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以户口为背景的身份认同，使得无数人的命运改变。从电影《天浴》里女知青的身份悲剧到《生存之民工》中寻找自我的“偶像”民工，再到中国第一部纪录片《流浪北京》，艺术再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流浪史。
严歌苓的《天浴》莫比乌斯圈：身份认同的困境与出路
电影《天浴》的故事开始于1975年的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持续。知青文秀渴望家乡，渴望城市的生活，被种种有权的没权的，所谓“有门路”的男人们借机进行性敲诈，牧马人老金忍无可忍，痛斥文秀出卖自己的身体，文秀竟反唇相讥：“卖也没有你的份！”
原著小说中，严歌苓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文秀献出自己的身体并未得到回城的机会，又想人为制造工伤的假象回城，但返城一直无望，文秀却被折腾得毫无人形，只能求老金向她开***。老金为死去的文秀洗净身体，最后拥着文秀自杀。
主体所在的文化阶层被破坏了，身份便失去了原有的确定性。作为在两种文化间奔波体验的移民作家，严歌苓在思想和情感上都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和复杂的体验。从《扶桑》到《小姨多鹤》，她做出了诸多对身处异乡者身份状态的描摹。
在严歌苓眼中，解决这些困境，实现身份认同的终极之路是消除身份差异，建立平等开放的身份观。此种困境和悲剧，几十年来一直在中国上演。
有人指出，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和不合理性，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尚未解决的巨大难题，而比知青更为苦难的农民们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从孙志刚到《盲井》：
不是盲流，就是流氓
“当我们80年代出来打工时，我们被当成流氓一样说成是盲流；当我们90年代没有暂住证时，我们被当成垃圾一样遣返回原籍；当我们10年出现民工荒时，我们被说成是心理太脆弱而跳楼……”
一位民间诗人这样写道。
2003年3月17日，一个叫孙志刚的普通外来工，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60多个小时之后，非正常死亡。这起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案件，引起了广泛反响。盲流和收容遣送，2003年6月18日进入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初，民工外出零零散散，被称为“盲流”。第一代打工者的形成，首先赖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劳动力的***。温饱这一生存压力是他们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力。
1987，电影《盲流》讲述的便是蒙冤入狱的复转***人史岱年在押解路上，跳下火车，开始了大西北的盲流生活。而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则触目惊心地讲述了一方人性的“盲井”。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害死之后索赔。导演几乎是用记录片的形式表现了电影故事，充斥了继贾樟柯后“纪实美学”的残酷隐喻。
从《生存之民工》到《流浪北京》：一群人的精神流浪
安子，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影响了上亿进城务工人员的人物。安子真名叫安丽娇，她由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知名作家、企业家。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开始在谋取温饱与金钱之外，追索如何立足都市，如何提升自己。
2004年，电视剧《生存之民工》往所有人心里打了一拳：巨大的背景板上是40位民工的照片头像，他们用最平凡的目光望着你，眼神中看不到太多自信，但也绝不畏缩。导演管虎说：“理发店里的小妹、饭馆里的服务员，民工不见得都穿得破烂，他们有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态度，所以我是想把民工当偶像拍。”
如果说《生存之民工》是“貌似真实”的原生态，那么表现“北漂生活”的《流浪北京》堪称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影片用“流浪”形容五个“盲流”在北京的生存状况，而这种流浪不仅是现实中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更是无处安放的灵魂的流浪。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包括导演自己，“流浪”似乎是他们人生设想中必经之路。
《流浪北京》的副标题《最后的梦想者》，更能反映整个影片的思想和拍摄者的意***。正如影片中自由画家张夏平所说的那句经典话语：“我去***，也不去卖画。”
影片结尾，五个人中有四个去异国他乡追逐理想。
1995年，吴文光拍摄《流浪北京》的续片《四海为家》时，曾感慨“以后若干年，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会再离开北京或是又返回北京。这一点他们不能肯定，我也不能肯定。我能肯定的是，我是希望用记录的方式关注中国人这种永无归宿的肉体与精神的流浪。”
他们依然在流浪，只是地点不再是北京，而是换成了法国、意大利、美国……他们依然是梦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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