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王首道对“陕北肃反”的回忆
传统观点一致认为是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并给予这件事极高的评价。经历改革开放前长期个人崇拜等“左”的因素的影响，对这种说法甚至带有浓厚的个人传奇色彩。关于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讲得最具体、最形象生动的应该是当时负责调查“陕北肃反”的红***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他在回忆录中详细介绍了“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全过程。
王首道对在得知西北***根据地正在发生错误肃反后，坚决果断制止肃反的态度和措施有生动的记述。他回忆：“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二十五***胜利会师。正当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中央公道处理。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由于和副***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和***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王首道还对决策为刘志丹等“陕北肃反”的受害者的史实做了比较生动和详细的记载，对这件事情的***治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回忆说：“当时中央是决定由***、李、博古、刘向三我们五人负责审理此案的。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纪，、***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还号召全体干部***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被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如果直罗镇一仗是在***事上为***中央把***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则是从***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权。”
在当事人王首道的回忆中，领导解决“陕北肃反”的是“和***中央”，只字未提当时中共中央***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在后来的许多著作或研究文章中，在史实依据方面大多援引王首道的论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仔细推敲，王首道的回忆有许多说法还需要商榷，如他回忆负责审理“陕北肃反”案件的“五人小组”成员为：***、李、博古、刘向三、王首道，而参照其他相关著作可以得知准确情况为：博古是负责指导这项工作的领导者，“五人小组”成员为：***、李、王首道、张云逸和郭洪涛。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王首道的回忆中还有一些，后面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二、未直接参与解决
“陕北肃反”
期间，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响全中国，以“领导解决陕北肃反”为背景的歌词：“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来了晴了天”，更是家喻户晓，时至今日，影响依然经久不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年谱（1893—1949）》等著作的问世，对初到陕北的基本事实有详细的介绍，这为研究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对西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的情况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在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时，在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时才提出，“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并鼓励参会人员“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9月27日，率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中共中央***治局***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但对西北根据地内部发生的肃反问题，等人尚不了解。
在吴起镇期间，10月20日，和等在接见活动在吴起镇地方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捕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在张明科的介绍下，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委龚逢春，得知西北***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10月22日，在出席中共中央***治局会议后，等随即派遣白区工作部长贾拓夫、李等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和刘志丹。
11月3日，在下寺湾边区特委出席中共中央***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年谱》等著作证实，在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期间，中央******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在参加下寺湾中央***治局***会议后，根据会议决议11月4日率部南下，组织领导以直罗镇战役为中心的反“围剿”的***事作战，一直在前方，直到12月13日才返回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关于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只是在“11月18日，在张村驿，同、致电、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当时虽然认为“陕北肃反”在执行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错捕”的“事实”，必须纠正，但是对于肃反本身是否正确，并没有明确表态。
三、直接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
曾担任中共中央***多年，尤其是在“陕北肃反”发生期间，正是他以***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最关键的时段之一。改革开放前，由于前述的原因，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活动被刻意封杀和回避。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曾在身边工作生活过的、熟悉当时历史的人员，或者对当时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著作相继问世，加上当时相关史料的面世，使一些模糊的历史问题逐渐清晰，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逐渐为世人所知。
