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两汉书》所载帝王诏令引《诗经》的频率很高，但是不同帝王在位时期所下诏令引《诗经》的次数不尽相同，而且差异较大。文章从两汉帝王引《诗经》次数的不同出发来考察《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以及经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诏令；《诗经》；《两汉书》
[作者简介]欧阳艳玉，广西人大杂志社副社长，广西南宁530022；都丽艺，北京市巨人教育集团硕士，中国北京100086
[中***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53-04
汉代社会的特点是“以经治国”，两汉帝王为了使其诏令更具神圣性、权威性和不可置疑性，往往征引儒家经典为自己的活动寻求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两汉社会更加彰显儒学化。“《诗》是经学的基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那么当时恐怕就没有不通《诗》的了”，因而两汉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诗经》的频率很高，而从这些诏令引《诗经》的次数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进而探讨经学在汉代的发展历程。
关于两汉帝王诏书征引经典的次数，孟祥才先生统计为西汉帝王(包括王莽)征引儒家经典共58次，其中征引《诗经》10次，东汉帝王征引经典62次，《诗经》17次。刘厚琴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其中征引经文约35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经文约50次，没有专门统计征引《诗经》的次数。据笔者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5篇，征引《诗经》15次，其中直接引用9次，间接引用6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40篇，引《诗经》30次，其中直接引用约16次，间接引用约14次。就《两汉书》而言，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共89处，其中《汉书》引用29次，直接引用20次，间接引用9次；《后汉书》引用60次，直接引用24次，间接引用36次。
两汉的皇帝在诏、告、命、令、制、敕使用《诗经》来作为理论论据开始于文帝时期。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文帝在颁布《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经・洞酌》中的章句：“恺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在诏令中征引经典，是到武帝时期才形成习惯。汉初，帝王均好黄老刑名之学，直到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此外，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经典还有一个原因，即武帝及以后的帝王都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熏陶。据史料记载，两汉皇帝均有研习儒学，尊崇《诗经》的传统。两汉皇帝研习儒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太子时，由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讲授；--是在成为帝王以后，延师入廷讲授。
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在太子的教育培养中起重要作用。太子傅是太子属官，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太子傅一职，据《通典》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于列国，秦亦有之。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后亦有少傅。”《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日：“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太子傅在两汉长期存在，担负着教育、培养皇太子的重任。据《汉官解沽》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又曰：“少傅琢磨玉质，永承无疆。言太子者。硅玉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子与太子太傅及太子少傅的关系有如玉与工匠。
两汉皇帝研习儒术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汉初帝王之学以黄老之学为主，兼杂儒学，此时对皇太子的教育也以黄老刑名之学为主，但从景帝朝开始，皇太子教育中的儒学成分开始增多，而且开始由儒生来充当太子傅。《两汉书》记载，曾以《诗经》授太子的有王臧、萧望之、丙吉等人。具体情况见表1：
由于资料有限，对两汉的《诗经》学太子傅不能作出完整的统计，但也可以看出《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景帝时期已成为太子教育的一部分。汉景帝时期，虽然当时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但是已有两位儒学家成为太子傅，汉武帝在作为太子时就接受了儒家学说的熏陶，这对他以后选择儒学为统治思想有直接的影响。武帝时，太子傅没有《诗经》学者，刘据为太子时，仅以学术上无太大建树的石庆和任安担任。同时武帝尊《公羊春秋》，“诏太子受《公羊春秋》”。昭帝幼年继位，宣帝来自民间，都没有设立太子傅。宣帝继位后，开始选用《诗经》学大儒担当太子傅，萧望之便是其中一位。此后，以大儒充当太子傅便成为定制，元帝时有匡衡和韦玄成，成帝时有师丹等。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的这一定制，仍以大儒为太子傅，郅恽就曾两任太子傅。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太子教育与西汉有不同之处，东汉的帝王，除明、章、和、顺外，其余都是诸侯旁系继承大统，没有接受系统的太子教育。
延师入廷，两汉帝王都有这一习惯，如武帝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昭帝幼年继位，由韦贤、蔡义入授。“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东汉后期，由于继位的帝王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因而延师入廷之制就显得更加重要，东汉将入廷侍讲视为大事，并有注籍记载之制。明帝、章帝、安帝、顺帝、桓帝、灵曾诏儒师入讲经书。
