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内容摘要：在《论语》中记载了许多孔子对仕与隐的言论。本文试以《论语》为主要依据，对孔子的仕隐观进行分析，认为决定其仕隐的中心在于“道”。在思想上，孔子懂得在乱世中最好的生存方式是“隐”；而在行动上，孔子仍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心怀天下，坚守道义。
关键词：《论语》；孔子；出仕；隐逸
《论语》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时，并不乏进取之辞。孔子虽“贫且贱”，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末，但他自认肩负着拯世救民的重任，“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信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这种自信却是因世无用己者而发，此本身即有一丝悲剧意味。并且在孔子这些积极入世言辞的另一面，似又潜藏着“隐逸”的念头。
《论语》中多次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与隐者相遇之事，如《微子》中的“楚狂接舆”篇，记载了接舆狂歌笑孔子之事。朱子释此篇道，“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接舆以比孔子，而讥其不能隐为德衰也。来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隐去。”面对楚狂接舆的揶揄，孔子的反应是“下，欲与之言”，虽然因接舆避开而未果，但可以看出孔子对隐者怀着尊重。又如《微子》中“子路从而后，遇丈人”篇，尽管“丈人”讥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子路的态度却是拱手而立以示敬意，孔子对“丈人”的评价则为“隐者也”，并让子路返回见他。乍看之下，孔子对“隐者”似有趋向之意，每次总表现出想与之交谈的愿望。
此外，在《论语》中也记载了孔子许多“隐逸”之辞，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似与楚狂之歌一致，在无“道”的乱世，确应“隐”。然而，孔子口中的“隐者”却始终拒绝与孔子进行直接交流，原因何在？
“楚狂接舆”、“丈人”等都可谓道家代表，他们自认是“真正的隐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聪明人，他们懂得乱世中的生存道理，在世道崩坏的现实之下，用隐逸避世来表达对时代、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然而，这种消极的态度却极易致自身价值的丧失，由“避世”变为“弃世”。林语堂说，“消极避世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活命价值’。……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他们放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也容易滑向纵容自我的危险境地；丧失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勇气，也就丢弃了人的高贵品质。
孔子一定程度上赞同着“隐逸”，当说“乘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时候，与那些“隐者”多少有些惺惺相惜，而“隐者”也主动对孔子作出善意的奉劝。然而，每当孔子想要与他们交谈时，他们却躲得远远的，孔子之义借子路得以传达，“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孔子并非愚蠢，非不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一聪明之道。面对“隐者”的苛责，他明确地说出：身处乱世却不隐，在于实践自己对世界所担的道义；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我们所倡的道义在当世行不通，所以，出仕更不是为了求取富贵闻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既是他为自己的辩解，也是对那些看似高明实则缺乏责任感的“隐者”表示出一定的批评。“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虽然“丈人”对待子路甚倨，但子路甚恭，丈人于是留他住宿，杀鸡做饭给他吃，并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朱子解“则于长幼之节，固知其不可废矣，故因其所明以晓之。”长幼之节尚不可废，由此推之，君臣之义更不可不顾，如“丈人”一般隐去，虽欲洁其身，却忽视了人之大伦。
“隐者”如此聪慧，大概早已看出孔子“下车欲言”、“使子路反”的用意，正如朱子言“孔子使子路反见之，盖欲告之以君臣之义。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故先去之以灭其迹，亦接舆之意也”。虽然《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许多的“隐逸”念头，但“隐者”的拒绝正证明他们与孔子在“仕与隐”上仍存在分歧。所以，除对“隐者”的“隐逸”提出评论外，孔子也有着一套与之不同的“隐逸”观。
《论语》中有一则孔子对“逸民”评价：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死，孔子认为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逸民；少连事今不可考，柳下惠则三仕三黜，人劝其去，他却执着“直道而事人”，孔子认为他们“降志辱身”，但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亦值得称赞；虞忠、胰逸避世隐居，“独善其身，合乎道之情。放言自废，合乎道之权”。而对于自己，孔子却说“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与他们都不相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并非孔子毫无原则，孟子的解释恰当不过，“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称孔子为“圣之时”，即善于审时度势的圣人。这种不苛责强求，不固守一端的态度也符合孔子追求的“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无过无不及，一切尽恰到好处。
