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布宁在小说集《幽暗的林荫道》中很多篇以爱情为题，以完美和悲悯的艺术形式描写了20世纪初俄罗斯女性的生活现状，展示了父权语境中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和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形成了文学典型的“俄罗斯变种”特色。从而跳出了书写女性个体命运的局限性，使他的作品拥有了某种历史观照。
关键词：女性主义 记忆 死亡 永恒
无论是20世纪的作家，还是当代的文学界都在寻找爱情和生活的意义。俄罗斯侨民作家布宁在他被称为“爱情百科全书”的《幽暗的林荫道》中给予了它全新的、古典主义的解释。
在布宁的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描写多种多样。他尽可能的摆脱自己的男性思维意识，用冷静的旁观者来叙述各阶层女性的感情经历：婢女塔尼亚爱上了少爷，渴望和爱人一起去“绿树成荫的花园”(《塔尼亚》)。因为爱，露霞奋不顾身迎向了对准爱人的***口，为爱付出了生命(《露霞》)；或者无奈的屈从命运，独身或嫁给了不爱的人，但生命中曾经的爱成为她们精神世界中的支柱(《幽暗的林荫道》、《娜塔利》等)。正如俄罗斯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论布宁》中是解释的：“爱与死几乎是布宁的诗歌和散文的从不改变的基调。他描写的爱情是尘世之爱、肉体之爱、凡人之爱；这种爱或许是对人生的一切缺陷、不足、虚妄、苦痛的唯一的补偿。但是，这种爱往往是直接归与死，甚至似乎因为好景不长，死便难免而变得崇高起来……”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或许下面的现象能对此有所提示：塔尼亚和客居的少爷彼得只能躲过厨娘深夜幽会，因为怕“全村人都要说她”；卡捷琳娜因为把便鞋落在少爷的房中，被发现后离开了庄园，使刚刚得到的爱情戛然而止。对女无形的社会监督成为一种束缚与杀伤力强大的武器。
《伊达》和《乌鸦》中的女主角在爱情与充斥着金钱和权力的婚姻之间“选择”了婚姻，并拥有着人人羡慕的婚姻。这只是她们无奈屈从了父权秩序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制的表象，在她们隐秘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块儿丈夫无法触及的地方：她对爱的回忆。丈夫得到的只是她的身体，她的记忆则是她反抗父权语境中宗法制对女性束缚的方式与见证。正因为如此，伊达才会在结婚一年多后与男主人公车站邂逅时，倾诉了衷肠。让他惊讶得呆若木鸡：在那美丽、宁静、雍容华贵下，有着一份炙热的爱，这“突然、可怖和幸福的使人惊心动魄的表白”，让人“至死都会铭记在心。”这便是伊达的精神力量和火热的爱带给男主人公的感受，也是伊达对父权物化婚姻的反抗。形象描写上也摆脱了男性话语中对女性的他者物化。贫女叶莲娜(《乌鸦》)也屈从了“我”的“乌鸦父亲”对他的威逼利诱，成为了他展示财富的模特和玩偶，叶莲娜曾抽泣着对“我”说：“你去告诉他(父亲)，你爱我，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拆散了!”但阴险自私的父亲把自己的儿子赶出了家门，并扬言要剥夺儿子的继承权。沙俄时期宗法制的贬抑和压制表现在了对女性和继承人的话语权的剥夺。但男性随着他步入社交界而获得了话语权，他摆脱了父亲对他命运的操控，但叶莲娜则不可避免地屈从了“乌鸦父亲”的安排，过得“轻松自如，雍容华贵”受到了身体上的禁锢，或许还有精神禁锢，她成了宗法制的牺牲品。但是，在感情的道路上她争取过，拥有过爱情。
《寒秋》中女主人公认为，只有在那个寒夜里她活过，其他都是“一场多余的梦”，因为只有在那个送未婚夫上前线的寒夜她感到了爱，临别时他说：“如果我不幸被打死了(一个月后他阵亡了)，你要好好活下去，享受生活。到时候了，我会在那里等着你。”她坚信，他在彼世等她。之后，她像所有女孩一样结婚生子，但是，主宰她精神生活的是对未婚夫的追忆和思念。除了获得爱情的瞬间，其他的时间女性都生活在父权语境既定的生活模式之中，这是“多余的梦”，这种生活让她们变得疲倦、忧郁、淡然和冷漠。女性批评主义者认为，从这些女性的或夭亡、或堕落、或被禁锢，可以读出父权语境下，女性的抗争和潜在颠覆性的多重意义。而且，女性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代价是她的自由与尊严。
