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24日,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在25年后重新回到北京。费正清此后回忆起这次故地重游时说,这次重返仿佛是“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聚会”。费氏夫妇见到了许多故人: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他们都是当年“太太的客厅”中的老面孔。只是,主人梁思成与林徽因已不在人世。
然而,即使有着如此遗憾,我们依旧可以从“聚会”的名册中,勾勒出费正清当年在华的交际圈。并且,在这份名册中,还应添上已经迁往台湾的胡适、蒋梦麟、王世杰、叶公超等。可以说,费正清的“老友记”几乎囊括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貌。
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自传《心系中国:50年的回忆》(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回忆了他过去50年里的“中国情缘”。今年这部回忆录被重新翻译出版,费正清以自己是怎样与“中国研究”结缘切入。他把自己投身于中国研究,与一位投身传教的叔祖父做了类比,称两者都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而其后的经历显示,他对中国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
回忆录的核心部分,主要是费正清对二战前后两次前往中国的回溯。第一次,尚是牛津大学学生的费正清,为了完成博士研究来中国生活了4年,在中国学术领袖圈里结识了许多人;第二次,已是哈佛讲师的费正清,以美国***府职员的身份在战时回到中国,这一次费正清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统治阶层的实况,也接触了中国国内的各种***治派别。也正是这次“中国旅行”后,费正清得出了中国很可能将最终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结论。战后的历史印证了他的观点,但也因此,费正清在50年代受到了麦卡锡主义者的指控和攻击。
冷战后期,中美关系开始出现转机,并最终在后实现了正常化。那时的费正清作为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权威,曾就如何恢复中美邦交的问题与基辛格讨论,对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会见以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产生了影响,使整个中国问题重现生机,美国对华***策出现了很大转变。基辛格曾含蓄地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不过,在跟随外交官员再度回到那座生活过4年的北京城时,费正清却发现这座曾经“足以让全世界城市嫉妒”的古都已物是人非——“城市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珍贵而美丽的历史建筑遗迹已经被拆得不成样子”。
在费正清舒缓地记叙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纠葛”中,包含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史料和历史评价,对于“身在其中”的国人来说无疑多了一种隔岸观火的视角,来看那50年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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