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加原告申请书范文精选

追加原告申请书篇1

一、证券集团诉讼制度

韩国的企业大多属于股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另一面,上市公司因粉饰会计报表、内幕交易、制造虚假交易盛况、“幽灵股份”等证券侵权行为致使多数股东和投资者遭受损害的事件也时常发生。因此,促进公司经营透明化以及市场健全化,保障证券消费者的利益则成为韩国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使有价证券发行或交易过程中受到侵害的证券消费者具有有效的救济途径,韩国2004年1月20日公布了证券集团诉讼法,并于2005年1月1日实施。证券集团诉讼法中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债债券、地方债债券、依特别法设立的法人发行的债券、公司债券、依特别法设立的法人发行的出资债券、股票或表示新股认购权的证书、外国人发行的证券等。

提起证券集团诉讼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诉讼成员在50人以上,并且这些成员所持有的证券金额总额占被告发行债券总额的万分之一以上;第二,集团成员的损害是由共同的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问题造成的:第三,集团成员的权利实现和权益保护手段合法有效。

证券集团诉讼必须向被告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提起。提起诉讼者可以直接表明诉讼为集团诉讼,并且可以申请成为集团诉讼代表人。由于法院须对是否成立集团诉讼进行许可,故提起诉讼者除了提交诉状外,还应提交集团诉讼许可申请书。法院在收到诉状和许可申请书后,应立即将诉状和许可申请书内容通告“韩国交易所”和“韩国证券业协会”,以便这两个组织及时发出公告,令其他人知晓诉讼情况。原告在诉状和许可申请书中必须记载集团诉讼的成员范围,许可申请书还应当记载与律师的诉讼报酬的约定内容。原告必须选任律师诉讼,与诉讼成员有利害关系者不能成为诉讼人。最近3年内3件以上证券集团诉讼的律师也不能成为原告方诉讼人。

法院收到诉状和许可申请书后,应在10日内发出公告,公告应包括如下内容:提起证券集团诉讼的事实:集团成员的范围;诉讼请求及其理由;希望成为集团代表人的成员应提出申请书的事实。上述公告必须在全国性日报上进行登载,自公告之日起50日内,法院必须从提起诉讼的人和申请成为集团代表人的人员中选任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可以为数人),该代表人应是在证券集团诉讼中获得利益最多且能够公正代表集团成员利益者。根据证券集团诉讼法之规定,最近3年内曾作为3件以上集团诉讼代表人者亦不能成为集团诉讼代表人,除非法院做出特别许可。

法院在决定是否许可集团诉讼时,应在传唤起诉人和被告后决定。法院可以要求有关机关提交关于损害赔偿请求原因行为的基础调查资料,依职权进行相应调查。对于法院作出的集团诉讼许可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同样对于拒绝集团诉讼的决定,集团代表人也可以提起上诉。法院一旦决定实行集团诉讼,应立即向全体集团诉讼成员通知以下事项:诉讼代表人和法定人的姓名、名称或者商号及其住所;集团诉讼原告的诉讼人情况;被告情况;集团成员的范围:诉讼请求及其理由;退出集团诉讼的申请期限和方式;判决对成员的约束力;律师报酬的约定等。具体的通知方法依据韩国大法院规则进行,并且必须在全国性日报上刊登诉讼通知内容。收到法院集团诉讼通知后,集团成员可以向法院提出退出集团诉讼书面申请,在集团诉讼期间单独提起诉讼的,视为退出集团诉讼。

证券集团诉讼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最大之处在于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这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集团诉讼原告的权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文书提出命令同样适用于证券集团诉讼,法院可以要求持有与诉讼有关文书的人提交文书,文书持有者不得拒绝,否则处以3000万以下韩元的罚款。除非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可以拒绝提交的情形或者根据信息公开法不宜公开的信息。

为了保护证券集团诉讼成员的合法权益,诉讼代表人撤诉、和解、放弃请求的,必须经过法院批准,对于允许撤诉、和解、放弃请求的,法院必须立即通知集团成员,给他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法院在确定损害赔偿额时,应符合证券交易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法之外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应从其规定。在损害赔偿额难以确定时,法院可以斟酌全部情况,采取典型的、平均的、统计的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计算损害赔偿额。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向全体集团成员进行告知,判决对所有未退出集团的成员具有约束力。集团诉讼代表人可以在判决规定的期间内提起上诉,未提起上诉的其他集团成员在上诉期结束之日起的30日内,可以经过法院许可作为诉讼代表人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依职权或集团诉讼代表人的申请选任损害赔偿金分配管理人。管理人不能适当履行分配义务时,法院可以变更分配管理人。分配管理人必须在法院规定的期间内制定损害赔偿金分配计划方案并提交法院。法院认为分配方案公平合理应予批准。必要时,法院亦可修改分配计划书。分配费用中应扣除律师报酬、权力行使费用、分配费用。对于律师报酬,法院可依诉讼代表人或集团成员的申请,根据诉讼的具体情形酌情减少律师报酬,但必须传审申请人和诉讼人。

各集团诉讼成员应当于法院规定的期间内向分配管理人申报权利,分配管理人应及时确认申报的权利。权利申报人或被告人不同意分配管理人确认决定的,可在2周内请求法院确认权利。对于法院的确认决定不得提起上诉。损害赔偿金分配管理人在分配金受领期过后。应编制分配报告书提交法院。如果分配终了后还有剩余资金的,法院应依据职权或被告之申请即时支付给被告。

二、消费者纠纷集团调解制度

为了解决每个消费者个人的损害额往往较小,使得个别消费者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得不偿失,并且也存在举证困难和诉讼迟延等问题,韩国在2006年修改《消费者基本法》时建立了消费者纠纷集团调解制度。

消费者基本法将负责进行消费者纠纷集团调解的权利赋予了韩国消费者保护院(简称KCPB)。消费者保护院是根据1987年修改的消费者保护法于同年7月1日成立的,是带有一定行***职能的特殊公益法人。韩国消费者保护院下设纠纷调解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五个职能局(生活经济局、消费者安全局、纠纷调解委员会事务局、纠纷调解一、二局)、四个室(宣传室、监察室、企划管理室、***策研究室)、一个所(试验检查所)、两个中心(消费者情报中心、虚拟消费者中心)。纠纷调解委员会由不超过50人的委员组成。委员一般由消费者保护院院长推

荐后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任期为3年且可以连任。调解委员会委员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关的教学或研究工作且具有副教授以上或相当于副教授职称。2.四级以上公务员或相当于四级以上公务员且具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务经验。3.具有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资格。4.消费者团体工作人员或曾经从事过该职务。5.具有丰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学识经验者。

依据消费者基本法的规定,当企业产品造成50名以上消费者受到同种或类似的损害时,国家、地方***府、韩国消费者保护院、消费者团体、企业等可以向消费者保护院的纠纷调解委员会就损害赔偿问题申请调解,调解委员会以决议方式决定开始调解程序。此情形下,调解委员会必须通过消费者保护院的网页或全国性的日报对外公告调解程序开始,公告期间为14日以上。在公告期间,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调解委员会将其追加为当事人,但必须提出书面申请。

调解委员会从当事人中选出一名或数名能够代表全体受害消费者利益的人作为调解代表人。如果在调解过程中有部分消费者向法院提起诉讼,仍不停止调解程序,但应当从调解当事人中剔除提起诉讼的人。调解委员会对受理的集团调解案件。应从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调解完毕,如遇特别情形可延长调解期限。调解过程中调解委员会可以进行事实调查、产品试验,也可以就有关问题咨询专家。对于调解结果,必须在调解结束后立即向当事人通告,双方当事人在15日内均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接受了调解结果。此情形下,调解书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调解书具有既判力,所以,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就该纠纷再次提起诉讼。对于企业接受调解结果的案件,调解委员会还可以向企业发出对非本案当事人的受害消费者制定赔偿计划的劝告书,企业可以在15日内表明是否接受该劝告。

消费者纠纷集团调解制度是针对消费者损害赔偿问题设立的,该制度自2007年3月实施以来至2008年12月,消费者保护院的纠纷调解委员会共调解了39件集团性消费者纠纷,大部分属于小额赔偿案件。有1.7万名消费者获得损害赔偿,赔偿金总额为6.7亿韩元。至2009年9月,消费者保护院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了61件集团性纠纷,其中有一半左右的案件获得了损害赔偿。

三、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在传统司法体制下,消费者权益在受到轻微损害时,受害者个人难以对造成损害的企业提起诉讼,并且从预防多数不特定消费者被损害角度看,各个消费者提起诉讼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为弥补这一缺欠,韩国***府于2006年通过修改《消费者基本法》,建立了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该制度于2008年1月1日实施。依据规定,企业或经营者的行为给消费者生命、身体或财产权益造成直接损害的,消费者团体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这些违法行为包括:1.制造、进口、出售、提供的产品在成分、含量、构造方面具有安全隐患,或者制造、进口、出售、提供的产品没有按照规定提供使用提示或警告提示等;或者制造、进口、出售、提供的产品没有必要的危害防治措施或提示;2.有关产品或者服务的表示方法违反了国家标准。比如,提供的商品在商品名称、用途、成分、材质、性能、规格、价格、容量、许可号码、原产地、制造者、进口者、出售者、使用和保管方法及注意事项、有效期、表示方法等等方面违反国家制定的标准;3.违反了国家有关商品广告的标准。比如,企业使用了具有误导性的广告语或特定表现等;4.妨害消费者合理选择可能会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不当交易行为:5.因丢失、盗取、泄露、变造、损毁交易中获取的消费者信息的行为给消费者造成损失或可能造成损失的行为。

