较多，唯唐代稀少。
以上统计结果很使人吃惊，汉代文物644件，唐代才4件，宋代为222件，唐代前远不及汉代，后又远不及宋代。为了证明以上统计的有效性，我们再分别参考《中国文物地***集》四川和重庆卷来印证以上的结论。
从总计来看，四川地区汉唐宋三代文物的数量好象并没有唐代断痕的迹象，如果我们只统计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三项，不统计石窟寺与石刻而得出的比例是汉代31处、唐代16处、宋代28处，仍然显现这种断痕的特征。从地***集中我们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唐代的石窟与石刻主要集中分布于川北、成都到雅安一线，四川盆地其他地区总体上唐代断痕仍然明显。再以《四川文物志》的收录统计来看，古墓葬遗址中秦汉的墓葬为48处，隋唐仅14处，宋元21处，四川文物管理局：《四川文物志》上卷，巴蜀书社，2005年，第5～8页。也呈现这种状况。为了印证这种趋势，我们又随机查阅巴蜀地区几个新编县志中的文物统计，发现这种情况也是明显存在的。
如《泸州市志》文物部分记录本地汉代文物10件，唐代0件，宋代6件。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泸州市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147～1160页。《通江县志》记载汉代6件，唐代8件，宋代11件。通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6～825页。《达县市志》记载汉代文物，无唐宋文物。达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达县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8页。《雅安市志》记载汉代文物3件，宋代文物3件，无唐代文物。雅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8页。《内江市志》记载汉代2件，唐代2项，宋代4项，且唐代多为名胜的记载年代，非现存名胜实际年代。内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内江市志》，巴蜀书社，1987年，第623～627页。《青神县志》记载有汉墓群，宋墓和明墓群，但无唐墓。青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神县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8页。《荣县志》记载有东汉崖墓多座，宋代石室墓5处，但无唐墓。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荣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6页。《威远县志》记载汉墓群、宋墓群和明清墓，无唐墓。威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威远县志》，巴蜀书社，1994年，第725～726页。《南充市志》记载汉代文物5件，唐代1件，宋代19件。南充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充市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25页。《宜宾县志》记载岩墓1063座，汉代848座，宋元明时期215座。宜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539页。《大竹县志》记载有汉墓群，少量宋明墓，但无唐墓。大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竹县志》，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608页。
如果我们以《中国文物地***集》重庆卷来看，这种特征就更明显了。
从重庆地区来看，唐代文物稀少相当明显，显现了唐代文物分布在巴蜀地区的时间断痕明显，也同时显现了唐代文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我们仔细研究了《中国文物地***集》的四川卷和重庆卷，发现了唐代文物分布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即唐代文物主要分布于川北大巴山南沿和从广元旦沿金牛道经绵阳、德阳、成都、雅安一线两个区域内，而且主要以石窟石刻为主。而四川盆地南部和东部地区唐代文物最为稀少，也就是说川南宜宾、泸州、自贡和今重c地区唐代文物最为罕见。从文物性质来看，已经发现的巴蜀唐代文物多为摩崖石刻造像，而汉代多为墓葬，宋代的文物则样式多样，但整体上汉宋数量远远超过唐代数量是一个普遍现象。
二、深藏于巴蜀历史的“唐代断痕”人文和自然原因
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是决定其历史遗存多少的基础，故我们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越高，文化遗址应该越多，文物遗留也相应越丰富。不过，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古代不同朝代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结论的科学信度并不高。同时，不同文物之间遗留下来的范式可能并不完全一样，而在不同的地区由于环境、地缘等因素的影响，文物遗留的轨迹和机理也往往相差较大。另外，不同时期还可能受个别极端事件的影响，使历史发展轨迹发生剧变，也可能形成发展进程上的断层。显然我们提出的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需要深入研究其背后各方面的真实原因。
