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三字经原文全文篇1
《三字经》，《辞源》释词为：“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王应麟，字伯厚，南宋鄞县人。他少年时通《六经》，淳佑元年中进士，历任过秘书监、吏部侍郎等诸多官职，博学多闻，长于考证，著述丰厚。而据《中国帝陵》作者王重光介绍，王应麟的文集未见载有《三字经》。《三字经》诞生于元初，直到明代才广为流传，明清人多认定作者是王应麟。王应麟呕心沥血写就的弘富著述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反而是这本未收入正集的小册子却家喻户晓，流传数百年。
我的父亲读过这本启蒙读物，因他读过几天私塾，也背过《百家姓》、《杂字本》类。
我的父亲是***初期的***员，一生笃信***的宗旨，虽仙逝多年，自愧弗如。是他用《三字经》经常教育少时的我，并从“人之初”开讲，虽然我听得稀里糊涂，似乎不如邻居玉德大伯教的“人之初，性本善，狗咬先生的蛋”记得明白，但给我的人生教诲却是永远的 。
玉德大伯教的改良型《三字经》，也许是对《三字经》文言晦涩难懂的抗议，并非是对原作的否认，儿童时代的学习背不会是要用戒尺严打的。后边的那六个字的“野对”，也许是学生骂私塾老先生的愤词罢了。
自1966年开始，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拉开了序幕。批林批孔批刘邓，批刘邓陶，打倒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三字经》因之也在被批之列。说它是糟粕，宣扬封建阶级的伦理道德，是孔孟之道毒害少年的典范。
在那个黑色文化统治时期，谁敢说个不字？
本人正是因为批判《三字经》才了解《三字经》的大略，因为批判，才接触到油印的原文（供批判用）。我见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边的道德传承可谓字字珠玑，很有读头嘛。这只是心理活动中的“一闪念”，谁敢说实话啊？我排行老小，父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用“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教育我，以缓解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后来上学了，也用“头悬梁、锥刺股”教育我好好学习，至今我都难以忘怀。
《三字经》又称小《纲鉴》。在数百年文化传承中，可谓是启蒙优秀读本。如今，全国各小学，均收入包含《三字经》全文的课本，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的外孙，今年开学上一年级。他学习用功，成绩很好。同时，他已经在课外全文背诵完《三字经》。前些日子，我的夫人和女儿天天看着外孙背一段《三字经》，日积月累，锲而不舍，孩子终于有了进步。
昨天晚上，我拿着课本，对照着原文，听着孩子一字不落地背完，心中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我告诉他：“姥爷年轻时，没认真学过《三字经》,很遗憾的，现在我应该向你学习。你现在一定要背熟它，一辈子都会有用的。”
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忘抓传统文化教育，这是一件大好事。记得前几年***名誉***连战回大陆访问时，参访一个小学，这个小学的学生用团背表演的形式，全文背诵了《三字经》，使得这位饱学长者满怀激动。正是中华文化，让我们和台湾的***治家走到一块，大陆台湾血肉相连啊！
愿下一代比我们老一代更聪明！
三字经原文全文篇2
[摘 要]《三字经》自18世纪初为东正教驻京布道团成员知晓后，100年间在俄国共有四个译本，流传后世的是俾丘林1829年的汉俄文对照本。本文追溯了各个译本的产生及其在俄国引起的反响。20世纪以来，更多的俄国学者则不再依赖译本，而是直接把中文版《三字经》作为原始文献，相应地，对《三字经》的认知也更深入透彻。
[关键词]《三字经》俄译本 俄国汉学
〔中***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110-06
《三字经》这样一部在我国“故老相传”了700多年的儿童启蒙教材即使在它退出我国教科书舞台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仍然是家喻户晓，其为人称道的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不仅好学易记，具有满足帮助初学儿童识字的功能，所蕴涵的道德规诫和历史典故则一度起着既传播知识，又培养学童的传统价值观的作用，不愧为传统启蒙教育第一书。而它还曾远渡重洋，在数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17世纪以来，《三字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许多国家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
北邻俄国人知晓《三字经》，与俄罗斯驻京布道团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有关《三字经》在俄国的话题，蔡鸿生先生早有专题著述（《〈三字经〉在俄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李明滨先生也曾在其《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新华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专节论及“普希金与《三字经》”，近十多年来各种对俄国汉学的研究著述中也零星提及《三字经》在俄国的汉籍收藏和翻译情况。本文拟进一步探讨《三字经》俄文译本及其社会反响。
