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读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的《文人的另一面》，我常常不觉间被书中描写的民国大学的精神氛围深深吸引。
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过去》《薄奠》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课程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以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作教材，偏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纪略》，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迥异，洪深最喜欢用戏剧作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温梓川是1927年考入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他写这些东西的目的，无疑是想表现民国教授各具特色的个性，但我从中却看到另一种东西：民国大学教师上课的高度自由。你看，同样是教英文，钟作猷、顾仲彝、洪深选的教材个个有别。这些民国杰出学人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学校当局没有要求使用材吗？同一课程的老师使用的教材大不相同，考试时如何出同样的试卷，怎样进行流水评卷呢？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西洋移植来的，民国正是现代大学的播种、成长时期，许多“规矩”尚未形成。民国的大学给人一个印象：教授牛得不得了，想调课就调课，想请假就请假，想用什么方法教就用什么方法教，极端者甚至连考试试卷都懒得批改，学校教务部门不得不刻个合格章以代劳。老师教课如此自由，大学课堂自然五彩缤纷。
民国大学的行***人员也特别谦逊。那时绝大多数学校都是采用世界通行的“教授治校”模式，建立了教授会、评议会制度，大学教授们说话不仅在课堂上可以算数，在整个学校事务中都可以算数。教授可以得罪行***人员，学校一切重大事务都是教授们议了之后由行***人员执行，纯粹的行***人员根本没有多少决策权；行***人员不敢惹教授不高兴，否则，你的位子就可能保不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连校长都被师生赶走了好几个，其他行***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某个行***人员胡乱地定下不合教授口味、不符合教学规律的“规矩”，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规矩”不会得到执行，而这些制定“规矩”的行***人员只能落荒而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一个成语，在一定条件下，它是正确的，比如不同列车行驶在同一根铁轨上，大家都按列车时刻表开行，绝对平安无事，如果有那么一两趟火车不听使唤，非闹出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不可。然而，想让“规矩”催生方圆，也得看是什么规矩，如果“规矩”本身不合理、不科学、违背社会发展潮流，那么，没有“规矩”有时更能成方圆。中国现在的大学“规矩”多多却难出杰出人才，民国时期的大学“规矩”少却大师辈出，可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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