依据消费者基本法规定,能够提起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团体包括以下三类:1.依据消费者基本法的规定向公正交易委员会进行过成立登记且符合以下条件的消费者团体:(1)团体章程规定该团体目的是增进消费者权益;(2)团体总人数在1000名以上;(3)依法登记经过3年。2.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协会中央会、全国性的经济团体;3.符合《非营利民间团体支援法》第2条规定且符合以下条件的非营利民间团体:(1)遭受同一损害的消费者人数超过50人且请求提起团体诉讼;(2)章程中规定增进消费者权益是该团体的目的;(3)具有三年以上活动经历;(4)团体人数在5000人以上;(5)向中央行***机关进行过登记。

消费者团体提起诉讼前,必须首先向企业发出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目的是让企业自主纠正违法或不当行为。只有当发出通知书超过14日后,企业没有停止违法或不当行为,才可以提起诉讼。该诉讼应向企业主要事务所或营业所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提起,被告没有主要事务所或营业所的,应向其主要业务担当者住所地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消费者团体诉讼实行许可制。即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可以决定是否按照团体诉讼进行审理,因此,消费者团体在提起诉讼时,必须提交团体诉讼许可申请书。但如果案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法院应当许可进行团体诉讼:1.因产品的使用造成了消费者生命、身体或财产的损害或有发生损害的可能;2.诉讼许可申请书未遗漏必须记载的事项;3.向企业发出的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通知书超过了14日。

消费者团体必须聘请律师诉讼,这一点与韩国普通民事诉讼有很大不同。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律师制度,所以,当事人可以在不选任律师的情形下自己进行诉讼。但消费者团体诉讼则规定了强制律师制度,原告必须聘请律师。这是因为,消费者团体诉讼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同时对效率性也具有较高要求,这些特点决定了更适合强制律师。

法院审理消费者团体诉讼时,如果《消费者基本法》没有特别规定,应适用韩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则判决生效后。其他消费者团体不得就该案件再次提起诉讼。但是,如符合以下条件。则不在此限:1.判决生效后,国家或地方***府设立的机关就该案件得出了新研究结果或提出了新证据:2.因原告的故意行为导致败诉。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针对不断出现的群体性消费者纠纷,先后创设了一系列相关权利救济机制,以便为消费者群体性纠纷提供有效救济。这些制度不但在消费者权利救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韩国的民事诉讼或民事调解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群体性消费者纠纷亦成为一个非常受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于传统的权利救济机制很难对这类纠纷发挥出有效作用,故有必要建立新的纠纷解决制度,在这方面,韩国的相关立法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韩]姜景灿:《证券集团诉讼法制定之微探》,载于《上市公司监事会会报》,2004年第51期

2.[韩]朴中宪:《司法委通过集团诉讼法棠,遭遇诉讼将股价暴跌》

3.刘定湘:《韩国证券集团诉讼法》,载于《商事***集》,2008年第2卷

4.[韩]白秉成:《集团消费者纠纷解决制度研究――以集团消费者纠纷调解为中心》,栽于《消费者问题研究》,2006年第30期

5.[韩]郑惠云:《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诉讼制度――集团诉讼、团体诉讼及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载于《消费者时代》,2008年第12期

6.[韩]朴会州:《消费者被害救济活性化的诉讼制度发展方向研究》,三明出版社。2007年版

追加原告申请书篇2

阿婆有家难回

2012年10月19日,记者欲到邝婆婆的房子一探究竟,巧遇邝婆婆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刚回来。只见房子青绿色的铁门紧闭,通过窗户向内窥视,家具已经搬空,只剩下一些凌乱的杂物。邝婆婆用手推了几下门,大门纹丝不动,她显得很失落。

邝婆婆虽然久不居此,但很多街坊见到邝婆婆,都主动围过来跟她打招呼。邝婆婆是地道广州人,她掏出户口簿给记者看,“你看,我们一家的户口都在这里,这是我的根,是我在广州的栖身之地。我们在这住了几十年,哪怕它再小,再旧,我也不会卖它。”邝婆婆说着说着,眼睛就湿润了。

邝婆婆在家门口徘徊再三,她向五金铺借来了锤子,想破门而入。但理性思考后,她决定还是等法院判决下来后,再采取行动。

一手买家自认是“炒楼客”

法院受理案件后,邝婆婆才从被告房管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得知,黎先生是第一次产权转移的买方。邝婆婆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黎先生为本案第三人,理由是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

邝婆婆的申请书上写道:“无论该房产转手几次,原告作为该房产的所有权人,有权向参与转手交易的任何受让人追讨,以恢复该房产的原状。”

黎先生是谁?他当初是怎样买下邝婆婆这间房子的?记者辗转联系上黎先生。

黎先生向记者大方承认自己是一名“炒楼客”。他告诉记者,2010年9月,房屋中介人员容沛麒联系上他,说建设六马路有一间很便宜的小面积房屋。“由于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只要15万元,我只在门口看了一下就决定买了,然后容沛麒带我去办了过户。”提到容沛麒,黎先生说:“他的***经常变,我现在也没法联系上他。”

伪造身份证为何能办过户

庭审证据显示,当时持这间房屋的房产证去房管局办理过户的是容沛麒。但邝婆婆表示,自己不认识容沛麒,也从未去过南方公证处办理委托卖房的公证。而且,公证书上邝婆婆夫妇的身份证系伪造。

房管局的人称,根据广东省内相关登记办法规定,当时中介容沛麒提供了经公证处公证的委托授权书,其只需提供邝婆婆夫妇的身份证复印件,即可办理过户手续,无需身份证原件。

邝婆婆的老伴已于2010年去世,但公证书的日期是2011年9月8日。已经去世的人,怎么可能去办公证?邝婆婆说,这间房的房产证一直是由老伴保管,老伴过世后一直没有找到。为此,邝婆婆2011年还曾去房管局、派出所等部门报失,但由于补办的程序复杂,邝婆婆年纪大了不愿多动,此事就不了了之。

有人怀疑,邝婆婆的房产证可能被人拿走,用非法的手段交易了。但谁拿走了房产证?目前却不得而知。

律师建议阿婆申请撤销公证

房子经过几手转卖手续,邝婆婆如今追偿变得异常艰难。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福传律师建议,邝婆婆可以改变维权策略。

根据《公证法》规定,当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邝婆婆可以要求南方公证处撤销委托卖房的公证书。如果公证处不撤销,可以起诉公证处。“撤销公证书后,邝婆婆可以据此要求房管局认定第一次买卖无效,恢复原状,登记回转到原产权人名下。”

追加原告申请书篇3

晴天霹雳,爱子被追车毁人亡

辽宁省大连普兰店市安波镇杨屯村的村民沙仁刚,有一个22岁的车迷儿子沙兴辉。为了满足这唯一一个儿子的痴情爱好,1999年10月18日,沙仁刚夫妇倾其所有,为儿子购买了一辆红色厦利牌轿车。但由于那段时间父亲很忙,一直抽不出时间为新车上牌照,沙兴辉急得就像一个已把新娘娶回家却又入不得洞房的新郎一样,痛苦难耐。1999年12月14日吃过早饭后,沙兴辉再也等不及了,决定先开上爱车出去兜兜风再说。当他穿着黑皮夹克、灰牛仔裤和白色旅游鞋出现在母亲曲连英面前时,母亲看着英俊帅气的儿子,深情地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早点回家。

沙兴辉高兴地驾车行驶到普兰店市安波镇的十字路口,碰到了同村乡亲沙兴福,便请他上车闲聊。这时,沙兴辉的两个朋友发现他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就提出能否送他们一程。于是,在沙兴福的陪同下,沙兴辉驾车带着两位朋友向他们要去的方向驶去。上午10时30分,当他们由东向西行驶到普兰店至熊岳公路的万家岭路段时,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从后面追了上来。在该车与沙兴辉驾驶的厦利轿车并排行驶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打开车窗伸出一只手,示意让沙兴辉把车停下来。沙兴辉扫视了一眼,发现那辆轿车没有悬挂或佩戴任何明显的警示标志,又见对方气势汹汹,不明来意的沙兴辉便没有理睬,加速向前驶去。而此时白色桑塔纳轿车却继续向前追撵,并开始用别车的方法想把沙兴辉开的厦利车别住,在几次别车都未能得逞的情况下,双方的车速也迅速提高。11时10分左右,沙兴辉的两位朋友匆匆下了车,而白色桑塔纳轿车在持续高速追撵了40多分钟后,依然穷追不舍。当沙兴辉被追撵至瓦房店市许屯镇腰屯村路段时,由于路面结冰,车速过快,沙兴辉驾驶的厦利车发生侧滑,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厦利车在撞断路边一根木质电线杆后,又连翻了几个跟头栽到路旁的深沟中。沙兴辉被巨大的惯力从车内甩出20多米远,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沙兴福被摔昏在车内。这时,白色桑塔纳轿车见被追撵的厦利车翻入深沟内,便在事发地急忙掉转车头,迅速驶离了现场。附近的村民见状纷纷向肇事地点跑去,有心的村民记下了这辆车的牌号:辽B6389。

善良的腰屯村村民李学安、李天友等人,将摔昏在车内尚有气息的沙兴福救了出来,随即打电话报警。瓦房店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简称瓦市交警大队)接警后迅速派员到达现场,但此时沙兴辉已经气绝身亡。交警在勘察现场的过程中根据村民的反映,拍下了那辆白色桑塔纳轿车调头离开时留下的车轮痕迹,并记下了车牌号码和有关现场情况。交警很快查实,该白色桑塔纳轿车是瓦房店市运管所的路***稽查车,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并示意沙兴辉停车的人,就是该所副所长李景和,其他3人则是该所的工作人员。

事发当日下午3时左右,正在本溪打工的沙兴辉的父亲沙仁刚,接到爱子车祸身亡的噩耗如晴天霹雳。当他赶到医院看到血肉模糊的儿子时,顿感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儿子的尸体旁。母亲曲连英闻听儿子出事后精神失常。而沙兴辉70多岁的爷爷,则整天喃喃自语:“让我替兴辉去死吧!”

