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午后,刘建中的办公室因为有电影而显得格外温暖,环顾四周:海报、挂历、奖杯……到处是关于电影的痕迹。“我这一辈子,被电影套牢了。”刘建中话语中透着一种满足。
故事之一:到新影厂当厂长
1992年,时任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刘建中受命出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厂”)厂长。而从调令下发,到刘建中走马上任,却带着几分电影情节的传奇。
1990年全国电影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各电影制片厂的主要负责人和被邀请的艺术家参加了会议,会议规定每个与会者发言时限为半个小时,发言主题自然是“电影创作”。而刘建中偏偏把两个限定都打破了――不仅突破了时间限制,发言内容也是言他人所未言,不谈创作谈“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视迅速崛起,已极大地冲击科教电影,虽然它有很好的社会功能,但已不适应在影院卖票放映。如果通过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会很受欢迎,同时也丰富了电视节目,办了几十年的科教电影应当下马,转轨为科教电视,这就是适应形势的‘影视合流一。
“影视合流”的发言,在当时电影界和电视界都很难接受,然而给刚刚到任就每天去听会的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留下了突出的印象。在众多发言中,他察觉到刘建中清晰的论述中显现出大胆改革的思想,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谓难能可贵,田言中,他察觉到刘建中清晰的论述中显现出大胆改革的思想,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谓难能可贵。
一年多以后,广电部要调任刘建中为新影厂副厂长,半年后老厂长到期离休,接任厂长,级别由副局级升为正局级,调令已印制完毕,即将发出。然而这个在外人看来的晋升之喜,在科影厂却遭到了未曾料想的一波三折。
“从1964年到科影厂,我已经在这里呆了近30年,我对科影厂有感情。”升官并不是刘建中的目的,在他心里,最重要的是能够踏踏实实为科教电影事业做点事。科教片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当时科影厂新任领导班子刚刚搭台两年,厂里的各项工作崭露头角,他合不得离开。
就在刘建中下决心不去新影厂的时候,更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科影厂职工得知刘建中即将调任的消息,纷纷写联名信、打电话给广电部领导,有的要求“上访”,缘由是坚决要求将刘建中留在科影厂。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沸沸扬扬的声音,田聪明表示,不要职工“上访”,而是破例“下访”。一天上午,田聪明突然来到科影厂,在会议室里开门办公,干部职工自由参加,人迅速挤满了会议室,大家争相发言,田部长还要给大家做工作。一个上午对话下来,田聪明当场拍板确定提前结束刘建中的考核期,并且立刻任新影厂厂长。
挽留反倒促使提升,这样的升迁经历可谓少有:思想、能力、实干,刘建中的魅力全在于此。带着几分传奇,刘建中接过帅印,执掌新影厂。
故事二:带领新影厂走进电视
刘建中走马上任时,新影厂正处在严重亏损的低谷时期。
新影厂是新中国唯一的专业纪录电影制片厂,到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发展为1000多职工的大厂。在电视不发达的年代,新影厂在新闻纪录电影方面担纲。那时,新影厂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记者站,在拍摄新闻纪录电影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新闻简报》曾经是各影院的主角,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电影故事片放映前的《新闻简报》,***、国家大事等可视影像,都是通过电影银幕映刻在百姓心里的。当年的新影厂备受推崇。
然而,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视节目的增多,新闻纪录电影的市场份额逐渐缩小,新影厂已风光不再并随之一步步陷入困境。
刘建中就是在此时走马上任的:经营严重亏损,人心涣散,许多拍了一半的作品因缺少资金而搁浅,市场需求越来越小,影片越来越难卖……
“电视崛起的时候,电影必须改革。这就是让电影与电视联姻,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的最好途径。新闻纪录电影与科教电影是一样的。”刘建中在科影厂的想法自然地带到了新影厂,他很快就旗帜鲜明地实施起早已经过他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影视合流。