1727年，《中俄恰克***界约》签订后，俄罗斯驻京布道团自1729年的第二班起成为俄国在北京的常设机构，随团神父和学生始由国子监派满汉助教教习满汉语言，后因这些官派助教是兼职，并不常去俄罗斯馆履行教师职责，布道团便自请助教。但无论官派还是自请的助教普遍不懂俄语，且无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专门教材，他们只能选用当时中国人自己使用的启蒙教科书，《三字经》就这样开始为他们所知悉。正如第十一班布道团学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万科（1808-1870年）在一份汇报中所写：“我在北京的初期主要应该致力于学习汉语，之前我对它一窍不通，而不懂汉语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中国人交流。众所周知，这门语言有多难，但对我来说难度尤其大，因为我的老师是个汉人，一个俄语单词都不懂，我常常要和他待一整天才能通过手势明白两三个词。为了尽可能地学得轻松些，我开始读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三字经》），它由我们著名的东方学家雅金甫神父翻译得如此传神……。”[1] （P84-85）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俄国《三字经》的最早收藏及其版本的介绍，可以明确的只有：布道团第二班学员、被称为俄国汉学第一人的罗索欣（1717-1761年）结束在中国的学习后于1741年回到彼得堡，把自己带回去的书的一部分出售给科学院***书馆，其中包括《三字经》。[2] （P95）《三字经》的名录出现在19世纪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及亚洲司的***书馆的汉籍书目里，与中国相邻的俄国远东地区，由于讲授满汉语的需要而购买的满汉文书籍中也有《三字经》，如1821年季姆科夫斯基为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校在北京所购的书中就有《满汉合璧三字经注》，[3] （P396） 而在1973年出版的《苏联东方学研究所汉籍刻本收藏目录》中我们可以见到数个版本的《三字经》，诸如《三字经》、《三字经训诂》、《三字经注解备要》、《三字经注解辑要》等。[4] （P253） 这些刻本的具体情况，有待前往收藏地查对。
《三字经》的翻译则与俄国的满汉语教学分不开。迄今所知，俄国第一个翻译《三字经》的人是罗索欣（1717-1761年）。[5] （P145） 这位有着在中国俄罗斯文馆给八旗子弟讲授俄语经验的老师，①“采用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先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他在教学中使用了亲自翻译的《三字经》和《千字文》俄文手稿，帮助学生理解汉语原文”。[5] （P145）《三字经》的这一俄国译本产生时间应该是1740年代，因为罗索欣的满汉语学校开办时间是1741-1751年。这一译本和罗索欣的大多数翻译稿一样未能出版，后世的研究者在苏联科学院***书馆手稿部找到了手稿原件，其中的一份是27页的译文，名为“三字经或训诫三字书”，研究者认为其笔迹属于18世纪中叶；另一份则有46页，题为“中文书《三字经》即三字训诫，含历史简述”，手稿用三种文字书写，每页的第一面是汉语和满语文本，附有俄文字母注音，另一面则是俄文译本。[6] （P235） 可见罗索欣所依据的是满汉合璧的某个版本。
罗索欣的中国传统教学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字经》等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著述基本被学生掌握，1750年他的三名学生“联名上书，要求增加津贴，同时报告了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已经背会了‘许多汉语和满语的书籍。……背诵了包括四个部分的《四书》和《三字经》，攻读了中国的各种历史著作，现在我们不仅能够阅读并理解这些书，而且还在学习翻译。’”[5] （P146）
然而，18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尽管版***已经扩张到太平洋，与清时期的中国也早已有过直接的接触，但它在东方亚洲的“显著成就”与它在西方（欧洲）、南方（奥斯曼土耳其）的苦心经营和志在必得相比，算得上无心插柳。由于俄国的亚洲东方远离它的权力心脏地带，又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因而长时间处于俄国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在依靠***变登上女皇宝座、扬言要继承父亲彼得一世事业的伊丽莎白（1741-1761年在位）的时代，俄国的世俗文化和教育刚刚起步，社会意识还处在萌芽状态。随着彼得一世的改革而逐渐被动西化的贵族集团以及从中产生的受教育群体，主要侧重于对西方社会的解读和模仿。因此，这时的俄中关系对于俄国当局只是繁忙***务中偶尔的小插曲，对中国的了解虽然被认为很必要，但结果往往只局限于极少数专业人士，而满汉语学生的培养则根据宫廷***务的需要而具有临时性，且规模很小：罗索欣的满汉语班一共只有四个学生，其中一个还中途退学。这样，尽管枢密院于1741年7月28日指示罗索欣开办满汉语班，教俄国学生学习“识字和口语”，“讲授中国所有的礼节，以便他们（学生）也能及时了解中国的***治”，[7] （P76） 罗索欣的几个学生学得也算不错，其中一个甚至在他的指导下翻译了《四书》的一部分，[8] （P77-78） 但他们最终都不知所踪，有研究者推测，“他们很可能没有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另就他职了。”[5] （P146） 可以想象，罗索欣在俄国播下的《三字经》的种子，似乎很难在他学生之外的地方发芽。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意义上的俄国教育、文化尚在起步阶段，国内尚无一所大学（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创办之初曾一度附设一所大学，但从未行使其功能），科学院刚刚成立（1725年），学科建制远非完善，只包括三个学科：数学、物理和人文科学，其院士全部为外籍人士，学术会议使用的语言多是拉丁语，偶尔是法语或德语。[9] （P21）罗索欣的教学和翻译活动不仅恢复了因德籍东方学院士拜耶尔的去世（1738年）而在彼得堡科学院中断的汉学研究，而他后来在科学院的学术指导、德籍历史学家格・米勒指派下翻译各种满汉文献被大量用于后者的西伯利亚著述中，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为俄国东方学作出了贡献，那么，《三字经》的引入和翻译应当被视为俄国科学院和俄国汉学历史上的这一里程碑上的一块小砖。因此，纵然《三字经》的俄译本在当时没能出版，更谈不上广泛传播，但仍不失其价值和意义。
