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说到我国近代新音乐，就不能不提到交响音乐。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较早时期，就出现了交响音乐的传播和演出活动，特别是建立了交响音乐团体，也有不少音乐家创作出了交响乐作品。那么，我国最早的交响音乐演奏团体是何时建立的？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可要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并不容易，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看，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就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据我了解，1908年2月,在天津成立了直隶学务公所附设音乐体操传习所,这是我国近代官办的最早一所培养音乐、体育师资的教育机构。该所聘请了日籍教员和中国音乐教员，开设了乐典、和声、唱歌、洋琴、风琴等课程。学习乐器的学生每周合奏一次，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管弦乐合奏课了。从1908年摄制的直隶学务公所音乐体操传习所师生合影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小提琴、大提琴等各种乐器。
如果说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最早的要算是曾志1909年创办的上海贫儿院的管弦乐队。曾志1879年出生于上海，1901年留学日本。他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接着又到东京音乐学校学习，并广泛开展音乐活动，最终成为我国传播近现代新音乐的先驱，被梁启超称为“此学先登第一人”。据文献记载，1910年6月3日，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参加了纪念曾铸病逝两周年恳亲暨纪念会，这是他们首次公开亮相，并演出了众多节目。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管弦乐队演奏了亨德尔的管弦乐《进行曲》、莫扎特的歌剧《魔笛》选段等作品。在成立时间较短的情况下，他们能演奏像《魔笛》这样的世界名曲，应该说是一个奇迹。1910年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合影，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片资料。
在曾志氲热说呐力下，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迅速壮大，从1909年底乐队正式组建时约20人的规模，到1911年9月时已发展到81人。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上海贫儿院的弦乐队组织法荣获特奖金牌。1918年，上海贫儿院还组织了童子***乐队。从遗存的照片来看，这支童子***乐队的规模达到了58人。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及其有关音乐活动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萧友梅于1922年创建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在我国音乐史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它存在的时间为四年左右，曾演出过四十多场音乐会，并演出过贝多芬等人的世界名曲，说明该乐队已有相当的水平。
说到由中国人组建的西式管弦乐队，我们不能忽视马思聪1940年夏在重庆组建的“中华交响乐团”。该团的成立，虽然晚于曾志牒拖粲衙纷榻ê土斓嫉睦侄樱也晚于黄自、谭小麟于1936年组织的上海交响乐团，但是，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在由中国人组织的管弦乐队中，中华交响乐团规模最大，存在的时间最长，演奏曲目最丰富，也是我国管弦乐专业演出团体建设的先驱。
还有一支乐队值得一提，那就是1946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央管弦乐团，贺绿汀任团长，金紫光、张贞黻任副团长，李德伦担任首任专职指挥。它是新中国建立前在***区成立的重要乐团，为活跃***区的音乐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说起在中国出现的西洋乐队，最早要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那时，在上海、天津、北京、哈尔滨等大城市，由于外国人聚集较多，各种音乐活动渐趋活跃。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西式管弦乐队，是由外国人组成的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1879年，在上海租界侨居的外国人成立了上海公共乐队。最初，这是一个仪仗性质的铜管乐队，由三十多位菲律宾乐师组成，首任指挥是来自法国的著名长笛演奏家雷慕萨。这个乐队于1881年接受租界娱乐基金会管理，1900年正式编入工部局系统，由意大利人瓦兰沙担任指挥。这个乐队当时深受外侨的欢迎和喜爱，成为他们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1906年11月24日，来自德国的柏克教授就任工部局乐队指挥，乐队由此进入了“柏克时代”。柏克从欧洲聘请了一批专家（以德、奥为主），在1907年将工部局乐队扩充为管弦乐队。
1919年9月1日，时年41岁的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接任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乐队从此进入了一个长达23年的辉煌时代，即“梅百器时代”。乐队在“梅百器时代”蜚声中外，被称为“远东第一”。1922年，梅百器将乐队的名字由“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改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另外还分出一个管乐队。
