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国古老哲学思想的源头。它的经文虽是占筮之文,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它以博大的思想体系指导人们,无论处于逆境或顺境皆可审时度势从容应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易经》亦为中国人的《圣经》。
《易经》的出现、创作、传承直至最后成书,历经上古、中古、近古非凡的三阶段。上古指伏羲的新石器时代,中古指夏、商、周三代。近古指春秋战国,距今2500年。在此其间, 涌现出非凡的三位圣人―伏羲、周文王、孔子。
传统上一般认为《易经》起源自河***、洛书。据说在远古时代,黄河上出现了背上刻有***形龙马、洛水出现了背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据此而画先天八卦。
殷商末年,周文王囚禁h里,根据伏羲先天八卦演绎出后天八卦。推陈出新。创造出六十四卦,并为每一卦撰写了卦辞。其后其子姬旦撰写了三百八十四爻。自此,卦形便有了文字,***文并茂,象意互照,为《易经》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斗转星移,至春秋时,孔子对其进行整理,与删定,对卦辞、爻辞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发挥。撰写诸多解读文字。.其中《文言》是第一篇,其旨在解说乾坤两卦,但《文言》并不分上下篇。《彖传》是第二部分,对卦爻辞的具体解释。象传乃第三部分上下两篇专讲卦爻的象征意义。《系辞传》是第四种,是有关全书宗旨的一篇系统、详尽的通论。《说卦传》是第五种。阐述八卦取象的专论。《序卦传》乃第六种第九篇,主讲64卦之排列顺序。《杂卦传》第七种第十篇,它将64卦的原有次序打乱。两两一组,分成32组,然后用精练的语言解释卦意。上之七种十篇古之通称《十翼》或《易传》,它是解读《易经》的钥匙 。 是《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易经》、《易传》其精神实质:易理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属于科学性的。而完整的易学,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
那么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缘何称《易经》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古有“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之赞语,其“文献依据”或来自《汉书・艺文志》:“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通观中国思想史,可知其理由如下。
其一,由于后人尊孔之缘故。“六经”在孔子之前,本为诸子百家之共同的文化源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晚而赞《易》,修《春秋》”。于是遂有“六经”定本。其中,孔子下功夫最大、思虑最多且最为赞美的当属《易经》。《论语》中,夫子自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亦称孔子晚而好《易》,读《易》韦编三绝。正是由于孔子的努力,《周易》方由卜筮之书转为“人文化成”之经典。
其二,《周易》的传承脉络清晰,对其“升为”六经之首多少产生一定影响。秦始皇“焚书”,但《易经》由于其卜筮的性质,仍有连续传承。这客观上为《易经》成为六经之首增加了砝码。
其三,《周易》的“哲学”性质决定了其为六经之首的地位。《礼记・经解》引孔子之言,认为“洁净精微,易教也”;《庄子・天下篇》认为“《易》以道阴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余闻之董生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法言》认为“说天者,莫辩乎《易》”等等。诸种对《易》所下的判断,角度、看法虽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皆指出了《易》的“哲学”性质。《易》中各卦的排列方式、卦爻变化以及观物取象的类比思维模式,已彰显其哲学思维,“易传”更使其哲学性质呈现出明朗化、体系化的特征。即《周易》以乾坤、太极为主要元素勾划出一种朴素的宇宙本体论,使天、地、人融为一体的系统化、机体化的思维模式得以形成。孔子更将生命意识、忧患意识、伦理精神以及对圣贤品格的追求注入其中,《易经》可谓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易学之象、数、理其内涵,无非教导人们知变与适变而已。知变是理智的结晶,适变是象、数的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