面对困难,刘建中带领同事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新形势下,电影人必须要建立市场观念、企业观念。”刘建中介绍,当时电视已经开始普及,覆盖面广,快捷入户到家的特点显而易见,因此,电视迅速被观众认可也是必然趋势;而新影厂有经验丰富的人才和宝贵的历史资料,影视合流无疑是解决新影厂和纪录片求生存的最好方式。当然,他还要不断地奔波,让电视台能够理解新影厂。
1993年10月8日,在广电部的决策和中央电视台的支持下,刘建中成功地带着新影厂走进中央电视台。随后,科影厂也按照新影厂的模式,进入电视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两个单位都有了新面貌,至今在央视(例如CCTV-10)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做的节目,颇受观众欢迎。后来,原科教电影的另一支专业队伍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也成为CCTV-7农业节目的主力***。
回想当年改革所走过的路,刘建中颇有感触。
1993年,他将新影厂过去实力雄厚当时却已年年亏损的洗印车间下马,厂房出租。他耐心地给大家分析:洗印车间存在的市场困境、改革有什么出路、有什么效益,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能搞小而全。既然新影厂转人中央电视台,胶片洗印量会大大减少。而新影厂附近就有专业的北京电影洗印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洗印车间(几年后该车间也下马了),新影厂的洗印任务完全可以满足。当然转轨导致产品结构改革,要付出的代价不能只让少数人承担,若愿意自己出去找出路,厂里积极支持,若愿意留下来,厂里全部消化解决。年轻人好找出路,而老同志都是为中国电影事业辛勤工作了多年,他们也应当分享改革的成果,有了钱就有能力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大家终于理解了。通过利用厂房出租获得的资金,厂里细致合理地安排了下岗人员,平稳地度过难关,以至没有人上访告状。
洗印车间下马第一年,不仅没误生产,还减亏200万元,房租收入300万元,添置电视设备、投入再生产。在广电部和央视的支持下,“影视合流”仅三年,新影厂就填补了过去近千万元的亏损,还盈利千万元。职工工资提高了八级,和社会接轨。1995年底,刘建中调离新影厂时,好几位离休老同志一定要自掏腰包,请他吃了一顿饭,深情地表达了对刘建中的认可。
故事之三:为中国电影入世谈判
1999年,关系到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谈判正式启动,当时已担任国家广电总局(原国家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刘建
中,承担了中国电影界唯一贸易谈判代表的重任。中国入世谈判中电影谈判在当时取得的理想成果,至今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电影界的赞扬。
中美双边谈判是中国入世前最关键、最艰难的谈判。电影部分,又是双方寸土不让的黄金阵地。四天五夜连续奋战,充满着机敏与智慧。美国首先对中国提出:“要允许放开进口美国影片;要允许美国进入电影发行领域,并设计了从合资、控股到独资经营发行的进程;要允许外资在中国***建造电影院。”显然,美国要全方位地进入并占领中国电影市场。
面对美方的要价,我们却要为中国电影留下足够的市场空间,尖锐的矛盾成了谈判的焦点。刘建中深谙美国电影产业,他清楚,在美国以电影为重点的产品出口占到其出口产品的第二位,美国制片、营销的财力雄厚。“他们势必要用强势抢夺中国电影市场。虽然中国自己有一支历史悠久、人数众多的电影队伍,但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个电影产业还不能与美国相比。但为了保护自己的电影业、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目前决不能无条件地完全开放电影市场!”要想谈判成功,只能是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斗智斗勇,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11月10日,著名的中国入世“中美双边谈判”中的电影谈判开始。
美方:(态度强硬)中国入世后要承诺每年必须进口17部美国分账大片。一年之后,每年加5部。
刘建中:(义正词严)这等于是每年给我方布置任务,是典型的下达计划指标,没有按市场需求、盈利等市场规律办事。作为市场经济很发达的美国,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要求我们进口17部,依据什么?为什么不进口我们的电影?贸易不平衡,这不公平。
美方:17部是经过了各方面测算。我们把在美国赚了钱的影片给你。
刘建中:入世以后是未来时,没有经过市场考验,怎么能算出美国每年正好有17部影片赚钱,而不是16部或18。既然你们把在美国赚钱的影片给我们,我们也把我们在中国赚了钱的影片给你们。
美方:我说服不了我们的电影片商。
刘建中:同样,我也说服不了我们的电影片商。
美方:你们是垄断的,没有市场。
刘建中:我们怎么会没有市场?若没有,你们在中国上映的影片是怎么拿到的钱?有的拿得多,有的拿得少,都是票房决定的,这就是市场。比如《泰坦尼克号》美方拿到几千万,那些钱并不是***府给的,是以票房的比例数进行分成得到的,这就是分账,这不是市场是什么?
