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杜老先生90岁之后念念不忘几件事。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连的话都敢怀疑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为起草报告，年方37岁，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他说，在中消灭富农的***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造成了不利影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杜润生在中的表现给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持谨慎态度。杜润生认为，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农工部不断强调在中南局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的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业化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大工场化作业。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随后的两年，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销了这个部。
按照的意思，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杜润生再现***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
阳关道与独木桥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的、副******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地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中央秘书长和***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的支持，随后***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为杜润生老先生整理过自述录音的学者高王凌说，这是首次听到***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当时还不让登报。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75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再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内的改革派，有人称他是经济学家，但他自己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
五个“一号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会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杜老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要“长期不变”。这四个字一下子解决了农民对农村***策多变的担心，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蒯乐昊）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9期）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