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近些年，国内新闻传媒界引入西方各种传播学理论，各种新名词漫天飞舞，其实不止这一个领域，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大致如此。我的看法是，与引进的数量相比，食洋不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无论翻译者还是传授者，也就是忠实的或者变相的抄袭而已。我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文化土壤完全不同，那些西方的学术名词，在我们这里严重水土不服。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理论，在我们这里，也就只能口头上说说而已。换句话说，说是说，做是做。大量西方现代学术新名词的引进，丝毫没有证明国内相关领域学术水平的提高。问题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翻译者和传授者的思考能力有限，他们往往不理解，无论学术名词如何新颖，并不是抄袭过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问题是要有结合国内当下的文化土壤、实施一种文化批判的能力。当瘸子的面别说短话
我们的文化土壤里，影射或者暗示最发达，说话不喜欢直截了当，你要是揭了某人的短，他会记恨你一辈子。可是，这样的传统，时间长了，那事情的真相，也就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相反，我们的文化土壤里，却一向不乏歌功颂德的传统，比如说，某皇帝好女色，甚至是个色狼，那下面的大臣却无比恭敬地打哈哈：老佛爷啊，您真浪漫!时间长了，这皇帝人品的真相，也就被掩埋了。
当然，皇帝是永远正确在手的，这个印象时间长了，就好象是真的了，但是这个传统，也留下了很多弊病。比如，所谓“正确在手”，就意味着规则在手、解释权在手，等等。那么辩论权呢?或者说不赞成的权力呢?我指的是公开而不是私下里不赞成的权利――对不起，这种权利好像不太被鼓励，也就是***思考从来就不太受欢迎，而且这样的人最容易在现实生活中碰壁，以至被推向社会的边缘，这种人的声音最不容易被听见。
不允许公开不赞成，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不啻一场巨大灾难――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而只是说了一句大实话而已。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再侈谈任何所谓西方当代的传播学理论，几乎都等于无稽之谈，因为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实施这些理论的土壤。
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土壤呢?比如，有些真话大家都知道，但是不能说。最想说的，是实话(因为这符合人性)，但是，说了就要倒霉。更微妙的是，没有公开条文不让你说，所谓“不能说”不过是经验教训的总结，是自己体会出来的硬道理。这个道理，西方当代的传播学理论中，写了吗?显然没有写!
让我再说句大实话，现在俗文化中流行的恶搞、山寨文化、短信段子等等，不过是以畸形的形式，对“不能说”的文化现状的一种最低级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反抗。这种自发的反抗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情绪，但是对提高人的思考能力，帮助不大。
无论是否“正确”，一种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现象已经产生了，那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爱说啥是啥，我是聋子，而且，我也有嘴，有笔，会写作，这就够了。
但是，真的够了吗?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弱点，一向就在于总有一种所谓“正确在手”的声音，并且在最大程度上扼杀公开辩论的权利(至于辩论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然不算)，例子就不列举了，恶果却是明摆着的。这种文化模式造成大大小小无数个“正确在手”的传声筒，或者叫做“语言的暴君”。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丧失了灵气，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心灵。也是干枯的，甚至是畸形的。
语言的批判
《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苏・卡利・詹森著，曹晋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的英文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谈到了他从孔夫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受到过启发。他受到什么启发呢?他竟然说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改革的第一步是更名”。无论这样的理解是否算是误读，反正他把我们眼里孔子维护传统文化的保守形象，改变为一个赞成语言革新的思想家，就像当年写了《孔子改制考》的康有为一样――为了革新，就得打出一个旗号，把孔子说成是赞成君主立宪的。康有为先生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儒家思想渊源深厚的古老祖国，不这样，人们凭什么相信一个普通的书生?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都包含“语言的批判”的意思。就是对旧有的术语，旧瓶装新酒，在暗中移植进自己的想法。其实是一种通过变革词语的含义，静悄悄地进行一场思想***运动，这就比我以上提到的恶搞、山寨文化、短信段子等等更有“技术含量”，更加“老谋深算”。这使我们不由想起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全面否定“”，***提出“全面科学正确地理解思想”，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治智慧，假如当时不是这样，就会遇到维护正统(即维护)的***治保守势力的围攻，就可能发生社会的动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治理起来的确不容易，而且治理者也最容易受到自由派的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情，虽然道理不错，但是实行起来，总是非常困难，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台下知识分子谏言时，自己的身分，当然也不是***治家。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就是再不要以阶级斗争的模式思考，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要回归人性，大家要心平气和地讨论。现在的问题，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尖锐地摆在面前，就是社会公平问题，不公平也就是不正义。大家不再在乎思想的对错与思想的质量，矛盾集中在垄断利益。这种垄断几乎是全方位的，几乎让人无处可逃，这当然是一种很可怕的情景。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因为太权力化或行***化，在不应该管的地方，都要去管，似乎“正确在手”的行***权力无所不在。这就会越来越使得整个社会变成一架机器，每个人都像***叔叔说的，是机器里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但恕我直言，这样的机器只是表面上强大，它还会使人面临莫名其妙的压抑感，或者有了美好的物质生活但“幸福指数”并不很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的天性不可能是一颗“螺丝钉”，人要呼吸喘气，不仅要吃好喝好听听赵本山低级趣味的玩笑就可以满足了的，还得有更高的情趣和想象力。还有，一个人要总有人在耳边听另外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单位的领导还是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家长)絮絮叨叨，告诉他怎么做才是对的，就会感到不舒服，凭什么我就要听你的呢?
所以，我们的社会，现在面临着第二次思想***，它可能首先是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就是人们已经开始普遍地厌烦命令式的语言模式，也就是那些教导我们“应该如何才是正确的”语言表达式，因为每个人都有脑子，自己会思考。行***权力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不可能是万能的，人们只是顺从但绝不是服从。
于是，接下来就可以想，既然命令式的语言要不得，那么这样的命令式究竟在哪些部门最严重呢?很多，权力部门就不用说了，这里只出听话的，几乎出不了什么人才。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一向最学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官府气也越来越重，置身这里工作的我，当然与所长室主任什么的不一样，我的意思是，我有处可逃。可是，令我担忧的是这张无所不在的行***网日益强大，强大的令人窒息，它培养起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弄虚做假，好象官员比我更知道应该怎么做学问似的。反抗不了怎么办呢?那我就只能逃跑。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是这样，虽然我说了也没有用，可既然是人嘴，它的功能除了作为动物的进食器官之外，说话功能还是第一位的，不像某些贪官，那张嘴就会动物似的的闻味了。光会吃饭的嘴基本上等于糟蹋了嘴的功能。我说嘴和嘴的质量很不一样，是指说出的话质量差异太大。比如我惊异地发现，时下很多场合，不同嘴里吃进食物的质量和说出话的质量成反比。光会下命令的嘴质量就不高。可惜，我们的教育既然是考试的同义语，基本上等于强迫的记忆，脑子的功能几乎被完全废弃了。于是我们的感情也变得很狭隘，比如说各种电视剧里程序化的爱情戏，差不多就是废弃了脑子功能的导演们搬来搬去的道具。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被废弃了功能的脑子，基本上就等于那张只会吃饭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