1.整体发展进程断层是造成历史遗存上的“唐代断痕”的基础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习惯将汉唐、唐宋并提，自然认为这三个朝代都是值得称道的朝代，不过，汉、唐、宋三代在以前中国人的意识里，汉唐往往是中国历史上大气辉煌的时代，汉唐盛世流传至今，而宋代不过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最多讨论到宋代的科学技术比汉唐有较大进步。一般通史中对于三代的重要地位比较，往往局限于比前代有“很大发展”“长足进步”“发展迅速”等话语之中。可是，我们知道，前后朝代的地位比较必须建立在同一时代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横向比较之上，而不应该是简单的前后直接纵向比较。即使要纵向比较也应该是基于计量的比较，特别是在同样区域大小、同样人口数量基础上的比较。以前学术界曾专门进行过唐代与宋代的综合国力比较研究，其主观想法可佳可取，但简单前后代数量的比较，由于区域大小差异、人口数量多少的差异，其比较的科学信度还待提高。
所以，我们在研究巴蜀地区汉代、唐代、宋代的历史地位时，应该从两个维度上去分析，一个是前后朝代纵向的数量史学意义上的分析，一个是同时代横向与其他地区地位意义上的分析。
纵向计量维度在传统时代最重要的是人口与耕地。传统时代人口是反映经济水平的基本指标，人口多少往往是一个地区经济总量的重要标准。巴蜀地区从秦汉纳入中央一统的郡县制后发展较快。从人口来看，汉代四川人口数在469万左右，占全国的5.9%，唐代人口在450～491万左右，人口与汉代相比并没有大的l展，但宋代四川人口在525～1960万之间波动，⑦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6、87、109、113，120页。总的来看，唐代四川人口与汉代相比增长并不明显，但宋代比汉唐人口增长比例较大。研究发现，西汉四川耕地为25万顷，东汉为37万顷，唐代为38万顷，宋代90万顷，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31、57、75页。也显现耕地数汉唐间增长并不明显，而宋代增长明显。我们还发现，唐代四川地区的42个州府中，属于上等的州府有11个，占1/4左右，但宋代46个州府中上等州府有24个，占1/2强。蓝勇：《唐宋西南城镇分布的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期。可以说，就客观存在的历史增量来看，从汉到唐的历史增量在四川地区并不明显，而从唐代到宋代，四川经济的历史增量相当明显。这是我们从数量意义上去分析巴蜀地区汉、唐、宋三朝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指标依据。
进行区域历史经济总量比较时更应该从同时代横向综合实力的角度去分析，故我们需要从不同时期巴蜀地区经济文化要素在全国的地位入手。从人口方面来看。赵文林曾将汉唐宋三代人口按今天省区作了比较统计，可知西汉四川人口在329万，占全国的5.8%，东汉为504万，占全国的9.97%，⑤⑥⑧赵文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76，226、228，310，50、76、228、709～710页。唐代四川人口在245～628万之间，492万为常数，占全国10%左右，⑤但宋代四川人口在489～915万之间，占全国的9.36%，考虑到南宋后期四川战乱人口大量外迁的特殊因素，以正常的北宋和南宋早期为例，宋代四川人口以赵文林统计的最高值应占全国的13.88%，⑥以李世平统计的19.4%就会更高。⑦如果我们以人口绝对数来看，西汉四川人口数居全国第二位，东汉人口数居第四位，而到唐代天宝年间居第三位，元佑年间居四位，但宋代太平兴国时期为第一位，元丰年间为第一位，崇宁年间为第二位，只是到了南宋嘉定年间滑到第五位。⑧同样，吴松弟在《中国人口史》中也谈到太平兴国时期四川的户数居第一位，崇宁年间居第二位。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6～537页。显然不论从人口比例、人口绝对数量来看，除去南宋后期由于蒙古***队的影响而人口东迁，汉代巴蜀地区和宋代巴蜀地位的地位都要比唐代相对更高一些。
有相对理性的数据资料作为支撑后，我们还需要从历史文献中的感性材料中去分析这三个朝代的历史地位。在众多描述性的记载中，我们需要分成“全国性话语”和“地方性话语”两种描述性话语，前者主要是指全国性文献中对众多地区的比较性描述，作者往往是从全国视野来综合分析问题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一般来说少有在乡土情感上对本土的溢美之辞。而后者如《三辅黄***》《华阳国志》《吴越春秋》等，往往是乡土人记乡土事，难免对乡土有一种溢美之辞，同时缺乏全面视野，往往欠缺总体把握，故科学性相对较弱。
司马迁《史记》 曾将当时中国分成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四个经济区，汉达的农业经济区应该是关中平原、河南山东平原、成都平原三个地区。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史马迁对关中、齐鲁、成都平原地区的社会经济评价最高，如评价关中平原“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好稼穑，殖五谷……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称巴蜀地区“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称山东地区的今山东、河南的齐“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称邹、鲁地区“颇有桑麻之业”，称梁宋、南阳一带的睢阳和宛为“一都会”。《汉书・地理志》中对这三个地区仍然评价较高。