学者何方在其著作中讲道：“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至于当时派遣负责处理“陕北肃反”前期调查和制止滥杀滥捕的王首道只字未提的原因，何方转述夫人刘英的话给出了解释：“一次我问到，为什么派去处理刘志丹案的王首道同志，在写回忆文章时，不但不提，而且还写上后来才讲过的‘杀头不像割韭菜’一类的话。她只说了一句，‘你可不了解他，整风一开始反教条主义，他就把马列的书扔出了窑洞，还受到闻天的讥笑呢。’”
刘英回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会后，、恩来同志和彭总率红一方面***南下同***、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带领***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我们中央机关于十一月十日到达瓦窑堡……到瓦窑堡后闻天处理的另一件大事是纠正肃反扩大化。在下寺湾，和闻天得知陕北肃反把一大批红***干部关了起来，连刘志丹也被怀疑是特务，被抓起来了。和闻天都说，陕北肃反这样搞，错了，要纠正，要赶快放刘志丹。随即派王首道先去制止，把刘志丹救出来。到瓦窑堡后，闻天领导纠错，组织了以董老为首，有王首道、罗迈（李）、张云逸、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调查处理。闻天抓得很紧，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十一月下旬就为刘志丹、等彻底，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干部也都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这对陕北根据地和红***的巩固和团结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陕北肃反”期间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在回忆中也明确讲到，当他和程子华得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苏区后，前去迎接，在下寺湾遇到中共中央后，“因为马上要打直罗镇战役，所以、和程子华同志继续留在前线，而让等中央同志先到后方主持工作。”“后来，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同志领导的。中央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由***（负总责）、王首道、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指）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的错误抓得很紧。这一错误在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11月10日，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府机关进入瓦窑堡，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并指示成立五人（王首道、***、张云逸、李、郭洪涛）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五人小组“在洛甫领导下”，“经过整整二十天的调查，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在、博古、***及***为主任的五人委员会参加的会上宣布了审查结果：‘刘志丹及原红二十六***的同志无罪，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分配工作。’”11月30日，主持为刘志丹等举行的***的活动分子会议。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接着会议由王首道报告冤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最后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在会上，同时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领导人聂洪钧和戴季英进行了组织处理。至此，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完成了对“陕北肃反”的基本处理工作。
后来，晚上同博古、李一起到齐家湾向刘志丹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的任命令，任刘志丹为新编红二十八******长。而直到此时，尚在前线，还未能返回瓦窑堡，也未曾与刘志丹等受到迫害的原西北*********领导人见过面。
通过以上资料的介绍，可以清晰地看出，是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解决“陕北肃反”上的贡献至今仍然很少被提及，多数“陕北肃反”的当事人，尤其是“陕北肃反”的受难者几乎都保持沉默，并且众口一辞地将解决“陕北肃反”的贡献都归功于，而不提？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用加以简要评价，从中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
四、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局限性
在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果断地制止了大规模的杀戮，保护了刘志丹等西北中共精英，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落脚西北奠定了基础，本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特定历史局势以及本人认识等的影响，主持对“陕北肃反”的解决遗留了深远而沉重的问题，对后来几经起伏的“陕北肃反”争论以及作用被淹没都埋下了隐患。
当时，遵义会议主要清算了中共在***事上的“左”倾错误，在***治上，尤其是总的路线上仍然坚持原来“左”倾路线，作为中共中央***因其具体的思想认识、***治领导和组织措施等的局限，对“陕北肃反”未能彻底解决，以至于后来引起多次争论，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治上，对“陕北肃反”的必要性是肯定的，这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处理“陕北肃反”定性文件《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沿袭了朱理治、郭洪涛发动肃反的论调，认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对“陕北肃反”存在的问题，《决定》仅仅认为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的力量，在反***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甚至要求“继续开展与深入反与一切******治派别的思想斗争。”