《三字经》第二个俄文译本出自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年）之手。列氏是布道团第三班学生，学成归俄后成为外务院翻译。罗索欣的早逝使他成为18世纪下半叶俄国最显要的汉学专家，而此时的俄罗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口号下，与罗索欣时期的俄罗斯相比，社会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书刊出版相对繁荣，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受到鼓励，伏尔泰、孟德斯***、卢梭等人的书籍及《百科全书》纷纷登陆俄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直接阅读原文。列昂季耶夫所译的《三字经》（《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因此得以于1779年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所印行，成为第一个为公众所知的《三字经》俄译本。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说：“……《三字经》包含的那套中国封建伦理和道德说教，与所谓‘开明专制’的***治气氛颇为协调，因此，俄国***喉舌《圣彼得堡通报》即于次年发表书评，将这本‘诗体箴言’推荐给俄国公众。”[2] （P95）
首先，列昂季耶夫的《三字经》译本能够公开出版，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追随“中国风”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不无关系，“她在与伏尔泰的通信中多次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18世纪70、8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同时仿建了中国剧院、中国桥以及其他亭台楼阁。……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甚至用俄文创作了一部小说《费维王子的故事》，于178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书中讲述了一位中国古代贤明皇帝如何教子有方，使太子成长为仁慈高尚之人。”[5] （P89） 女皇的嗜好无疑会对俄国读者和创作者产生影响，正如B.W.Maggs所指出的：“在整个十八世纪的后半世纪中，尤其是在1760-1800之间，俄国的翻译家们，辛勤地从事英、法、意、德，以及中文作品的翻译。这些作品的内容，都呈现出这个遥远国度的一切。在这同时，俄国本身的诗人以及散文家们，也参加了这项努力，把中国的事物，带到了俄国读者的面前。他们创作的作品，虽然在数量上比较少，但在效果上，意义却非常大。”[10] （P174）
另一方面，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的前半期（18世纪60-70年代）的系列施***措施及其成效也使俄国社会对她的“开明”产生期待；而西欧启蒙思想家们的中国观也对俄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直接影响，使后者中的一部分不愿意安于俄国现状，就借中国说俄国事，用中国的“明君”比照俄国女皇。这反映在当时问世的有关中国的一些作品中：“在这些‘东方奇谈’，以及福尔特尔（即伏尔泰）的作品中，中国的贤明君主，是一再地出现；这些作品的译本，在俄国读者界是非常受欢迎的。福尔特尔在他《巴比伦王子》的故事中，呈现出很完整的中国王朝景象。这部作品在1770年，译成了俄文，而到1789年时，至少就再版了三次。”[10] （P182） 而且，档案材料显示，该书的出版可能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有关：俄罗斯对外***治档案馆存有该合刊本的手稿卷宗，其第1页上注明该手稿是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别兹波罗德科准将1779年8月10日从皇村寄来的，为列昂季耶夫对满汉语印刷本的翻译。[11] （P397） 皇村是叶氏最钟爱的夏日宫邸，而别兹波罗德科是叶氏呈文接待室的御前大臣，因工作能力强而为叶氏所倚重，不仅所有有求于女皇的人和事都要经他之手，叶氏也常常借助他的眼睛了解她治下的人事，1779年被叶氏授予准将职衔并赏赐1000多名农奴，次年被调任外务院外交谈判全权代表并授予少将职衔，后来一度位高权重，在叶氏宫廷高官中地位仅次于波将金。作为叶氏的耳目，别兹波罗德科审阅了手稿，该书同年正式出版。
再者，俄国社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欧从对“中国完美社会制度”的崇尚到了解真相后失望进而批判看待之的历程，产生了认识真正的中国文化的需求，列昂季耶夫的《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的出现也就恰逢其时，尽管这只是列氏翻译中国原典的开始。在中国作为幼童启蒙读物的《三字经》，经过列昂季耶夫“散文诗体”改造，已经失去教科书的面目，尽管它“在18世纪末被鄂木斯克亚洲学校和塔拉县中学用作汉语教材”，[5] （P117） 但更重要的是，“它用通俗的形式描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和社会观点，在当时的俄国现实条件下，具有称颂学理、鼓励成为勤劳和高尚的人的作用”；而“‘中国智慧’的全面性在于，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有的人追求学理和美德，有的则牢记‘君臣义’，遵守‘长幼序’，视仆从主为‘义’”。[12] （P86-87）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1799-1837年）的个人藏书里有列昂季耶夫这一译本，[13] （P16） 可见它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人士范畴。
《三字经》的又一个没有正式出版的俄译本出现在18世纪末，是继列昂季耶夫成为外务院翻译的布道团第七班学员安东・弗拉德金（1761-1811年）给外务院的翻译学校上满汉语课教学所用的参考书，该班开设于1798-1801年，其手稿存放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部。在那份题为“满语学生参考书”的共46页卷宗里附有两本注明为弗拉德金译自满语文本的《名贤集》和《三字经》，其中第29-46页为《三字经》。[14] （P398） 和罗索欣的未刊译本一样，这个译本只得到少数俄国汉学史家的关注。
《三字经》最引人注目的俄译本是第九班布道团***俾丘林（雅金甫神父）（1777-1853年）1829年出版的。蔡鸿生在《三字经在俄国》、李明滨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和阎国栋在《俄国汉学史》中都分别予以了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我们只作一些补充。