如称关中地区“号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称巴蜀地区“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k僮，西近邛、g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文章冠天下”，称河东地区“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称齐地“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可以说在汉代的全国性话语中，巴蜀地区的成都平原一直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文化上来看也可以看出巴蜀的这种地位，早在1997年笔者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中就有所感悟，如《华阳国志》记载“汉征八士，蜀出其四”，汉代五大辞赋家，巴蜀就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三人。可以说，汉代巴蜀地区经济与文化交相呼应，均领。
我们到《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元和郡县志》等文献中去寻找唐代巴蜀地位在全国性话语中的影子，遗憾的是与《隋书・地理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不一样，主要倾心于记载社会风尚，对资源与经济少有涉及，在有关经济资源的行文中往往是指北方的太原、东方的京口和南方的南海，却没有西方的巴蜀成都了。不过，我们在唐代地方性话语中发现大量有关巴蜀繁富的例子，如常来说明唐代巴蜀地位的“扬一益二”。一般我们认为“扬一益二”之说最早源于《元和郡县***志》，但今本《元和郡县***志》正好缺淮南道此卷，只是在南宋《舆地纪胜》卷37《扬州》处引有《元和郡县志》佚文称：“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后来宋代《资治通鉴》卷259唐记75中称：“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宋代《通鉴纪事本未》《广陵志》《野客丛书》《容斋随笔》《古今事文类聚》等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据《全唐诗》卷877记载《盐铁谚》称：“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莞利权，商贾如织，天下之盛，P为首而蜀次之，故谚曰扬一益二。”《全唐诗》卷877，中华书局，1960年，第9937页。从此段解释可以看出，所谓“扬一益二”，有两个重要的限定，一个主要是指城市商业之繁，一个主要指成都城市经济而言，并不是对整个巴蜀地区经济地位的总体评估。
在唐代地方性文献中也不乏对成都的溢美之言，如卢求的《成都记》序中称：“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全蜀艺文志》卷30卢求：《成都记》序，线装书局，2003年，第784页。显然这里有卢求个人的乡土情结在其中。文献中虽不乏对巴蜀地区富庶的记载，但多出于对巴蜀有乡土情感的地方性话语之中，如陈子昂谈到“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陈子昂集》卷9《谏讨雅州生羌书》，中华书局，1960年，第202页。高适谈到每遇关中饱饥荒战乱时，关中之人往往“求于蜀人”，《全唐文》卷357高适《请罢东川节度使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3628页。唐代杜甫则认为成都平原“土地膏腴，物产繁富”。《全唐文》卷359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1页。
不过，文献中更多的记载则显现唐代四川盆地除成都平原外丘陵地区的动荡、贫瘠状况，更多的记载是逃户、侨户、游浮营集丘陵山中营种，社会动荡。李敬洵：《四川通史》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很有意思的是《舆地纪胜》中对各州风俗形胜有大量记载，多是引用唐北宋地方志的记载，反映前代的情况，多是“瘠薄”“地瘠”“最贫”“穷僻”“民贫”，与唐代成都平原的繁盛完全不同。实际上，前面谈到“扬一益二”不过是对成都城市的声色之乐的赞美，唐代四川的文化地位在全国远不能与汉代相提并论。我们注意到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中并没将唐代四川列为文学家分布密集区，虽然有“自古词人多入蜀”的话语。但严格地讲，唐代活跃在巴蜀的文化名人多是外籍人士，地地道道的四川籍只有射洪县的陈子昂一人。唐代396个宰相中，巴蜀地区仅出了1人，在唐进士最多的10个省区中，四川也不在其列。
在宋代文献中，对巴蜀地区的描述与唐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对成都平原和描述仍然是繁盛一片，《太平寰宇记》称：“地沃人骄，奢侈颇异，”《太平寰宇记》卷72《益州》，中华书局，2008年，第1461页。坡称成都一带是“千人耕种万人食”，《坡集》卷1《和子由蚕市》，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页。范成大称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状况是“似江浙间”“极似江南”。范成大：《吴船录》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对于城市地位，费著《岁华纪丽谱》等文献倾其华丽词藻描述成都的繁华，文献中谈到成都时，“蜀风奢侈”“俗尚喜游”等词汇不绝。