从上表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期，《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不同，而且差异比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资料的缺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经》在汉代***治地位的转变。西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各经典在两汉的***治地位不尽相同。武帝时期，《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成为“独尊”，从宣、元帝以后，《诗经》的地位明显上升，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元帝时期，以《诗经》学而成为太子傅的人数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元帝好《诗经》，史载“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孝元好《诗经》，而(匡横)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因此成帝为太子时，太子傅均为《诗经》学大儒，成帝也具有较深的诗学功底，哀帝也通诗。另一方面。元帝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土地兼并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温柔敦厚”的《诗经》正好符合了当时统治者***人民需要，尤其是翼奉依据阴阳五行，结合律历、性情说对“齐诗”的改造，更加符合统治者***人民的心理，所以这一时期“齐诗”代替了“公羊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到了东汉，“齐诗”的地位衰落，“鲁诗”的发展也不如西汉，但是“韩诗”却大为盛行，名家辈出，这一史实反映在太子傅上，就是光武帝时由习“韩诗”的郅恽，安帝时由杜乔担任太子傅。东汉以后，《诗经》的作用被《孝经》取代，因此东汉以后《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明显减少，此不详述。
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次数较多，仅直接引用就有44次，其中文帝1次，武帝4次，宣帝2次，元帝5次，成帝1次，哀帝2次，王莽5
次，光武3次，明帝1次，章帝8次，和帝2次，殇帝1次，安帝2次，顺帝3次，桓帝4次，其余均为0次。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两汉帝王诏书引《诗经》的次数相差较大，西汉前期，诏书很少征引《诗经》，《汉书》所载汉初诸帝所颁的诏书有50。60则，只有文帝时的1则征引了《诗经》，而武帝以后的诏书征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多，从征引次数的变化可以窥见《诗经》学在汉代地位的变化。汉高帝刘邦是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创业的一代雄主，读书不多，与他共同创业的那个布衣将相群体也很少高文化素质之人。继位的惠帝和吕后，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的***策。文景时期，虽然学术氛围宽松，儒生可以在朝野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当朝者钟情于“黄老学说”，这使得“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黄老”思想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武帝在位期间，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策，开启了以经治国的先端。因而，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书中征引儒家经典成为习惯。
东汉末期的帝王桓帝在位21年，仅征引《诗经》4处，灵帝在位21年，献帝在位31年，诏书中，均无一处直接征引《诗经》。这与东汉末期经学衰落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时期，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策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策，这些***策将儒学推向了“独尊”，同时也使得儒学***治化趋势加强。也正是儒学的***治化导致在东汉后期儒学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一是儒学***治化，开辟了通经致仕的吏途，经书成了儒生攫取禄利的敲门砖，儒生以禄利为目标，传经和学经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汉书，儒林传赞》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业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因此，经师及其弟子专守一经，文人士子也都把精力用于几部经书上，对其他知识不闻不问。缺乏务实进取的精神，只是刻意于学问。汉中期以后，儒学很快走上了章句训诂的死路，日趋繁琐僵化。二是儒学***治化后，由于涉及到荣辱沉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学内部的***和对立。自武帝实行“独尊”方针以后，立入学官的均为今文经。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系对立，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三是西汉末期，***治黑暗，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无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把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天”。于是，灾异谴告流行，神学思潮泛滥。今文经学也就逐渐向谶纬经学发展。谶纬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隐语方式预言灾异。这种思想在东汉盛行，当时的儒生都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统治者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用人施***都取决于谶，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学的地位，经学从此一撅不振，安帝时期甚至出现“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的颓废景象。四是从和、安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掌权。由于宦官、外戚专权，垄断仕路，侵占了儒士官僚集团的权益，于是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反宦官、外戚专权的斗争。而在这些斗争中，皇权总是站在外戚、宦官一方，于是从桓帝朝开始出现了“***锢之祸”。“***锢之祸”使得儒士官僚集团受到严重打击，汉代经学元气伤残殆尽，随之迅速没落。儒学的没落，也使得帝王诏书也不再征引《诗经》作为其言论活动的理论支撑了。因此在上表中，桓帝以后的灵帝、献帝虽在位达半个世纪多，颁布的诏书也不少，但无征引《诗经》例子。
总之，两汉帝王***的传统确立以后，其文化素质大大地提高，不但在其诏令中每每引用经书，而且亲自拟诏，乃至出现“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局面，帝王们引经据典把握朝***，使得皇权进一步加强。帝王诏令引《诗经》次数在两汉各个帝王时期差异较大，体现了《诗经》与汉代***治关系的远近。而这又取决与《诗经》符合当时社会***治需要和统治者需要的程度，汉初黄老之学盛行，《诗经》受抑，诏令中几无征引《诗经》的例子；汉武帝以后，《诗经》被立为官学，逐渐显出，诏令中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加；元、成帝时期，《诗经》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盛行于世，这一时期，诏令中引《诗经》的次数最多；到东汉后期随着经学的逐渐“中衰”，《诗经》也随之走向衰落，桓、灵、献三朝皇帝诏令大大减少了对《诗经》的征引，正是透了此条消息。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汉代《诗经》地位的转移以及经学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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