为了建立一个完善的管弦乐团，梅百器到欧洲去聘请优秀的音乐家，其中包括刚从米兰音乐院毕业的小提琴手富华（1921年8月15日到任，后来对乐团颇有贡献）、黎夫雪、阿德勒、帕度施卡（曾是王人艺、聂耳等人的老师）、弗兰克尔（后来主要在南京国立音乐院、国立上海音专从事作曲教学）、大提琴家余甫磋夫、铜管乐家杜布罗欧夫斯基等。改组后的乐队，人员从三十多人扩充到五十多人，成员除了欧洲人和菲律宾人外，30年代中期，还有少量华人参加，如小提琴家谭抒真以实习生的身份参加了乐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加入工部局乐团。
团队的扩充、乐器的齐全、演奏水准的提升、演出活动的增加，使这个乐团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几乎主宰了整个上海的音乐生活。萧友梅于1927年10月9日、16日和23日听了三场音乐会后，激动地称之为“上海唯一的宝贝”。在梅百器的领导下，乐团甚至享有一定的国际声望，许多来访的著名艺术家都常常与这个乐团合作。
这一时期工部局乐团举办的音乐会形式多样。他们定期举行夏季公园音乐会和冬季室内音乐会；还推出特别音乐会、室内乐系列、儿童音乐会、学校音乐会和电台广播音乐，以及纪念著名作曲家或与著名音乐家合作演出的专场音乐会，等等。除了本乐团的音乐家外，梅百器还请当时享誉世界的著名音乐家，例如，钢琴家莫伊塞维茨、齐尔品，小提琴家津巴利斯特、提博，大提琴家皮亚梯高斯基，女高音歌唱家法拉莉等进行访华合作演出。他还邀请中国的演奏家合作，如1929年12月22日，马思聪和工部局乐团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降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中国小提琴演奏家第一次与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合作演出。
梅百器深爱欧洲古典名作，他指挥演奏莫扎特作品时具有热情的意大利风味，对贝多芬的作品更是得心应手。1927年，乐团举行了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的演出；1928年，乐团在上海首演了巴赫的《b小调安魂曲》；1936年，在上海首演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1940年，乐团与俄罗斯芭蕾舞团合作，在兰心大戏院举办了柴科夫斯基音乐节；乐团还经常演奏莫扎特、勃拉姆斯以及一些近现代作曲家如德彪西、拉威尔、雷斯庇基、格什温、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作品。可以说，演出曲目丰富是工部局乐团音乐会的另一个特点。
梅百器对于中国音乐家的作品也较为尊重，如黄自在美国学习期间创作的毕业作品管弦乐序曲《怀旧曲》，就是由梅百器指挥工部局乐队于1930年在国内进行了首演。
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后，乐团中的不少演奏人员应邀到学校兼课。他们指导过许多中国音乐家，如梅百器就担任过董光光、傅聪等人的钢琴教师。另外，乐团还与中国的音乐家马思聪、王人艺、赵梅伯等合作演出。通过多次合作，更多的华人也逐渐进入到该乐团演出。1935年后，梅百器还逐步吸收更多优秀的中国青年演奏家，如张贞黻、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廖玉玑（青主的女儿）、刘佐伟、毛楚恩等先后加入，从而逐步改变了原来演职人员纯粹是外籍人士的乐团形象，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交响乐人才。在乐队中担任乐师的谭抒真、黄贻钧等此后都成了中国交响乐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的“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无论从规模、水平、影响等方面，都堪称亚洲第一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侵入租界。1942年6月 7日，在梅百器的指挥下，上海工部局乐团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日***接管乐团后，梅百器自动辞职，乐团也改名为“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由富华、阿德勒等继任指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乐团由***府接管，改名为“上海市***府交响乐团”。
1949年上海***后，乐团中的欧洲人相继离去，中国演奏人员不断补充进来，该团的名字也几经变更，最终于195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此名一直沿用至今。1950年10月，黄贻钧以中国指挥家身份登上交响乐舞台，任该团的团长兼常任指挥。这是乐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交响音乐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任乐团指挥的还有陆洪恩、陈传熙、曹鹏、陈燮阳、侯润宇等。1984年12月，乐团改为音乐总监制，陈燮阳担任乐团团长、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该团还拥有一批自己的作曲家，如瞿维、朱践耳等。
如今，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上海交响乐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曾与许多世界著名音乐家合作演出。同时，乐团在世界各地的巡演中把中国的传统音乐与交响乐相结合，大力推广中国文化，受到东西方观众的热烈欢迎。可以说，从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20世纪初，在中国东北还活跃着一个由俄侨组建的交响乐团。1898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沙俄将中东铁路指挥部迁往哈尔滨。中东铁路修建成后，为了解决铁路员工及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东铁路管理局于1908年4月将俄国阿穆尔铁路团第二营管弦乐队调入哈尔滨，成立了“中东清铁路管理局交响乐团”。乐团创建之初属于半专业化的演出团体，有150人，包括演奏家、歌唱家和演员，指挥是尊杰利。他们举行的第一场音乐会演奏了俄国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等作品。受战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乐团活动时断时续。1919年，埃姆•梅特勒接任乐团指挥后，许多有才华的演奏家都汇集到该乐团，乐团的艺术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1926年，梅特勒离开哈尔滨后，斯卢茨基、克列尼等指挥家继任该乐团指挥。20世纪20年代后期，受诸多因素干扰，乐团的发展进入低谷时期，乐团的演奏家们曾一度处于矛盾重重之中，人员外流，工资微薄。1932年，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曾从该乐团聘用过几位演奏家。