索赔无果,老父告状三诉三败

事发的当天晚上,交警对运管所车上的4个人进行了询问,但他们都说没有追车,只是巡路检查到了那里。而李景和也只承认,他只是坐在车里指了一下沙兴辉驾驶的红色厦利车。

1999年12月17日和12月24日,瓦房店市公安局做出技术鉴定和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认定沙兴辉系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肇事车辆报废。因交警在事发现场没有发现沙兴辉驾驶的厦利车与运管所的桑塔纳轿车有碰撞的证据,之后又经过调查、论证,认为肇事车辆是由沙兴辉超速行驶所造成。随后,瓦市交警大队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沙兴辉应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沙仁刚对一些法规缺乏相应的了解,因此他对这个认定怎么也不服气:明明是运管所的稽查车持续高速追撵,才导致儿子沙兴辉的车毁人亡,怎么就认定运管所一点责任都没有呢?沙仁刚多次向瓦市交警大队要求重新认定,交警对沙仁刚解释说,你儿子的车毁人亡是不是因运管所的稽查车实施追撵导致的,不属于交警部门的管辖,你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沙仁刚还是不服,又向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重新认定,结果还是维持了瓦市交警大队的认定。

但倔强的沙仁刚觉得儿子死得太冤太惨,,他怎么也想不通,作为拿着纳税人薪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怎么能如此野蛮***,明知高速追撵车辆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却恣意妄为追撵达数十公里,最终导致车毁人亡!更为恶劣的是,在目睹被追撵的车辆翻入深沟后,竟置驾乘人员生死于不顾,为逃罪责调头就跑,这样冷漠无情道德尽失的人,怎配做一名国家公务人员。沙仁刚决心要讨个“说法”!

在多次找瓦房店运管所的领导要求解决和处理问题无效后,沙仁刚于2000年5月16日制作了《索赔申请书》,向运管所请求赔偿他包括报废的夏利车购置费、沙兴辉的丧葬费及精神损失费合计人民币14.5万元,并保留追加赔偿和追究有关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权利。但瓦房店市运管所的领导和有关责任人,为逃避责任始终不肯受理和解决。而那些目睹事故发生的村民们,在得知运管所的蛮横无理后,纷纷自发地找到沙仁刚,向他表示“只要你需要,我们都会站出来作证,决不会昧着良心做缩头‘乌龟’!”乡亲们的正义和善良,坚定了沙仁刚向运管所讨回公道的决心。

当天,沙仁刚以向运管所申请赔偿的同样理由和请求,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简称瓦市法院)提起行***赔偿诉讼。瓦市法院在审查沙仁刚的起诉材料后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先由行***机关解决,因此没有即时给予立案。当审判人员得知,沙仁刚曾多次去运管所请求解决问题而一再遭到无理拒绝时,便让沙仁刚再去找一次,如运管所仍不受理解决,就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送达。同日下午,沙仁刚再次向运管所递交《索赔申请书》书,运管所仍然没有一个人肯接受。于是2000年5月17日,沙仁刚只好通过国内特快专递的方式,将《索赔申请书》邮寄给运管所。但寄出的《索赔申请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运管所仍然对此置若罔闻。沙仁刚在索赔无望的情况下,再次请求瓦市法院予以立案审理。2000年7月10日,瓦市法院立案受理了沙仁刚的起诉,并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运管所,至此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

由于该案在当地尚属首例,瓦市法院在立案7个多月后,分别于2001年2月27日和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诉讼过程中,沙仁刚又向法庭增加确认被告运管所追撵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瓦市法院在经过两次公开庭审后最终认为:本案应当先向行***机关寻求解决,沙仁刚增加的诉讼请求无正当理由,并于2001年9月1日裁定驳回了沙仁刚的起诉。沙仁刚不服瓦市法院的一审裁定,随即于同年9月12日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大连中院)提起上诉。大连中院经审理认为,瓦市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驳回沙仁刚的起诉正确,并于2001年10月30日做出维持瓦市法院原裁定的终审行***裁定。沙仁刚不服一、二审法院的行***裁定,又向大连中院提出再审的申请。大连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认为沙仁刚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又于2002年12月24日驳回了沙仁刚的再审申请。

确认违法,历经六年终获赔偿

面对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沙仁刚没有动摇讨回公道的信心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他与委托人静静地思考和认真分析失利的原因和教训,认为自己的诉讼请求之所以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既有运管所对法律的蔑视,又有自己缺乏关键证据的原因。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沙仁刚心想,你运管所不是就不承认收到《索赔申请书》吗?但是我有邮寄给你《索赔申请书》的国内特快专递回执单作证,而且按法律规定,法院也是应该采信的。

2003年3月,当沙仁刚拿着特快专递回执单这一关键证据,再次来到大连中院行***审判庭进行咨询后,经审查认为此案已具备立案审理的所需条件,随即与瓦市法院进行了沟通。2003年4月10日,沙仁刚向瓦市法院再次提起行***诉讼。瓦市法院立案受理后,沙仁刚为防止受到当事人以外其他因素的干扰,请求瓦市法院回避审理本案。大连中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依法符合指定管辖的条件,遂于2003年4月22日做出裁定,指定本案由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简称沙区法院)审理。沙仁刚于2003年5月6日,以同样的理由和请求向沙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

2003年8月7日对沙仁刚来说,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在三年多的苦苦等待中,沙区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证据战。沙仁刚的委托人杜连成律师,当庭提供了瓦市交警大队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国内特快专递回执单、运管所副所长李景和的询问笔录以及律师的调查笔录等24份证据,以此证明运管所对沙兴辉实施追撵,并造成车毁人亡后急忙调头逃离现场的事实存在。

运管所的委托人,在法庭上根本不承认他们对沙兴辉所驾车辆实施了追撵行为,并认为沙仁刚所指控的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李景和在车内指了一下死者驾驶的厦利车,并不等于是在拦截他的车……随后,运管所的委托人也向法庭提供了10份证据,以此证明沙兴辉车毁人亡与运管所没有任何关联。

由于沙仁刚及委托人,向法庭提供的一些与运管所追撵行为有关的证据,大多是一些证人证言和一些书证的复印件,缺乏直接的书面证据,而这些证人证言在民事和行***诉讼中的法律效力又相对较低。因此,沙仁刚及其人便及时向沙区法院提出了请求法院调取证据的书面申请。

2003年8月11日,沙区法院在第二次开庭审理后认为,应该依法采纳原告沙仁刚请求法院调取证据的申请。2004年1月15日,本案主审法官刘勇锋和该院行***审判庭庭长郭秀杰等人,顶风冒雪行程一百余公里,走乡串户,依法向涉案车祸的唯一幸存者沙兴福及目击者吕宝荣,吕宝明等5人调取了证人证言。李国栋、张玉明等6人,还集体向法官提供了证人证言。

2004年2月2日,沙区法院在第三次公开庭审后最终认定,沙兴辉所驾车辆损毁和沙兴辉死亡,是由被告运管所工作人员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追撵行为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运管所工作人员驾车追撵沙兴辉的行***行为,明显属不合理、不适当的行***行为,侵犯了沙兴辉的合法权益。2004年3月15日,沙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运管所于1999年12月14日追撵原告沙仁刚之子沙兴辉,并造成沙兴辉死亡和其所驾轿车损毁的行为违法。”

一审宣判后运管所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依法驳回了运管所的上诉,维持了沙区法院的原审判决。

沙仁刚历经6年零12天的奔走呼号和漫长苦涩的期待,终于迎来了法律的公道和正义。当沙仁刚从大连中院的法官手中接过终审判决书后,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让亡儿尽快知道这一消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当日下午,他就来到深山中埋葬爱子沙兴辉的墓前,声泪俱下地向儿子宣读着判决书。最后他将自己的头紧紧贴附在儿子的坟茔上,唏嘘地对儿子说:“辉儿,你听到了吧,法院终于为咱们主持了公道,你就瞑目吧。”

在大连中院终审确认运管所追撵行为违法后,运管所就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随后,沙仁刚向运管所提出50.9万余元的赔偿请求。经双方协商,运管所愿意一次性拿出33万元包括人身损害及车辆损毁的国家赔偿。沙仁刚考虑到运管所已表达出最大的诚意等情况,表示同意接受。2006年1月27日,瓦市运管所将赔偿金全额支付给了沙仁刚。

追加原告申请书篇4

一、调查时间:20__年10月7日至20__年10月28日

二、调查地点:__市__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办公室

三、调查单位:__市__区人民法院

四、调查对象:__市__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沈翠萍、米家全、程楚峰

五、调查内容:(一)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二)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1、书证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2、物证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3、视听资料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六、调查结果和体会:本次调查,通过访问审判人员、查阅案卷资料,主要调查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及对几种主要证据形式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我感到,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有较强的程序性要求,在接到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收集的申请后,人民法院首先要进行严格的程序上的审查,对比如超过举证期限提出的申请,一律不会受理。当当事人的申请被获准,人民法院进行具体调查时,则是严格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不同证据形式的要求以及不同案件审理的需要,依法进行。通过法官对给我介绍的几个案例的分析,我也强烈的感受到《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这部法规的实施,的确切实规范了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使人民法院在调查收集证据上有了更强的操作性,从而提高了办案效率,也更加显示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内容提要:

20__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20__年4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规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它的施行,对于推动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促进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本调查报告通过对__市__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情况的调查,主要反映了该《规定》实施后,在民事诉讼中领域,人民法院是如何依据该《规定》进行证据的调查收集工作的。

一、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

《规定》实施前,对属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只有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有规定,即:“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但何谓“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一直未予明确,审理中也不好把握,使得实际操作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在调查中,有审判人员谈到,在把握民事诉讼法第64条时的确不好掌握,条文规定过于原则,本来属于当事人自行提供证据的范围,也有当事人以该条提出要求审判人员进行调查收集,这无疑增大了法院的工作量,影响了办案效率,也没有充分发挥当事人及诉讼人举证的积极性。沈法官谈到一个案例,原告是浙江一企业,被告是我市高新区一加工企业,原告起诉后向法院提出要求法院对存于被告单位的一张发票进行调查取证。但法院审查后发现原告的申请不属于《规定》中规定的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该发票的证据是重要的实体方面的证据,于是依法对原告的申请予以了驳回。

