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沧桑的历史
1927年秋,宝光寺方丈贯一法师为重修《新都县志》撰写《新都宝光寺塔创建原委略记》,描述了宝光寺的初创历程:“宝光为蜀中古刹,名胜首善之丛林也。稽古《塔寺三宝感应录》载:肇自周灵王四十一年,值西域阿育王四十三年之时始创也。育王深崇佛法,将释迦佛舍利,建八万四千宝塔,命耶舍尊者,举手障日,役诸神力,分布天下,必吉祥殊胜地方可建之。在震旦者一十有九,而蜀得其三。三者为何?一则宝光曰福感也,再者彭县曰龙兴也,三则德阳曰孝感也。
当是时,寺不曰‘宝光’,而曰‘大石’者,因育王取西山大石为基,安舍利于中,故寺由塔而立名也。隋初,蜀王秀闻之,作镇井络,令人掘取是石,寻缝及泉,不见其际。于石旁凿一小片,问识宝者,云‘玉’。时有智诜律师,爱惜古迹,乃于其上起木浮***九级。新都旱涝,士民祷塔前,祈而有应,故名福感也。”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宝光寺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寺院不仅中轴线建筑宏伟庄严,还分别建设了东堂和西堂,慈善事业也方兴未艾,有寺内出土的施衣功德碑为证。会昌五年(845年),因武宗“勒天下僧尼还俗,并省天下佛寺”,宝光寺也未能幸免,受到很大冲击。翻开《全唐诗》(扬州诗局本)292卷第17页,有一首司空曙的诗作《过庆宝寺(一作耿(wéi)诗,题作废宝光寺)》,诗文曰:“黄叶前朝寺,无僧寒殿开。池晴龟出曝,松暮鹤飞回。古井碑横草,阴廊画杂苔。禅宫亦销歇,尘世转堪哀。”
中和元年(881年),避难入蜀的唐僖宗驻跸设在宝光寺遗址之后的行宫。相传某夜僖宗漫步于寺内,忽见古塔废墟之上霞光四射,遂命人挖掘,得到一个石函,函中藏有13颗晶莹剔透的佛祖舍利。僖宗以为祥瑞,即命人延请隐居于丹景山的悟达知玄重修宝塔,再建佛寺,并赐名“宝光寺”。当年重修宝塔的刻字砖仍被封砌塔内,僖宗行宫的石础至今也仍然遗留在七佛殿前。
国之兴衰,寺之沉浮。上千年光阴,宝光寺几度毁于兵荒,明末清初大劫,殿堂僧舍再次化为瓦砾灰烬。然而,屡毁屡建,无数次的涅重生,终于造就了奠基于唐、大盛于宋、中兴于清的集大成格局,宝光道场鼎盛,闻名遐迩。
曾奉命重修宝光塔寺的悟达国师(811~883年),法名知玄,是大唐一代著名高僧。15岁时,奉丞相命于成都大慈寺升堂说法;唐武宗时,奉诏于京师与道士抗论;宣宗大中(847~859年)初年,被封为儒、释、道“三教首座”,赐紫袈裟;咸通(860~874年)年间,懿宗亲临法席,赐沉香座。知玄法师晚居彭州丹景山,发明三昧水忏之法。僖宗入蜀,迎请他出山,赐号“悟达国师”。宝光塔寺重修竣工,极其宏伟,“蜀中之梵宫佛院,未有盛于此者”。寺因人显,宝光寺一跃而成为蜀中名寺。人因寺传,悟达国师被后人追奉为宝光寺唐代开山祖师。
宋徽宗时期,临济宗第十一世祖师圆悟克勤回川,驻锡于成都昭觉寺。据《宝光禅院创建重修端末记》称,大观三年(1109年)他还曾住持宝光寺,并请徽宗赐改名为“大觉寺”,“修持说法,接众数千”,他把宝光寺带入了极盛时代。宝光寺祖堂一直供奉着圆悟克勤的牌位,咸丰元年(1851年)又在罗汉堂中为他塑像,以此铭记他对宝光寺的卓越贡献。
清康熙九年(1670年),临济高僧破山海明的嫡传弟子笑宗禅师来到新都,目睹千年古寺颓败不堪,祖师道业中辍不续,倍感痛心。在新都知县和地方缙绅的支持下,笑宗禅师剪荆伐棘,不辞劳苦,终使宝光寺翻然鼎新,再成一方名刹。为了铭记他的功绩,后人尊之为清代宝光寺中兴的第一代祖师,立像于祖堂正中。
正是由于历代高僧大德的锲而不舍,历经沧桑的宝光寺不仅没有灰飞烟灭,反而越加兴盛,规模与声誉同驰,佛法与薪火并传。时至清末,宝光寺已与成都文殊院、镇江金山寺、扬州高寺一并成为长江流域著名的禅宗“四大丛林”。“要坐香,到宝光”的美誉,在近代佛教僧众中广为流传。
与黄埔***校的一段缘
1938年,国民***府的陆******官学校(黄埔***校)迁到成都,校本部一直设在城北北校场,黄埔第23期时,宝光寺为该期二总队驻地。黄埔***校通常保持两期学生3个总队约4000人的编制,加上警卫团1200人和校部的官兵,全校共有师生、官兵约60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旅,这便是中央系统在川西地区唯一的主力部队了。黄埔***校在成都共计办了10期(从14期至23期),毕业学生31.5万余人。这个时期,还委托各兵科学校及有关机构代训学生1.5万余人。
驻扎在新都县北门外“宝光寺”内的新都***训班,接收的学员来自东北、西安、贵阳、北平、成都等考区,共编为10个中队,分属3个大队,主要进行入伍生训练。
1949年11月起,随着中国大陆***,***训班在新都宣布起义。1950年元月,成都***管会派十八兵团随营学校的王松林为***代表到新都接管,所有起义人员均被编入随营学校,分校官队和尉官队两队,仍住“宝光寺”学习。6月,对起义人员开始进行安置和处理,有少数人留在***中工作。9月确定尉级先复员,其余校级人员到1951年也陆续复员完毕。
“”中幸免于难
宝光寺在“”期间因指示派遣驻训而得以完整保护,又因的配合而得以顺利开放,并且长期与保持良好的关系。宝光寺能够发展到今天拥有3个“国字号”招牌(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是历代方丈、僧人、居士、信众、游客与各级***府乃至***人共同呵护的结果。2011年7月6日,新都区召开“宝光寺历史回顾座谈会”,让一些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共聚一堂,回顾与宝光寺的鱼水关系,尤其是“”期间7949部队高炮营在宝光寺驻训和*********机关帮助宝光寺达到开放条件的情形,弥补了该段历史空白。