与唐代相比，宋代四川地区盆地丘陵地区的经济有了极大发展，大量的梯田修治，稻麦复种制的流行，使四川盆地丘陵地区成为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贾大泉：《四川通史》第4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0页。当时盆地丘陵、平原的农业耕作水平已经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所以才出现南宋洋州知州宋莘在《洋县南宋劝农文》中力赞蜀中的农业技术，宋莘：《洋县劝农文》，陈显远：《洋县〈劝农文〉碑考》，《陕西史志》2005年第1期。而高斯得在江南东路宁国府做官时则将四川的农业经验推向当地农民。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中华书局，1985年，第99页。难怪《宋史・地理志》称四川地区“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在城市经济方面，盆地内部的许多城市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梓州已经是“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舆地纪胜》卷154《潼川府路・潼川府》，中华书局，1992年，第4163页。果州有“小成都”“小益”的称号，《方舆胜览》卷63《顺庆府》，中华书局，2003年，第1103页。彭州则有“小成都”“小郫”的称号，《太平寰宇记》卷73《剑南西道・彭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1484～1485页；《方舆胜览》卷54《彭州》，中华书局，2003年，第963页。利州有“剑外一大都会”“小益”的称号，《舆地纪胜》卷184《利州》，中华书局，1992年，第4732、4730页；《方舆胜览》卷66《利州》，第1155页。泸州有“西南要会”之称，《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五，中华书局，1957年，第7427页。连唐代不出名的渝州在宋代也是“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舆地纪胜》卷175，中华书局，1992年，第4550页。从五代开始，巴蜀地区的文化地位也不断上扬，宋代的巴蜀已经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北宋时巴蜀进士数已经位居第8位，南宋则达第4位，整个宋代出了宰相27人，巴蜀地区成为宋代文学家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蜀学”“蜀本”“蜀文”成为巴蜀文化的全国流行话语。清代诗人赵熙称四川历史上有“自古诗人多入蜀”的现象，明代杨慎有“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的话语，前者多是指唐代蜀地不过是一个躲避战乱的盆地，后者主要指宋代巴蜀籍文化人在外影响巨大，显现了宋代巴蜀地区文化地位的提高。
从以上人口经济数据和感性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在巴蜀历史发展进程中，汉代和宋代的历史地位远比唐代高，唐代巴蜀地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断层。从理论上讲***治经济文化地位更高的朝代，其文化遗存应该更多更丰富，这是我们理解巴蜀历史上“唐代断痕”关键的社会经济基础背景。
2.巴蜀墓葬留存机理的特殊性对历史遗存上的“唐代断痕”的强化
“唐代断痕”话语主要是从文物遗存角度提出的，但是我们知道，不同文物遗存下来的机理并不完全一样，而我们的考古发掘也存在不同的偏好，故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也不完全与历史客观事实相符。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汉代文物众多的主要原因是汉代墓葬的发掘尤多，而唐代尤为少，宋墓相对又较多，对于这种现象，学术界有从厚薄葬风俗来分析的，认为汉代为厚葬时代，而唐代为薄葬时代，所以遗留较少。
不过，学术界对历史上的厚葬与薄葬时代的认识分歧相当大。据蜀开玉《丧葬与中国文化》一书列出的《中国历代厚葬薄葬变化表》，三代两汉是厚葬，南北朝是薄葬，唐宋是厚葬，五代十国为薄葬，明清为薄葬。蜀开玉：《试嵊胫泄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年，第89页。而徐吉***认为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厚葬最为盛行的时期，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厚葬最为盛行时期之一，宋代厚葬盛行。徐吉***：《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教出版社，1998年，第212、345、440页。陈文华认为终唐数百年，厚葬一直是丧葬文化的主流。陈文华：《丧葬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1页。陆建松甚至认为唐代厚葬之风登峰造极。陆建松：《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100页。如果我们认为汉代、唐代、宋代都是厚葬时期，那我们这里的分析就毫无意义。但我们发现，学术界研究厚葬薄葬文化时存在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将实际葬俗中存在厚薄葬现实与当时人们观念中的厚薄葬思想混在一起，使我们缺乏对时代风尚的整体把握。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该从考古学意义下的厚薄葬事实与思想史意义下的厚薄葬观念完全分开来研究。