从该译本的前言所说的“《三字经》是宋朝末年学者王伯厚撰写的简明儿童百科全书”、所附的汉语文本、注释所指示的原文位置和注释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俾丘林所依据的中文本是王相训诂本。
俾丘林这一译本几近完美，以至于后无来者。直到今天，俄国的研究者在涉及这一话题时所依据的仍是这个版本或1908年俄国驻京布道团的重印本。它译文准确，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韵，读者可以双语对照着阅读，翻开每一面，左边一页是俄文译文，右边一页就是相应的汉语文本，一目了然。1830年《文学报》创刊号的书评首先向读者推荐的正是这一点：“我们的东方学学者、雅金甫・俾丘林神父找到了回应国外那些批评者们的好办法：他出版了带有汉语文本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的译文。这样，所有真真假假的汉语专家们就可以把翻译与原文相对照，不再凭猜测而信口开河，而是依据事物的本质和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即手上的两种文本来说话了。”[15] （P15） 而且，一如其前言中所说，汉语文字印刷的精美程度“不亚于北京的宫廷印刷厂的铅版”，这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是值得称道的首创。该版本注释详尽――全书篇幅中原文和译文只占不到1/3（2-27页），而余下篇幅全给了注释（28-83页）。不仅全文翻译了中文版的原有注释即王相的训诂， “雅金甫神父在一些地方还充实了自己的批注，它们也同样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批注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些在中国人看来无须解释的东西的真正涵义。”[15] （P16）
俾丘林的批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附在中文原注译文之后对《三字经》的一些字的读音和涵义进行补充解释，如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原注译文之后，俾丘林所补充的批注是：“Природа（意为‘自然，本性’――本文作者，下同），汉语读作син（即xing），这个字既表示人的道德天性，也指所有事物的本质。按中国人的思维，人的天性变坏是因为教育得不好。Учение（意为‘教习、训练，学说、教义’），汉语读作 цзяо（即jiao），是对行为规范的描述，中国人也用这个字表示其他民族的信仰和教派”；[16] （P28） 另一种批注是对中文原注中的一些词予以解释，以加深俄国读者的理解。这些批注在原注译文处或直接在该词的翻译后加括号内解释，或以星号标注，解释放在该页脚注位置，如对“性相近，习相远”的注释中有“惟君子为能有养正之功”一句，在“君子”一词的译文благородный человек（即“高尚的人”）后标有星号，脚注为：“благородный，汉语读作цзюнь-цзы(即jun-zi)，指有文化且道德自律的人”；而在“正”的译文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意为“道德”）之后附括号解释道：“汉语读作чжен（即zheng），意思是‘正确。’”[16] （P29）
俾丘林正是这样来实践他在前言中所称的翻译这本小书的目的的：“这本小书叙述了中国人全部的哲学思考，诠释了欧洲人觉得陌生的概念和词组：因此它完全可以用作我们阅读汉语译本的指南。”因此，这一译本不仅被长期用作俄国汉语教学的教材和参考书，其关于“中国人全部的哲学思考”也一直为当时和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依据。
俾丘林的《三字经》译本问世后引起当时俄国多家报刊的评述和推荐，而这些报刊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读者群，从它们对《三字经》内容的取舍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俄国正在诞生的知识阶层不同阵营的思想理念。
率先作出反应的是《北方蜜蜂报》（1825-1864年），这是俄国第一家获准刊载***治消息的非***报纸，也是得到***支持的最大报纸，19世纪20-30年代广受中间阶层的追捧，被激进人士讥讽为“第三厅”订做的报纸，普希金和别林斯基都先后和它的主编展开过论战。《北方蜜蜂报》之前就对俾丘林的《北京志》发表过评论，这次向它的读者推荐《三字经》的“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2] （P95） 这与报纸支持俄国“三字经”――***民族性理论“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的保守理念相吻合。
著名批评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沃伊（1796-1846年）主办的学术文学半月刊《莫斯科电讯》（1825-1834年）持温和自由主义倾向，被视为俄国社会思想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第一份机关报，它关注的是《三字经》传达出的东方哲学之朴素中的“华丽”：“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2] （P95）
信奉谢林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格里高利耶维奇・巴甫洛夫（1792-1840年）主办的《雅典娜》（1828-1830年）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半月刊，在被迫关闭之前不久发表对《三字经》的评论说：“如果欧洲人读了《三字经》，他就能了解‘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17] （P120） 算是说出了俄国西欧主义者的观点。
普希金时代著名诗人安东・安东诺维奇・德里维格（1798-1831年）创办的《文学报》（1830-1831年）联合了当时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是公众和***府眼中的持不同***见者。它在创刊号上就刊出了两页的《三字经》书评（该期报纸共20页），很多研究者探讨过书评作者问题，普遍认为，即使不是普希金本人所写，也与他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普希金参与过第一期的编辑，而且显然是熟悉这一译著的：他的家庭藏书中有俾丘林的赠本。诚然，这一书评更多的是介绍，大篇幅地引用转述译本的前言后，向读者推荐《三字经》中描述的中国教育理念，转录了《三字经》的前十二句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中文原注。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一取舍说明“吸引《文学报》编辑的不是《三字经》中那些面向或提到皇帝的句子，不是缺乏自然激情的抽象概念或实质，而是文献所形象地揭示的那些东西：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场景，《文学报》新年号刊印的孟子的童年就是其中的一幕。”[17] （P120）