沈法官还继续谈到,《规定》实施后,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进行了解释,具体分为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两种情形。实体方面的证据指“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程序方面的证据则是指“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如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诉讼法上的事实。这样的规定,规范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范围,准确地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由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的范围。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五项: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需要鉴定、勘验的;4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仍无法认定其效力的;5、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中国银行__市__区支行诉__市__区兴发机械厂借款纠纷一案中,因为被告__市__区兴发机械厂的工商档案材料发生过多次变动,原告中国银行__市__区支行提出请求法院到工商行***部门依法调取被告的工商档案材料,法院审查后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规定》中规定的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故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从而保证了该案的顺利审结。

调查中,米法官还向我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对证据进行调查收集,必须提交书面申请,而且申请书中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以及要证明的内容。另外,当事人因客观原因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时,还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线索。有些时候尽管当事人提出了书面申请,要求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但因为提供的线索不准确或者不具体,人民法院也是无法进行调查取证的。__市建发摩托车配件厂诉另一摩托车配件企业货款纠纷一案就是这样,原告要求法院对被告单位的一位

财务人员进行调查取证,但却又提供不出该财务人员的有关住家等的基本情况,也找不到该财务人员,这就使法院的调查工作也无法进行,对这样的申请,米法官谈到,即使法院受理了,实际也是无法开展调查工作的。

同时,依据《规定》的规定,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还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即要求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提出。该7日的期间规定在性质上为法定的不变期间,当事人不得违反,否则将尚失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利。米法官给我谈到这样一个案例,原告钱某某诉__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款纠纷一案,法院受理后依法向原、被告发出了传票、举证通知书,但原告钱某某却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请求,依据《规定》,无论原告的申请是否有理,因为超过了法定期间,法院就不会受理了。

二、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一)书证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书证,是指以所载文字、符号、***案等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品。书证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证据形式,是我国民事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书证通过将代表案件真实内容的思想记载于一定物体上,不可改变,因而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在本次调查中,我查阅了案卷材料,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种类来看,书证在其中占有绝大部分,这与书证具有的前述特性,更易被采信具有直接关系。但是,当书证需要由人民法院进行调查收集时,都有些什么具体要求呢?通过调查,我获得了以下信息:1、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时,应由两个以上调查人员共同进行,这是程序上的要求。我在进行本次调查时,审判人员都强调了这点。他们认为首先保证了程序的公正才谈得上实体的公正,由法院主动进行的证据收集更应注意这个问题。2、人民法院在调取证据时,应尽量取得原件。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后,要求在庭审中质证的证据应当是原件,因此这也要求调查人员应尽量调取书证的原件。当然,对于某些书证,比如工商税务登记的档案材料资料、涉及国家秘密的文字材料等,这些是无法调取到原件的,对于这种情况,审判人员告诉我,就可以调取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副本或复印件。现在工商等行***职能部门都刻有一枚专用于调取档案资料的***章,获得盖有该***章的资料也就视为获取了原件。前面谈到的中国银行__市__区支行诉__市__区兴发机械厂借款纠纷一案中,当原告的申请被获准后,人民法院首先要向__市__区工商行***管理局开出介绍信,并派出两名调查人员,对__市__区兴发机械厂的工商行***档案材料进行调取,复印后由__市__区工商行***管理局加盖档案资料专用***章,该材料就是法院调取的一种书证。

(二)物证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物证,是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及其痕迹。只要能以自己存在的外形、重量、规格等物体内部或外部特征来证明待证事实的一部或全部的物品及痕迹,均为物证。物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由于它客观存在,比较容易审查核实,因而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在法院调取物证方面,通过我本次的调查,搜集到以下信息:调查人员调查收集物证时仍要贯彻原物优先的原则,而对于不便移动、保存的原物则要予以固定,对于无法提取的大型物品,则要予以封存。有些物证,因为体型庞大而不便带入法庭质证时,则要求调查人员对物证进行全方位的拍照,拍照时要反映出现场方位、物证全貌、物证重点部位等内容,总之要使照片尽可能反映出物证的特性,并要将照片附卷。程法官向我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原告某电脑销售商起诉被告李某某,要求被告给付所欠的购买电脑的欠款七千余元,法院受理后被告李某某提起反诉,称原告某电脑销售商所售的电脑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虽经多次修理至今仍无法正常使用,要求该电脑销售商赔偿损失,并拒绝给付所欠的七千余元货款。因涉及质量问题的电脑因仍在原告处维修,被告提出请求法院对该电脑进行调取。法院审查后接受了被告李某某的请求,依法到原告处调取了该电脑,法院派出两名调查人员到原告某电脑销售商处对该电脑进行了封存。封存的该电脑就是法院调取的一种物证。

(三)视听资料调查收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视听资料,是指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利用***像、音响及电脑等储存反映的数据资料等,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法定证据形式。视听资料包括录像带、录音带、电话录音及电脑储存的数据资料等多种形式。在调查中,审判人员谈到,关于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形式,虽说早在1982年我国试行民事诉讼法时就已经创设了,但在实践中,以此作为证据的并不常见。这除了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外,还与法院的具体操作有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对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有个司法解释,中心思想就是在以录音等形式取得证据时必须要获得对方(即被录音对象)的同意,否则该证据资料将不会获得法院采信。基于这条规定,使得民事审判中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形式比较少见。我翻阅了卷宗,的确,没怎么见着这种证据形式。如果视听资料需要由法院调查人员进行调取,也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所谓“原始载体”,是指以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视听资料为内容的录像带、录音带、微型胶卷和电话录音等。在调查中,沈法官向我介绍到,从目前看来,视听资料虽说是我国法定证据之一,但对于没有其它证据印证并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法律又规定不能单独以该视听资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当事人申请由法院调取视听资料作为证据都比较慎重,法院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沈法官强调,如果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调取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申请被获准,法院也将会严格依法进行。

参考文献: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__年2月。

调查记录:

20__年10月8日下午向__市__区人民法院沈翠萍法官作调查。

问:哪些属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答: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包括以下五项: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需要鉴定、勘验的;4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仍无法认定其效力的;5、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问:向法院提出要求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多吗?答: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以前,情形比较混乱,当事人举证积极性不高,依赖法院的思想比较严重。《规定》实施后,这一情况有了明显改善,法院将严格依照《规定》列举的范围操作,对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范围将一律不会去主动收集。

20__年10月10日下午向__市__区人民法院米家全 法官作调查。

问: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收集证据要提供哪些材料?答: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证据进行调查收集,必须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以及要证明的内容。

问: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收集证据是否必须提供证据线索?答:这一点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但实际上如果当事人提供不出证据线索或者该证据线索不具体,法院是无法去调查的。

查阅__市建发摩托车配件厂诉另一摩托车配件企业货款纠纷一案的卷宗材料。

20__年10月13日下午向__市__区人民法院米家全法官作调查。

问:对书证这种证据形式法院是如何调查收集的?答:首先两个以上调查人员共同进行,要尽量提取原件。对工商税务登记的档案材料调取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副本或复印件,但要加盖工商税务部门的档案材料专用章。

查阅中国银行__市__区支行诉__市__区兴发机械厂借款纠纷一案的卷宗材料。

20__年10月14日下午经__市__区人民法院米家全法官同意继续查阅中国银行__市__区支行诉__市__区兴发机械厂借款纠纷一案的[本文来源于文秘站-www,,找范文请到文秘站网]卷宗材料。

20__年10月17日下午向__市__区人民法院程楚峰法官作调查。

问:对物证这种证据形式法院是如何调查收集的?答:要以原物为准,对有些因为体型庞大的物证,则应对物证进行全方位的拍照,并要反映出现场方位、物证全貌、物证重点部位等内容,总之要使照片尽可能反映出物证的特性。

查阅原告某电脑销售商诉被告李某某货款纠纷一案。

20__年10月23日下午向__市__区人民法院程楚峰法官作调查。

问:对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形式法院是如何调查收集的?答:实践中以此作为证据并不常见。如果视听资料需要由法院调查人员进行调取,也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

20__年10月28日下午经__市__区人民法院程楚峰法官同意查阅__市建发摩托车配件厂诉另一摩托车配件企业货款纠纷一案的卷宗材料。

追加原告申请书篇5

一、许可执行之诉的客观必要性

(一)执行力争议的客观存在

由于判决本身并非都能具体地明确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更由于当事人的人格和财产状态处于变化之中,确定生效的给付判决,即使是公正无误,并非都具有执行力,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有执行力,更并非“为”或“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执行力。例如,判令债务人交付房屋,但哪一幢房屋不能明确;或者虽已明确,但房屋已被加盖楼层,或者已被第三人占有甚至取得所有等,这时判决能否执行,可能有所争执。又如,判令债务人在一定条件成就时为给付,债务人对条件是否已成就可能提出异议。再如,判决后,当事人可能已经死亡或被宣告失踪,或者作为当事人的法人可能已经分立、合并、被撤销、清算,或者被告可能为逃避执行,将诉讼标的物恶意交由他人占有。这时,诉讼当事人可能已经不存在,或者需要有他人承受更符合判决的本意。这些均涉及复杂的实体权义关系,可能产生各种不可调和的争议。实务上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执行案件应否立案;二是执行当事人应否变更或追加。

(二)我国解决此类争议的现状

关于立案审查。我国民诉法对执行案件的受理条件,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也只字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若干规定)虽然在第18条作了规定,但过于粗浅,未能涵盖执行力的所有情形,对判决上所载请求权附有条件、期限、担保或对待给付等这类实体争议性更大的情形均未作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未创设完善的救济程序。司法实践中,由于此类情形较少,弊端不是太突出,但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有的案件一审调解结案,进入拍卖程序,被执行人提出调解书送达不合法,于是撤销执行,恢复原案审理。二审法院认为原案送达虽有瑕疵但应认已送达成功,又恢复原案执行。但此时被执行人财产已经隐匿、转移。又如,拆迁安置一案,开发商被判令安置一定面积的房屋,但未对房屋进行特定化。进入执行后,执行法院要么硬让被拆迁人承受其指定的房屋,要么就以双方无法达成具体协议而长期“挂案”。至于判决上所载请求权附有条件、期限、担保或对待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一旦提出异议,如何处理,也亟待规范。

