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清末期间，上海有一份著名的《时务报》，它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
立志维新变革的康有为因屡次上书皇帝不达，相继组织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并靠捐助的经费出版《强学报》，但很快就遭弹劾。1896年春，黄遵宪等向康有为提议继续办报，用以“开民智”。在黄遵宪的主持下，汪康年、梁启超等先后参与筹备。他们经多次商议，决定用上海强学会被迫解散时所剩余款及同仁捐款共计两千余元作为启动资金，办一份以“时务”命名的维新派机关报。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报馆初设于四马路石路(今福州路福建中路)口的南怀仁里，后来迁至大马路泥城桥东堍(今南京东路西首)。
《时务报》虽称作“报”，实则为旬刊，每期32页，连史纸石印，外观如线装书形式。每期卷首发表“论说”即***论一至两篇，三四千字；同时，还辟有“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西文报译”、“西电照译”等栏目，并常在最后附刊海内外学规章程及新译书文。该报由梁启超担任总主笔，汪康年担任总经理，曾参与编撰的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王国维，热心于此的还有马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容闳等。梁启超对该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创办〈时务报〉原委》中这样回忆:“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可见，梁启超不仅是该报的负责人，还任劳任怨地集编稿、撰述、校对于一身。
创刊号上，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一文中，开宗明旨地阐述了办报目的:“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并指出，“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详录各省新***，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划与其宗旨所在”，“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他在自己的这篇新闻思想代表作中，充分认识到报馆“有助耳目喉舌之用”，明确提出“去塞求通”的观点，竭力主张多办报馆。
《时务报》发表的第一篇***论，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它从创刊号起共连载43期，其中系统地阐述了变法主张，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带有纲领性的文件。与此同时，该报还刊载汪康年、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的大量“论说”，鼓吹设立议院，伸张民权;要求清***府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草野为之歆动”。另外，该报具有副刊性质的栏目中还曾登出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滑震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等译作，这也受到了读者欢迎。
《时务报》以其惊世骇俗的议论，精辟独到的见解，深入透彻的分析，独具一格的文笔，使一些新学士子群相呼应。在维新之声日益高涨中，甚至一些督抚大臣也饬令官销《时务报》，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饬令中说:“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因而，该报的发行区域逐渐从沿海大都市延伸到边远小城镇，发行量起初是4000份左右，数月后增加到万余份，最高时达17000份，读者遍布全国70个县市。为满足读者补购旧报之需要，报馆还曾将前30期重新缩印合订，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报刊合印本了。
1897年冬，梁启超赴湖南，但仍遥领《时务报》。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没隔多久报馆内部矛盾激烈，梁启超愤而辞职。光绪皇帝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康有为督办其事。然而，汪康年在上海拒不奉命，私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于是，深受世人瞩目的《时务报》在1898年8月8日，即维新变法尚未失败之时就停刊，共出版了69期。
虽然《时务报》在后期办报方针有变化，但许多近代史学者仍将其与天津的《国闻报》、澳门的《知新报》合称为当时“全国维新运动最具权威的三家大报”。该报曾产生的社会影响，诚如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所言:“《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还值得一提，当时维新派为了开风气、助变法，大力介绍新思想、新事物、新知识，在***论写作中不断进行革新，初步形成一种介乎文白之间的新的报章文体，它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最为典型，故被称为“时务体”，又称“新文体”、“报章体”。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这种文体的特征是:“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即笔调自由，不拘一格，冲破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旧框框的束缚；“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通俗浅显，内容生动，大量使用鲜活的俗语和外来词汇；“笔锋常带感情”，即感情丰富，颇有鼓动性和感染力。因此，“时务体”曾风行一时，并为后世许多***论报纸所效仿。
（2008年10月23日《人民***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