此外，孔子亦在《里仁》篇说道“君子之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除审时度势外，最重要的是，所作的选择必须符合道义。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无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的罪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所以，决定孔子“仕”与“隐”的关键还在于是否符合“道”，是否坚持“道”，这也是孔子的“隐逸”与佛道根本区别之处。
《论语》中还记载孔子与“隐者”遇而表其心志之篇，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一行去叶反蔡途中，子路向长沮问渡口，长沮却说，孔子早就知道渡口在那儿了。长沮之言，可看成对孔子的嘲讽，亦可看成对孔子的劝告。具体说来，“津”可有三解，第一，现实中，到达蔡国的渡口；第二，孔子的救世之道，即恢复“周礼”；第三，乱世中最明智的处世之选，“隐”。因为长沮知道，孔子如此聪明，自然明白就算找到渡口到蔡，他的主张也不会被接受，更不可能改变乱世，所以对他提出劝告，缄口不语渡口在何处。桀溺则更是直接劝子路，与其跟着孔子避人，不如跟着我们避世，实则仍是对孔子之言。
孔子的反应是“怃然”，“犹怅然，惜其不喻己意也”，为他们不了解自己而失望，并表达自己的志向，我们不能与鸟往，若再不与人交往还能和什么交往呢？天下若已平治，我就不需要改变它，“正为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虽身处乱世，但孔子自认只有他才能改变一切，只有恢复“周礼”才能重新回到“中庸”，而“周礼”之一丝微薄的脉息系于其身，如果此时他撤身离去，是“道”所不允许的。所以，尽管孔子多次强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但更重要的仕隐标准则为是否符合“道”。
而针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这一类的言论，除表明孔子是个思想上的聪明人外，还可看出，孔子是多么希望“邦有道”而反复提及。如同恨铁不成钢，总是说要去国离乡，却始终心怀天下未能释怀。或如他真的这样做了，则一定不会成为一代“圣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晓鹏.论孔子的避世思想[J].河北大学学报，1996（3）：71-78
[5]王晓凡.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看孔子的出世与遁世[J].工作思考，2009（6）：209-210.
[6]熊燕华.《论语》中的孔子和隐者[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4（2）：129-130.
谢静，苏州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内容摘要：在《论语》中记载了许多孔子对仕与隐的言论。本文试以《论语》为主要依据，对孔子的仕隐观进行分析，认为决定其仕隐的中心在于“道”。在思想上，孔子懂得在乱世中最好的生存方式是“隐”；而在行动上，孔子仍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心怀天下，坚守道义。
关键词：《论语》；孔子；出仕；隐逸
《论语》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时，并不乏进取之辞。孔子虽“贫且贱”，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末，但他自认肩负着拯世救民的重任，“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信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这种自信却是因世无用己者而发，此本身即有一丝悲剧意味。并且在孔子这些积极入世言辞的另一面，似又潜藏着“隐逸”的念头。
《论语》中多次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与隐者相遇之事，如《微子》中的“楚狂接舆”篇，记载了接舆狂歌笑孔子之事。朱子释此篇道，“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接舆以比孔子，而讥其不能隐为德衰也。来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隐去。”面对楚狂接舆的揶揄，孔子的反应是“下，欲与之言”，虽然因接舆避开而未果，但可以看出孔子对隐者怀着尊重。又如《微子》中“子路从而后，遇丈人”篇，尽管“丈人”讥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子路的态度却是拱手而立以示敬意，孔子对“丈人”的评价则为“隐者也”，并让子路返回见他。乍看之下，孔子对“隐者”似有趋向之意，每次总表现出想与之交谈的愿望。
此外，在《论语》中也记载了孔子许多“隐逸”之辞，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似与楚狂之歌一致，在无“道”的乱世，确应“隐”。然而，孔子口中的“隐者”却始终拒绝与孔子进行直接交流，原因何在？
“楚狂接舆”、“丈人”等都可谓道家代表，他们自认是“真正的隐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聪明人，他们懂得乱世中的生存道理，在世道崩坏的现实之下，用隐逸避世来表达对时代、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然而，这种消极的态度却极易致自身价值的丧失，由“避世”变为“弃世”。林语堂说，“消极避世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活命价值’。……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他们放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也容易滑向纵容自我的危险境地；丧失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勇气，也就丢弃了人的高贵品质。