1966年5月“”开始后,各地纷纷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陷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府主义状态,出现了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群众运动。
当时宝光寺作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面临着被冲击、被破坏的危险。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威胁:第一次威胁是1966年11月,成都的造反派到新都串联要到北京去告状,要求到宝光寺“破四旧”,在宝光寺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并提出要打砸佛像,幸好被当时的县委劝走。第二次是1967年1月成都某大学的***200余名分乘几辆大车到新都要冲击宝光寺,当时的新都县县委书记陈国贵、县长韩能哲得到消息迅速带领新都300余名机关干部出面做工作,解释说:“这是文物,不能打砸!”劝说工作从凌晨开始,直到下午,才将他们打发走。第三次是1967年某电工厂和新繁镇的造反派声称“宝光寺的隔壁原来是黄埔预校,九十五***在这里驻防过,肯定在罗汉像下面藏有***支弹药”,他们把石板敲开掏挖,什么也没有找到。当时的县***府逐级报告,直到***答复应予保护,于是统战部和民族宗教科一方面向造反派解释“没有武器”,一方面迅速组织35名僧人和机关干部采取各种办法,将寺内文物隐藏起来。其间恰遇的夫人李昭来宝光寺参观,当时的住持广度法师和监院隆应法师迅速写就一份紧急报告,托其交给中央。第四次是广汉造反派到新都,先把县委对面的文庙砸了,然后就嚷着到宝光寺“破四旧”,经反复做工作这批人才没有砸成。“”中的威胁还来自寺院的内部:宝光寺的僧人珠喜(俗名刘文会),新都县清白乡高墙村(现新繁镇高墙社区)人,家庭出身贫农,因受人鼓动,向县委提出组织“僧侣造反派”,县委答复不了,于是层层请示到“省革委”,“省革委”答复说“拿不准,得请示***”,于是这份报告又到了***。最终此事也不了了之,宝光寺又躲过一劫。
1969年4月,***向成都大***区发出指示,要求驻***保护宝光寺。***区立即下达命令,由50******炮二营(榴弹炮营)驻训宝光寺,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7949部队高炮营”。由于部队将榴弹炮遍布大门及围墙附近,大门设立岗哨,使宝光寺得以保全。1976年4月因***队建制调整,7949部队高炮营不再在宝光寺驻训。
1981年,在四川省委、***的关怀下,从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出发,经过***队与地方协商,决定:从47医院营区内划拨出土地23.5亩和***队建的营房5391平方米,无偿移交给宝光寺。
1978年,新都县第9任县委书记黄义元来到宝光寺,看到寺院内还写着“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鸦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标语,当即要求寺院把标语清理掉,露出被遮盖的原来的匾额和楹联;僧人也要换掉中山装,穿上僧装,并恢复佛事活动;在了解到寺院由文管所直接管理且实力薄弱时,当即决定将全部寺院庙产交还寺院,建立每张3分的门票制度,把文物进行分类登记。并对住持广度法师说:“我不要你的,你也不要我的”,从而确定了由僧人进行“自教、自管、自养”的基本制度。由于寺院的房、地产权清晰,率先达到宗教场所开放条件,1982年宝光寺即被国家列入“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
改革开放以来,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宝光寺,继续传承着悠久的佛教精髓,在新都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应时而不入俗,随波但不逐流,成为广大僧俗心中实实在在的一方净土。
宝光寺第24代方丈贞意法师曾说:“宝光寺是一本佛经,一本永远都可以研读的真如佛经。翻开这本经典,我们能够阅读到佛教自传入中国,乃至更久远以来佛门瑰丽的篇章,我们能够从佛教文化、历史、艺术、建筑众多领域来体会这所寺院的辉煌。这时,我们才恍然明白,宝光寺把光芒收敛得如此深邃,几乎很少有人能窥视到它的本来。”
虽然“本不可问,可问非本”,但在“莲开净域”“月照禅天”的当下,该是翻开宝光寺这本特殊佛经,把它收敛的光芒释放出来的时候了:宝光寺乃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景区、全国重点汉传佛教寺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部级和谐宗教场所,拥有文物及藏品18986件。 责编 李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