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炉之初(文化期至春秋战国)
熏炉之用与上古之馨香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尚书・酒诰》曰:“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上古祭天之礼为“、柴、燎”,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即记许多有祭天之礼,如《甲骨文合集 14337》载:“己酉上,贞燎于东母九年”。又《尚书・舜典》载:“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至于岱宗,柴。”《礼记・郊特牲》载:“天子造四方,先柴。”郑玄注云:“,芬芳之祭。”许慎《说文》释曰:“柴,以供郊庙及百祀之薪燎。”段玉裁注云:“燎柴祭天也”。《诗经・大雅・生民》曰:“载谋载惟,取萧祭脂”,郑玄注曰:“萧者,香蒿也。”故上古之祭礼以焚烧带有香味之草木或和以油脂为之。现今存在于藏族地区的“煨桑”“火供”等祭礼当为上古、柴、燎祭之遗绪。汉地之燎祭亦较完备的保存于孔庙春秋祭孔大典之中。但上古之柴、、燎祭皆在空地或祭台上燔焚为之,以熏炉等祭器来燔焚祭祀尚不常见。
目前所知最早的焚香祭器为辽宁朝阳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遣址出土的陶质熏炉祭器的炉盖,距今约6000~5000年。而江南地区的上海市青浦福泉山高台于距今5100~4000年的良渚文化墓地亦出土了目前为止最完整的陶质竹节纹带盖熏炉。(此二件出土熏炉学术界亦存歧见)然至今传世及考古发掘的商周时期熏炉尚未鉴识发现。仅于战国中晚期出现了较多的炉具。
豆式熏炉: 自民国以来数十年不断发掘的湖南长沙楚墓群出土过数件陶质豆型熏炉,其中一件熏炉中尚存有未焚烧完的草木类香料。又江苏苏州真山东周墓地亦出土过豆型楚式釉陶熏炉(据考古报告考证,出土熏炉的D1M1墓中出土印文为“上相邦b”铜印,据此知墓主很可能为战国晚期楚相亦即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故此墓出土楚式熏炉有其渊源)。此乃随后两汉魏晋南北朝极为普及的各类材质的熏炉之滥荡。
青铜镂空花纹樽式熏炉: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对青铜镂空樽式熏,同类器物又出土于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以及湖北荆门包山战国中晚期楚墓、湖北江陵雨台山战国中期楚墓、湖北江陵望山战国中期楚墓。此镂空熏之使用在学界亦有争议,愚见当为熏焚碎细草本香料之器,亦类后世之塔香状,青铜镂空樽熏起到了固定香料的作用,熏下应还有一承盘。所焚之香当为《楚辞》中所载之:佩兰、熏草、香蒿、江离、艾蒿、香茅、郁金、揭车、杜衡等。
战国中晚期亦出现青铜活环提梁熏炉,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曾经出土三足圆炉及云纹方炉各一件,湖北战国曾候乙墓等亦有类似的出土。
罕见之特别炉型,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战国早期墓出细长颈熏炉极为罕见,三足圆盘形炉体(炉径十四厘米),炉盖及细长(通高四十二.八厘米),一侧有一圆孔以进空气,出香出如同烟囱一般,非常具有现代设计感,此海内外弧品也。
秦汉之前的华夏用香,以祭祀为主,虽早在5千年前便出现熏炉的雏形,但直到战国时期方有正式普遍意义上的熏炉出现,且绝大部分的炉具均出现于荆楚之地。炉型皆以炉体宽大扁平 ,炉盖出烟孔较大,或敞开式无盖炉等。此皆因所用之香料及焚香方式有关,其用法以明火直接焚烧草木类香料为主,若出烟孔小且炉体深小则不易于草木类香料的充分燃烧。故春秋战国时期的熏炉的型制为其实用性所产生的。
自古以来楚人好香,楚大夫屈原辞曰:“余既滋兰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又“浴兰汤兮沐芳,华衣兮若英”,“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其《离骚》、《九歌》之中香韵满篇。故中华传统之用香楚地等南方地区是极重要的源头之一,楚式的焚香方式及炉具在春秋战国时期流布于江淮吴楚等广大地区,对以后历代香事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熏炉之繁盛(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之香事是中华香事史上第一个高峰时代。仅广东地区建国以来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便出土了数以百计的各式熏炉,仅西汉南越王墓便出土了熏炉13具之多。汉代墓葬出土熏炉成为普遍的现象。
西汉前期因所用香料及焚香方式与战国时期几乎完全相同,故西汉早期的熏炉基本上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样式,以豆型楚式熏炉为主要炉型。
1972年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两件彩绘陶熏炉其样式基本上与战国楚墓所出土的熏炉相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为长沙侯利苍的妻子a侯夫人,根据出土物及传世文献考证,该墓年代为汉文帝五年至汉景帝中元五年之前,即公元前175年~公元前145年)。两件熏炉皆刻画精美,盖顶有鸟形的炉钮。这两件熏炉均有使用的痕迹,出土时两炉内均有未燃尽之香料,编号为286的熏炉内存有茅香炭状根茎,编号433熏炉内存有茅香、高良姜、辛夷、藁本等香料,故为汉代的实用器。可做为西汉前期熏炉的典范。同类型陶质炉具在西汉中前期墓葬中亦多有出土。2008年重庆市忠县将***村西汉早期墓出土的灰陶豆型楚式熏炉及1983年广州西汉早期南越王赵t墓出土的陶熏炉皆为此类炉型。
