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黄庭坚一生致力于艺术的研究和开拓,以丰富的学识、修养和人品来关照艺术审美。积极入仕的态度,忠君爱国、仁爱孝悌的伦理道德等儒家思想为黄庭坚一生追求目标;超越名利、保全天真的逍遥等道家思想使黄庭坚不畏贬谪、不畏小人暗算的心胸气度;参禅多年,渐入佛门,打破疑情,勘破心念的虚幻,体会到佛门心性个体的清净、寂静。儒释道三家思想在黄庭坚身上有机的融合,建立了自己的艺术思想体系,“重韵绝俗”的创作理念,“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同时构建了“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独特人格。
关键词:黄庭坚;儒释道;融合
中***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15日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黄文节公。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他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与杜甫、陈师道、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黄庭坚进士及第,历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他出于苏轼门下,并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在书法艺术方面,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而在诗歌方面黄庭坚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61年的人生历程,基本上是在清寒、贬谪、流离、奔波中度过的,一直到晚年在***治上仍然被忽视。
艺术家面对郁郁不得志的外在环境时,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精神支撑,佛禅和老庄的一些思想理论被很多不得志的艺术家所推崇,甚至会遁入空门,潜心研究,寻求心理上的慰藉。黄庭坚也不例外,他不断潜心研究,进而从中寻求消除人生苦痛的良药,形成一种圆融的人生态度。通过参禅明心,去除我执,认识到真正的心性是不会受到外界的污染所改变的,如雪“皎皎不受尘泥涴”,又如月“黄流不解涴明月”,如金石在激流里不被动摇,如翠竹于枯荣中不受影响,形成了一组富有特色的意象群。黄庭坚认为,古人的隐居山野并非为了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而是为了追求心性的完善与高尚的心灵境界。归隐并非得道,而入世也未必不能解脱,关键是在心灵是否执著。在《答王子厚书》中曾说:“古之人不从流俗之波,自放于深山穷谷,非为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无忧患而已。盖欲深明己事,开百圣而不愧,质鬼神而无疑,故于彼有所不愿耳。”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一切束缚的绝对自由。黄庭坚把庄子的物化思想与佛教的般若空观结合起来,把“逍遥”理解为无累于物,超尘拔俗,与道合一,心不执著的般若境界。如果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累,为外境所动。黄庭坚用庄子“朝三暮四”典故,说明人随外境变化而为之起伏的心态。如:“朝四与暮三,适为狙公玩。臭腐暂神奇,暗噫即飘散”;“狙公七芧富贵天,喜四怒三俱可怜”,等等。黄庭坚认为外物、外境的变化不过就像狙公赋芋,朝三暮四,情境虽异,实质相同。所以,面对外境时要不瞋不喜,无取无舍,荣枯随时。这是庄子的“安时处顺”,也是佛教的“以心转物”,黄庭坚为佛庄二家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
黄庭坚对佛家心的本质、修心的方法看得很透彻,文人如果能够借鉴佛教修心的方法,那么就更容易体悟圣贤之心。在《跋双林心王铭》中,黄庭坚指出,学人如果能从《心王铭》中领悟心的本质,并且从此心来读《论语》,那么就“如啖炙,自己味矣”。在《与胡少汲书》中,他也说:“聪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开卷论说,便穿得诸儒鼻孔。若于义理得宗趣,却观旧所读书,境界廓然,六通四辟,极少心力也。”充分肯定了佛禅在修心方法上的作用。
黄庭坚反对传统汉学那种章句训诂之学,而希望文人在学习的基础上能够反诸己身,自觉地以自身心灵去体悟圣人之心,来提高道德修养。他经常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往往涉及道德问题,认为“怀道鉴以对万物而不惑”,学习道术的目的在于树立一种标准来把握人生方向,闻道是为了“养心”,用来涵养自己的道德修养,践履忠孝之道。