关于变更或追加当事人。民诉法仅在第213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民诉法意见对此仅作肤浅解释。执行若干规定虽然在第76~83条专门规定“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罗列了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企业分立、企业开办单位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财产。但这些规定看似具体,却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理论上的齐整性,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未规定任何救济程序。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严重问题:一是该追加的被执行人不敢追加,不该追加的乱追加。二是追加申请难。申请执行人即使提出追加申请,执行人员可以拒不接收、不予理睬或久拖不决,甚至隐瞒不报。三是追加审查难。变更或追加当事人,往往涉及大量复杂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执行程序并非审判程序,不能通过双方的诉辩和相互举证来查明事实,申请人往往只能提供一些线索,而被指追加人不主动配合,执行法院难以判定,致使实际应当对债务负责的人得以免受执行。四是追加审查非理性。有的是走形式,申请归申请,没有认真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和进行调查取证就裁定驳回。而有的则相反,理由不能成立的申请,被轻易采纳而随意追加。裁定仍由原执行人员作出,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制约机制。五是被追加人没有反驳的机会。申请的受理与审查,均暗箱操作,被追加人往往毫不知情就收到追加裁定。六是裁定申诉难。一纸裁定后,申请人或被追加人都不能上诉或复议,只能通过不可预期的申诉,在个别领导“过问”后,才有可能启动所谓的“复查”程序。而这种程序可以无休止,执行裁定可以不断被推翻和颠覆,毫无确定力和稳定性可言。

(三)“非讼化”弊端的检讨

我国当前解决执行力争议的做法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审执关系理不清。有些本该通过诉讼解决的重大实体争议,执行法院直接以裁定解决,实际上代替行使了审判职能,剥夺了当事人本应享有的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由执行法院行使裁定权的,也没有遵循审执分立的原则,仍由执行机构和人员来进行处理执行争议,未能分权制约,形式主义严重。另一方面,对那些实体性较小的争议,本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由执行法院以裁定附带解决,但也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个别法院不敢或不愿裁定,无法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二是争议解决途径的启动行***化、超职权主义。执行法院不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以依职权启动,而当事人申请了却未必被受理,这就导致要想启动争议解决程序,必须拿到领导的批示,这种批示极其类似行***治理模式下的长官命令。三是争议解决途径的启动无限期。启动程序的截止时间没有限定,导致有些执行行为都已经终结多年了,还可异议和撤销。四是争议解决途径的非终局性。执行裁定虽然没有法定的上诉或复议程序,却答应重复不断地复查,法院重复受理,执行裁定经常被反复颠覆,既浪费司法资源,又使执行秩序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五是争议解决程序不完善。申请书或异议书的提交、立案手续、举证责任、言词辩论、审理方式、是否合议、是否答应上诉等,均未予以规范,程序不透明,当事人的听审权没有受到保障。六是争议解决程序无法定审限,久拖不决。再加上未能严格遵循执行不停止原则,动辄就以争议为名,法外暂缓执行,导致久拖不执。上述种种弊端,归纳起来,从根本上说是争议解决方法的“非讼化”。随着法院内部治理的规范化,这些状况虽然在某些法院和某些个案中有所改观,但如未能从制度上创设某种救济途径,将难以根本解决。

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

(一)德日的发给执行条款(签证)之诉

多元制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文制度。许可执行之诉与执行机关体制密切相关。德国区分执行标的、方法或内容的不同,将强制执行权分别交由执行员、执行法院、诉讼法院以及土地登记所行使,而且执行法院只能是最基层的初级法院。从事执行的人员基于其所受到的练习,难以胜任对判决内容的法律上的审查判定。故德国在实施执行前,采取先由原第一审诉讼法院发给执行条款的制度。假如需要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即所谓“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为执行),或者判决上的给付内容附有条件等限制情形的,尚须由债权人提供公文书或公证证书的证实,始得发给执行条款。日本仿照德国的制度,只是在执行机关上采取执行法院与执行官二元制,在称谓上称为执行“签证”而非执行“条款”。

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和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假如申请人应当提供公文书或公证证书予以证实而不能提出,或者虽有提出但诉讼法院认为不足以证实时,申请人得对被申请人向诉讼法院提起“发给执行条款之诉”,采取更广泛的证据手段来举证。相应,被申请人也可对申请人提起“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当事人可以在首先提出程序上的抗议,在抗议被驳回后再起诉,或者同时提出抗议和起诉。当然,假如申请人提供了公文书或公证证书而未获满足,其亦可选择向诉讼法院提出程序上的抗议。诉讼法院应当作出裁判,对该裁判结果,申请人仍不服的,可向上一级法院抗告。被申请人亦得提出此种程序上的异议和抗告。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许可执行之诉

一元制的执行机关。一律将强制执行权交给执行法院,而且执行法院原则上是“执行之标的物所在地或应为执行行为地之法院”。在执行法院内部,办理执行事务的虽有法官、书记官和执达员,但主体仍是法官,无论何种程序,均由法官决定,然后由法官自行为之或命书记官督同执达员办理。这种一元制的执行机关体制,对执行力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台湾地区没有执行文制度,执行依据是否有执行力是由执行法院在接收执行申请时并为审查。

许可执行之诉。虽然没有执行文制度,但执行力的争议同样存在。对于判决上所记载请求权受有限制,或者“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申请执行的,涉及实体权义关系,仍应通过某种救济途径解决。依台强执第14-1条,“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如主张非判决效力所及者,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经执行法院裁定驳回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之不变期间内,向执行法院对债务人提起许可执行之诉。”这里的“许可执行之诉”和“异议之诉”,类似于德国的“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和“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当然,依同法第12条,执行当事人也得提出程序上的异议和抗告。有所不同的,一是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而非诉讼法院。二是有10日的起诉期间的限制。

(三)“诉讼化”机制的借鉴

诉讼程序救济。执行程序,被认为是实现债权人既定债权的程序。债权已经确定生效法律文书所固定,国家有义务应债权人的申请,予以积极实现。但确定生效的判决,却仍然可能引起有关执行力的实体争议,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为当事人各方创设了诉讼救济程序。不仅考虑便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兼顾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使其遭受不当的执行。

审执分立。德国严格区分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执行机关的审查被限定在对被提交的文书和明显的外在情状上,不得对判决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判决附有条件等限制情形是否已消除,均由诉讼法院在“执行条款发给程序”中被确认,并通过该执行条款向执行机关提供证实。审执分立还体现在执行员与执行法院的分离,执行员往往负责具体事务,而执行中法律性强的事项以及争议的裁定则属法院的专权。审执分立原则的严格贯彻,为德国有效率的执行作出了持久的贡献。日本几乎完全承袭了审执分立原则。台湾地区也认为审执分立是基本原则,但由于其执行机关是一元制,而且执行事务也是由法官办理,故有所变通。

区分程序救济与实体救济。执行程序中产生的争议,大量是对程序、方法或行为等本身是否违法的争议,即所谓“程序争议”,不会或较少牵涉实体权义关系。从执行效率出发,对这些争议,均要求当事人提出程序上的申请或申明异议,交由法院及其上级法院,采取裁定和抗告的简便程序,予以迅速解决。因此,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控制答应提起许可之诉的事由。另一方面,应当通过诉讼的事项,一般也不答应以执行裁定代替解决。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构想

(一)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内涵

我国许可执行之诉应指申请人申请执行,因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扩张及于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有所争议,经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后,申请人得对被申请人起诉,请求许可申请的民事诉讼(当然,假如申请人的申请被法院受理,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未被法院采纳的,被申请人亦得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

本诉的特征:(1)应是执行程序中的诉讼,原则上限于执行程序开始后、终结前提起。反之,假如债务人在被申请执行前,为防止将来的执行,预先提起有关诉讼,依普通民事诉讼法虽可受理,但在性质上则不属本诉。(2)应是有关执行力争议的诉讼,争议事由是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是否存在、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扩张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3)应解决实体性问题的争议。当事人假如仅对执行程序、执行行为或执行方法有所争执,应当针对执行机关,运用程序上的救济方法,提出申请或异议。(4)目的是许可或排除本案执行。申请人的申请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后,执行程序即不得开始,申请人取得胜诉判决后,执行法院必须据此受理执行申请。反之,不影响继续或停止执行,与执行程序无法律上关联的争议,可通过普通诉讼解决,即使在时间上是发生于执行进行中,甚至事实上影响执行的效果,亦不属本诉。

本诉的类型包括执行力限制之诉和扩张之诉。执行力争议,理论上包括执行力要件、执行力限制和执行力扩张三种类型的争议。所谓执行力要件的争议,是指当事人对执行依据本身是否具备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一般要件,如是否确定生效、是否有给付内容、给付内容是否可能、给付内容是否合法、给付内容是否具体确定、给付性质是否适于执行等事项有所争议。笔者认为,执行力要件的争议,由于未涉实体权义关系,为效率起见,宜交由执行人员直接裁定,并可答应抗告。所谓执行力限制之诉,简言之,是指执行依据附有条件、期限或须债权人提供担保或有对待给付等涉及实体权义关系的限制情形时,当事人对这些限制情形是否具备有所争议,争议在执行程序中难以解决的,应当答应当事人诉请法院判定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已不受限制,从而决定是否许可或排除执行。所谓执行力扩张之诉,简言之,是指当事人一方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时,另一方有所争议,争议在执行程序中难以解决的,应当答应当事人诉请法院判定执行力是否扩张,从而决定是否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执行力争议的各种情形,涉及众多法律问题,相当复杂,笔者将另文详述。

