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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地闲谈间，张培鸿先生才注意到从2002年到如今，他已恰好离滇留沪10年。而他的年纪也从10年前的“而立”，跨入今天的“不惑”，两鬓有了些许斑白。也恰在这10年，这位青年律师完成从愤青到自由主义者，再到基督徒的转变。10年间，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淡泊转身的背后，其实也蕴藏着10年来司法领域的太多进退、悲喜。
一本8月份出版的新书《大律师》把张培鸿喻成“刑辩律师界的少帅”。对此，他淡然一笑。若在早几年，这样的赞誉，有着上海律协刑委会副主任、上海市“优秀青年律师”等头衔的他内心免不了会暗喜一阵。不过，现在的张培鸿却有着异样的平和，最近他受邀去华东***法大学给大学生们谈人生规划。其实，“人生有太多不能掌控的因素，唯一能做到的是锻炼好自己，然后等待机会”。他自己也是如此，才走到今天这个舞台。
把职业做到极致
1972年，张培鸿出生在云南弥勒的一个村子里，家境很差，一直到考上云南师范大学，也没有明显改善。22岁大学毕业，张培鸿留在省城昆明当教师，在一所师范学校教起了师范生。不到5年，他就把这份职业做到了很精彩，作为***治学科的选手参加全省范围的课堂教学竞赛，拿到了一等奖。学生们对他上课的风趣和幽默也喜爱有加，而此时，张培鸿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迷茫期：继续做教师，再执鞭30年，然后退休终老；或者，跳出这个圈子，追求更大的一个舞台。
契机就来自于他课堂讲授的一次意外，他在给学生讲《法律常识》，被前来听课的教务主任指出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羞愧难当的他决定要一雪前耻。于是，买了一套律师资格考试的辅导书开始自学，打算用参加“天下第一考”的方式给自己争口气。第一次，在复习3个月后参考，差3分；第二年再考，多了3分，通过。
于是，他把目光从教坛转向了律坛，拨通了云南袁野律师事务所当家人袁野的电话，然后等着见面。袁野只比张培鸿大7岁，但在当时云南律师界已经很有名气。见面后，袁野就将一本某律师涉嫌伪证罪的案件卷宗扔给张培鸿，让他准备下周的开庭。这个罪名涉及刚刚颁布的刑法第306条，虽然张培鸿是新手，但是看完卷宗，并且查阅了法律条文以及有限的解释后，认定这个同行虽有问题但不构成犯罪。
就这样，他跟着袁野走上法庭，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多年后，张培鸿还是感念袁野这位法律界的启蒙恩师，虽然论名气，他已后来居上。“我刑辩的基本功底都是在袁野的指导下快速完成的。”张培鸿坦言。他很快就被赋予***办案的权力，并执掌律所的刑辩部。正是这样少见的磨练方式，在3年间，通过办理上百起案件，尤其是参与“杜培武冤案”涉案警察的辩护，把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张培鸿塑造成为刑辩律师界的佼佼者。
回顾那3年，张培鸿的刑辩经典之战发生在云南昭通市的中级法院里。在2001年，他连续了3件刑事案件，判决都是无罪释放，包括一起至今没有发现真凶的杀人案，还有一起公安局长的贪污案。如果说前5年里，张培鸿用教学一等奖在当地教师界做到了极致，那么后3年，他也用3个清白判决在当地律师界做到了极致。此时，张培鸿正迎来更大的人生机会。
鹊起上海的10年
1999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的年会在昆明召开，张培鸿将自己经手的第一个案子—律师涉嫌伪证罪作为素材，提交了全国最早关于废除刑法第306条建议的论文。该文恰为参会的“中国刑辩第一人”田文昌看到并击节赞赏，欣然推荐给《中国律师》杂志发表。也是这个机缘，张培鸿的另外一篇文章《程序正义的误区》也刊发于刘桂明主编的这份杂志，而这又引起了另一个人的兴趣，他就是中国刑辩界“大腕”、后来获评东方大律师的上海律师翟建。
翟建很喜欢这篇文章，通过114联系上了张培鸿，招募之意也呼之欲出。在2002年初夏，张培鸿见到了翟建。仅仅在15分钟之后，他就同意加盟沪上首家个人开业的翟建律师事务所。“其实，开始并不知道翟建的大名，”张培鸿坦陈，打动他的主要理由是这家律所九成以上的业务都是办理刑事案件。“在我看来，民商事案件的输赢对错都是可以弥补的，比如金钱，甚至名誉，但是刑事案件中涉及的自由与生命，一旦失去，就永远无法弥补了。”张培鸿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也就这样，张培鸿的辩护事业突飞猛进，这10年，他的案件超过300件。轰动一时的陈丹蕾杀夫案、杨佳袭警的案外诽谤案、中银香港高管贪污案、力拓商业间谍案，张培鸿都有精彩的表现。甚至社会热议的上海静安大火案、浙江乐清钱云会命案也都有张培鸿的参与，只是因为后来出国访学的安排，两案都转托好友斯伟江律师。