俾丘林的《三字经》译本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与他跟俄国社会思想界人士的个人交往有一定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二月***人起义”之后，形成中的俄国知识阶层逐渐走出震撼和迷惘，在史称“严酷时代”尼古拉一世时期压抑***情绪，反思时代的价值观并寻求个人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出路，而在19世纪初叶俄国各个大学、科学院和外交部都相继设立了东方语言教学部门和东方研究机构，东方学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东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成为他们思考的参照物。报刊杂志为了扩大读者群，都尽可能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办刊理念截然不同的《莫斯科电讯》和《北方蜜蜂》却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俾丘林有关中国的著述（除了《三字经》，上述报刊还评说过俾丘林此前之后的其他作品），也许可以说明时代的关注点。
经过100多年的变迁，俾丘林所译的《三字经》早已为苏联及当今俄罗斯的汉学家所熟知，不时出现在他们的论著中。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西吉赫麦诺夫一本有关清代中国历史的普及性畅销读物《中国：历史篇章》（从1974到2003年共发行了五版，其中1987年版印数达3.9万册）在“学校和教育”一节谈到学生第一年的教材《三字经》时说：“写于13世纪的《三字经》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儒家道德的实质，颂扬了古代的智者，提到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生必须牢记“三纲”和“十义”，摘引的正是俾丘林1829年译本中的译文。[18] （P388）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瓦西里耶夫的《中国的偶像、宗教及传统》同样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70年初版，2000年再版），他在“儒家学说――***国家意识形态”一章专节论及“学校和教学体系”，称《三字经》是“一种教导性的百科全书，给出了基本术语，让学生了解了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而作者的参考文献乃是20世纪初的《蒙学校刻三字经***说》（1905年）和1910年上海出版的San tzu chi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Giles。[19] （P193、463、456）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在俄国问世的巨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之“中国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节在谈到人与物的对立时，以《三字经》中的“人不学，不如物”为例证，认为“在这一矛盾中有着一种信念，即人正是作为普通一物（万物之一）降临世间的，在驯化（即学习）的过程中，他变成一种高于一切的特殊的物并在这一意义上与它们相对立”。[20] （P117）
最近涉及《三字经》的俄国学者是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加列诺维奇，他在《中国道德观――传统与现代》一文中把《三字经》中对孩童道德观的教导和2006年3月***的“八荣八耻”讲话中的道德训诫相比较。文章详细叙述了《三字经》的主要内容：“该书向开始念书的孩子介绍了他周围的世界、古代经典著作和国家历史，还包括对刚踏上人生道路之人的赠言。”[21] 在他看来，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生活的基本常识、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先辈的优秀创作和国家历史的演进）以及对青少年的教导（尊师重教的儒家传统）。
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的今天，《三字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俄国产生过不同的社会反响，对它的认识也由浅入深，且从未间断。从中我们看到，《三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缩影在俄国的传播和解读过程，真实地反映了俄国汉学研究、俄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中俄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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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原文全文篇3
[摘 要]本文对《训蒙三字经》、赵南星的《三字经注》、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三个版本内容进行比较，勾勒出《三字经》在几百年间流传过程的主要增修状况。
[关键词]训蒙三字经 三字经注 三字经训诂
〔中***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125-05