从理论上讲，厚薄葬只能反映墓葬出土文物的多少，而不体现墓葬数量的多少。汉代墓葬出土文物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盐铁论》卷六记载：“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汉代墓葬出土文物众多与时人的认知相合。
我们从巴蜀地区汉唐时期墓葬发掘来看，考古学意义下的汉墓数量远远超过唐墓，宋墓也多于唐墓。以重庆三峡地区墓葬发掘来看，忠县崖脚地发掘中发现19座楚墓、3座巴人墓，另有西汉墓、刘宋墓和宋墓，无唐墓。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年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29～730、750～780页。涪陵镇安遗址中有周代、战国、秦汉、六朝和宋代文化层，而无唐代文化层。⑥巫山碚石遗址中发现有新石器、夏商、东周、六朝、宋代、明清文化层，但无唐代层。⑧⑨《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年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29～730、209、209页。奉节瞿塘关遗址发掘报告中发掘出东周墓葬2座，宋代墓葬6座，明代10座，无唐墓。⑧奉节老油房遗址中，有周代、汉代、宋代、清代文化层，无唐代。⑨巫山古城遗址只发现汉墓4座，宋元墓2座，明墓4座，无唐墓。B11B12B13《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年上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7、340、395～420、907～967页。巫山胡家包墓地发掘东周、汉代、宋代、近代墓，也无唐墓。B11巫山高唐观墓群中也只有战国、两汉、六朝、宋墓，而无唐墓。B12忠县洽井沟群脚墓地发出战国、秦汉、宋墓，也无唐墓。B13目前考古发掘的四川唐墓以万县有才墓影响较大，但这种唐墓发现极少，所在学者都认为：“唐代墓葬在四川地区少有发现”，高英民：《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四川地区唐墓发现极少”，朱义章：《四川成都市西郊化成村唐墓的清理》，《考古》2000年第3期。“成都地区在唐代极为繁荣，素有‘扬一益二’之誉，但成都乃至四川地区发现的唐墓极少。”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成都市西郊土桥村筒车田唐墓》，《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问题是我们怎样去解释这种现象。因为这仅是巴蜀地区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关中平原和中州地区并不是太明显，我们只能从两个方面去分析这种差异，一是汉唐时期在丧葬具体形式上的差异，因唐代人口基数更大，都存在死亡的问题，唐代巴蜀地区的墓葬多少不可能有巨大的差别，但葬式的差异可能影响到遗存多少和发掘多少；二是是否受考古学“秦汉以后无考古”思想的影响，与考古学界自身对汉以后的墓葬的发掘主观驱动较小，故发掘留下墓葬较少有关。
我们注意到汉代的墓葬主要分成竖穴土圹墓、土洞墓、空心砖墓、砖室墓、石室墓、崖墓，唐代仍流行竖穴土坑墓、砖石墓、土洞墓，万里：《汉唐考古学讲稿》，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46、274页。在墓葬形式上并无本质的变化，如果都是厚葬时代，故从理论讲，当人口基数大时，墓葬数量应该更多。四川地区也存在同样的状况，汉代主要为砖墓和崖墓，唐代主要为砖墓。李敬洵：《四川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4页。所以，我们应该跳出考古学背景去分析这个问题。同样在许多文献中发现，许多地区的唐代墓葬并不比汉代少，文物也不比汉代少。《汉唐考古学讲稿》中对汉代、唐代、宋代每个地区墓葬情况都有分析，唯缺乏巴蜀地区唐代墓葬的分析。显然文物上的“唐代断痕”并不是一种全国普遍现象，只是一种地域现象。所以，我们只能从巴蜀地缘和特殊的历史轨迹中去探索。
从理论上讲，唐代人口并不比汉代少，不论何种葬式，都是要入葬的，所以不致于唐代墓葬客观上比汉代少得多。同时，从理论上讲越往后墓葬的保存应该更多。我们注意到东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僚人丧葬形式可能对唐代文物遗存有一定的影响。僚人流行葬式主要是悬棺葬，《通志》卷197记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作川洞之间所以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以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这些散居的僚人往往“死者竖棺而埋之”，或“以木函盛，置于山穴中”，或“葬之岩穴”。《魏书》卷101《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9页；《太平寰宇记》卷77《简州》、卷88《泸州》，第1537、1740页。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四川盆地的僚人占居比例较大，这种葬式一定程度上侵夺了砖室墓、土坑墓的空间，而一般的悬棺又有容易被盗、被毁的特点，故保留下来的文物也相对较少。据三峡考古证实，奉节县宝塔坪唐代出现一种不明来源和葬式，即土洞葬，墓主逆向葬，《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年上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68页。可能与外来葬式有关。这些葬式都可能大大侵夺了传统汉族砖石墓、土坑葬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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