细说这10年，张培鸿愿意一谈的是“杨佳袭警”中的案外案“造谣者”郏啸寅的故事：杨佳案发后，23岁的郏啸寅因为《上海袭警案事件内幕》，称“杨佳在被闸北分局留置盘查中遭殴打，致使其生殖器受损，无法生育，故而报复杀人”。上海警方遂以“涉嫌寻衅滋事”行***拘留郏啸寅，后又变更为“涉嫌诽谤”而逮捕他。该案因涉及言论边界，当时争议颇大，最终案件以“取保候审”不了了之。
张培鸿认为，郏啸寅案进入刑事程序有明显的瑕疵，即便是郏所发的帖子纯属造谣，也只应承担相应的行***法律责任，不应启动刑事程序，特别是公诉程序。“一个公民说了假话错话，***府只需及时澄清或辟谣就可以解决，何妨宽容一些？不能动辄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他认为，该案最后的结局也是能追求到的最好的结果，上海也避免了“跨省”的尴尬。
流派分野的背后
13年来，虽然张培鸿在业内声名鹊起，辩护技巧也早已日渐精进，不过却也迎来了新的困惑，那就是刑辩领域的流派之分：艺术派和技术派的较量。这最早由张培鸿的好友媒体人沈亚川于2008年提出。当时，沈亚川有感于一些律师的辩护方式颇似行为艺术，每一步操作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传播，媒体亦步亦趋。他们试***给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帮助赢得案件的最终胜诉或者得到其他较好结果。这一类风格被归为艺术派。
另外一些知名律师的辩护，则多注重在法律技术和细节上提出质疑，将辩护主要看成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工作。他们在法庭上喋喋不休地讨论证据、事实，谈论立法的价值取向，扩张解释的违法性甚至国外判例，熟练使用晦涩的术语解释简单的问题，不擅长甚至不屑于向媒体解释，不愿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类风格则是典型的技术派。
此前，张培鸿很自然地把自己归为技术派，而现在如日中天的斯伟江等人，看起来则更像是艺术派—尤其是后者在李庄案第二季中的辩护一时成为经典，舆论也为之着迷；而斯伟江从张培鸿处接手的上海静安大火案，也因为媒体的广泛报道，作为大火引燃者的电焊工当事人最终免予刑事处罚，也是颇受好评的结局；浙江钱云会案虽然没有“被不用”，但是斯伟江带动的媒体介入，至少在舆论层面获得了极大的影响。
这样，当艺术派逐渐走红的时候，技术派却显得落寞与困惑。作为资深的刑辩律师，张培鸿感觉随着办理的案件越来越多，反而越来越失去了对案件进行评估和把握的能力。涉案数千万的当事人，莫名其妙就放了；区区几万元的案子，又被拖拖拉拉地关上数年。“越是所谓的资深，就越是缺乏成就感。”张培鸿后期的辩护有点屡败屡战的味道。在入行之初，他能够轻松为多位当事人做无罪辩护并为法院采纳，而在其后的某段时间，似乎只剩下当事人被判重刑后，仍然对律师敬业精神的感激。
这不是艺术派和技术派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整个司法的大环境使然。所以，他决定休息一年，举家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来到这家全球顶尖的法学院访学深造，不是为了磨练刑辩的技艺，而是想要一场法治观念的“洗礼”。而他真正的洗礼却在高校之外的教堂，因为上帝的指引，他在自己39岁生日那天，在美国的一所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2012年7月，张培鸿回国不久，在几番讲授美国司法与其信仰关系之外，他又作出了一个决定，从专业的翟建律所转到综合性的汇业律所，成为负责该所刑事辩护的合伙人。
“经此海外一年的历练，尤其是信仰上的更新，对于刑事辩护的理解更加从容，内心也更加平和。”张培鸿坦言，此时的他，对于曾经困惑过自己的艺术派与技术派的分歧已经了然于胸，处之泰然。形势逼出来的流派之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逼迫的环境与形势。他相信，这种变化即将迎来新的转机。
或许，这是更加值得期待的，他的新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