美方:……不管怎么样,你们入世后必须有承诺。
刘建中: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们承诺,可以,那希望你们也一样承诺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向你们学习,学习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是如何实现这种承诺的。
美方:……(态度缓和)
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幽默地)你们天天口头讲市场,实际上根本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今天我们的刘局长给你们上了一课。
刘建中:美国要进入我电影发行市场,NO,没有谈判余地。其实,我们电影界对你们是很友好的。比如我们大量地使用柯达胶片,要知道日本的富士胶片也很好用啊。我们到欧洲国家去访问,他们电影文化界提出,美国电影充满世界,我们应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而我们采取了慎重态度,人家提出抵制是有道理的。
希望我们加强相互的理解……
谈判中,美方电影方面共有五名代表,中方电影方面只有刘建中一人。首先在人数上美方就占有优势,并且他们装备先进,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在1999年的中国还是稀罕物。他们时而由主谈一招手,五个代表坐 着带轮子的谈判椅“哧溜”滑到墙角,现场就凑在一起商量、计算;一会又“哧溜”分开,忙于电脑查找资料。
面对这种目中无人,具有“现代化”的阵势,再加上美方代表告诉刘建中,美国电影界可以影响多少张国会投票(涉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弄得刘建中多少也有点发毛,但他告诫自己:为了中国电影,不能慌乱!此前,不懂贸易的他,早已自学了电影入世谈判的各种相关条款,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早已有了“维护中国电影产业,为中国电影坚守发展空间”的底线,他已胸有成竹。
为了顾全人世大局,在中央领导和国家广电总局的直接领导下,中方谈判代表带着极大的诚意,反复与美方磋商,最后,美方放弃了对发行、影院放映的要求,提出“中国入世后每年必须进口不少于20部美国分账影片用于中国电影院放映”,刘建中凌晨在谈判现场看到了这份最后的要价单。他敏锐地感到其中有三个关键词:“必须”“不少于”和“美国”。
对此,刘建中又进行了巧妙地修改,即把“必须”改为“允许”,删掉“不少于”,同时,依据WTO的非歧视原则,把“美国”改为“外国”,且加上了“符合《中国电影管理条例》”――《中国电影管理条例》中有两条规定:一是一年内国产影片放映时间的比例不能少于三分之二;二是电影审查的规定。这也符合1947年签订的“世界关贸总协定”的精神。“协定”第四条中有关影片的特殊规定的A款中提到:“放映限额可要求在不少于一年的特定期限内,国产电影片的放映应在来自任何国家的所有电影片的商业性放映实际使用的全部放映时间内占一定的特定最低比例(我国的最低比例为三分之二。笔者注),放映限额应根据每年或相等时间内每一部电影院的放映时间来计算。”
经过四天五夜的鏖战,双方也精疲力竭,中方的各行代表大都是不离开现场,每夜合衣卧椅,都是为了我国的成功“入世”。最后,经过艰苦的舌战,已到凌晨三点,终于达成中美双方签订的电影方面的文本为:“在符合《中国电影管理条例》的情形下,中国入世后,每年允许进口20部外国分账影片,用于中国电影院放映。”这是一则双赢的条款,刘建中解释道,“条款中的每一个字都有特定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人世后仍旧坚持以我为主,保护了中国电影的发展。20部只是一个允许量,贸易上称为准入量,而不是必须量。同时,20部外国影片,不仅限于美国,而是包括其他国家影片。而发行营销暂不对外开放(没有设定年限)。但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诺‘允许进口20部分账影片’。”
刘建中的这三处修改至关重要。
世界上有些电影业全部放开的国家和地区,其自身电影业已经遭到重创,而中国入世五年的实践,谈判的成果明显地体现出来。中国电影比入世前更加开放,更大地丰富了中国电影市场,也为国人开阔眼界、了解世界领先电影提供了平台;同时,我国能够有效地保护国产电影,保护电影发行权,
也就是保护了市场运作主导权,为很多国产片的创作和生产保留了空间。”
故事之四:院线制改革,重塑电影发行放映模式
突破中国电影传统的发行放映模式,建立电影院线制,使电影发行更加市场化,这是刘建中在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任期内和同仁们共舞的又一大手笔。
在我国,电影发行方式一直是统一管理,统一发行,自上而下经由省、市电影公司,按照行***区域一级一级向下发行。下一级的发行方不能选择自己钟爱的片方,也不能选择自己的上级发行方。各级发行公司的人、财、物管辖,又直属相应的***府行***管理部门,自然形成了各自的利益保护,电影发行的垄断就此形成。而电影院,就连新建的影院也只能按所在地归属供片,不可以任选发行方。这种局面不仅让各级电影行***机关负担沉重,又挫伤了投资者、经营者的积极性。面对长期积累的难题,怎么办?精通业务的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经过调研后指出,只有按市场规律深化改革才有出路,并且构思了具体方案。作为电影局长的刘建中,随之参与起草了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下发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简称“1519号文件”)。然后,在统一部署下他组织了电影局在全国大刀阔斧、有条不紊地实施。
院线制改革是有关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一个创举。这几年的实践也印证了它的成功。经营者真正成为经营主体,投资者可自主经营,于是融资数量大增;经营管理人员也不再受行***区域和原系统的限制,可以广选人才;新建影院也如雨后春笋,影片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显著提高,为推进电影产业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2003年以后,离开一线工作的刘建中,为电影的奉献没有停止,他创建了我国第二家拥有进口影片全国发行权的国有股份制有限公司一一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2001年起,他还担任中国电影博物馆布展领导小组组长,是展陈撰稿、形象设计、布展施工、征集展品等系统工程的总指挥。历时四年多,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2005年12月29日完成了浩繁的布展任务。中国电影博物馆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展览面积近万平方米,展出40万文字,近千部影片片段,5000幅***片,近百组模型和场景,十几种互动项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博物馆。
刘建中至今已跟随电影走过了47年,他经历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改革。他说这辈子干过的事都没有离开“电影”二字,余下时光还会跟随电影、享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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