西汉中前期出现炉体为圆球形的熏炉为豆型炉与博山炉之间的一种炉型,材质有陶、釉陶、铜、铜鎏金等。
1991年西安北郊范南村58号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陶质球形豆式炉即为该型标准器,熏炉盖尚保留楚式三角形出烟孔。铜质此类型熏炉尚有1979年山东临淄大武出土的西汉铜鎏金熏炉等。
西汉早期的铜质带柄盘式熏炉为战国时期铜盘式炉的演变形式,为后期持炉和行炉的雏形。此类炉型在两汉皆有一定的出土量,典型器有1988年陕西西安东郊出土的西汉早期铜熏炉,此炉炉体为浅圆盘状,盘下有三兽蹄形足,炉体一侧有弯曲柳叶形持柄,炉盖为三角纹与网纹镂孔炉罩。
《艺文类聚》卷七十引汉汉刘向《熏炉铭》:“嘉此正器,阊胰羯剑簧瞎崽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又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所录前朝古诗之《古诗八首之六》:“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向南山。上枝以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朱火燃其中,青烟扬其间。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叹。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北宋吕大临《考古***》中载有汉代博山炉,其注曰:“按汉朝故事,诸王出间则赐博山香炉,晋《东宫旧事》曰,太子服用,则有博山香炉,一云,炉象海山,下有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回环。”
西汉中前期由于版***的扩展,并与东南亚及阿拉伯、非洲等地区的贸易往来大大增加,熏香所用的香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代及略晚之文献《交州异物志》、《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等所载,沉香、丁香、龙脑香、苏合香、***香、木香等南国海外香料成为当时熏香的主要香料。东晋葛洪《肘后救卒方》、南朝宋范晔《和香方》又记载了当时熏焚的主要香品为和香。由于熏焚香品的改变与发展,炉具亦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熏炉由早期直接焚烧草木类香料的豆型楚式熏炉,改变为堆灰埋炭熏烧香丸香饼等和香香品的炉体较深炉盖出烟孔较细小的熏炉,其中以炉盖为山形的博山炉为典型。
两汉间的博山炉传世及出土量较大,南至交广甚至东南亚地区,北至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均有出土。材质有陶、釉陶、铜、铜鎏金、铜错金银等。炉体均为较深的半球体形,炉下为圆柱型足。炉盖以山形为主,博山上常饰有凤鸟、群兽、人物、云气等精美纹饰。大部分熏炉下承以香盘。
代表器型有: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及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所出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
1981年陕西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银竹节熏炉。熏炉盖口外侧及底座圈足外侧皆刻有铭文,分别为:“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圈足刻铭:“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据熏炉铭文及同时出土器具铭所知此博山炉为汉代未央宫皇家御用之物。为熏炉中之珍品,稀世之宝也!
2003年广西合浦县风门岭西汉晚期墓出土之铜叶草云气纹活链博山炉。
汉代熏炉除了以上这些炉型外尚有一些造型各异的特别样式,尤其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时为多。
1989年河南焦作嘉禾屯西汉窖藏出土五凤熏炉,熏炉主体为昂首引颈、振翅欲飞的凤凰,胸部及双翅和尾部饰有四只雏凤,焚香时背翅可以打开操作,凤凰下为承盘。
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赵t墓出土了熏炉13具,分别为铜熏炉11件,陶熏炉2件。其中在汉代极为罕见的四连体铜熏炉便有5件。炉体由四个互不相通的单体组成,因此可以熏焚四种不同的香料,在尚未出现和香香品之前不失为混合熏香的好方法。
1977年安徽马鞍山当涂县新桥乡东汉墓出了2具非常有特色的铜熏炉。一件为铜三足承盘神人龙凤熏炉,另一件为铜三足承盘神人凤鸟熏炉。两件熏炉皆造型奇特,工艺精美,其中莲蕊纹装饰完全相同,当为同一工匠所为。
此外西汉晚期以后各类型的陶质及釉陶熏炉出土量较大,尤其在南方地区的出土量更大,仅广州番禺地区发掘的16座东汉墓葬便出土了36件陶和釉陶熏炉。岭南地区大部分熏炉带有浓郁的越式装饰风格,通常炉体较深,炉盖出烟孔细小,并带有较深大的承盘。1993年广州番禺沙头东汉M15墓出的釉陶熏炉为此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两汉间的香事开启了中华香事文化史上精彩的一页。古朴庄重、雄浑大气、精巧典雅的各类造型与材质之汉代熏炉,奠定了以后历代香炉具发展的基础。汉代炉型之审美品味对当今香事中炉具的设计仍有着极大的影响。欤!大哉!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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