“忍、默、平、直”也是黄庭坚一生的处世之道,在北宋严峻的***治形势下进行自我调整并渐渐成熟起来的人生态度。这实际上结合了儒、庄、佛的思想内涵。黄庭坚由于孝养母亲、养活家庭等现实问题不可能不入世,而且初期黄庭坚还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来入世,在几任官职上,他综合了儒家仁***思想、佛家慈悲教旨与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形成了勤***爱民、恪尽职守、誓作砥柱的入世态度为立身之本。但是,自从经历了新旧***争的,不但打消了他的入世理想,更让他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庄子全身避祸的思想开始进入黄庭坚的思想领域。再加上黄庭坚本身就喜欢自由闲远的生活,时时向往着江湖归去,所以他积极入世的理想蜕变成了一种与世周旋的态度,在不触犯道义、气节的情况下,他还是和光同尘的。这时“忍、默、平”,对外就成了他与世浮沉、“不犯世故之锋”的全身手段,而对内则是他消解内心矛盾、保持平和心态的秘方。佛教有忍辱波罗蜜,“无可简择”是指以对境时无好恶之心。这些都给黄庭坚处理内心不平之气提供了理论依据。佛禅的“平常心是道”、“真俗不二”、“烦恼即菩提”等思想也给他安于现实并在生活中培养超然的心态提供了精神资源。不过,虽然外在的际遇可作随缘看待,灵活处理,但作为一位甘当砥柱、以金石不移、青松立节自比的儒士,黄庭坚内心里是时时抱持着“道义”、“气节”等大的是非原则的,这些是不可动摇的。
儒释道三教互融的结果,使黄庭坚的思想更加圆融,处世态度也更加自在。随着佛教大乘精神与“不二”思想的熏习,他对出世和入世不再执着,而是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超脱的精神境界。由于佛、道思想的影响,他更强调知行合一,着重从净化内心、明见心性的角度去体悟圣贤之心,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拘泥于礼节的循吏。佛道思想的渗入,还使他在入世时保持了清醒与超然的姿态。审时度势,安时处顺,以时势的沉浮作为自己进退的前提,是谓:“君子藏器,待时盘桓。于不中也,反身自观。”在建功立业时不执著于功名——“成功万年,付之面墙”;身处逆境时,也反身自观,去除烦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佛禅在心性修养理论与修持方法上的完备,黄庭坚更多的是用禅宗的观照方法来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斩断对自我的执著,“无死地以受众人之弹射”,从根本上对治烦恼痛苦,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
黄庭坚认为儒、佛二教的现实教化功能是不同的,六经是“***治之成法”,用以治世,而佛教是治心法,可以成为王者之治的有益补充:“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则于世教岂小补哉!”意思是讲,国家的刑罚奖赏用以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佛教的因果之论——祸福,可以让民众内心策动自律,让他们止恶向善。所以,黄庭坚认为王者以刑赏法律治理社会,佛教以因果祸福之道理来教化人心,儒释互补、内外兼治,就可以天下太平。
黄庭坚一生践履仁爱孝悌的儒家伦理道德,同时倾慕庄子超越名利、保全天真的逍遥之思,后又入佛门,参禅多年,终于在谪官黔州的路中打破疑情,心中廓然。他统合儒释道三家,形成自洽的思想体系,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构建了“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独特人格,在入世时以天下为己任,为地方官则仁***为民,忧民疾苦;为史官则秉笔直书,为后世留纲鉴;在卷入***争、两遭贬谪时,则随缘自适,心意平和。身处浊世却自保气节,屡遭挫折而心地泰然,贫无立锥仍禅悦充满。严格来说,黄庭坚不是一个哲学家,并未提出新的哲学观点或者构建一个思想体系,但是他以自身的思考和体验,以所行证所思,实践了自己构建的道德标准。
主要参考文献:
[1]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二.
[2]黄庭坚.《山谷外集诗注》卷五,《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
[3]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一.《晋州州学斋堂铭》之《君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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