在处理肃反责任人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局限。11月30日通过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是在组织上对“陕北肃反”的裁决，即进一步明确肃反错误的个人责任。在这个决议中，同样有“当时在地方***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的说法。在处罚上，认为“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主持领导“陕北肃反”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陕甘晋省委、红15***团的主要领导人朱理治、程子华、郭洪涛等的责任都没有受到清算和处理，这造成了受迫害当事人的严重不满，给“陕北肃反”后续争论留下了组织隐患，影响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此外，对“陕北肃反”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仍然重用有加。肃反的重要领导人和参与者在肃反结束后仍然身居高位，朱理治先后担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原局书记等重要职务；郭洪涛历任西北******事委员会委员、陕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书记等要职；其他“陕北肃反”的重要参与者也几乎都得到一定的重用。1937年，还以***身份，以中共中央名义，两次亲自出面劝说，要支持郭洪涛担任陕甘宁边区***书记。还出面对不满郭洪涛的干部做工作，维护和赞扬郭洪涛。在给反对郭洪涛担任陕甘宁边区***书记的陕北干部霍维德回信时，说：“过去肃反问题，郭洪涛要负责任，主要的责任还是要反***负”，要霍维德“应该好好地团结下面的干部，应在郭洪涛同志领导下好好的工作”，并称赞“陕北的干部，郭洪涛是最有才能的一个。另外他在中央的领导下，他的学习很进步。”
与此同时，肃反受害者长期受到压制和排挤。“虽说刘志丹一出狱就忙着工作，但当时给他的结论只是说不是反***，而还是有‘严重***’。”“在当时，由于***中央忙于战事和处理重大问题，西北‘肃反’冤案一直未得到解决。‘肃反’事件的负责人借此机会颠倒是非，蒙骗中央领导，凭借掌握的一定权力，在组织上继续排挤红二十六***和陕甘边的***队和地方干部。”参与处理“陕北肃反”的李后来回忆也承认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牺牲于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遗体运回陕北后准备举行追悼大会，“上级指定由马文瑞（时任新成立的陕北省委秘书长）为刘志丹写一个简传。对于刘志丹的***经历，马文瑞大体了解。为了准确无误，他到中央组织部去查阅刘志丹的档案。出人意料的是，他发现在刘志丹的干部登记表上竟写着‘曾犯严重的***错误’等话语。”张秀山回忆：“1937年8月，中央调我到抗日******大学学习，当我听到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机会主义’问题时，便忍无可忍，给***中央写信，反映了情况，请求***中央重新审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反***’‘***机会主义’的问题。”刘志丹尚且如此，其他“陕北肃反”受害者，尤其是受害的高级干部所受到的***治歧视和组织排挤就更为严重了。据张秀山回忆，在当时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的排挤和打压下，1937年5月15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苏区***代表大会，张秀山、、王世泰等都被排除在代表之外。会上，郭洪涛等还写了个肃反解释小册子，推卸责任。
五、与“陕北肃反”问题的根本解决
在解决“陕北肃反”上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了肃反受害人和对的不满和批评。几十年后肃反受害人张策在回忆肃反的处理结果时，心情依然难以平静：“自此以后，郭洪涛长期不承认他的肃反罪责，不承认他主持肃反。”后来在谈到“陕北肃反”处理结果时说：“在洛甫同志还当***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正确解决肃反问题。”并批评任命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是“用人不当”。为此还作过检讨。
在主持解决“陕北肃反”不久后，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亲切接见刘志丹，并对刘志丹等人在中共西北根据地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和肯定。这对当时仍背负“***机会主义错误”等***治包袱的刘志丹等人，无疑是巨大的安慰和有力的支持。还注意弥补由于肃反造成的红***内部的***，加强对西北红***的慰问和解释工作。12月31日，同致电、***、***、程子华、郭述申，要求“对红二十五***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
1941年4月27日，出席中共中央***治局会议，通过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央西北局成员名单，并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内争论问题。同年10月13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在会上强调要开展“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王稼祥、***、康生、彭真组成，以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以***为首。
1942年10月19至1943年1月14日，亲自领导和参与的西北高干会，几乎完全否定了主持制定的解决“陕北肃反”的结论。1942年11月21日、23日，在高干会上作了《***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长篇演讲，他在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时，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尤其是西北***根据地历史问题做了广泛的联系和有针对性的强调。他在讲话中，对朱理治和郭洪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定性。同时，对在“陕北肃反”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刘志丹、高岗等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十二月十二日，会议还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中央***务委员会所作决定中的错误内容，‘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时中央还没有做出‘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中国***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缘故。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中央***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至此“陕北肃反”受害者在***治上彻底翻身，在组织上受歧视和排挤的问题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深入了解了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后，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相关遗留问题。思想上，分清了是非，清算了“左”的指导思想；***治上，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人在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功绩和代表“正确路线”的地位，为“陕北肃反”的受难者、受害者昭雪，恢复名誉；组织上，继续追究了“陕北肃反”领导者、参与者的责任，起用和重用“陕北肃反”的受害者。由于上述原因，当事人在回忆“陕北肃反”时，在谈及领导人历史功绩和贡献时，回避，高度颂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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