《三字经》自问世以来，结构大体未变，但经历代文字修改、内容增添，原貌已略异。为最大限度还原古版本面目，梳理历代增修线索，剖析主要增修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念，笔者将广东省中山***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国家***书馆古籍部藏的明赵南星《三字经注》、清代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的主要增改内容作比较，在分析前人对《三字经》的理解与认识基础上，为日后研究者提供一个《三字经》最初形态及历代演化的大致脉络。
一、不同版本《三字经》的述史年代考析
根据现有文献显示，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1] （P4） 也即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此书侧重对《三字经》内容作典故注释，未对内容作评论。
考赵南星（1550－1627年），字梦白。高邑（今河北）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矫旨削职发配，死于代州。《三字经注》是赵南星著作《味檗斋遗书/教家二书》中的一卷，明刻本现存国家***书馆古籍部。此书述史时一直记述到“（明）穆宗隆庆”，以“廿一史，全在兹”结尾。明隆庆帝朱载在位时间是1536-1572年，可知此版本《三字经》完成刻板印刷当在1572年后。
《三字经注》在叙述宋元及其后历史时，其行文是“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尽中国，为夷狄。明朝兴，再开辟”。注解是“高皇帝姓朱，居句容朱家巷，起濠州，今凤阳府，灭元，成帝业，传建文帝，都南京……”。[2] （P19） 从此处可知，此版本叙述历史年限与文献记载的最古本《三字经》相异。因清代凌扬藻（1760-1845年）等学者都在他们的评论、著作或《三字经》注本中一再强调区适子所著古本《三字经》叙述历史只到十七史。如开宗明义指出《三字经》是“岭南区适子所著”的同治庚午版（1870年）《登洲三字经》[3] 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顺德人从北京带回广州印刻出版的《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明确指出：“区本作十七史”，[4] （P19） 并注上历代史书和作者名称，且标明这些附加历史叙述“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
此外，清代云南学者许印芳(1832-1901年)著述的《增订训蒙三字经》叙述中引用陈灿回忆当年谭宗浚（1846－1888年）谈及《三字经》一事，谭宗浚也指出此书：“节录史事载至五代止，乃宋时粤中遗老某所作，非出自王伯厚。”陈灿强调“公（谭宗浚）极博群书，考订精核，其言当不诬。是此书之为伯厚作，未可定也。”许本人也认为古刻本《三字经》“其叙史事截止五代”。
现存北京大学***书馆，由清代陶格翻译的《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虽大体根据王相注释本翻译，但叙述历史也只到“南北混”，不言“廿二史”，只写“十七史”。现存北京大学***书馆，由英国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年）翻译，并在1910年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历史叙述也只到“十七史”。 香港中文大学***书馆邹颖文女士指出：西方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 l801-l861年）、德籍传教士欧德理（E.J. Eitel，1838-1908年），他们的“四个英译本的中文正文在352句（1056字）至356句（1068字）之间，内容的历史部分均以十七史终，未加入明史，盖依据较早的版本翻译。”[5]
可见，叙述历史是否只到十七史是判断早期版本《三字经》的重要标志之一。赵南星远在中原，并不知早在1530年，也即约60年前广东学者黄佐（1490－1566年）在《泰泉乡礼》卷3《乡校》就说：“诵读务贵熟，不贵多。……年少者只教一二句而止，勿强其多记。或用《孝经》、《三字经》。不许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神童酒诗》等书。”也没看过1531年左右出版的《广州人物志》里对区适子著述的记载，故有“不知谁氏所作”的说法，自然不知岭南早就流行《训蒙三字经》，故采用流传北方的版本作注，这情有可原。因此，它虽是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但这本叙史到“廿一史”的《三字经注》与最古老版本应存差异。
二、版本比较
广东省立***书馆中山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封面未署作者，但在***书馆借阅卡上书有“（宋）区适子撰（南海）”字样。封面右侧有“依韵府较正”字样。此书叙述历史结尾处是“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6] （P19） 不直白述说宋亡历史，只以一“混”字带过，与文献记载古老版本述说历史内容，尤其是“十七史”大致吻合。
中山文献馆藏有《佛山栅下区氏谱》，内里全文辑录《三字经》，与《训蒙三字经》一致，可见佛山、顺德区氏族人对此版本的认可。佛山栅下区氏家族源于顺德登洲区适子家族，在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迁移佛山。
经统计，《训蒙三字经》共有文字1056，比文献记载的最古之本《三字经》1050字[1] （《前言》，P3）多6字，当是最接近文献记载的最古《三字经》版本。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字数为1086，增加了30字，也即 “长幼序，友与朋”6字和“辽与金，皆称帝”到“明朝兴，再开辟”24字，出版时间当在《训蒙三字经》后。
另外，许印芳、谭宗浚提出的“叙史事截止五代”也应成为进一步筛选是否为最古老版本的重要依据。所以，正如许、谭所见所述，最古老版本应没“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12字。《登洲三字经》、《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注明，“区本原作十七史，今并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廿一史（以上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4] （P19）