在布宁看来，爱情，哪怕是片刻的冲动，也是正当的，是可以和苍白的生活对立的，也正是这片刻的冲动印证了她们的存在。因为幻想和渴望爱，《安提戈涅》中被称为“安提戈涅”的卡捷琳娜和和不甚熟悉的少爷寅夜幽会(安提戈涅，希腊神话故事中俄狄浦斯的女儿，阿克翁的外甥女。是一位忠诚于家族的女性。是一直面临死亡仍保持忠诚的象征。布宁以她的名字为题别有深意。)；《名片》中不再年轻的无名女士和陌生作家发生了关系，放纵身体。她们不谋而合使用了肉体的放纵：卡捷琳娜喜欢莫泊桑的作品，渴望像女主人公一样被爱，感叹“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的!”她拒绝平庸，渴望爱情，大胆地进行了尝试，被父权社会发现后选择了默默离开。《名片》中的女士只是幻想有自己的名片，以此证明她***的存在。她们都有一颗不甘寂寞、拒绝平庸的心。在父权语境中，她们也只有用放纵身体来实现自我的救赎，颠覆父权对她们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贬抑。因为“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女性的生育力实现了人类生命的延续与永恒，男性因对自身生殖力的不明了，而要控制女性的身体，这也是父权文化的基础。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和举止的约束中，是要培养她们有“女性特质”，即亲切、温顺、细心、服从和富有牺牲精神，约束的方式就是福柯的“监督凝视”机制，即“不需要武器、肉体的暴力和物质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于是，卡捷琳娜的便鞋被发现在少爷房里后，就促成了她的离开。这两个故事像极了布宁《中暑》中的情节：邂逅，迸出火花，越轨，回复原有生活轨道。一切似乎没有发生过，但是，一切并非没有变化，正如《中暑》大段的心理描写所展示的：这短暂爱情将成为未来生活中永远的记忆，可以为之去死的记忆。女性不可能和父权制进行正面的冲突，只是针对性歧视和父权抗争，彰显“我”的存在。她们的成长再次论证了西蒙娜・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
布宁作品的毫无禁忌，它的任何一个或明或暗的细节都体现了他激发智慧的印迹，也印证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婚姻是一种父权语境中的生活框架和状态，是父权“监督的凝视“下的结果，而他作品中女性脱离生活框架的爱情经历，成为她们获得精神存在的方式，是对父权对其身体精神双重压制的颠覆，是争取话语权的过程。而她们把生活精神化，爱情的存在构成了她们的全部记忆。娜塔利说：“难道世上最悲哀的音乐不给人以幸福感吗?”“难道世间有不幸的爱情吗?”俄罗斯民族意识中的受难意识让发生过的爱成为了精神上的幸福，是在父权制下获得的自由与胜利。而男女两性的合作和相爱是维持把握这个神秘世界的途径，也只有这样才会创造出完整和谐的社会美景。但是，由于人类几千年文化的影响，两性的和谐平等相处还需时日。
在二十世纪初，布宁笔下所有的爱情故事都还是充满了苦涩和痛苦，结局又往往是令人遗憾的，不圆满的，甚至是凄惨的，缺失永恒的幸福。这正反映了作家的观点：幸福就在真正的爱情中，这是一种“凡间”和“上天”的一种和谐，但这种爱情就像闪电一样稍纵即逝，爱得越强烈，夭折得越快，但夭折并不等于死亡，他将变为记忆，成为永恒存在的方式，使女性的生活诗意化。也由此使他的作品跳出了女性个体命运的局限，有了某种历史观照作用。
参考文献：
[1].蒲宁：《蒲宁短篇小说集》，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俄罗斯]弗・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刘文飞、陈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张建华主编：《布宁短篇小说选》，陈馥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黄华：《权利，身体与自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И・А Бунин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1983.
张春芳：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