孔子一定程度上赞同着“隐逸”，当说“乘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时候，与那些“隐者”多少有些惺惺相惜，而“隐者”也主动对孔子作出善意的奉劝。然而，每当孔子想要与他们交谈时，他们却躲得远远的，孔子之义借子路得以传达，“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孔子并非愚蠢，非不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一聪明之道。面对“隐者”的苛责，他明确地说出：身处乱世却不隐，在于实践自己对世界所担的道义；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我们所倡的道义在当世行不通，所以，出仕更不是为了求取富贵闻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既是他为自己的辩解，也是对那些看似高明实则缺乏责任感的“隐者”表示出一定的批评。“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虽然“丈人”对待子路甚倨，但子路甚恭，丈人于是留他住宿，杀鸡做饭给他吃，并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朱子解“则于长幼之节，固知其不可废矣，故因其所明以晓之。”长幼之节尚不可废，由此推之，君臣之义更不可不顾，如“丈人”一般隐去，虽欲洁其身，却忽视了人之大伦。
“隐者”如此聪慧，大概早已看出孔子“下车欲言”、“使子路反”的用意，正如朱子言“孔子使子路反见之，盖欲告之以君臣之义。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故先去之以灭其迹，亦接舆之意也”。虽然《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许多的“隐逸”念头，但“隐者”的拒绝正证明他们与孔子在“仕与隐”上仍存在分歧。所以，除对“隐者”的“隐逸”提出评论外，孔子也有着一套与之不同的“隐逸”观。
《论语》中有一则孔子对“逸民”评价：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死，孔子认为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逸民；少连事今不可考，柳下惠则三仕三黜，人劝其去，他却执着“直道而事人”，孔子认为他们“降志辱身”，但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亦值得称赞；虞忠、胰逸避世隐居，“独善其身，合乎道之情。放言自废，合乎道之权”。而对于自己，孔子却说“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与他们都不相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并非孔子毫无原则，孟子的解释恰当不过，“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称孔子为“圣之时”，即善于审时度势的圣人。这种不苛责强求，不固守一端的态度也符合孔子追求的“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无过无不及，一切尽恰到好处。
此外，孔子亦在《里仁》篇说道“君子之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除审时度势外，最重要的是，所作的选择必须符合道义。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无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的罪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所以，决定孔子“仕”与“隐”的关键还在于是否符合“道”，是否坚持“道”，这也是孔子的“隐逸”与佛道根本区别之处。
《论语》中还记载孔子与“隐者”遇而表其心志之篇，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一行去叶反蔡途中，子路向长沮问渡口，长沮却说，孔子早就知道渡口在那儿了。长沮之言，可看成对孔子的嘲讽，亦可看成对孔子的劝告。具体说来，“津”可有三解，第一，现实中，到达蔡国的渡口；第二，孔子的救世之道，即恢复“周礼”；第三，乱世中最明智的处世之选，“隐”。因为长沮知道，孔子如此聪明，自然明白就算找到渡口到蔡，他的主张也不会被接受，更不可能改变乱世，所以对他提出劝告，缄口不语渡口在何处。桀溺则更是直接劝子路，与其跟着孔子避人，不如跟着我们避世，实则仍是对孔子之言。
孔子的反应是“怃然”，“犹怅然，惜其不喻己意也”，为他们不了解自己而失望，并表达自己的志向，我们不能与鸟往，若再不与人交往还能和什么交往呢？天下若已平治，我就不需要改变它，“正为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虽身处乱世，但孔子自认只有他才能改变一切，只有恢复“周礼”才能重新回到“中庸”，而“周礼”之一丝微薄的脉息系于其身，如果此时他撤身离去，是“道”所不允许的。所以，尽管孔子多次强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但更重要的仕隐标准则为是否符合“道”。
而针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这一类的言论，除表明孔子是个思想上的聪明人外，还可看出，孔子是多么希望“邦有道”而反复提及。如同恨铁不成钢，总是说要去国离乡，却始终心怀天下未能释怀。或如他真的这样做了，则一定不会成为一代“圣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晓鹏.论孔子的避世思想[J].河北大学学报，1996（3）：71-78
[5]王晓凡.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看孔子的出世与遁世[J].工作思考，2009（6）：209-210.
[6]熊燕华.《论语》中的孔子和隐者[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4（2）：129-130.
谢静，苏州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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