从宋仁宗(1024年)到宋英宗（在位时间1063-1067年）时期，宋朝廷将前代残存的断代史书，即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欧阳修的《五代史》重新雕刻补缺，汇刻而成，共十七史。王应麟在《小学绀珠》中所列“十七史”也是截至《五代史》。[7] （P96） 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就记载宋亡后，文天祥曾对元代丞相博罗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科，何暇泛论。”可见，从宋代到元初，“十七史”已成较固定说法。
因“炎宋兴”到“南北混”其实已清晰交代了宋代灭亡，元朝大统，南北混一的状态，超越了“十七史”，故原版本不应如此矛盾。况且在1297年，即元成宗大德元年，江西人曾先之出版《十八史略》。其体例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因当时元***府修《宋史》未成，宋史完成时间为至正五年（1345年）。他取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聊作一史，共为十八史。
曾先之与文天祥为至交，文天祥去世时，即1282年，仍称“十七史”。1297年，曾先之已有“十八史”之称，从此也可旁证“十七史”与“炎宋兴”内涵的矛盾，更难以解释王应麟在界定“十七史”范围后再写出“炎宋兴”这样冲突的内容。曾先之自称“前进士”。作为经历并目睹从宋亡到元统历程的前代知识分子，他在元朝建立20年后便提出“十八史”的观念，也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前朝历史欲说还休与对渐已稳定的当时形势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因为当时不少曾经仕宋的知识分子都已进入元朝***府，如宁波江浙一带的邓文原(1258－1328年)、戴表元(1244-1310年)等，甚至后来王应麟之孙王厚孙（1300－1376年）也担任元朝教育官员。从中也可见出“十八史”的提出并非单纯曾先之的个人理念，而应是当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的对前朝怀念但又不无反思状况的反映，所以称“十七史”应在1297年开始甚至之前，而增添“炎宋兴”等四句应是《十八史略》大行其道的元中或明初，从此也可判断《三字经》原著，至少是历史叙述部分应在1297年前完成。
根据赵注本可知，赵南星所处时代已加入此12字，可见《训蒙三字经》保存了比赵注本更接近最古版本的状貌，但最古版本还应比《训蒙三字经》少“炎宋兴”等12字，全书总字数为1044字而非现在文献记载的1050字。
《三字经句释》版本内，注者根据自己拥有的区本《三字经》为蓝本作校订，每有与区本相异处，都指出“区本原作”为“某某”，“现王庵（即王相）改为‘某某’”。笔者对《三字经句释》与《训蒙三字经》作比较，发现《训蒙三字经》与《三字经句释》所引用“区本《三字经》”原文内容一致，而番禺学者凌扬藻在其著作《蠡勺篇》中指出王相随意更改《三字经》原著，并列出他拥有版本的原文内容，其实与《三字经句释》所指区本相同。可见清末广东学者拥有的是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广东，至今仍存于区氏后人族谱，且书名载入屈大均《广东新语》、黄佐《广州人物志》、叶春及《顺德县志》的区著《训蒙三字经》。明代学者郭（1529-1605年）在《粤大记》中更记录了在著述《广州人物志》时指出《三字经》作者为区适子的黄佐（1490－1566年）“（在1538年末-1539年初）至京，作《六经***要箴》，又更正《训蒙三字经》，欲上之。辅臣不悦，书不果上而止。”[8] （卷24，P724） 这一史实，也为佐证区适子撰述《训蒙三字经》提供了历史依据。
笔者对《训蒙三字经》（以下简称为训蒙本）和赵南星的《三字经注》（以下称赵注本）比较，发现赵本对《训蒙三字经》有18处修改，1处文字增添。现细列如下：
1. 训蒙本：人不学，不知理。
赵注本：人不学，不知义。
2. 训蒙本：孝于亲，所当识。
赵注本：孝于亲，所当执。
3. 训蒙本：知某数，识某名。
赵注本：知某数，识某文。
4. 训蒙本：三纲者，君臣也。
赵注本：三纲者，君臣义。
5. 训蒙本：曰喜怒，曰哀乐。
赵注本：曰喜怒，曰哀惧。
6. 训蒙本：爱恶欲，乃七情。
赵注本：爱恶欲，七情具。
7. 训蒙本：自子孙，至玄曾。
赵注本：自子孙，至曾玄。
8. 训蒙本：没有此段文字。
赵注本：长幼序，友与朋。
9. 训蒙本：由孝经，至四书。
赵注本：小学终，至四书。
10. 训蒙本：著六典，存治体。
赵注本：著六经，存治体。
11. 训蒙本：大小戴，注礼记。
赵注本：大小戴，著礼记。
12. 训蒙本：号四诗，当咏讽。
赵注本：号四诗，当讽咏。
13. 训蒙本：相揖逊，称盛治。
赵注本：相揖逊，称盛世。
14. 训蒙本：口而诵，心而维。
赵注本：口而诵，心而惟。
15. 训蒙本：彼晚成，众称异。
赵注本：彼既成，众称异。
16. 训蒙本：彼女子，且聪明。
赵注本：彼女子，且聪敏。
17. 训蒙本：而男子，当少成。
赵注本：而男子，当自警。
18. 训蒙本：彼虽幼，身已仕。
赵注本：彼虽劳，身已仕。
19. 训蒙本：身虽劳，犹苦学。
赵注本：身虽劳，犹苦卓。
凌扬藻等人显然没见过赵南星的《三字经注》，故认为1666年后流行的《三字经训诂》为王相所著述和修改。其实，王相作注的版本（以下简称王注本）内容仍多沿袭赵注本，在历史沿革处没沿用赵注本内容，而是增添了自辽代到明代的历史叙说共54字和“唐刘晏，方七岁”6字，共60字，并调整了1处字序，修改了7处文字。现细录如下。
1. 赵注本：与丝竹，乃八音。
王注本：丝与竹，乃八音。
2. 赵注本：作中庸，乃孔。
王注本：作中庸，子思笔。
3. 赵注本：我姬公，作周礼。
王注本：我周公，作周礼。
4. 赵注本：著六经，存治体。
王注本：著六官，存治体。
5. 赵注本：大小戴，著礼记。
王注本：大小戴，注礼记。
6. 赵注本：二十一史历史。
王注本：十七史。
7. 赵注本：没有唐刘晏记载。
王注本：增加了唐刘晏，方七岁。
8. 赵注本：彼虽劳，身已仕。
王注本：彼虽幼，身已仕。
9. 赵注本：光于前，垂于后。
王注本：光于前，裕于后。
综上所述，从古老的《训蒙三字经》、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到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共有28处修改或文字添加。比较定型且流传最广的王相《三字经训诂》共1098字。也就是说，根据迄今为止所能掌握的文献判断，从最早的版本到《三字经训诂》实增54字。
三、概念修改
在训蒙本和赵注本的比较中，笔者发现彼此概念涵括内容有所不同，修订前后，优劣互现，现对几个典型细释如下。
关于“七情”。训蒙本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而赵注本则指“喜、怒、哀、惧、爱、恶、欲”。训蒙本“喜、乐”涵义重复，而赵注本改“乐”为“惧”，内涵更丰，也符合《礼记》对“七情”的定义。