(二)我国许可执行之诉与其他诉讼的辨析

1.再审之诉。实践中,债务人往往通过申诉阻止执行。债务人经再审胜定,执行未终结的,当然停止并撤销。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不是对本案判决主张撤销或废弃,相反,它是在承认判决之确定力的基础上,仅对其执行力提出相反主张。故有些判决,虽不具备再审条件,却得提起本诉。2.债务人请求权异议之诉。是指执行依据成立后,如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事由发生,债务人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执行(参见台强执第14条)。所谓“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事由,实务上指债权已经清偿、提存、抵销、免除、混同、解除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和解、撤销权或解除权行使、消灭时效完成、免除债务新法实施、债权让与或债务承担等情形。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并非针对判决上所载之请求权,而是针对判决的执行力。例如,申请执行期限、请求权附解除条件、请求权附终期等情形时,债务人得提出“请求权异议”,此时就不属执行力的争议。

3.第三人标的物异议之诉。是指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的,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参见台强执第15条)。所谓“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实务上主要指所有权、担保物权、共有权、附条件买卖取回取、信托财产权、用益物权等。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并非针对特定的标的物,而是针对判决的执行力。例如,第三人特定继受诉讼标的或为债务人占有诉讼标的物时,可能产生执行力扩张,第三人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的,此时要区别于“标的物异议之诉”。

4.执行程序中新生请求权的诉讼。例如,执行担保关系中,担保人未履行义务的,债权人得另行起诉。又如,执行和解关系中,双方均可以依据民法上的和解之债另行起诉。再有,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返还不当得利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争议,如可替代履行行为的履行费用、交付执行转化为赔偿执行、妨害执行执行造成损害的赔偿、拒不协助执行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执行中产生的其他费用(金额)的确定并返还等,都属另案实体问题,不足许可或排除本案的执行。但注重,这些争议,法律往往规定得由执行法院直接裁定或决定后,在本案中对有关第三人一并执行,故实务上极易与本诉相混淆。

5.代位权、撤销权之诉。二者都会涉及到第三人。假如债权人胜诉,也将可能使第三人受到执行。就其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而言,与许可之诉类似。但二者均非针对原判决的争议,而是为保全债权而另行提起的诉讼。实务上经常将本应另行提起代位权、撤销权之诉的情形,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6.侵害债权之诉。现代侵权行为法有侵害债权的理论。我国部门法已有所体现。例如,我国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规定,公司清算组成员,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机构以及破产治理人在一定条件下应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当侵害债权之债与本案之债竞合时,表象上也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得对侵害债权的第三人为执行,本案债权得相应扣减,故实务中经常将其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标的

追加原告申请书篇6

《财经》记者 张有义

2010年新年伊始,三聚氰胺阴云再布,上海、陕西相继出现产销三聚氰胺超标***制品的事件,相关公司高管涉罪被捕。舆论在谴责无良商人利欲熏心的同时,也爆出有关***府部门在发现问题八个月后,方对外公布消息的迟延行为,实属职责缺位。

从2008年9月至今,三聚氰胺事件之所以波澜四起、久未平复,除了“新伤”,“旧痛”未愈也是重要原因。

据《财经》记者了解,三聚氰胺结石患儿系列赔偿案中,针对三鹿的案件有五起,在2009年3月之后,有两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立案,另外三起分别在北京市顺义区、大兴区和西城区法院立案;针对伊利***业的案件,目前只有一起,在北京市宣武区立案。

这些立案近一年的案件,截至目前,只有一起在2009年岁末,于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开庭,其他五起案件何时开庭均无准确时间。

一位为结石患儿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还有十数名患儿试***通过提起诉讼,均未能立案,法院如此拖沓的表现,从司法程序而言,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德恒律师务所律师季成,是全国第一个接受患儿家属委托的律师,他已辗转津、冀、豫数月,目前仍未成功立案。其中一位河南镇平县的当事人,索赔金额原为15万元,终因“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放弃诉讼,选择了由国家***指导下的中国***制品工业协会(下称中国***协)提供的3万元赔偿。

在顺义区法院,国内结石患儿诉三鹿民事索赔案首次开庭后,至今也尚未结案。

该案人、北京律师彭剑告诉《财经》记者,法院未能如期结案的原因,主要是2009年12月3日原告提出了追加被告和第三人的请求,请求原因在于原第一被告三鹿破产,患儿通过司法途径向破产管理人索赔无望。对于要求追加被告和第三人的请求,法院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查期。

“借款”伏笔

“三鹿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央高度关注,2008年12月2日,***婴幼儿配方奶粉事件民事赔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制订了患病婴幼儿赔偿方案,责成三鹿集团必须承担婴幼儿赔偿金90207.68万元。

会议同时强调,上述款项于12月20日前应足额汇入中国***协指定的专用账户。而此时,三鹿集团的银行存款只有1400余万元,其他财产一时间也无法变现。

如此资金缺乏之时,汇入中国***协的9亿元巨额费用如何实现?

据石家庄市***府发言人王建国透露,12月19日三鹿集团对外共“借款”9.02亿元。

当时一度传闻,石家庄市***府为了筹集9亿元的资金,将***府西院和一座酒店抵押给银行。2008年12月中旬,一位石家庄市***府派驻三鹿工作组成员曾对《财经》记者承认,上述9.02亿元赔偿资金来自银行借款。当时也有消息表明,9亿元的银行借款是以石家庄市***府财***收入作担保,来自石家庄商业银行。

至今,石家庄市***府未对9亿元从何而来,以何种方式筹措,若以财***收入担保为企业贷款是否合宜等问题,给出详细解释。

2008年12月31日,中国***协向三鹿集团出具了一份收据,内容是“代收婴幼儿奶粉患儿赔偿款”,共计90207.68万元。此时,三鹿集团总负债达26.64亿元,净资产为负11.03亿元,严重资不抵债。

《分配方案》内幕

按照石家庄市***府的最初设想,他们希望以重组的方式解决三鹿集团的问题。为此,有关部门下了很大力气,也有很多厂商对此颇感兴趣。但到最后,无不因债务负担过重而选择放弃。如此一来,摆在三鹿集团面前的只有申请破产。

2008年12月12日,石家庄商业银行和平路支行向石家庄中院递交了《债权人破产申请书》。12月18日,石家庄市中院裁定,三鹿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12月26日,石家庄市中院向三鹿清算组送达《民事决定书》,指定以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爱民为组长,共14人组成破产管理人。随后,破产管理人接受了三鹿的全部资产,并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和一家资产评估公司,对三鹿的账目和全部资产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截止到2009年7月9日,三鹿破产财产变价收入为87051万元,加上三鹿银行存款和权益清收的收入,破产管理人实际收回的现金为90538.55万元。

2009年7月10日,三鹿集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通过了《三鹿集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下称《分配方案》)。第二天,石家庄市中院裁定认可了《分配方案》。

《分配方案》显示,除了以上被收回的现金以外,还有三项资产收入如保定三鹿***业、石家庄洪生***业等,三鹿破产最终变价财产应当总计为:110891.25万元。

此时,大部分结石患儿已经“接受”了由***府主导、中国***协具体执行的一次性赔偿金。根据赔偿方案,患儿的情况分成死亡、重症及接受一般***三种。死亡患儿赔偿金为20万元,重症患儿赔偿3万元,接受一般***的患儿赔偿2000元。

第三顺序清偿为零

根据《企业破产法》,破产财产总额确定后,首先要扣除一些费用。

第一项是已支付的破产费用,总计2596.8万元,包括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等,其中包括破产管理人的报酬为998.02万元。

《企业破产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表明,破产管理人有权获得报酬。但据《财经》记者计算,从2008年12月26日至2009年11月20日,石家庄中院指定的14名破产管理人,在不足11个月间共获得报酬998万元,每人每月的薪酬将近6.5万元。

对于破产管理人为何获得如此高额的报酬,《财经》记者致电破产管理人处,被告知情况复杂,报酬的获取有充分依据。依据是石家庄中院曾通知:破产管理人采取的是最后一次性收取报酬的方式,按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的0.9%计算,结果就是998.02万元。

第二项是共益债务,总额为1917.85万元,包括因继续营业而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等;第三项费用总额为1151.26万元,包括管理人在处置变现资产过程中应承担的过户费、税费和手续费等。

上述三项总额为5665.91万元。

另外,依法尚有两项特别优先受偿债权当时未兑现,分别是两项建筑工程款,合计531.04万元。扣除以上各项,三鹿破产财产还剩104694.3万元可分配。

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财产在先行扣除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将依法定顺利清偿。

根据法定第一顺序,三鹿应偿付的债权包括职工工资、伤残补助费、遗属抚恤费等,总计为3410.18万元。这部分款项的清偿率为100%。

第二顺序的债权分配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总计为11302.53万元。这部分只支付了11076.48万元,清偿率为98%。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在破产财产仍有结余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的债权清偿率只有98%,而不是100%?

同时,耐人寻味的是,清偿完第一、第二顺序的债权后,实际剩余90207.68万元,这个数字与破产前石家庄市***府协助筹措、由三鹿划入中国***协的资金90207.68万元惊人的一致。

按照法律规定,清偿完第一第二顺序的债权后,剩余破产财产应用于第三顺序的债权清偿,这个顺序里包括未接受***府赔偿方案、欲以司法途径寻求救济的结石患儿。

但是,根据石家庄市中院认定的《分配方案》,“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那么,剩余的90207.68万元哪里去了?

