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总会发生些有影响的事。
1978年,马年,小岗的21个指印开创了中国农村的一次变革。
1990年,也是马年,重庆巴县小镇青木关(现属沙坪坝区)供销社(现青木关供销社有限公司)的一次“违规”,却拉开了商业企业走向开放的序幕。
■ 偷吃“禁果”
很多时候,改革都是从“违规”开始的。
“我们就是车到山前,总得找条路啊。”原青木关供销社主任罗应举谈起当年的“青木关之变”,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是抽着烟慢慢地说。
1990年是全国的国(营)合(作社)商业最困难的一年,重庆也不例外。当年,罗应举看到内部统计资料,重庆亏损的商店达227个,他的心中划下了一个惊叹号。
他立刻召集副主任王长林、徐安慧,***总支书记李祥富等凑在一起开会,掐指一算心发凉――全社330名员工,累死累活半年却亏损3.42万元。
的确,自1983年凭票供应体制逐步取消后,自由买卖把封闭式商品流通体系捅开了一道口子――质量等同的货,国合商店卖10元,个体户就卖8元,杀价,杀得曾借“垄断地位”风光无限的国合商店毫无招架之力。
一位营业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有位远道而来的农民看中一件40元的衣服,可摸遍全身却只有39.5元,他走了,带着遗憾,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有啥子办法,价钱是死的,谁都恼火!”营业员这样讲。恼火归恼火,对营业员来说,多卖少卖一个样。
“我们为啥不能像个体户那样干?”头头们一听再也坐不住了,国合商业必须“松绑”。
像个体户那样干,谈何容易!多年来,国合商业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找指定的“婆婆”进货,按指定的价格卖出,在指定的范围内经营,不得越雷池半步。“规矩”像铁壁一样封闭了国合商业的经营之路。
“管他风险不风险,癞蛤蟆无路也要跳三跳。”罗应举结束了憋闷的会议。
说干就干。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三个采购员搭车进城,直奔***碑最繁忙的新华路交易市场。
她们购进了第一批100个学生包,有六七个新品种,进价每个10元,销价每个14.5元,比个体户低5元多。第二天,恰逢赶集,价格一标出,引来了顾客,也引得个体户纷纷降价。两天后,全部售罄。第一笔买卖成功,生意活了。
偷吃“禁果”尝到甜头,“商店经营权、固定价格、固定收入分配”等雷打不动的规矩,在青木关供销社被取消。
为扩大进货渠道,罗应举又掀起一个高潮。他亲自到成都荷花池市场打探行情,又制订出最少三人同行的进货制度:一人选货,一人记账付款,一人看守货物,然后三人在“白条”上签字画押,财务人员凭此做账。
如此操作,干了一个月,毛利率增长了16%。
一石击起千层浪。
偷吃禁果这场“戏”,很快就被相邻的虎溪区、白市驿区、界石等供销社晓得了。于是,他们纷纷效仿青木关供销社,到成都、重庆等个体市场去进货,用以填补亏损。
市场,像牛鼻绳一样牵动着一些国合商店。变革,就这样“暗流涌动”。
■ 沿海之行
偷吃“禁果”的事终于被捅了出来。
当年9月13日,在市财贸会上,原巴县副县长牟启源汇报了青木关供销社的事,引起不小的震动。
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的张文彬当时没有吱声,离开会场后叫秘书捎信:胆子还要大一些,步伐还要更快一点。
几年前,中央把城市改革的第一枚棋子投进重庆,如何运用中央赋予的改革试点权,在迷茫中找出一条路来,他和市***府的同事们都急上了火。
刹住市场滑坡势头,青木关闯出了一条路,但这条路能否走得通走得稳,他当时可说不清楚。
向市委、市***府汇报后,张文彬就着手组织重庆市***府赴沿海特区经济考察团。
从当年12月6日起,张文彬率队在广州、深圳、珠海、厦门等地进行急行***似的考察,18天跑了10座城市,白天考察企事业单位,晚上观察夜市,一刻也不停。
考察团想尽快探出一条路来。这既是改革试点的使命使然,更是为重庆商业发展着想。
一路考察,一路争论,一路思考。考察团发现问题出在体制上,在老体制中,企业无力自我改造。
必须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策,找到启开市场之门的钥匙。
一项突破性的改革,在这些人的七嘴八舌中喷发出来,主题词便是:放开。
张文彬广纳建议,结合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的实际情况,在青木关供销社的“经营范围放开、价格放开、收入分配放开”的基础上,还加了一条“用工放开”。
这就是后来震动全国的“四放开”。
■ ***府变革
时间很快到了1991年。
1月14日,春寒料峭。张文彬登上长江大桥南端的工贸大厦,在第21层楼的会议室里,他代表市***府在全市财贸会议上宣布:商业实行“四放开”,两路口百货、大石坝工矿贸易公司等11家企业率先试点。
会议室吵开了。
物价局的人认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工商局觉得商业局在越权行事,劳动局说是违反***策,税务局反映影响税收……一时间,“天下大乱”。
张文彬敏锐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企业改革需要城市改革与之配套。企业活,***府也得活起来。不仅要给企业权力,同时也要整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建立新型的***企关系。
他提醒各个部门,不要困在小圈子里打主意,要有点气魄,要放开眼光,尽一切努力给企业创造条件。
为此,重庆调整了“作战意***”,提出***府机关要搞“三清理”。即清理思想作风,加强为企业服务的职能;清理管理制度和办法;清理财务制度。同时,让主管部门干部到企业蹲点,了解企业的难处,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这是一项总揽全局、意义深远的举措。
从这一意义上说,“四放开”已不单纯是重庆商业企业内部的一项改革,它是一场大变革的前奏,它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经济管理,带动着各部门遵照经济规律办事。
转眼到了秋天,正是收获的时节:重庆80%的商、供企业推行“四放开”,重庆商业成为当时最开放的经济单元。
各地供销社、百货公司、批发公司的人来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府官员和商业厅局长们来了,经济学家、体改专家更是纷纷前来推波助澜。
重庆以先行者身份站立潮头。1992年3月14日,当时的商业部长在全国商业会议上郑重宣布:全国商业推行“四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