关于“九族”。训蒙本指“高曾祖，父而身，自子孙，至曾玄”，而赵注本则是“至玄曾”，次序与传统概念相异。
关于“六典”与“六经”。训蒙本指“我姬公，作周礼，著六典，存治体”。《六典》是指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都之六典，以佐王朝都国”。六典是指“治典、教典、礼典、***典、刑典、事典”。赵注本的“六经”则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与周公无涉，故改不如不改。
关于“三纲”。训蒙本：“三纲者，君臣也。”赵注本：“三纲者，君臣义。”董仲舒提出“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训蒙本并未精确定义君臣关系，而赵注本改为“君臣义”，其源出自孔子：“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关系更趋清晰，意义更严谨，也符合南宋陈淳《启蒙初诵》的“君臣义，父子亲”的原文与本意。但训蒙本如此处理或许是出于对当时元朝统治者的一种保持距离的自觉或保留意见的谨慎态度。
关于“孝经”。训蒙本：“由孝经，至四书。”赵注本：“小学终，至四书。”训蒙本与赵注本后文都有“孝经通，四书熟”，但训蒙本一再强调《孝经》，意在提出《孝经》应为读书做人门径，而赵注本则以朱熹的《小学》书为入室门径，后文又出现“孝经通，四书熟”，突显出对启蒙读物倡导的内在思想的混乱，显然是因后人未经深思的修改所致。顺德陈村登洲区氏家族的《登洲区氏族谱》家训则一直强调《孝经》为入门书：教子训孙，玉必琢然后成器，人必教然后成才。凡子孙七岁以上，则延请名师教读《孝经》、《小学》，使知孝亲弟长之意，洒扫应对之节，然后令其读《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书，[9] （P31） 可见两个版本对启蒙课本使用的次序重点不同。究其原因，实有历史缘由。元朝至元七年（1270年）元***府成立司农司，并颁布农村立社诏令。这一诏令规定：“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10]（卷23） 于此也可作为推断《训蒙三字经》成书年代或思想基础的一个依据。对以上两条信息进行分析，也可判断出《训蒙三字经》与区氏家族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在至正二十八年（1291年）后在各地儒学中正式设立小学，从元贞元年（1295年）开始全社会小学正式以《小学》为首选启蒙书，当时江南行御史台还颁布了有关小学教育制度的规定，其中《庙学典礼・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中规定：“所讲读书合用朱文公《小学》书为先，次及《孝经》、《论语》……《孝经》合用文公勘误本，《语》、《孟》用文公集注，《诗》、《书》用文公集传定订传本讲说……。”[11] （P251） 与王应麟同时代、同城生活的元代宁波教育家程端礼（1271-1345年）在他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也规定，蒙童入学需先读《小学》，“《小学》书毕，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次读《中庸》正文、次读《孝经》刊误”，[12] （卷1，P7-8） 所有这些实与《训蒙三字经》要求相异而与赵南星注本一致，也可看出元朝***府管理比较完善的地区对《小学》推行的普及程度。出版于延佑二年（1315年）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后由国子监颁布给全国郡邑学校，元明清三代，尤其是元代初期官学、私塾、书院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后世对《小学》的重视也从这个版本中体现出来。
按照以上时间排列分析，可知赵南星所据版本的印刻时间至少不早于1295年，应在1315年后。
此外，宋朝灭亡是在1279年，区适子当是在进入元朝后才完成《训蒙三字经》的撰写，他与***府提倡的方向有点偏离，提出《孝经》为首当是有所寄寓。因为《孝经》是将“孝亲”与“忠君”相提并论的经典，更认为“忠”是“孝”的延伸与发展，所以他将《孝经》提到首位当是提醒学生对父母的“孝”不亚于对朝廷的“忠”，这一微妙的处理多少折射出作者不趋于时的价值评判，也是隐居林间，抱道不出的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关于“十义”。训蒙本的“十义”只是“父子恩，夫妇顺，兄则友，弟则恭，君则敬，臣则忠”，而赵注本增添了“长幼序，友与朋”，意在引入宋代陈淳《启蒙初诵》中“长幼序，朋友信”一句，以细化“十义”中的“长惠、幼顺”，但“友”、“朋”并不属“十义”，故赵注本实为画蛇添足。
可见，训蒙本虽最接近原本，但确有粗疏误阙处，故黄佐、许印芳等学者都曾作修订。赵注本虽对不少概念作完
善和补充，但自身又时出疏误。二书均尚欠完备。
四、字句修改及王相注本
赵注本的一些词汇则从押韵角度对《训蒙三字经》进行修改或调整。如训蒙本的“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名”，粤方言读来声母一致，韵母相近。但赵注本将“名”改“文”。因“闻”，明母；“名”亦明母，在《平水韵》中同是文部字。他改字以求押韵。如果仍用旧版本的“名”，则“名”为庚部字，与“闻”相去甚远。在王相注本中，此字照录不改，沿用至今。“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一句中，“蜜”、“物”二字粤语都读作 med6，音韵一致。而在北方读音中，“蜜”在四齐微韵；“物”在五鱼模韵。从元代开始，两韵则不能通押，与今天北方话相同。
赵注本的换字调韵，虽为数不多，但也能成为此书留存粤方言的一个旁证。《三字经训诂》叙述历史也只到“十七史”，所循版本也应古老，但对赵注本略作修改。首先更正了赵注本的一些错误，如将“大小戴，著礼记”改回“注礼记”，“著六经”改为“著六典”，因周公作《周礼》，内含“六官”，更符合史实。另外，一些人名也略作调整，如“我姬公”改为“我周公”，“作中庸，乃孔”改为“子思笔”等，更通俗易懂，此外增加了“唐刘晏，方七岁”一句，内容更具体化。
可以看出，王相注本只是在赵注本基础上略作修改，并不具太多原创成分。后人将窜改责任推到王相身上，确也有欠公允，因他只是将精力倾注在注解上，但也反映出当时确实存在更古老的《三字经》版本。
从《训蒙三字经》到《三字经训诂》，可见历代增修的版本对《三字经》内容的完善、细化、宣传、普及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成为《三字经》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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