答案就在《分配方案》的一个小细节中,原文写道:“三鹿集团是用收到的处置资产的预付款9亿元,和自有资金207.64万元,合计90207.68万元,付给了中国***协”。这意味着,寻求司法救济的结石患儿将得不到任何赔偿。

但《分配方案》关于9亿余元的说法值得推敲,因为《分配方案》所述的这9亿元是在破产程序启动后所得的破产财产,而支付给中国***协的9亿余元是在破产之前的“借款”,那么中间就有了重要环节的缺失。最终的结果是这笔本就“来路不明”的赔偿款,在破产财产的分配中,又闪烁其词地回到了“来路”。

如果9亿元确实是由石家庄市***府财***担保的借款,那么现在石家庄市***府算是“解了套”。而这种“解套”的方式,产生了上述那个备受诟病的结果: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即通过诉讼寻求赔偿的结石患儿索债无路。

余业未竟

中国***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期望三鹿破产案能起到示范效应,但纵观整个案件,“***府之手”可谓无处不在,从而导致某些重大破产环节发生偏离。

李曙光认为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应该等待企业走完破产程序以后,***府再出面处理企业难以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等事项。”即使这笔借款是以石家庄市***府财***为担保借来的,《企业破产法》中也没有明确其应当优先得到清偿。而《企业破产法》修法过程中或者在做相关司法解释时,应当特别明确,在重大产品质量事件中,人身损害赔偿应当具有优先赔偿的地位。

其实在《分配方案》中,破产管理人和法院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其中写道:对患病婴幼儿的赔偿具有共益债务的性质,应当随时支付。现代法律对人身权日益尊重,在破产程序中亦应体现这种精神,在人身伤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相冲突的情形下,应先行对人身权予以保护。

《分配方案》这段话的出发点,是为其“预付”的9亿余元款项做出说明,但似乎忽略了在第三顺序的普通债权中,通过司法程序寻求赔偿的患儿。

而且,***府赔偿方案并不能代替司法途径,患儿家长如果对赔偿数额不满,有权通过诉讼解决。

在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开庭审理的结石患儿诉三鹿民事索赔案中,患儿小轩的父亲马晓华对《财经》记者说,小轩接受的***属于“一般***”,因此,如果同意中国***协的方案,只能获得2000元赔偿。

“2000元的赔偿,我肯定接受不了。”马晓华最终选择了诉讼,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5.5万余元,其他类似患儿的赔偿诉求大部分在5万元左右。

一位北京律师告诉《财经》记者,“这事实上就等于强迫患儿家长接受他们本不愿意接受的赔偿数额。”

为此,12月3日,患儿小轩及其人向法院提交了追加被告和第三人的申请书――中国***协被作为第三人追加。小轩的人认为,中国***协代表全部或部分患儿自三鹿集团处收取了“婴幼儿奶粉患儿赔偿款”,因此,在三鹿集团破产管理人无力赔付的情况下,若中国***协本息尚有结余,则患儿有权从中国***协取得相应的赔偿款。

《财经》记者致电中国***协,有关人士表示,三鹿集团等22家责任企业共筹集资金约11亿元,用于患儿赔偿。其中,9亿余元用于按照赔偿方式对患儿赔付,剩余2亿元用于成立患儿医疗赔偿基金,主要用于对患儿急性疾病***终结后到18周岁以前可能发生的疾病***,“因此根本不存在尚有结余之说”。

另有法院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法院也处在两难境地,三鹿集团的破产裁定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即使“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的结果再备受诟病,审理患儿索赔案的法院也无能为力。

这位人士说,能够将赔偿数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调解方案,当属最佳。

追加原告申请书篇7

法院认定医院存在过错

吴春霞是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上访农妇。2008年7月16日,她因“非法上访扰乱单位秩序”被拘留10日,紧接着又被处以劳教1年的处罚。不过,拘留期刚满,她被强行送进了300公里外的河南省精神病医院“***”132天。吴春霞出院一年后,将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参与送治的小桥办事处告上法庭。

历经法院不受理等波折后,2011年10月27日,该案在沈丘县法院第一次开庭。当时,吴春霞被劳教和被拘留的两份处罚决定,已被先后撤销。庭审中,法院驳回了河南省精神病院要求追加曾参与送治的周口警方为被告的申请。医院败诉后,又提起了申诉,不过这并不影响沈丘县法院8月3日的强制执行。

2012年3月8日,沈丘县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书称,河南省精神病院将吴春霞按照精神病人收治存在过错,原因有三:1.根据被告《门诊相关工作管理规定》,只有病人的监护人或司法机关才能送病人入院,而本案中只能确认送吴春霞的,是其嫂子王霞,并非其法定监护人,被告精神病院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系司法机关送治;2.即使送治人合乎规定,被告也仅仅根据王霞仅供参考的主诉陈述便收住入院,按照“狂躁型精神病”***;3.原告吴春霞被收治时间为2008年7月26日,病历记载的确诊时间为2008年10月23日,而在当日的***阶段小结中和5天后该院一位副主任医师在查房记录中记载,“建议进行司法鉴定”,说明当时被告对原告是否有精神病尚不确定。

沈丘县法院判决河南省精神病院赔偿吴春霞误工费5841.1元,医疗费4302.1元,交通费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共计11万余元。

尽管吴春霞和医院都证明,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参与了对吴的强行送治,但一审判决仍认为证据不足。诉讼中,被告医院曾申请追加参与送治吴春霞的嫂子王霞,以及周口市沙南公安分局为被告,因吴春霞拒绝起诉王霞,医院又无证据证实沙南分局曾参与送治,法院都不予准许。

一审后,吴春霞和医院都提起了上诉。2012年6月15日,周口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认了小桥办事处参与送治吴春霞的事实,判决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小桥办事处,“共同赔偿”吴春霞14.5336万元,其中包括那10万元精神抚慰金。

虽说被判“共同赔偿”,但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并未联系小桥办事处协商赔偿比例。医务科科长娄涛知道,“这根本没指望”,办事处在3次庭审中,都将送治一事推得干干净净。吴春霞则听说,沈丘县法院曾查过小桥办事处的账户,发现无款可划。最终,判决款由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全部甚至超额买单。

被送治和讨说法的曲折过程

“他们一开始是求着我们收的。”娄涛说,现在,那些参与强行送治吴春霞的警察和干部,都已经不再搭理医院了。

娄涛记得,接到周口市蔬菜派出所指导员张晓东的电话,是在2008年7月26日白天,“态度很好”,称要送治一个劳教人员。“我问他有没有劳教手续、监护人的同意和以前的病历,他说都有,我就让他先送过来。”为此,娄涛还留在单位加班。

当晚,娄涛等到了吴春霞及其嫂子王霞、警官张晓东,以及小桥办事处的一个干部。张晓东向娄涛出示了吴春霞的劳教决定书,她在2005年被周口市中医院诊断为“精神***症”的证明书复印件,王霞写的一份将吴春霞送治精神病院,“暂缓执行劳教”的申请书。

娄涛很快决定收治,原因是“手续很全”。自当晚起,一直到一年后被吴春霞告上法庭,他从未再想起这个病人。

事实上,在此事件中,王霞虽为吴春霞的嫂子,却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而且,吴春霞虽然离婚,儿子未成年,但还有母亲。那张“精神***症”诊断证明书,也是吴春霞为了在离婚案中维权,在一家不具备精神病鉴定资格的医院作出的。即便如此,吴春霞还是刚下车,就在河南省精神病院里拥有了一张病床。

入院检查显示,吴春霞体格无异常,意识清醒,未发现感觉障碍及错觉,她一直坚称被冤枉,“否认有病,无***要求”。但她最终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每天吃药,一周两次过电针。对她来说,那是一段比梦魇更可怕的经历。

“精神病人都会说自己没病。”医务科长娄涛如此解释吴春霞的拒绝***,他说亲属可以自由探望,也可以决定是否继续***。但吴春霞及其姐姐、嫂子则告诉记者,医院不许家属探望,吴春霞一直要求出院,得到的回答是“要跟公安局联系”。

病历显示,医院对吴春霞护理要求之一,便是“不得探视”。她的病情摘要则是,“反复告状3年”。

在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后,2008年12月5日下午,吴春霞结束了132天的“***”。小桥办事处向医院支付了她的14758.70元医疗费,并接她出院。

出院后,原本健壮的吴春霞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体重也比“***”前增加了20多公斤。在一次体检后,她开始为“被精神病”讨说法。

2009年5月,吴春霞将材料递交给周口市纪检委书记杨正超。杨批示周口市公安局解决。一个月后,周口市劳教委员会撤销了一年前对吴春霞的劳教决定。在此期间,吴春霞还在周口市公安局内誊写了一份承诺不再上访的保证书,获得了3万元“困难补助金”。

吴春霞的维权计划渐次展开:2009年11月,她向周口市川汇区法院起诉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小桥办事处侵权。一月后,她又在同一个法院提起行***诉讼,要求撤销警方于2008年7月16日拘留其10日的处罚决定。

两起官司一开始都被川汇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经过数次曲折,最后都由周口市中院指定沈丘县法院审理。2011年3月,沈丘县法院撤销了那份对吴春霞的拘留决定,她因此获得1423.3元的国家赔偿。

劳教和拘留的处罚决定都被撤销后,吴的律师张春贵调整了诉讼策略,“参与强行送治的有办事处、公安局,还有吴春霞的嫂子王霞。王霞被胁迫,不能起诉,公安局也暂时不起诉,重点告精神病院和办事处。”

张春贵担心的是,把公安局列入被告,胜诉难度更大,还容易被法院推诿为行***官司,但精神病院又属于事业单位,搅在一起,状就告不成了。

精神病院的律师似乎识破了张春贵的心思,他们坚持要求将王霞和警方列入共同被告,但被吴春霞拒绝,法院也予以驳回。与医院同列被告席的小桥办事处,也反对列公安局为共同被告。小桥办事处更辩解,他们不知道吴春霞被强行送治一事,之所以替吴支付医疗费,只是出于对辖区居民的救助。

在2011年10月27日第一次庭审中,医院的人申请鉴定“吴春霞是否有精神病”,也被法庭驳回。吴春霞表示受到了人格侮辱,她的律师张春贵也对医院的律师反唇相讥:“那我也怀疑你有精神病,是不是也去鉴定鉴定?”