1936年，哈尔滨交响管弦乐协会成立后，交响乐团归属于哈尔滨交响管弦乐协会，并恢复了正常的训练和演出。1947年乐团的部分演奏家归入哈尔滨铁路文工团。
我第一次听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是在1947年。那年下半年，我患了结核病。当时，我的二舅父吴善芳在上海做医师（后来是我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让我到上海去治病。我的病情初步好转出院后，在他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二舅父当时住在南昌路的上海别墅，对面就是法国俱乐部。舅父喜欢音乐，假日有时带我到俱乐部去听音乐。那时我对西洋音乐，除小提琴和钢琴曲略有所知外，其他知之甚少。因此，那时也是我最早听乐队演奏管弦乐和交响曲，感到很好听，也很新鲜。我记得当时曾问舅父演奏乐曲的是什么乐队，他告诉我是“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其实那时已改名为上海市***府交响乐队，不知舅父为什么仍称其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也许是习惯，也许是“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名气更大一些。上海***初期，我到上海读大学时，还跟舅父去听过两三次音乐会。在我的印象里，那是室内乐的形式，演奏人员在室内演奏，房子面对草坪的玻璃门是打开的，我们坐在草坪的椅子上听。有一两次是在法国公园（即现在的复兴公园）露天演奏的。那时，我只知道他们演奏的音乐好听，并不了解这支乐队的分量，甚至好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他们是“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而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后来，我才知道它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交响乐队，也是当时远东水平最高的交响乐队。
关于我与交响乐队，还有以下两段故事。1983年初，我到天津任副市长。由于“”等原因，天津交响乐团已长期处于停演状态。1985年，有一次我邀请包括著名指挥谭利华在内的音乐界有关领导和同志们座谈，建议恢复天津交响乐团的演出活动。在座谈中，我发现，有的同志对在“”中因搞西洋音乐而受到批判仍心有余悸，还担心没有人来听。我在解除他们思想顾虑的同时，告诉他们：据我了解，很多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都感到音乐生活太单调，希望你们能恢复演出，最好先在天津音乐厅试演，每周一次。我还表示要帮助做宣传，鼓励大学师生去听音乐。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从此天津重新有了交响音乐的演出，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对活跃天津市民的音乐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4年，有一次应中央音乐学院郑小瑛教授和中国交响乐团大提琴演奏家司徒志文的要求，我在办公室会见了她们。她们告诉我正在筹组一个“女子爱乐乐团”，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当时，我正在部署对大学生进行交响音乐补课，对她们的举动当然是欢迎和支持的。当我问她们有什么困难时，司徒志文说有两个困难，一是缺少一台大客车，她还无奈地说：“您看我这么胖，每次演出都要背个大提琴，实在背不动了。还有低音提琴，我们的团员就更背不动了。”我问她第二个困难呢？她说在女孩子中至今还没有选到一个合格的大号手。我当即表示：“大客车问题我设法帮助你们解决。至于大号手问题，我就无能为力了。”后来，郑小瑛教授等又到厦门成立爱乐乐团，继续推广交响乐，听说她的乐团在厦门等地很活跃，对此我感到很欣慰。我特别高兴的是，近年来交响乐进校园的活动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大、中学校不但建立了自己的管弦乐团和交响乐团，而且有相当高的水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编制比较完整的专业交响乐团也已有数十个，其中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
中国的交响音乐创作也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有许多交响乐作品在国内外获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期，我国作曲家在交响音乐创作领域就进行了探索，并创作了一批作品，如萧友梅创作的《哀悼进行曲》是我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新霓裳羽衣舞》是我国第一首具有中国风格的管弦乐作品，还有黄自的《怀旧曲》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文也的交响音乐创作。江文也出生于台湾，求学并成名于日本，后来回到国内，从事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他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交响音乐创作的先驱，一生创作了大量交响音乐作品。他1934年创作的管弦乐曲《台湾舞曲》，于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艺术竞赛中获奖，是我国交响音乐创作史上较早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
至今，中国交响乐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热切期盼中国交响乐在新的世纪里能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不断推出更好的交响音乐作品，有更多的乐团成为世界知名的乐团，真正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风格和气派的中国交响乐。
***原中共中央***治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