双方争吵了一个多小时,被告精神病院的人又提出,吴春霞出院时拒不带药巩固***,由于“偏执性精神病”容易复发、波动,所以需要法院确定其是否正处于患病期间,是否具有民事行为和诉讼能力,故申请延期审理。按照法律规定,这种“特殊程序”的申请,应由被申请对象户口所在地的川汇区法院受理。接着,法官便宣布休庭。

几天后,精神病医院的律师向川汇区法院申请立案遭拒,“他们说吴春霞刚刚又去立案庭闹了一回,现在没人敢立这个案。”在院方看来,吴春霞上访诉讼多年,在周口即使公检法也怕她,他们为了维稳,却损害司法公正。当然,吴春霞不同意这个说法。“法院本来就该为我申冤。”

精神病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说,她想起这个案子就感到“窝囊”:吴春霞是否患病这个本案的核心问题,居然成了无解之谜,直接导致医院败诉。

法院判决在医院引起不小震动

终审败诉,申诉无回音,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现在能争取的,只有对强行执行款项的异议了。“很多死亡伤残事故的抚慰金才一两万,法院一下子就判我们赔10万。”娄涛说,医院被多执行了1000多元的利息,还有超出执行标的4000多元的划款,要了数次也没要回来。他将这10万多元称为“维稳金”:为了安抚吴春霞,河南省精神病院成了替罪羊。

那些曾“求”娄涛收治吴春霞的人,事后对他“又客气又冷淡”。4年前的那个夜晚,娄涛还验过他们的警官证和介绍信。现在,他们就像从没来过这所医院。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始建于1951年,是河南省唯一以***精神、神经疾病为主的三级甲等医院。牵涉上访者的官司,在吴春霞之前,最有名的要数开封市民江帆的“被精神病”案。

1997年12月,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在江帆不知情的前提下,根据一次座谈会的内容,鉴定江帆为“偏执性精神病”。2005年2月,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开封市教委被判赔江帆精神抚慰金2万元。在司法鉴定书被撤销后,两被告还不得不登报道歉。

在娄涛看来,吴春霞的案子和江帆一样,都是精神病院不慎卷入地方维稳工作后,被动地承担了灭火任务,沦为“弱势群体”。不同的是,江帆案时,开封有关部门还感谢医院“多担待点”;到了吴春霞案,医院遇到的只有撇清和诿过。

虽然娄涛没有披露该院每年收治的涉上访病人的数量,但表示收治任何病人,尤其是强行收治的,都会严格按规定来。曾经有地方部门想让该院开具指称上访者患精神病的鉴定,“因为精神病人上访不扣分”,都被坚决拒绝。“我们知道,这严重违法,被查出来要吊销医师执照。”

“社会上光骂我们黑心烂肝肺,太不公平了。”娄涛的另一个身份,是精神科的副主任医师。吴春霞案,在医院内引起不小震动,“我们以后会更加小心,谁能想到,***府、公安和家属一块儿送来的病人,你也不能收?”

另一方面,吴春霞还在为赔偿额太少而耿耿于怀。她控诉称,132天的所谓“***”,导致她患上心脑血管疾病,很可能还丧失了生育能力。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金,二审前,她还改换了人。

现在,吴春霞仍要继续上访。在劳教和拘留处罚撤销,又告赢精神病院之后,吴春霞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拘留、劳教乃至送治她的警察张晓东等的责任。去年,周口市公安局答复称,其所反映事项,不属法定应当追究***过错责任的情形。她告到河南省公安厅,维持原答复。今年2月,她又向河南省***府提出复核申请,至今尚无进展。

强行送治吴春霞的警察张晓东,4年间已经升职。8月17日下午,张向记者表示,周口市公安局已对吴春霞一案调查了数次,都形成有报告。“你去看报告,我不方便多说。”他很快挂断电话。

追加原告申请书篇8

2007年5月24日起,杨某经其堂兄杨平介绍,给甘肃某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打工,从事架设通信线路工作。2007年6月7日,杨某在6米高的线杆上施工时,反弹回来的线杆碰伤右眼,入住甘肃省人民医院***,经过两次手术后,于6月28日出院,但落下了右眼失明的终身残疾。住院期间,某公司支付了医疗费,但出院后推拖责任,拒绝赔偿。查验他的身份证件后,宋律师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办理了相关手续后,办案人对杨某做了详细的询问调查笔录,进一步掌握到如下事实:杨某是由其堂兄杨平叫来工地施工的,他和某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只征得某公司施工工地负责人的口头同意,杨某也从杨平处获得劳动报酬,某公司是由刘某投资兴办的私人企业,架设通信线路的工程是从某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某公司)承包的,有无合法资质杨某并不清楚。杨某出院后多次找某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某公司称杨平是包工头,应首先由杨平承担责任,与公司无关。

办案思路

针对以上掌握的事实,宋律师经分析认为,虽然杨某和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但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某公司又向杨平推卸责任,所以如按工伤进行索赔,须先行仲裁确认劳动关系,难度极大,且维权时间长,维权成本高,而当时杨某既不能安心回家,又干不了任何事,某公司也不给他发工资,他只好在工友的帮助下维持生活,急切盼望能尽快解决此事。基于这种情况,宋律师便确定了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和程序同雇主某公司进行协商和诉讼的办案思路。

调查取证

确定办案思路后,宋律师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一边和某公司协调,展开调查取证。首先是向杨某的其他工友杨伟、胡伦德、杨勇、杨***等人做了调查,取得了杨某和某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杨某在给某公司提供劳务期间遭受人身损害的证据材料,经宋律师做工作,这四位证人都愿意出庭作证。其次,宋律师协助杨某从省人民医院调取了其住院的病历资料,并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对杨某所受损害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与此同时,在宋律师安排下,杨某从其老家四川寄回贫困证明以备诉讼时申请免交诉讼费,还有户口簿、父母年龄证明、兄弟姐妹的证明及发生的交通费票据等证据材料。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杨某此次人身损害构成五级伤残。宋律师凭以上证据计算出杨某人身损害的法定赔偿额,即4.8万多元。但这时,某公司是否有承包架设通信线路的相关资质成了律师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宋律师先后向甘肃省工商局、兰州市工商局、某公司所在地的兰州市城关区工商分局调查工商档案,但调查的结果均是没有这个企业。针对这种情况,宋律师只好决定,将来起诉时姑且将某公司作为没有工商登记注册、更无施工资质的非法用工单位,将其投资人刘某、工程的发包单位甘肃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法庭内外

完成以上调查取证的工作,已经是2007年7月20日了。作为受害人的杨某已非常着急。为了全力配合律师办案,他一直呆在兰州,但因不能工作,自然也无任何收入,时间长了,连吃饭都无法解决,无奈,他将远在四川的妻子叫来兰州,在他的住处附近打工,勉强维持二人的起码生存,但这样,其在四川七十岁高龄的***亲因无人照顾而陷入了困境。面对这种情况,办案律师也是心急如焚,如何能尽快使杨某获得赔偿,成了办案律师的头等大事。当然,最快的途径是调解。因此,宋律师始终没有放弃调解,一方面做诉讼的准备,一方面同用人单位负责人刘某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和协商,但刘某一直坚持,杨平是包工头,是真正的雇主,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且杨某本人违反施工操作规程,自己有过错,应承担一部分责任,因此,其答应只赔偿五千元,因数额太低,无法达成一致。诉讼成为不可避免的程序。

2007年7月23日,宋律师杨某向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列某公司、刘某、甘肃某公司为共同被告,要求对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向法院提交了免交诉讼费申请书。因免交诉讼费须院长批准,能否获准,还不能确定。期间,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

2007年8月4日,法院通知,院长同意缓交诉讼费,待开完庭后交,案子正式立上。这个消息使杨某轻松了许多,也对案件的胜诉充满了信心。在法定的举证期间里,宋律师一边向法庭提交本案所有证据、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写词,做好开庭的准备,一边不时地问问杨某的生活,给他以一定的宽慰和支持。

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法院通知开庭。当天,杨某的四位证人如期到庭。庭审前,法官主持调解,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协商谈判,因被告方不做实质的让步而失败。庭审中,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观点,被告的主体资格、原告究竟同谁存在劳务关系、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否合法成了本案审理的焦点。被告甘肃某公司提出,其将承包的工程部分转包给有合法资质的某公司,本案与其无关,并在法庭调查时提交了其与某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及某公司架设通信线路的资质证书。被告某公司提出,其和杨平之间是承包关系,杨平的包工头,原告是杨平叫来工地为其施工的,杨平是雇主,其和原告无直接关系,首先应由杨平承担责任,其欲追加杨平为本案被告,且原告施工操作有误,其本人应承担一部分责任。针对被告某公司的这一答辩,宋律师在庭审调查中经过向证人发问,几位证人的陈述基本吻合,从而明确了以下事实:杨平是工地负责施工的施工员,某公司给其购买了工伤保险,其劳动报酬按劳动量由某公司计付,其他民工的工资由杨平从公司领取后发放,原告来工地经过了某公司副经理的口头同意。法庭辩论阶段,宋律师根据法庭调查发表了以下意见:1.杨平并非包工头,公司对杨平按量计酬只是计件工资形式,并非承包,其叫原告来工地和给其发放工资也是其作为某公司的职工履行职务,因此,原告是直接受雇于某公司,某公司是本案唯一的赔偿义务主体;2.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是法定的,且有证据支持,其赔偿请求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经过庭审,被告某公司明确,其已无法推卸责任。在此有利的情况下,法庭再次主持调解。宋律师经过和某公司及其律师的讨价还价、沟通协调,某公司终于答应同意赔偿3.5万元人民币,并承担全部诉讼费。考虑申请执行的难度及时间等具体情况,宋律师向原告杨某指出,如果某公司能尽快兑现赔偿款,这种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在偿付期限上,宋律师和杨某本人坚持在三日内兑现,某公司只好答应,法庭据此做了调解笔录,双方签字盖章后休庭。三日后,某公司在法庭上兑现了3.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款,本案圆满办结,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其对律师的工作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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